第一章 緒論:馬若瑟與中國古典文學(摘錄)
奉遣入華
中國文學史上,清代(1644-1911)有別於其他時代之處不在傳統說部大行,而在這個時代的小說上承明代,下啟民國,在創作與翻譯上雙雙加入基督信仰的質素,讓天主教和基督教小說同時並現,和傳統文言及白話說部合巹共飲,交杯同歡。早在隋唐之際,基督信仰即因敘利亞聶派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之故,在華現身;復因明末羅馬天主教士來華而益形興盛。然而景教只有教理說明,而天主教在明代雖然中譯了不少歐洲宗教文學,獨缺篇幅不一的小說創作。中國要見到此刻尚稱「外來宗教」的說部,非得待明清易鼎,新的政權建立不可,而談到這一點,我們就得一探馬若瑟(Joseph-Henri-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其人其作。
提到馬若瑟,熟悉中西比較文學的人大多曉得。他是法國耶穌會士,1698年奉路易十四令,隨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來華布道,一待三十餘載,最後埋骨濠境。馬若瑟生前撰有文言短篇小說〈夢美土記〉,又寫下白話中篇之作《儒交信》,揚名教界。《儒交信》不但是天主教在華首見的白話小說,抑且開啟清代整個基督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以白話小說宣教的先河,饒富文學史的意義。在翻譯方面,馬若瑟嘗譯《詩經》八首,又譯元人紀君祥(生卒年不詳)的《趙氏孤兒》(1731)為法文,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還曾據後者撰有《中國孤兒》(L’Orphelin de la Chine: la morale de Confucius en cinq actes, 1753)一劇,影響遍及英、義、俄等國。此外,馬若瑟因信仰故,另撰有《中國古典裡的天主教要考》(Selecta quaedam vestigial praecipuorum religionis christianae dogmatum ex antiquis sinarum libris eruta)等書,和白晉、傅聖澤(Jean François Foucquet, 1665-1741)等人共創耶穌會「索隱派」(figuriste[s]),為清初中國經學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角度,添加了一絲基督信仰的色彩。
入華耶穌會士每有學術專業,我們姑且不論馬若瑟少時在歐洲就「喜為文辭,好賦新詩」,也不論過了一甲子後的桑榆之年,他在寄回歐洲的一封信上仍稱嗜好「美文」,由歐抵華前夕,在「安菲特麗特號」(L’Amphitrite)繞過好望角之後的漫漫航程中,他即兀自許願,願以中國「詩歌和文字」(Chinese poetry and characters)為個人的「學術專業」(specialty)。不過,要深入一談馬若瑟來華的始末,我們實不能不踅回文前,再談白晉。白晉早年慕道,進入法國西部的耶穌會學校弗萊徹學院(Collège de la Flèche)就讀,因嚮往沙勿略(San Francisco Xavier, 1506-1552)和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等人在東方開教的事蹟,萌生加入耶穌會和入華布道的念頭。白晉的數理程度高,對猶太人的卡巴拉神祕思想(Kabbalah)、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以及柏拉圖(Plato, 429-347 BCE)、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580-c. 500 BCE)的哲學都有研究。數年後,白晉入喀勒蒙(Clermont)的路易大帝學院(Collège Louis le Grand)習天文學;適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受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之托,由華返歐招募具備自然科學素養的耶穌會士前來傳教。到了法國,柏應理奉召,在凡爾賽宮晉見路易十四,乃提出派員入華的請求。路易十四允之,柏應理隨即招兵買馬。白晉見機不可失,乃毛遂自薦,請柏應理帶他赴華。柏應理又募得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劉應(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與李明(Louis Lecomte, 1655-1728)諸人。他們不久辦妥葡萄牙護照,路易十四隨即欽點為王家科學院的「通信院士」(korrespondierenden Mitglied),大夥遂以「國王的數學家」(Mathématiciens du Roy)之名東來傳教。
1687年,白晉等原擬在澳門上岸,後來靠岸的地方卻是寧波。他們因南懷仁襄助,奉康熙(1654-1722)之旨進京。然而隔年康熙僅允白晉和張誠進宮。三月,兩人面謁皇帝,開始學滿文和中文,並擔任西方數學和哲學的教席,不時向皇上介紹法國。康熙耳濡目染,對法國益感興趣,終於責成白晉在1693年西返,招募更多的耶穌會士來華。三年後,白晉回到故鄉法國。他在巴黎寫了一本康熙的傳記,聲名大噪,而路易十四接見後,也應請籌組了一個新的傳教團體,前往中國。在這一行十二人的特遣團裡,馬若瑟赫然在列。
此時馬若瑟離開諾曼第(Normandy)故鄉瑟堡(Cherbourg)已多年,而且在1696年也結束了在弗萊徹學院的神學生生涯,正準備和誼兼師友的傅聖澤到東方一展身手。1698年白晉的召喚,可謂正中其意。這一年3月7日,馬若瑟遂和白晉一起登上安菲特麗特號,經澳門而在11月7日抵達廣州;傅聖澤則在六個月後才和殷弘緒(Franç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一起前來。這一批法國傳教士的船開了之後,白晉即開始教導募集而來的十位同修修習中文。此事對馬若瑟必然深有啟發,因為中國文字隨後變成他專攻的學術專長之一。不過船抵中國後,康熙僅允許五位耶穌會士入京,白晉乃命馬若瑟轉往江西傳教,而不是原擬的北京。他先到江西省撫州府學中文,很快就學會「夠用的中文」,可以和人溝通,繼之則到南昌與建昌布道,住最久的地方卻是九江。傅聖澤隨後奉旨進京,協助白晉研究《易經》,變成耶穌會索隱派的主將之一,也是索隱派另名「《易經》主義者」(Kinist)的貢獻者之一。江西開教,事在近百年前,利瑪竇係其先驅人物。
在江西,馬若瑟繼續研究中文。他在南昌以南約五十公里的南豐府遇當地士人劉凝(1620-1715),從之遊,私交甚篤,利瑪竇的《交友論》髣髴其然。馬若瑟還在此地敷教,建造教堂,而此事也嘗迂迴反映在中篇小說《儒交信》中。劉凝早年有意科場,1677年為府學貢生,但始終未第。1687年,他以貢生授崇義縣訓導,著述頗豐,尤擅文字學,著有《六書夬》等書。馬若瑟和他相交甚深,曾就六書問學,退而著有《六書實義》(1721?),而劉凝也因馬氏故而改宗天主教,嘗就所讀西書編有《天學集解》。馬若瑟的中國學問,劉凝可稱導師;劉凝的西方認識,馬若瑟又是《儒交信》裡所稱的「老師」(例見《選注》,1: 80-81)。
白晉重返北京後,康熙一面囑其繪製中國地圖,一面又交代他研究《易經》。他「兩面作戰」,身心俱疲,只好奏請其他耶穌會士到京幫忙。在這種時空背景下,1714年,馬若瑟奉詔入京,協助白晉研究。馬若瑟原本對《易經》就有一套近似白晉的看法,而在所謂「上古神學」(prisca theologia)與「自然神學」上,兩人之見更是大同小異,都如李明《中國現況新志》(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87-1692)所述,孔子之前可通天主教的信仰,之後才「逐步墮落」,變成偶像崇拜者。但維持到1716年的兩年北京生活,馬若瑟卻心力交瘁,原因是他和白晉性情大不相同。白晉恃才傲物,剛愎自用;馬若瑟孤高自賞,堅持己見。兩人磨擦日久,馬若瑟又無皇帝作為後盾,自然落寞(JP, p. 137)。這兩年間,他恐怕只寫出了一本《天學總論》—可能還有《儒教實義》—希望康熙垂顧御覽。期待最後落空,1716年,他回贛定局已成。儘管如此,馬若瑟對白晉仍心懷敬意,向以「門弟」(Schüler)自居。
探頤索隱
早在遠赴北京之前,馬若瑟就有意於文學創作。他在江西擁有一間經籍積架盈案的書齋,自己則沉潛於中西文學之中。浸沒既久,難免技癢,康熙48年(1709)遂有文言傳奇〈夢美土記〉出,是為韓南(Patrick Hanan, 1927-2014)所謂「傳教士小說」(missionary novel)的濫觴之作。從北京回到南昌與九江後,白話說部看得亦多,據之傳教,端倪可見。康熙59年(1720)前後,六回本的白話小說《儒交信》繼之撰畢,是為「傳教士小說」以白話撰述之始。不過馬若瑟的小說創作,似乎淺嚐即止,此後未聞另有新作。他似乎把精力都放到中國古經的索隱去,而且研究得頗為自得,認為須從「上帝」或「天」即「天主」的角度看,否則我們無從了解中國古經;《中國古典裡的天主教要考》因此撰成,是耶穌會索隱派最重要—朗宓榭(Michael Lackner)認為也最具「科學」精神—的著作之一,撰寫的時間幾乎縱跨馬氏在華的各個階段。
耶穌會索隱派之所以形成,一大原因是在回應清初著名的「禮儀之爭」,反駁教中其他修會對耶穌會的攻擊,支持康熙認可的所謂「利瑪竇規矩」,亦即教徒可以祭祖祭孔祭天,不把儒家當宗教看。索隱派的思想,其實是一種方法,出自所謂「上古神學」的信念,也就是在尤屬希臘異教的神學中,尋覓寓有和天主教的信仰類似的人物或現象。「上古神學」這個名詞,要待十五世紀時,才由費奇若(Marsilio Ficino, 1433-1499)及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兩師徒在米蘭共同提出。他們研究希臘古典時,在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賀米斯神祕主義(Hermeticism)和加勒底神諭(the Chaldean Oracles)中看到合乎基督信仰的遺跡,從而認定這些思想或內容乃天主教古經所遺,故和基督信仰享有共同的啟示。然而在費奇若與皮科之前,猶太教早已發展出「預示論」(typologie),試圖以理性貫通希臘神哲與《希伯來聖經》(The Hebrew Bible)。這套方法,最後為天主教挪用,發展成兩《約》的橋接把式。所「預示」者,多數時候是在《舊約》中尋覓《新約》情事或人物「類型」(typos/ figura)。這一套解經思想,其後為古教父奧利根(Origen, 185-254)借用,再因學問僧卡西安(John Cassian, 360-c. 435)發揚光大,終而形成典型的「四義解經法」(four senses of Scripture),貫穿整個歐洲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
「四義解經法」認為任何《聖經》中的字句,都可以從字面義(literal)、寓義(allegorical)、道德義(tropological)與屬靈義(anagogical)加以解讀。不過,影響耶穌會索隱思想最深的不是「四義解經法」,而是以「類似」為基礎的「預示論」。在天主教的傳統裡,「預示論」銜接兩《約》,直接把猶太人的信仰文本收編了。中國耶穌會的索隱派則連接東西,企圖把中國古經—尤其是《易》、《詩》、《書》這三經—裡的情節與人物和《聖經》作一對照,從而在這些經典中找到上述的「上古神學」或「自然神學」。以馬若瑟的《中國古典裡的天主教要考》為例,其中講到《詩經.大雅》裡的〈生民〉,馬若瑟就做了兩種解釋:其一是解〈生民〉中姜嫄履巨人跡而後產下后稷前的整個情節,亦即將隘巷、牛羊、平林、寒冰與鳥翼等,視為耶穌在馬槽出生的「豫跡」—這個詞我取自《儒交信》,可能是「預示論」的概念最早的中譯(參見第三章「書中有書」節)。其二是由文字學下手,把「姜嫄」的「姜」字拆為「羊」與「女」字二部:「羊」字指《新約》中的「羔羊」聖子,「女」字則為貞女馬利亞的「預示」。「羊女」顯示的因此是馬槽裡的馬利亞,而后稷名為「棄」,正是遭人「遺棄」後的耶穌。「后」與「王」同位,因此是「稷」的內涵。稷為穀類,因之燒烤而成的餅正是「聖餐」儀式上耶穌的「聖體」(JP, pp. 134-135)。馬若瑟對〈生民〉的索隱,反映出何謂「上古神學」,以及這種思想所依賴的文學想像力。
耶穌會「索隱派」這個名稱,乃當時在歐的王家金石及美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的歷史學家弗雷烈(Nicolas Fréret, 1688-1749)的用詞。弗氏嘗師從路易十四的譯員黃嘉略(日昇,1679-1716)習中文,所以有機會和傅爾蒙(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協編黃氏的《中文語法》,對中國略有所知,相信中國人乃無神論者(atheist)。這裡的「神」,指的自然是天主教宗奉的「陡斯」(Deus)。1732年12月,弗雷烈在答覆馬若瑟的一封信上,首次用到「索隱學」(figrisme)一詞,藉以形容宋君榮(Antoine Gaubil, 1689-1759)著《中國天文學史》(Histoire de l’astronomie chinoise—Faite de l’astronomie chinoise),語氣不屑,還說「索隱派」的觀念,在歐洲已經損及傅聖澤的令譽了。隔年10月,弗雷烈進一步了解入華耶穌會的索隱手法與成果後,在給宋君榮的一封信上,隨口又稱呼他們是「索隱派」,而且一連說了兩次,仍然語帶鄙夷。弗雷烈之所以如此稱呼,係因當時巴黎有一群考索希臘古典與天主教淵源的學者,人稱「巴黎索隱學家」(Paris figurists)。這些人大多擁護楊森學派(Jansenism),是一群狂熱的天主教信徒,其中的古典學者就像儂恧院長(Nonnus the Abbot, 6th century)一樣,在中世紀從天主教的觀點疏注拿吉阿奴的額我略(Gregory of Nazianzus, 330-390?)的證道詞,是我曾論述過的「神話詮釋學者」(mythographers;參見《晚明》,頁193-248)。對梵諦岡及羅馬耶穌會總部而言,楊森(Corneille Jansen, 1585-1638)荒誕不已,因為他強調原罪,主張人性已失,而不論是對善人或對惡人,聖寵殆難抗拒。楊森中人又復執迷於〈啟示錄〉,激烈到認為梵諦岡將亡,新的教會即將降臨。楊森本人則唯《聖經》是問,力主奧斯定(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的學說,十七世紀名流如哲學家巴斯葛(Blaise Pascal, 1623-1662)和劇作家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等俱從之。楊森及其信眾與羅馬教會失和的結果,則是和耶穌會正面遭遇。後者創會,目的在「捍衛」教宗,自然以楊森派人士為寇仇,敵視不已。
至於在華耶穌會—索隱派尤其如此—則因楊森中人如巴斯葛捍拒中國禮儀,所以和楊森學派結怨亦深。巴斯葛等人認為祭孔祭祖根本是偶像崇拜,天主教不該「適應」之。諸如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的《中國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一類的耶穌會著作中的想定,他也不認為匹配得起《聖經》歷史,何況耶穌會還時常糾結在「天」或「上帝」等詞的論列中,幾乎不談耶穌受難而又復活等重要的教義。「巴黎索隱學家」一詞,有人認為出自巴斯葛:在《沉思錄》(Les Pensées)中,索隱思想所涉的「形象」(figures)及其「比喻意涵」(figurative meaning)都成了巴氏重要的思索對象,弗雷烈不過把「巴黎索隱學家」這個詞轉貼到白晉等在華耶穌會士身上而已。巴斯葛還撰文討論過「預示論」,不過我們很難確定弗雷烈受過此文的影響。即使如此,弗雷烈所貼的標籤在歐洲也已引起軒然大波(JP, pp. 109 and 195n2)。馬若瑟人在中國,對楊森學派倒是持論不一,根本是前倨後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