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朝野論王安石與新法-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9863507826

圖書名稱：南宋朝野論王安石與新法

本書探析南宋朝野在不同時期、不同層面對於王安石的評價，從政局變化、學術思想、以及鄉里社會的基礎，分析王學與程學在南宋的消長起伏，進而對南宋末年與王安石相關的讖言與話本進行考證。全書內容豐富，考證詳實，對南宋的政局變化，教育與科舉的內容，尤其分析詳盡。因此，本書既是對先行相關研究的統整梳理，也包含作者深入相關史料後所得出的創見，對於有志研究南宋史的學者而言，本書是必須參考的論著。

作者簡介：

梁庚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博士，自1977年起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至2013年退休，現為同系名譽教授。除本書外，著有《南宋的農村經濟》、《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上下冊、《南宋的農地利用政策》、《南宋鹽榷：食鹽產銷與政府控制》、《中國社會史》、《宋代科舉社會》，以及《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另有未收於上述各書之論文若干篇，以宋史研究為中心，而涉及唐宋社會經濟史、宋元教育文化史及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史等論題。

章節試閱

第一講　國禍根源追究聲中對王安石與新法的檢討（摘錄）

經歷了從紹聖到宣和以「紹述」為名的一連串事件，接著而來的是靖康之禍，宋室南遷。對於這一場國家的巨大變故，人們從政治上追究責任，首先就是歸咎於蔡京所倡言的「豐亨豫大」、「惟王不會」，認為他不知居安思危，引導宋徽宗奢侈揮霍，既浪費了國家的財富，也橫歛於民，造成民怨，失去民心。更進一步則將橫歛於民的責任上溯紹聖以來所標榜的「紹述」，進而上溯至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之下所推行的新政，特別是與理財有關的幾項新法。

由於不滿於蔡京助長國家財富的揮霍，所以從北宋末年以來，對於「豐亨豫大」、「惟王不會」的解釋也就有了改變。這樣的改變，首先見於「惟王不會」一詞。自宋徽宗崇寧至政和年間蔡京依據經籍，先後提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慫恿徽宗過奢侈揮霍的生活。「豐亨」、「豫大」均出自《易》，蔡京選擇性地據經文及漢、唐注疏，將「豐亨豫大」曲解為聖人順其性而動，則其志大行，志行之後，作樂崇德，以殷盛之禮，祭祀天地，配以祖考。蔡京並將此詞獻於徽宗，為之找到了以禮樂祭祀為名來揮霍國家豐盛財物的依據。「惟王不會」則出自《周禮》，蔡京據書中諸如「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禽不會」等句，簡化為「惟王不會」，在徽宗揮霍時，未嘗告之以財用不足，同樣是選擇性地引用經文「惟王不會」，曲解為可以不顧國家財政的虛耗而任意揮霍。

針對蔡京的說法，重新來解釋「豐亨豫大」、「惟王不會」兩詞，首先見於楊時對「惟王不會」的解釋。楊時早在崇寧三、四年（1104-1105）年間任荊州教官（江陵府學教授）時，已經對有人以「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來解釋《周禮》所講的「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有所辯解：

有司之不能制天子，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楊時《龜山集》卷十〈荊州所聞〉）

他顯然是在強調，在冢宰控制之下，王、后仍然會節制自己的開支。這時蔡京應該已經提出了「惟王不會」一詞，來合理化自己的作為，楊時的解釋應該就是針對蔡京而發的。到靖康元年（1126），國家已經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楊時侍讀經筵，在對宋欽宗講解《論語》「道千乘之國」章時，再度重申他在崇寧三、四年間的解釋，只是清楚地表示其用意在於以制度來達到「均節」的目的，既能有禮，又不害人，從而指出崇寧以來，「汙吏持『不會』之說以濟其姦私，竊橫歛而莫之禁，故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尚何愛人之有」（《龜山集》卷五〈經筵講義〉）。宋室南渡之後，他在紹興二年（1132）回覆胡安國請教政事先後緩急的信中，認為當今政事，以理財為最先，又再次藉他上述「冢宰得以九式論之」的說法，來說明他在經筵中已經提到過的所謂理財，「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而是「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龜山集》卷二十〈答胡康侯．其八〉）。此後，南宋時期對於「惟王不會」一詞的解釋，儘管未必盡同於楊時，但大致上都從節用的觀點來立論。

對於「豐亨豫大」的重新解釋，則首先見於程俱，繼而見之於張綱。程俱在紹興初年任中書舍人兼侍講，他在紹興元年（1131）九月二十日向宋高宗進故事，引述《兩朝寶訓》所載天聖七年（1029）五月宋仁宗的史事加以申論，指出當時可謂「豐亨豫大治安之時」，可是宋仁宗「皇皇然常若有不測之虞，近在旦暮」，如果宋仁宗處於衰亂之時，「則其所以焦憂求治者宜如何也」，顯然是以孔穎達疏中所講的「居存慮亡」來解釋「豐亨豫大」。張綱在紹興二十六年（1156），以吏部侍郎兼侍講的身分進故事，引述《三朝寶訓》所載宋太宗的史事，申論「財賦有國之大計，當豐亨豫大之時，蓄積為備不可一日闕於天下，〈天官〉九職、〈洪範〉八政，必以農為穀食，貨之首者，以見先王於此未嘗不留意也」，也是以居安思危來解釋「豐亨豫大」。他進一步指出，如果不能事先有所蓄積，一旦有意外之事，必至於橫取於民，當民力無法承擔，則「商功計利之臣，始得以行其說，而頭會箕歛，天下有不能堪者矣」，並且以漢代的桑弘羊為實例來說明。他所舉桑弘羊「巧算倍征，殄民資澤」的做法之一，是「籠天下之貨物，坐市列肆，轉販相輸」（張綱《華陽集》卷二十三〈進故事〉）。從張綱對商功計利之臣橫歛於民的批評，以及他舉桑弘羊的實例來看，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他實際的用意，是藉此批評從王安石以至蔡京所實施的理財新法，「籠天下之貨物，坐市列肆，轉販相輸」就如同是對其中市易法的批評。紹興年間以後，對於「豐亨豫大」一詞的解釋，大致也都強調其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的意義。

上述從張綱對「豐亨豫大」一詞的重新解釋，引申到他對王安石理財新法的批評，只是推論；實際上早在北宋國運瀕危的靖康年間，把蔡京聚歛於民溯源於王安石新法的議論就已經出現。第一次進攻汴京的金軍在靖康元年三月退兵，到九月攻陷太原府之後，才在十月再南下，在四月到八月這段稍為安定的期間，宋廷發生了對王安石及其政策的爭議。據《靖康要錄》的記載，首先在四月，吳敏建議復立《春秋》於學官，並於當年貢舉用以取士，這僅是就熙豐與紹聖以後停用這一部經書取士而言，並未擴大批評新政；接著有臣僚上言，以王安石執政時「改更祖宗之法，附會經典，號為新政」開頭，已經涉及新政，但是他也只是認為科舉考試不應取消詩賦，所以國威不張，是由於用人不得其實，建議遵行祖宗成憲；至於王安石解經有不負聖人之旨者，亦許收用，可是禁用老莊、《字說》，這也只是就取士政策而言，並未論及取士政策以外的其他新法。他們兩人的建議，都沒有引起爭論。

到五月，楊時在上疏中（此疏另見於《龜山集》卷一〈上欽宗皇帝．其七〉），擴大了對王安石批評的面向，用詞也顯得強烈。他認為蔡京以紹述宋神宗為名，實際上是挾王安石以圖自身之利，他的蠧國害民、幾危社稷，啟自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這才是蔡京罪之所本；並且把王安石對經典的解釋，和蔡京、王黼、朱勔等人虛竭國家財力、引導君主侈靡的措施連結在一起，認為王安石的學說是塗塞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的邪說，建議追廢王安石的王爵，毀除其配享於孔廟的祀像。其中廢罷王安石配享孔廟的建議獲得接受，不過當時未曾頒布宣告此事的詔書，要到南宋建炎初年才由胡寅奉旨撰寫。詔中對王安石的批評以楊時的奏疏為基礎，歸咎大禍之本在於荊舒之學：「文飾姦說，附會聖經，名師帝王，實慕非、鞅，以聚歛為仁術，以法律為德政；排擯故老，汲引憸人，變亂舊章，戕毀根本；高言大論，詆訾名節，歷事五代者謂之知道，劇秦美新者謂之合變。逮其流弊之極，賢人伏處，天地閉塞，禍亂相踵，率獸食人，三綱五常，寖以湮滅」（胡寅《斐然集》卷十四〈追廢王安石配饗詔〉）。儘管楊時並未明言，但是他的建議顯然含有停止再用《三經新義》來取士之意。

王安石的經說在北宋後期大部分的時間裡，都用於科舉考試與官學教學，宋神宗時代及哲宗紹聖以後更是唯一範本，其他經說皆受排斥。如果停用《三經新義》取士，對為了應舉而研讀此書多年的士人來講，尤其無法忍受，因此引起很大的反彈。首先是太學生為之起鬨，接著朝廷上也發生了爭議。馮澥反對完全禁用《三經新義》取士，而認為應該擇其善者而從、其不善者而改。支持楊時建議的崔鶠，則應和楊時所提出的蔡京祖述王安石之說，而且擴大其內容，「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傷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胡塵犯闕矣」，其中也包含了理財。和崔鶠同樣反駁馮澥的李光，在其《莊簡集》卷八〈論王氏及元祐之學〉劄子中可以看到較詳細的上疏內容，疏中雖然觸及了蔡京兄弟祖述王安石之說，卻未觸及蔡京的助長君主侈靡、虛竭國家財力。見於《靖康要錄》的記載，則述及宋欽宗降出蓋有御寶的李光奏疏，十分扼要地說明此疏言及王安石置條例司，導致蔡京、蔡卞操繼述之說，掃除祖宗法度，疏後有宋欽宗的御批：「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何可變亂舊章，至于今日，可作一詔」，並且詳載翰林學士吳开所寫的詔書。其中講到蔡京「挾紹述之言，為挾持之計，內外騷動，公私匱乏」，又講到「尚慮邪說詖行，習熟見聞，搖動眾心，有害國體」，所謂「公私匱乏」已經觸及蔡京的虛竭國家財力，而「邪說」一詞更出自楊時對王安石學說的指責。宋欽宗在下詔罷除王安石配享之後，又一次清楚地表達了他的態度。然而詔書中所謂的「邪說」，僅是指王安石學說之不當者而言，並非排斥所有王安石對經書的解釋，所以在隨後宋欽宗再頒下的手詔中，又講到「君臣庶士，亦當講孔孟之正道，察安石舊說之不當者」。

此後仍有官員以不同的方式講蔡京祖述王安石。八月間，晁說之甚至奏乞皇太子講《孝經》、《論語》，讀《爾雅》，而不再讀《孟子》。他的言論引起了胡舜陟的批評，認為不應由於今日不盡用王安石之學，而王安石曾自比孟子，使得孟子也得罪。宋欽宗因此頒下聖旨，東宮依舊讀《孟子》。胡舜陟並非站在維護王安石的立場而批評晁說之，約二十天後，他在上疏中將金人的入侵歸咎於王安石開邊，認為這是崇寧以來對外用兵以及宣和末年聯金滅遼的源起，並且連帶論及王安石刻急之法至今為害未除。在宋廷官員爭著將國事巨變歸咎於王安石，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爭議仍未休止之時，金軍又已再度南下。從前述崔鶠的上疏可以了解，當時人們所以會有如楊時一樣強烈而缺乏包容性的態度，與蔡京主政之下長達二十餘年的元祐學術之禁有密切關聯，很明顯是遭到多年無理壓制之後，壓抑於心中的極度不滿終於得以發洩，而出現的反彈。

以宣和、靖康間的國事巨變，歸咎於蔡京的紹述熙寧之政，亦即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僅見於靖康年間朝廷上君臣的討論，也見於靖康、紹興間個人的書信、著作。例如寫於靖康元年的李若水〈上何右丞〉及〈上聶尹書〉，序於同年的羅從彥〈尊堯錄一〉，以及寫於靖康、建炎年間的陳淵〈答廖用中正言〉、〈與李叔易學士〉、〈與十弟〉等，詳略或有不同，但皆有此意。李若水於靖康元年八月以前在朝，八月即出使於金，羅從彥與陳淵，則均是楊時的門人。

經過靖康元年君臣的議論，不僅蔡京的施政，連王安石及其所推行的新法，也被認為應為這時國家陷於危難來負責，這時已經成為許多人的共同意見。接著而來的是汴京陷落，徽、欽二帝北狩，北宋覆亡，宋室南渡，這種因不滿蔡京而連帶不滿王安石的心理更為加深，也因此超越出黨派或學派之外，經過宋高宗朝的逐漸演變，成為南宋時期眾多人共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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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本書可以視為《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一書，有關「王安石與新法對南宋歷史的影響」討論的一部分，由於內容較多，因而另成一書。我已自臺大歷史系退休十年，由於身體健康關係，以及想要專心整理自己過去的研究與教學成果，未再擔任系裡的兼任教師也已有五年，全書內容未曾於課堂上講授。儘管如此，由於本書與「北宋的改革與變法」課程關係密切，且寫作的動機，又出自補充《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一書內容的不足，所以仍以教材的形式寫成。全書共有三編十五講，各編並附參考書目。講授與「北宋的改革與變法」此一課題相關課程的教師，不妨以本書的內容為講授時的補充教材；若有教師有興趣，或覺得有需要，也可以開一門與本書主題相關的講授課或討論課，以本書為參考教材之一來使用。

自民國一○六年六月收到《北宋的改革與變法》書稿的審查意見之後，至今已整整六年。這段期間，先後對《北宋的改革與變法》書稿，參考審查意見做了較多的修改，並寫成本書，而用在寫作本書的時間，占了其間大部分。所以會有編寫本書的想法，是由於一位審查人，在《北宋的改革與變法》原送審書稿之末，寫下了「南宋對新法的不同評價」這幾個字，我想他或許是提醒我，應該注意到這個問題，並有所論述。這位審查人的提示，促使我開始嘗試去增進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並將自己的求知所獲表達出來，提供給別人參考，於是有這本《南宋朝野論王安石與新法》書稿的編撰。原本在前年六月，全稿已經大致完成，但既決定另成一書，則須經過審查才能出版，於是又再細讀，覺得書中有待修改之處仍多，於是再次從事修改。一邊修改，一邊繼續發現問題，又得再去搜尋相關論著、史料，思考是否應該調整內容或組織結構，這樣又用了一年的時間，才寫成此一書稿。

本書的內容，從各講題目即可得知，不僅涉及當初我開設「北宋的改革與變法」這門課程時的政治法制史和社會經濟史兩大範疇，也涉及學術思想史和文學史。而我自己的研究領域向來在社會經濟史；此外，自從擔任教職之後，出於講授全校共同課程與歷史系基礎課程的需要，對政治史也還不算陌生，而且當研究社會經濟史時，也不能不考慮到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之間的相互影響；至於思想史與文學史，雖然並非全無接觸，但終究認識只是在表淺的層面。

然而自中國傳統學術而言，文、史、哲三門學問本屬一體，分途發展而且走向專業化，是近代以來的事。史學的研究走向專業化，對史學本身的影響究竟是好是壞，見仁見智，可是採取合文、史、哲而為一的研究方式，終究也可以是研究途徑之一。當前已有許多中文系出身的學者，使用這一種方式來研究文學史與學術思想史，他們的研究成果，就出身歷史學的研究者看來，儘管不能說完全沒有可以斟酌之處，卻也未嘗沒有提供參考的價值。歷史學者其實也不必畫地自限，不妨踏出自己專業化的研究方式，嘗試走向一個更為寬廣的路途。本書雖然廣泛地牽涉到政治史、學術思想史與文學史，但主體畢竟還是在處理一個政治史的問題，即使對於文學史與學術思想史，在討論時所採用的方法，主要也仍是歷史考證，以考證所得的結果為敘事的基礎。

本書第四講討論到秦檜在紹興二十五年（1155），為宋高宗御書〈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撰寫的記文，並以之說明秦檜當時的心態。撰寫此一部分時，曾參考首先注意到這篇記文的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和李卓穎教授，據之以合撰的〈新近面世之秦檜碑記及其在宋代道學史中的意義〉一文。由於與李教授相識，並承他贈送此文，得以拜讀，因此在第四講寫就之後，曾寄給他，並請他轉寄給當時在美國的蔡教授，希望他們兩人能夠提供修改意見。由於說法與他們兩人在上述論文中不盡相同，他們也都坦誠地提出，並詳加說明。我在收到之後，經過比對並思考，接受其中部分意見，據之以修改相關內容，但有想法不同之處，於是寫信向他們說明，仍然保存。無論如何，對於兩位教授的不吝賜教，我深為感謝。正如我在《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的序文中所講：「我深信在學術上不同觀察角度的並存，可以促進學界進一步的思考，且因之而推動學術的進展」；不同的研究者、撰述者，彼此之間的不同意見，有時只是出自觀察角度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幾種不同的說法，不宜認為此是即彼非，而應該是可以並存以供學界參考的。

用了將近五年的時間，撰寫此書，很多應該要做的事情因之而拖延，身心有時難免感覺到疲憊。支持我繼續工作的力量，其中之一是在寫作的過程中，學習到很多新的知識，並得知許多過去所不知道的相關論著。這些著作，不僅有助於先前《北宋的改革與變法》一書的修改，也充實了本書的內容。

另一股支持我繼續工作的力量，是內子梅玲的寬容。她雖然一直擔心我這樣工作，會影響到我的身體健康，認為退休之後就應該把工作放下，過閒暇悠遊的生活，沒有必要如此地辛勞；也常抱怨我為了撰述的參考，把書籍堆得到處都是，妨礙了家人的行動，但是她從未真正阻擋我的寫作。或許她也知道，把心裡想的事寫出來，是我的精神寄託之所在，如果不做這件事，生活便會變得毫無聊賴；可是她的擔心和抱怨，也一樣要說出來讓我知道，這樣我才會在工作上為了自己的健康和家人的生活，而知所節制。她的默許，其實就是另一種支持的表示；而我的日常生活和身體健康，更一直有賴她的照料。由於她的照料，這些年來，我不僅得以結束了攝護腺癌切除手術後的追蹤，巴金森症也沒有出現明顯的惡化徵象，而能在講求飲食營養與充分休息之餘，全心全力地投入這兩本教材的修改與編寫。

我必須感謝兩位審查人，以及幫我查核書稿中各種問題的吳雅婷女士和鄒武霖先生，還有自願幫我看稿的張維玲女士。他們都認真而且細心地看完這份書稿，其中有很多由於寫作匆忙而出現的疏忽與錯誤，得以獲得發現。他們仔細地一一提示應該加以更正之處，並且提出了改進的意見。他們的更正和意見，我大部分都已接受，據以修改書稿；有一些意見即使沒有接受，也啟發我再加思考，考量如何改寫，才能更清楚地表達我的原意，讓讀者能夠比較具體地掌握。本書的完成，充分受益於他們幾位所付出的心力，自不待言。

我也必須感謝臺大出版中心的總編輯湯世鑄先生，和本書的責任編輯游紫玲小姐，他們允許我花這麼長的時間來完成本書，即使我一再地表示在短時間內即可完成，卻又一再地拖延。湯先生是我教過的學生，游小姐雖未曾教過，卻也是我的學生輩，他們了解我的身體健康狀況，也深信以我一向的工作態度，必定會將書稿完成，才會如此耐心地等待。儘管如此，對他們兩人，我的心中始終深感歉意。

最後我要說的，仍然和以前一樣。學海無涯，個人所知、才識均有限，更何況我缺乏宋代學術思想史和宋元明文學史的根底，編撰本書其實是邊學邊寫，書中疏漏錯誤之處必多，有待讀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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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編　南宋初期朝野對王安石及其推行新法的評論

第一講　國禍根源追究聲中對王安石與新法的檢討
第二講　政爭與和議論爭中王安石政治聲望的升降（上）：從崇元祐到斥伊洛
第三講　政爭與和議論爭中王安石政治聲望的升降（中）：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
第四講　政爭與和議論爭中王安石政治聲望的升降（下）：王安石聲望的復降
第一編參考書目

第二編　南宋中晚期王安石政治聲望的消落

第五講　權臣相繼柄政的影響
第六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一）：程學的社會基礎較王學為寬廣
第七講　王學與程學的消長（二）：程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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