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最初,好奇的是《易》
謀於天,謀於鬼神。因為徬徨,由於無助,更有太多的不安和恐懼,在得與失之間擺盪,藉由占卜,落定自身的塵埃。但《易》絕不止於此。
感謝毓老師帶我進入《易》經的世界。在臺大就讀時,一週有三個晚上在溫州街的天德黌舍上課,學四書,上《易經》,童蒙的世界,自此打開了古典的大門。我終於知道,古書原來可以如此活讀。毓老師的全名是愛新覺羅毓鋆,是滿清皇族的後裔,生於清光緒卅二年(1906),卒於民國一百年(2011),享耆壽一百零六歲。他解說《易經》時,經常以中國現代史的人事作為例證,但他所經歷的中國現代史,往往和我在教科書上讀到的差異極大,經常令人疑惑所說的是否為同一時空的人事。「盡信書,不如無書」的體悟,終於領會。以現實世界的人事印證《易經》,強而有力地指引我日後閱讀經典的方向。數千年前的經典之所以仍在流傳,其價值不為時間洪流所淹沒,正在於其中亙古彌新的思想,禁得起時間一再考驗。而《易》中天人之際的的多元思考,亦在我心中逐漸萌芽。
六十四卦上完後,才開始教如何占卜。問卦解卦的沉迷,終止於屢屢神準的貞凶。金盆洗手,書本也開始蒙塵,但六十四卦陰陽起伏的變化,卻一直憧憧往來於心。《易經》的智慧,一直提醒我,在人事物的表象之下,內裡尚存在太多的運作,跳脫當下的侷限,從更宏觀多元的角度深入思考,才可能掌握來龍,測知去脈。觀象玩辭,即使不占,也能知幾。
原本謀於天,謀於鬼神的《易》,至此,轉成了人試圖掌握宇宙的法則。觀乎天文,察時變;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從龜卜到蓍占,由自然兆紋到人為推算,與鬼神謀的成分仍在,但《易》理的邏輯與智慧,更是逐漸積累的人文產物。主角,漸漸由天移轉至人……。
後來,走入的是「心」
《中庸》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就是說,只要至誠,即使不占,也能具有前知的能力。占卜所扮演與鬼神謀的媒介角色,在人能至誠的前提下,可以完全擺落。餘存的,只有《易》理。
至誠,是實然並完全開展呈現天所賦予的本性,沒有一絲的阻礙或雜質。也就是在此時,人的境界步步高升,從盡己性,到盡人性、盡物性,可以與天地相參,甚至感知自然界的種種細微變化,並且預知變化的方向,進而贊天地之化育。其中的關鍵,是上天賦予了人道德的本性,經由人的努力,全然彰顯此性,便可具有化育天地萬物的能力。
更深入地說,天命的內涵,在人文歷史的發展中,特別是儒家的脈絡,逐漸被界定了具有道德的特質,所以才能賦予人具道德的本性。弔詭的是,與其說是天賦予人道德本性,不如說是人先界定了天命的道德內涵,再由天將此內涵藉由生化萬物的過程,傳授予人。如此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設定,無疑是來自於儒學濃厚的道德傾向。
《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由性到道,再到教,指示人可以努力與天並立的重要途徑。而山川鬼神、宗廟社稷所蘊含的神祕力量,或說可以預知未來,甚至主宰變化的能力,始終是人敬畏的對象,所以,人若想不占而知幾,則必須有明確的前提。這個前提,便是人必須負擔起率性、修道的責任,只有如此努力,方能取代占卜,與天交通,具有如神的本事。簡言之,人必須有成就率性修道的本事,才有資格擺落占卜所扮演的媒介角色,直接上達於天,與天並立。
天命的內涵,明確了倫理道德的走向。在生化萬物的同時,賦予根植於人性之中的道德特質。人對自然鬼神的敬畏,至此分化成對倫理道德的尊崇。
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之心乍然迸發,孟子由是推知仁義禮智四端之心,本具於人。並以盡其心者,方知性。知其性者,方知天。存心、養性,乃事天之途、立命之徑。孟子明白說出了心、性二者之間的關係,強調心的能動力是率性而知性的關鍵;更重要的,還指出「事天」是重要的任務,不可遺忘。由是可見,儘管人應致力於道德的修養,但對天的敬畏始終不曾抹去,因為天,才是一切的根源。
在孟子的概念中,存心養性的踐形工夫,發揮到極致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中庸》與天地參而並立的境界,到此更加濃縮完備於我一人之身。象山「吾心便是宇宙」、陽明「心外無物」,直承了孟子對道德本心的認知。心學一脈,將天內化於人,強調人的道德主體。心學,是人謀於己,謀於原始的具有圓善道德的本心;尋求的,是初始的、完滿的本我。
大三時,初識象山,尤好其簡易直截。「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深深烙印在心中。進了碩班,明代後期王門弟子遍佈天下,四處講學,眾多書院蓬勃發展的現象,深深吸引著我。探索江右王門三代弟子之間,如何藉由書院的設立,肇基並傳承王學,便成了碩士論文的題目。
當時,《續修四庫全書》等大套叢書尚未出版,所有需要的原典,全都得到到臺北中央圖書館(現已改名為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逐一檢閱微捲。論文內容雖不成熟,但算是早期全面關注江右王學及書院講學之作,其後研究江右者如雨後春筍,成果蔚然,與當時之篳路襤褸,已不可同日而語。
博班聚焦於清代學術思想如何藉由詮釋經典而展開。魏源倡導時代變革之際,仍持續注經,《老子本義》、《詩古微》、《書古微》三部著作,魏氏賦予經學特殊的時代意義,六經,成了世變的注腳。
魏源《詩古微》對西漢三家《詩》材料的掌握,與其他學者不盡相同,言人人殊的輯佚原則,原來大有蹊蹺。我暫時拋開心學的世界,鑽研起清人三家《詩》的輯佚方法,寫了一系列論文後,愈發覺得許多相關的重要概念,早在明代後期,便已出現端倪。明代雖無三家《詩》輯佚專著,卻有著明顯的「漢學」傾向:重視漢人《詩》說及經學傳授系譜、偽造三家《詩》相關的著作、輯佚緯書,並以《詩》異文考據疑難……,為清代三家《詩》輯佚奠下重要根基。而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因素,亦可由《詩經》角度重新思考,提供《公羊》學以外的視野。〈明代的三家《詩》學——兼論清今文《詩》學的興起〉一文,算是三家《詩》系列著作的收尾。
最後,從「心」窺見了《易》
繞了一大圈,念念不忘的仍是心學對初始本心的自我追尋。由《詩》移到《易》,不變的,仍是對人起心動念之間極其幽微複雜的難解。看了太多世間的變態,方知變態即是常態。謀於己的慎獨之所以重要,在於誠實面對己身複雜心念的起落,先不自欺,然後才能真正的不欺人。見成良知其實一點都不容易,致良知工夫的累積,須得足夠火候,才有見成的可能,否則只是空有虛表的膺品而已。王門弟子在本體與工夫之間的糾結,似乎回應了這疑惑,有趣的是,不少人不約而同地聚焦於《易》,以陰陽卦爻的符號和文辭,呈現更加豐富的心學面貌。藉《易》說心,也以心說《易》,在完滿道德、回復本心的過程中,窺見那原本謀於天、謀於鬼神的《易》,畢竟,也只是謀於己而已。
心學與《易》學融攝、貫通,彙整成一獨特的思想形態,特別處不止於對陰陽的理解,更有對於吉凶禍福的認知,悄然轉換為是非義理的抉擇;外在客觀而世俗的價值,鬼斧神工,自動繳械,臣服於極高明而道中庸,成為小者川流,大者敦化的一環。
以心學詮釋《易》,事實上是以《易》來說心學,將心學安放於《易》的架構,藉用《易》的符號與語言,更明確心學的內容,不論是本體或工夫,皆可在《易》中找到可資借用的素材,至於《易》本具的哲理,則因心學而形成另一特殊的思想。
於是,心學與《易》學之間的交疊流動,催生了心學《易》一篇又一篇的著作,完成了駿命不易的升等大業。
駑鈍的資質,自然過目即忘。龜速的寫作,卻仍堅持量少質精。如此景況,想要在學界生存,誠然大不利。感謝指導教授古清美先生的耐心與包容,以及王叔岷老師多年的鼓勵與薰陶,還有父母無盡的支持,願這本書的出版,差可告慰他們在天之靈,不會使他們蒙羞。而咕嚕、墨鼻、棕耳,多年的陪伴與守護,更是強大安穩的力量,在杕杜踽踽的學術道路上,溫暖照見本心的清明與純粹。
自入大學以來,臺大張蓓蓓老師、何澤恆老師對我照顧有加,博士畢業後,仍不斷關心;中研院史語所陳鴻森先生及師母長期的鼓勵,都是我在學界的增上善緣。此次出版,兩位匿名專家及叢書主編給予的寶貴意見,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呂妙芬學姐協助確認英文書名,中山大學政經系辛翠玲教授幫忙修正英文摘要,負責審查與編輯的紀淑玲小姐、郭千綾小姐的耐心與協助,在此一併致上最深的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