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詩路》開闢了近代漢詩的海洋視野,透過島嶼、港口和海路交織的跨洋脈絡,觀察航程中的人文風土與文學動態。本書聚焦於十八世紀以來的東亞航道和南海區域,探討東亞海域琉球冊封使的詩歌寫作,描述航海地理知識與技術為詩語帶來的變革;聚焦航線上的華人遷徙、出洋使節、詩文與筆記所揭示的馬來世界與南島民族誌;殖民地港口的地緣政治與華人社會,以及方言文體粵謳構建的赤道與南洋風土。此外,書中也深入探討戰火衝擊下「華文」的危機與存續。
本書追溯境外漢詩創作的歷史脈絡,鋪展多個文學創造的流動空間。從人—海—陸的環境構成出發,展開對航路上漢詩的考察,並梳理其與各地文學場域的聯繫。「詩路」不僅是水域圍繞下的行旅文化與文學軌跡,亦描繪出不同时期航線上漢詩寫作的關係性。這揭示了境外移動、海洋意識及海國見聞如何影響了古典文類的修辭與文人的感覺結構。詩與航路鏈接的人文風土,海國與詩路所形塑的知識形態,複雜化了「海上走廊」在近現代文學生產與傳播的意義。
本書展示途經東亞海域和南海的族裔、文化、語言接觸構成的「華夷交會」;地緣政治影響下使節、士人書寫的時代意義,啟動南方文學開端的「詩史交會」;海—陸連動的文化輸入與教化,華文教育形塑的華人/文命脈,及其遭遇的危機,構成的「文教交會」。《海國詩路》呈現了詩文在跨境航路中的歷史交織,為近代境外漢詩提供了一個詩學意義的解讀框架,並通過文學渡引多重的南方世界。
作者簡介:
高嘉謙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曾獲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中研院年輕學者著作獎、臺灣大學「學術勵進青年講座」。著有《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國族與歷史的隱喻:近現代武俠傳奇的精神史考察(1895-1949)》、《馬華文學批評大系:高嘉謙》等。編輯《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2012,與吳盛青合編)、日本「台灣熱帶文學」書系(2010-2011,與黃英哲等合編)、《從摩羅到諾貝爾:文學‧經典‧現代意識》(2015,與鄭毓瑜合編)、《散文類》(2015,與黃錦樹合編)、《華夷風:華語語系文學讀本》(2016,與王德威、胡金倫合編)、《見山又是山:李永平研究》(2017)、《南洋讀本:文學‧海洋‧島嶼》(2022,與王德威合編)、《馬華文學與文化讀本》(2022,與張錦忠、黃錦樹合編)。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高嘉謙的《海國詩路》以詩路、航道、風土作為立論所在,探討詩歌如何走出「詩國」疆域,循著多方航道,發現「海國」天地。在詩學喻象層次上,「海國」意味磅礴無垠的(漢)文字汪洋。在那裡,詩潮湧動,浮想聯翩。那是記錄華夷嬗變的現場,是見證滄海桑田的閎域,也是物我交融,鯤化為鵬的文學臨界點。高嘉謙以南洋為座標,實驗海國詩學。他提醒我們關注政治、文化隨時空流轉而生的華夷之變,也關注時空座落所在的環境與自然的徵候。畢竟,面對超過三千年的詩國傳統,潮來潮往的海洋隱喻不足以詮釋漢詩從東亞到南洋的流變。我們不能忽視穿梭其間的航道水路。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名人推薦:高嘉謙的《海國詩路》以詩路、航道、風土作為立論所在,探討詩歌如何走出「詩國」疆域,循著多方航道,發現「海國」天地。在詩學喻象層次上,「海國」意味磅礴無垠的(漢)文字汪洋。在那裡,詩潮湧動,浮想聯翩。那是記錄華夷嬗變的現場,是見證滄海桑田的閎域,也是物我交融,鯤化為鵬的文學臨界點。高嘉謙以南洋為座標,實驗海國詩學。他提醒我們關注政治、文化隨時空流轉而生的華夷之變,也關注時空座落所在的環境與自然的徵候。畢竟,面對超過三千年的詩國傳統,潮來潮往的海洋隱喻不足以詮釋漢詩從東亞到南洋的流變。我們不...
章節試閱
導論(摘錄)
在中國古代文學傳統,海洋雖非核心主題,但自三國以降詩文裡不乏海洋意象,唐宋以後海上貿易繁榮,關於海洋的林林總總寫作已是一道詩歌風景。海島臺灣從明鄭政權的海洋活動到清領時期的渡海、宦遊,以及日治時期日本漢文人渡臺的紀行寫作,涉及海洋景觀、海上征戰、討海生活,信仰、神話和傳說組成的海洋傳奇、航程見聞、渡海歌謠等等,已另成臺灣古典海洋文學譜系。但從東亞到南海悠遠的海上航路,詩如何成為使臣、海商、士人的經驗載體,詩又如何構成海洋和海國知識的一環,箇中議題涉及朝貢外交、域外風土、地緣政治,當然更有陸/海、內/外、華/夷立場的轉換。詩、海洋與航路,因此容易形塑為觀察行旅者與海陸關係交織的感覺結構。
自唐宋以來,唐人在東亞、南海與馬來世界海域已有熱絡的貿易往返,十七世紀初荷蘭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亞洲海域登場,貿易網絡更趨多元。透過各種外交任務、移民活動、商務往來,對異國風土的認識,也漸進表現在海商、文人、僧人、官員的海外交通和行旅著述。十八至十九世紀尤其是重點時段,此時歐洲殖民勢力已在島嶼東南亞和大陸東南亞盤據扎根,透過港埠與城市的建設,作為統治機構和裝置的近代國家逐漸在殖民帝國貿易時代成形。彼時以中文撰述的行旅文獻不僅是耳聞筆錄,更多是海商旅人長時段的異地「住番」,第一手的現場見聞和紀錄,別具意義。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降,大英輪船公司開啟由英國—加爾各答、錫蘭—檳城—新加坡—香港、香港—上海、香港—上海—橫濱的定期航線。這是橫跨印度洋,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海而抵達日本的東亞航路,爾後法國船隻也開航至上海,日本郵船則開闢歐洲航線。這些沿途停靠英國領地的航路,也稱為帝國航路(empire route)。與此同時,清末官方使臣開始出洋頻繁,南海往往是必經航線。使臣面向南海,接觸荷印和海峽殖民地,形塑的海洋世界觀有何特點?南方,對使臣等知識分子產生地緣意義上的變化,尤其踏入帝國交通活絡的中心要道,在文化接觸的脈絡裡,他們如何組合和開展新視野?其中伴隨航路旅程而生成的詩文,藉由海洋、海域與文學的互動交織,展示了如何不同的視點和意義?
海域、航路與文學是本書連結各個議題的起點。從官方、民間的士大夫群體到一般的閩粵移民,由短期流寓到長期移居,身分的過渡與轉變,僑鄉與異國居留地牽動著對環境、風土與社會生活網絡的認知。透過東北航路與南海形成的水路連結,海洋歷史與生態環境,人文風土與地緣政治,形塑了走入馬來海域的多元複雜思考。這是全書的核心關懷。人的遷徙背後,附帶貿易與外交的連動網絡,文化的接觸相遇,看見與感知的異地風物、社會環境,相應而生的文學寫作,尤其是跨境、渡海、過境、流寓、移居種種海—陸交織而成的經驗,這是境外古典詩文特殊的寫作類型,常被歸類為域外文學範疇。
域外,不僅僅是被認知為中國本位意義下的外部世界,其理應具有更積極,更具活力的視野:藉由海路連結通往廣闊的航道網絡,進入物種、族群、商品、知識、文化交錯流通的板塊碰撞與鏈接。航路為文學鋪展了探看另一個世界的窗口,也是亞洲海域內中國與世界的連結。航路上聲息相通的海岸、港口城市,形成的地方與世界的連動,中國傳統詩文於此作為接觸的媒介,或是生存經驗的集合和投映,展示了其形式與內涵意義上的流動、變化狀態。這是「世界中」(worlding)的中國文學─「近世中國文學『遭遇』世界後所顯現的常與變」。
「海上詩路」因此作為描述框架,其核心概念提示了詩文跨境,航路水域的交纏歷史,賦予了境外寫作的複雜向度,甚至是一個詩學網絡的認識。如同錢鍾書所強調:中國「走向世界」,也可以說是「世界走向中國」─咱們走出去,正由於外面有人推門、敲門、撞門,甚至破門跳窗進來。詩文帶入海域航路往返的思考,印證了海上貿易、外交行旅最鮮明的文化衝突與價值觀碰撞。面對域外新奇的接觸、政治與外交在地緣意義下的重整,傳統華夷視域的包袱與協商,海洋亞洲因而是詩文跨境,走向世界最初的起點。華人或華文隨航線的互動往返,顯示跨境詩文帶有的複寫特質:渡海越境的寫作,總難避免潛在的文化立場與風土的對話。詩路,是點與點的文學對話,也是環繞水域形成的行旅文化、文學產出的生態與軌跡。
本書以東亞航路和南海為視點,探究海域網絡的連結,使節、文人的移動與異地風土重構的文化與文學主題。東亞海域包括北從渤海、東海,南接南海到印度洋。這片由陸地和海島構成的海域,西邊是中國東部和中南半島,北邊是朝鮮半島,東邊是日本琉球群島、臺灣,南邊是菲律賓群島、婆羅洲、印尼群島,西南邊則是馬來半島。東亞航路是當代學界對歷代行經這些海域航線的總稱,這些航線都有悠遠歷史,促進了早期中國與印度、阿拉伯世界的商品與文化交流。
其中南海與傳統馬來海域的交接,環馬六甲海峽的新加坡、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的殖民地港埠形成的海上走廊,更是本書聚焦之重點。航路、地緣政治構成的出洋線索,值得我們關注出洋使臣、商賈、士人的詩歌寫作如何納入南方海域與風土,以及在荷屬和英屬殖民地的華人僑領和清帝國的外交領事,如何在外交前線,以詩回應海國視野的地理認識,以及開展外交的現實處境。詩與航路構成的人文風土,海國與詩路所形塑的知識形態,圍繞著晚清使臣、文人的出洋遊歷和見聞,從海洋與航線的框架裡展開地緣政治與風景的共振。到了二十世紀中葉,日本為了建設東亞新秩序,發起「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開啟其在亞洲的侵略和擴張計畫。日本航運則從國家立場展開對航線的戰略規劃,對物資運送、航運管理、港灣運營、船舶生產、新航路的開拓等面向,確立其對大東亞共榮圈地區航線、航權的全面管理。從東亞到南海的水路因而成了日軍南進作戰的海上輸送線,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南海航道上的烽火同時席捲馬來半島、檳榔嶼、新加坡,以及荷屬印尼群島,傳統的馬來海域整個納入了大日本帝國的「絕對國防圈」。這是大日本帝國在東亞和南海留下的戰爭軌跡。
馬六甲海峽、環蘇門答臘島形構的海上走廊,同時也是戰火下的流亡路線與傷痕記憶。戰火下的「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透過有形的場所或無形的文字和情感意象,一個銘刻戰爭殺戮與創傷的文化記憶顯得無比重要。這是南海航路上侵略、抵抗與倖存的隱喻,包裹著人、海、陸的關係性連結。檳城是座落於馬六甲海峽北端的港埠城市,在戰火蹂躪危及其人文命脈的重要時刻,關於文化與野蠻的辯證於焉展開。而詩在戰爭的框架裡,寄存了生命的危脆性(precariousness),藉此敞開了航路與地方風土構建的另一種「華人與華文」的敘事,進而達至一種民族精神與道德的共識。作為當代華文傷痕書寫的一個脈絡,這同時是發生於水域、島嶼與半島上的烽火生態,也是文學創造的流動空間,複雜化了「海上走廊」在當代文學生產與傳播的意義。
一、馬來海域的華夷交會
古代中國對海域與航線的認識,在宋元時期有著重要的轉變。不同於漢唐明清,宋元政府鼓勵民眾出海經商,對「海」和「洋」的認知和命名,輔以海洋知識、航海技術的積累,形成了新的視野。傳統士人以「天下」格局下的「四海」解釋海洋,但宋元航海人關注航路所及的各國各地的地理方位、航程、物產等訊息。宋代福建人稱廣東潮州及其南海海域為南洋,北海海域為北洋,以東海域為東洋,連江縣海域為西洋。宋代還進一步在海島東南亞區域將以東、以南海域命名為東大洋、南大洋。元代又在傳統南海區域劃分為東洋和西洋,相關地理概念在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和汪大淵《島夷誌略》均有記載。然而,不同時代對東西洋的分界與範圍皆有不同說法,南洋和北洋也是如此。宋元給予「洋」的命名主要集中於重要航路和海上活動的頻繁海域。換言之,以具體方位、區域認知海洋地理發生的改變,奠基於航海實踐與航路的開拓,對明清海洋知識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宋元時期對南海航路已有清晰記載,元代曾出兵二萬遠航至爪哇,大規模的遠程海上軍事行動,佐證了宋以降對海域空間與航路知識的具體掌握。其中宋商對南方海域航線的認識,分為「東洋」和「西洋」航路。前者是大陸航線,後者是島嶼航線。這條航線大致從福建、廣州啟航,經海南附近的七洲洋,沿中南半島的占城、暹羅下南海,經馬來半島,再過馬六甲海峽到蘇門答臘,由此往東則到爪哇,往西北穿越馬六甲海峽,經孟加拉灣進入印度洋,抵斯里蘭卡和印度半島南端。這是印度洋與南海的交通線,連結官方的朝貢外交、貿易,以及民間商賈。明代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的遠航壯舉,奠定了西洋航線所象徵的海上榮光與繁華。鄭和、南海意象,融合各類南洋傳說、珍奇土物而形成的「下西洋」虛構敘事,也可視為另類的文學航線。
東洋航線則從福建出發,經臺灣海峽,沿呂宋島南下民答那峨島(Mindanao),轉東到摩鹿加群島(Moluccas Islands),或經呂宋過巴拉望島(Palawan)抵達婆羅洲汶萊,或從蘇祿列島(Sulu Isalands)抵達婆羅洲。這是明代張燮《東西洋考》(1617)根據針路描述的東西洋路線,都經過南海與傳統馬來海域。因而明代所指稱的南洋,也稱為「東西洋」。
但南海在中外交通航線的意義之外,另有一層脈絡彰顯其民間性與官方視野交纏的歷史。廣州港向來是海上絲路的起點,祭祀南海神,建南海神廟,是廣州對外航運的特色之一。南海神從四位海神之一的祭祀,躍昇成為司轄南海貿易的海神,始於隋唐。這既是海上保護神概念的傳承,亦在國家祭祀的禮制裡,有其特殊意義。
唐以降歷朝對南海神皆有加封,遣使祭祀不斷,官方民間對廟宇的修葺,環繞海神廟聚集而來的中外客商、番客,打開了港口、廟宇與民間日常信仰的連結。南海神廟作為南海航行的文化環節,除了對海上航行的人心慰藉,作為宗教、文化場所,對中外、市舶貿易都有顯著影響。由此可見,南海及其航線指涉的政治、經濟、文化內涵,跟南海神廟祭祀的熱鬧與式微,有著微妙的應合。當廣州港成為對外貿易的重鎮,國庫的主要收入,南海神也成了四海神中位次最高的海神。南海是中國對外交通下西洋的必經之地,明清以後南海神、天妃的封號皆與鄭和等使臣下西洋有關,建立了民間信仰的海上文化網絡。官方與民間在嶺南以南的海域航路上絡繹不絕的往返,尤其牽動著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交往。
航道,歷來是中國對外交通典籍的重要敘述。《漢書》記載了公元前漢朝的中國人前往林邑或扶南治理下的中南半島港口,必然是「蠻夷賈船,轉送致之」。最早的南海航路,是由福建、廣東等南方人的「蠻夷」中心,在進貢與貿易脈絡裡搭異國船隻,跟海外蠻夷的接觸經驗。東晉以降,《法顯傳》記錄高僧法顯往天竺的陸去海還經歷,歸來航道從獅子國(斯里蘭卡)經馬六甲海峽,中途短暫停留耶婆提國(蘇門答臘和爪哇之間)。到了唐代記載的「廣州通海夷道」,描述從廣州出海,沿著中南半島、馬來半島海岸行駛至新加坡海峽,接著分途,東南可往爪哇,向西則是出馬六甲海峽。僧人義淨《南海寄內歸法傳》記錄西行求法兩度停留室利佛逝國,學習梵文,六年餘時光描述了蘇門答臘的風土景觀,也去了馬來半島的古國羯荼(吉打「Kedah」的原名)。
宋代以後,中國的航海和造船技術有了重大改變,周去非(1135-1189)《嶺外代答》(1178)、趙汝适《諸番志》(1225)記載宋代中國與阿拉伯地區(大食)之間的航路。元代泉州汪大淵乘商船出海,《島夷誌略》記載他途經占城、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橫渡印度洋到阿拉伯、埃及。南洋群島都在他遊歷範圍。伴隨明代海上朝貢貿易的建立,琉球王國也成為東海、南海交易的要塞。產於阿瑜陀耶(暹羅)的蘇木在中國和琉球王國廣受歡迎,滿剌加等南洋國家都記載了向中國輸出蘇木,蘇木因而是海上貿易的頭等商品。明代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的隨行者著述─馬歡《瀛涯勝覽》(1416)、費信《星槎勝覽》(1436),提供了更多南海航路上的古國訊息。張燮《東西洋考》總結舟師水手經驗,精確提出「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南海航路裡的東洋針路與西洋針路有了明確的界說,爾後地理文獻多延續此一說法。
雖然明清海禁政策反覆,但南海航道已是海商、使節絡繹於途的貿易與外交之道。歷來史錄或抒懷的史書、遊記、筆記、日誌、詩文等著述,難免有其寫作上的虛實,以及轉錄或實訪經驗的差異。但中國人從海灣進入海峽,最後進入海島時代的航道進路,建立其認知南海世界的歷程。這悠遠的海上航道,隨著朝貢貿易體系的建立,以及航道的擴展,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
導論(摘錄)
在中國古代文學傳統,海洋雖非核心主題,但自三國以降詩文裡不乏海洋意象,唐宋以後海上貿易繁榮,關於海洋的林林總總寫作已是一道詩歌風景。海島臺灣從明鄭政權的海洋活動到清領時期的渡海、宦遊,以及日治時期日本漢文人渡臺的紀行寫作,涉及海洋景觀、海上征戰、討海生活,信仰、神話和傳說組成的海洋傳奇、航程見聞、渡海歌謠等等,已另成臺灣古典海洋文學譜系。但從東亞到南海悠遠的海上航路,詩如何成為使臣、海商、士人的經驗載體,詩又如何構成海洋和海國知識的一環,箇中議題涉及朝貢外交、域外風土、地緣政治,...
推薦序
序文──華夷研究與海國詩學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海國詩路:東亞航道與南洋風土》是高嘉謙教授繼《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2016)推出的新作。高嘉謙專治晚清及民國古典詩詞、現當代台灣與馬華文學,由此探討一系列問題:現代文學的「古典性」辯證;華語與中文文學的競合關係;「文」學作為知識生產及情動資源的可承應性(affordance);以及其「世界中」的呈現。這些問題多以南洋——東南亞——華人社群或地景為焦點。
在近現代文學領域中,高嘉謙的研究範疇並非主流,但他卻樂在其中,而且頗有所得。近年有關文學越界的話題不斷推陳出新,他反而得風氣之先。《海國詩路:東亞航道與南洋風土》一書的關鍵詞,「海洋」、「航道」、「風土」、尤其「南洋」等,無不已是學界新寵。在此之上,高嘉謙叩問,為什們古典漢「詩」可以涵蓋這些課題?在「海上絲路」成為老生常談的今天,什麼又是「海國詩路」?
《海國詩路》探討十七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期,東亞到南洋漢字文化圈的行旅,使節、商貿、移民、征伐的海上經驗,以及著陸的地方風土特色。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從琉球到印尼海域;就地理維度而言,從北緯27度到南緯11度。這片廣大的水域參與了全球大航海時代的動盪,成為亞洲進入現代的核心現場之一。海洋的流動特性開啟了域外交通多元面向,也沖積或侵蝕國家、族群、文明的邊界。明清以來的地理標記,不論是帝國或異邦,人種或物種,都必須重新審視。「海國」視界於焉興起。
高嘉謙選擇漢詩作為進入這一場域的方法,不僅緣於在中國及海外漢字文化圈內,傳統的「詩」一向被視為營造知識,鏈接情感,投射史觀的基礎,更因為詩所代表的符號力量——「文」的力量——形塑了華夏文明的核心。在「想像的共同體」成為當代流行論述之前,詩已經召喚出古典的想像共同體。藉著由格律典故和無盡展衍的吟哦應和,詩的傳遞使今古連成一氣,天涯有若比鄰。然而過去三百年東西海路大開,古典詩的行旅果真能通行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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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國與詩路之間所產生的適切性與緊張性,正是本書的關心所在。高嘉謙一方面觀察古典詩詞如何因應域外時空環境、新奇事物,延伸傳統的合理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見證詩本身所象徵的(華夏文明想像)共同體正經歷空前挑戰。擺盪在兩極之間,詩作為傳統的「超穩定結構」顯露處處裂縫。以往視為當然的觀念或價值,像是內與外,華與夷,文與野,天下與國家等,都因此投向新的座標。
本書討論的案例包括康熙末年徐葆光奉使琉球的見聞錄,十九世紀興起的新加坡民間「粵謳」風情;十八世紀末移居印尼的閩人王大海的風土敘事,十九世紀末清廷駐新加坡領事如左秉隆、黃遵憲等的雜事詩、竹枝詞。還有二十世紀初華校傳承詩教的血淚記錄。這些研究歸納為三個方面——技術、聲音、與華夷風土;使節、地方感與地緣政治;華教的詩與史,創傷與記憶。
高嘉謙的《遺民、疆界與現代性》也處理漢詩與海外漢字圈內,國族或文化現代性消長的問題。《海國詩路》延續了類似關懷,但視野陡然放開。兩書對讀,我們立刻明白他這些年治學的新意。《遺民、疆界與現代性》專注十九世紀中葉後,漢詩如何成為離散海外者的精神載體,表達不同情境裡的「遺民」意識。案例包括臺灣文人丘逢甲、王松、洪棄生等人乙未割台後,去留、仕隱的決定;香港文人陳伯陶等在英國殖民治下,對宋代宗室遺民地景的悼念;戊戌政變後,康有爲遠走新、馬的始末;名士邱菽園的星洲風雅傳奇;郁達夫流亡南洋以及神秘失蹤;臺灣文人許南英漂泊印尼的悲劇。
相較《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海國詩路》恰恰點出,來往東亞、南洋海域上的不只是遺民,還有商旅、使節、移民,以及成千上萬的勞工。他們縱然懷抱家國之思,但眼前的汪洋大海、還有登陸後的所見所聞,才更攫取他們的注意力。不論暫駐或久居,他們必須思考未來。或安身立命,或另謀出路;即使民族大義也必須置於新的時空框架重新定位。徐葆光出使琉球,以詩為測繪海景、描摹器物的方法;南洋粵謳、竹枝詞的盛行意味到了海外,漢詩也得「走向民間」,融合世俗生活與異國情調。另一方面,太平洋戰爭期間,已經逐漸式微的漢詩突然「再政治化」,銘記華教薪火傳承的血淚。
高嘉謙指出,如果遺民借由傳統詩歌形式表達與文明或宗法的密切關聯,《海國詩路》裡的案例指向其對話面:即詩歌如何走出「詩國」疆域,循著多方航道,發現「海國」天地。換句話說,如果遺民詩學藉由詩——以及詩所賴以安頓的符號系統,「文」——證成華夏文明即使花果飄零,也必能靈根自植,高嘉謙主張在華夏的遠方,海國詩學湧動著豐富的華夷關係。相對傳統藉由詩、文所具象化的「華夷之辨」,他更著眼「華夷之變」。
「辨」是畛域的區分,「變」指向時空進程的推衍,以及文與文明的彰顯或渙散、轉型或重組。無可諱言,當漢詩從華夷之「辨」的判准轉爲華夷之「變」的平台,它的潛能必然遭受考驗。但與其說華夷之變是有關非此即彼的「差異」,不如說是一種你來我往的「間距」(François Jullien朱利安的説法)。間距並非產生一刀兩斷的差異,而有移形換位的脈絡,那是「詩」——「文」或其符號結晶——的從有到無、或從無到有的痕跡。
在漢詩編碼和解碼的語境裏,高嘉謙觀察「潛夷」和「默華」如何回應中國。清代中葉王大海旅居印尼海域十年,甚至入贅土著家族,他的記錄每以華與夷、番、蠻、鬼等作爲界定自身種族、文明優越性的方式。殊不知身在異地,易地而處,華人自身已經淪爲(在地人眼中)他者、外人、異族——夷。太平洋戰爭時期,鍾靈中學師生捍衛華教,死而後已。管震民以漢詩詮釋古典的氣節與風骨,竟然體現在域外華人身上。
《海國詩路》關注政治、文化隨時空流轉而生的華夷之變,也關注時空座落所在的環境與自然的徵候。左秉隆、黃遵憲等清代使節駐蹕南洋時雖然寫下大量酬唱詩文,也每每對周遭事物投以有情眼光。海上和島嶼自然生態如季風、土地、氣候、水草,還有地方風俗民情紛紛入詩。從山風海雨到到物種聚落,從草木蟲魚到習俗傳說,各類篇章所形成的博物世界與生活形態,構成所謂「華夷風土」。
儘管自然亙古存在,在漫長的歷史軌跡裡,人與環境互為因應,所構成的生存模式和價值、信仰體系形塑了風土的特色。這一特色有其生成的邏輯,但卻不是必該如此的命定。同樣的天氣,在不同人種文化詮釋下,有了不同的感受和對應方式。南洋海域的貿易風冬夏風向相反,影響島嶼生計,造就特殊航運文化,就是一例。高嘉謙引用法國地理學者邊留久(Augustine Burque)和日本思想家辻哲郎的觀點,指出風土即是人立身於天地之間的「結構時刻」。由此生發生命-技術-象徵(bio-techno-symbolic)三者的聯動關係,缺一不可。
此處的技術當不止於器械發明的統稱,更指向邊留久所借鏡的海德格(Martin Heiddger)觀點:技術(techne)源自想像發明,而詩就是一種人間應物、造物的發明之始。高嘉謙就此認為域外漢詩不僅描述山川風物,民情習俗,更是一種生命-技術-象徵符號相互關涉的中介物。《海國詩路》第一編即聚焦「島嶼視界:技術,聲音,風土」,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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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詩學是近年中西學界的熱門話題。回顧中國詩歌傳統,也可以理出脈絡。《詩經•小雅•沔水》有言,「沔彼流水,朝宗於海」。《莊子•秋水篇》謂「天下之水,莫大於海」,想像北冥的鯤化為南冥大鵬。以具體經驗而言,魏晉曹操的〈觀滄海〉最為詩家樂道。六朝到唐宋有關海洋的描述不在少數,從謝靈運到李白、陸游都有詩為證。晚唐施肩吾(780-861)的〈島夷行〉是否指涉澎湖每每引起爭議,卻仍足以顯現中古時代詩歌描寫海域的興趣。
明清時代見證大宗海洋詩文的興起。儘管兩朝海禁時鬆時緊,都無從抵擋大航海時代的衝擊。東亞與南洋海上,貿易、軍事、殖民、移民的來往此起彼落。學者如廖肇亨即以海洋為現場,討論明清詩歌中投射的世界秩序,以「治世」、「亂世」、「末世」作為時空指涉。海不揚波、長島怪沫、忠義淵藪……都是詩人營造的海上視界。
高嘉謙的研究承襲此一主題,卻別有所見。如上所述,他的著力點不再限於國朝「觀海」、「航海」的譜系,而是從海洋視角回看漢詩的多線流動。一旦海洋航道啟動華夷之變,影響所及的不僅是詩歌的內容和傳遞的多樣化,更是詩作為華夏文明本體的位移。藉著兩部專書研究,他對漢詩的海洋思考不再停留模擬/反映論的層次,而更是本體論的介入。
我們想到正統儒家對「詩學」與「學詩」的教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在高嘉謙的海國裡,既然遠離了「君父的城邦」所代表的政治、倫理秩序,興觀群怨的情感符碼,鳥獸草木的知識體系,也連帶鬆動。
當代巴貝多著名詩人及學者巴拉思維特(Edward Brathwaite, 1930-2020)為加勒比海地區文化發言不遺餘力。相對於西方文學、知識大傳統,他提出潮汐論(tidalectics)作為因應。一反所謂陸地(歐陸及北美)文明的二元辯證(dialectics)法則,巴拉思維特從浪潮起伏、氣候變遷找到靈感;他結合「tide」和「dialectics」二字,形成「tidalectics」。洋流、風向、往復多端的自然生態,啟發了多元、衍生、變動不拘的思維和文化模式。「海洋影響陸地景觀;海洋影響詩歌本質——詩歌字句的頓挫,一如海水潮汐起落。」
相較西方學院高來高去的理論,潮汐論兼容生態經驗與抽象思維,的確別有所見。巴拉思維特巧為利用身處加勒比海的「第三空間」,也呼應了應時當令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論述。對此,高嘉謙也許可以依樣畫葫蘆,提醒我們南洋就是「全球南方」的部分;潮汐論似乎可以解構種種(北方陸地?)一元或二元的執念。但仔細閱讀《海國詩路》,我們卻又發現不盡如此。畢竟,面對超過三千年的詩國傳統,潮來潮往的海洋隱喻不足以詮釋漢詩從東亞到南洋的流變。我們不能忽視穿梭其間的航道水路。
更何況傳統詩學對節奏、韻律、意象的起伏、複沓,自有其淵源。鄭毓瑜教授就提醒我們,陳世驤先生詩論的「姿」、「詩」、「興」,乃至於「時」,都企圖透過「之」所蘊含的複合意義的身體力動,如「之/止」、「停/動」、「蓄/發」、「斷/連」等,來「喚醒字裡行間相反相成的游旋姿態」。而正是以此能動的身心姿態,詩人展開創作,或疾或徐,不但形成抒情傳統的身體動力學,也凸顯漢語融入世界的「可體現性」。
並列陳世驤和巴拉思維特的詩論,與其說是分疏中外、海陸,不如說是藉此喻彼,強調詩學尋求密度與深度的發展,無論海洋或陸地都可以提供喻象資源。兩者之間或離或合的動線才更有探究的意義。錢鍾書曾有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在後現代、後殖民、後人類的語境裡,錢先生的立場似乎不合時宜。所可強調的是,從事海洋詩學的研究者豈只能追風逐浪,總是浮沉在潮起潮落的洋流裡?又豈能不考慮大浪淘沙,海上陸上俱分進化的種種可能?
這正是我們對高嘉謙「海國詩學」的期待。他以詩路,航道,風土作為立論所在,點明海洋至大至深,然而航行其上,需要方向定位,更需要航程視界。準此,他心目中的「海國」引導我們思考如下意義。在生態環境的層次上,「海國」泛指海洋和星羅其間的島嶼大觀;在「望文生義」的層次上,海國的「國」令讀者聯想主權疆域界定;在地理圖景測繪的層次上,「海國」包含海疆內外的廣袤世界,如清末《海國圖志》這類輿圖書籍所示;更重要的,在詩學喻象層次上,「海國」意味磅礴無垠的(漢)文字汪洋。在那裡,詩潮湧動,浮想聯翩。那是記錄華夷嬗變的現場,是見證滄海桑田的閎域,也是物我交融,鯤化為鵬的文學臨界點。
高嘉謙以南洋為座標,實驗海國詩學。他所處理的海洋從東海、南海一路來到班達海、爪哇海、安達曼海;他的「海國」裡,商旅和海盜,使節流亡者、華人和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歐洲人和無數南島族群你來我往;貿易風、坦博拉火山、卡布雅斯江,蘭芳共和國,海峽殖民地……共在;詩人徐葆光到管震民,邱菽園到王大海,黃遵憲到楊雲史等發現有情或無情天地,以為安頓自我或再次啟程的準備。
《海國詩路》在台灣出版,能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啟發?這個島嶼號稱海洋立國,其實對陸地的執念無比堅實。影響所及,海洋文學的研究基本局限於對大海或紀實、或模擬的浮面操作,話題不離南島族群,唐山過番、遠洋行旅等,要皆以台灣為輻輳點。這些話題當然重要,也攸關台灣過去與未來的命運。但如上所述,海洋詩學如果希望成其大,就必須從方法學和本體論上「液態化」,正視海洋無限變化、衍生的生態,以及深不可測的潛能。更重要的,既然海洋面積廣到包圍大陸,海洋詩學又何須堅壁清野,畫地自限?
高嘉謙來自馬來西亞,定居台灣,自身就是東亞到南洋航道上的旅客。從琉球到爪哇,從東亞使節到馬華僑教,從荷屬東印度到烽火彼南,他隨洋流所至,串聯島嶼、社群、風土的方方面面。而他所選擇的文學載體——漢詩——投射了「海國」最重要的現象,就是華夷之變。他不株守一座島嶼、一片土地或海洋,而向華夏今古敞開,才能體會漢字圈各地的變化消長。
《海國詩路》並不直接觸及台灣,但所論個案南來北往,想必也途經台灣海峽?華與夷,海與岸,潮起與潮落,何所「之」,何所「止」?海洋能包容一切,也能吞噬一切。台灣海洋詩學研究何去何從,一位「新住民」學者提供了一條來自域外的新思路。
序文──華夷研究與海國詩學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海國詩路:東亞航道與南洋風土》是高嘉謙教授繼《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2016)推出的新作。高嘉謙專治晚清及民國古典詩詞、現當代台灣與馬華文學,由此探討一系列問題:現代文學的「古典性」辯證;華語與中文文學的競合關係;「文」學作為知識生產及情動資源的可承應性(affordance);以及其「世界中」的呈現。這些問題多以南洋——東南亞——華人社群或地景為焦點。
在近現代文學領域中...
目錄
序文──華夷研究與海國詩學/王德威
導論
一、馬來海域的華夷交會
二、海上走廊:海國與詩路
三、海與詩的時代
四、海的經緯,島的鏈結
第一編 島嶼視界:技術、聲音與華夷風土
第一章 測量、博物與東亞海域──徐葆光與森槐南的琉球漢詩
一、海洋漢詩的東亞視角
二、測量與疆界
三、物知識與自然
四、琉球海域與地緣政治
第二章 風和馬來世界──王大海《海島逸誌》的華夷風土觀
一、走入武吉士人的海
二、華夷風土的接觸地帶
三、風和島嶼視野
第三章 風景與風土的共振──新馬華人的竹枝詞、粵謳與粵語政治
一、離散華人與南洋風土
二、粵音下南洋:《叻報》的粵謳風景
三、粵腔的煙花生態
四、聲音的政治:華人認同與抗戰粵謳
第二編 南海詩路:使節、地方感與地緣政治
第四章 海和陸的調焦──近代漢詩與南海視域
一、詩、地圖與南海視域
二、清季出洋使臣的南洋見聞
三、客愁、外交與情感政治
四、離散華人與地方感
五、檳榔嶼及其港埠文學空間
第五章 帝國、斯文、風土──左秉隆、黃遵憲與新馬華文文學
一、天南斯文一線存
二、被發現的南洋華人
三、絕域與風土
四、新馬「華文」世界的開啟
第六章 南溟、離散、地方感──楊雲史與使節漢詩
一、使節與華人社會
二、海盜、拓殖與南溟地緣政治
三、詩與朝貢外交
四、閒適、幽興與地方感
五、疆界辯證與詩學策略
第三編 烽火彼南:華教的詩與史
第七章 戰爭與華教──作為「記憶之場」的檳城鍾靈中學師生殉難事件
一、戰火與華校
二、戰前與戰時的華文教師/華文想像
三、鍾靈師生殉難:詩與史的傷痕寫作
四、華教的記憶裝置
第八章 家國與詩──檳島詩人管震民的文教與地方認同
一、南來教師與淪陷歲月
二、華教血恨與文學見證
三、從僑民到公民
四、結語
結論
徵引文獻
文章出處
後記
序文──華夷研究與海國詩學/王德威
導論
一、馬來海域的華夷交會
二、海上走廊:海國與詩路
三、海與詩的時代
四、海的經緯,島的鏈結
第一編 島嶼視界:技術、聲音與華夷風土
第一章 測量、博物與東亞海域──徐葆光與森槐南的琉球漢詩
一、海洋漢詩的東亞視角
二、測量與疆界
三、物知識與自然
四、琉球海域與地緣政治
第二章 風和馬來世界──王大海《海島逸誌》的華夷風土觀
一、走入武吉士人的海
二、華夷風土的接觸地帶
三、風和島嶼視野
第三章 風景與風土的共振──新馬華人的竹枝詞、粵謳與粵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