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榮格人生路：一位心理分析師的生命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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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審閱序】

不只是一個人的回憶錄

王浩威

湯姆士．克許（Thomas Kirsch）是我自己在分析心理學和心理治療專業上的老師。如今將要八十歲的他，是一九三六年旅程途中出生在英國。當時父母正從柏林逃離希特勒的政權，還不知道要走向哪裡。去年他出了一本回憶錄，如今中文版要出版了，我先拿到了翻譯稿子，十分引人入勝的內容讓我迅速地讀完。闔上書稿的同時，確實有許多的感慨。

儘管榮格的著作在六○年代就大量地翻譯引進台灣，但榮格學派的心理治療或心理分析一直都遲遲未見任何的發生。八○年代開始有人講述榮格的心理學，而超個人心理學也在輔仁大學等學校陸續開課，但真正的榮格心理治療恐怕是要等到沙遊治療學會的創辦人梁信惠教授回到台灣，以及廣州的申荷永教授第一次來台灣講課，才算是真正的開始。

正如克許在他的回憶錄所說的，他是二○○六年因為申荷永的介紹，而遇到張明正和陳怡蓁夫妻，才開始和台灣結下深刻的緣分。關於這件事，我剛好也參與了前半部。

那一年剛好是管理學大師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到中國訪問，與一位頗為知名的中國傳統文化大師做了一場對話。陪彼得．聖吉前去的張明正，對這一場對話並不覺得滿意，總覺得這位中華文化大師並沒辦法理解彼得的問題。他於是問我：有誰能夠用西方心理學的語言講中國文化呢？我立刻想到了申荷永，於是和張明正約好，在洛杉磯見面。在介紹他們認識以後，立刻就回台灣。而在舊金山訓練成為榮格分析師的申荷永，有事要北上去探訪他的老師約翰．畢比（John Beebe），也就是《品德深度心理學》（Integrity in Depth，心靈工坊出版）的作者。就這樣才有了這一本書當中所寫的，作者克許如何和張明正見面的過程。

張明正夫婦贊助了克許，有關他的父親和榮格兩人之間通訊的整理和研究編輯；而克許也投桃報李，答應來台灣講學。

這時候的克許，已經擔任過國際榮格學會的主席，拜訪過許多像台灣一樣還沒真正發展榮格心理學的地區。於是，當他們夫妻來到台灣，其實並沒有帶有太多的想像。然而一場接觸下來以後，他一再告訴身為主要接待者之一的我：台灣心理工作人員的靈性是相當高的，怎麼過去和國際榮格學會沒有任何的接觸呢？並且一再地告訴我們，目前國際榮格學會對台灣這一類國家的情形有設定一些扶植辦法。這些辦法原本是針對蘇聯瓦解以後的東歐國家所設定的，但當然也適用於東歐之外的地區。

克許回到美國以後，一再提醒台灣的朋友們一定要和國際榮格學會聯絡。因為他熱情和真誠的協助，因此才有了台灣加入了國際榮格學會而成為發展小組（Developing Group）之一的進展，而他自己也主動向國際協會要求擔任台灣的聯絡人（liaison）。所謂的liaison，其實是翻譯成導師更為適合。台灣榮格發展小組後來的發展，許多都是因為克許而有了接觸。其中包括不下二、三十位榮格分析師來台灣講課或進行分析訓練的安排，也包括二○一三年一場在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行的《榮格與亞洲》國際會議。

依榮格理論的講法，一切事情的發生都不只是巧合，而是冥冥中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許多的相遇，出現在不同的人之間，在恰好的時刻，於是形成了現在的台灣如此轟轟烈烈的榮格心理學發展。

然而面對有如老師一般的克許，在受到他這麼許多的協助和引導之餘，我自己當然更好奇他又是怎麼面對自己了。

一個人要怎麼樣寫自己的回憶錄呢，特別是涉及到他的內心世界？他的父母都是榮格分析師，父親還是榮格的好朋友；甚至他自己可能是現今世界裡剩下的唯一曾經被榮格分析過的人，而長大也成了家族第二代的分析師，還擔任過國際榮格學會的會長。這是我在讀這本回憶錄的時候，最關注的一件事情了。

他寫了許多跟父母親的關係，包括高中的時候父親曾經有過的一次外遇。當時的他其實是懵懵懂懂的，也沒有感覺到母親有特別的情緒起伏。雖然在寫回憶錄的這個年紀，對父親已經沒有太多的憎恨了；但他其實很明白，直到今天，和父親同樣是榮格分析師的他，從來不去碰自己父親在這一領域所擅長的主題。

同樣也是由個案而成為榮格分析師的母親，從小就是跟他感情特別濃厚。從有記憶以來，媽媽就為他分析每一個他分享的夢，甚至到了他第一次結婚後。小時候他和母親的關係是這麼的親密；然而以現在的年紀去回顧，他卻很清楚這樣的親密反而阻擋了他的男性發展，甚至是影響了他和女性的關係。因為是這樣，在結束第一次婚姻以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說不出為什麼的情況下，他和母親幾乎不再聯絡。

去年，德國政府為他的父親立紀念牌，就在當年流亡前在柏林的診所舊址。當時他的身體很不好，癌症化療的副作用還沒完全康復，而退化的背脊又不適合長坐。但他還是抱病從舊金山飛到歐洲了。今年年初我從一位美國分析師的口中才知道：原來在揭牌的儀式時，他果真病倒了，還住進柏林當地醫院許久，差一點就回不來美國西岸了。

然而，即使是這樣的危險，他最初還是決定去了。我想，對他來說，這趟旅程雖然幾乎賠上了命，恐怕也是這些年來，他透過許多作為，包括整理出版他父親和榮格的通訊，來作為自己和去世多年的父親之間的和解吧。

父母親對孩子的影響，其實都是永遠超出我們所能夠想像的。

客觀說起來，我的老師克許所出生和成長的家庭還是相當的完整，功能也十分足夠，父母的親職角色是在一般人的水平之上的。但對青少年所發生的創傷所進行的修補，他卻是在將近八十歲的年紀都還在繼續進行著。

也許有人會說：這一切有什麼重要嗎？如果我忘記它不就得了？

的確，遺忘是最簡單的方法。

以克許的例子來說，他父親的外遇不過是短短幾個月，而母親似乎也沒有太多的受傷，他自己其實是不用去提這一切的。然而，如果不去看待這一切帶來的影響，所有的一切也就掩埋起來，成為我們拒絕來往的陰影而已。

陰影（shadow）是榮格心理學的十分重要理論。我們不是要去驅趕陰影，而是要凝視它，了解它，進而擁抱它，接受它成為我們意識中的一部分。這一直是榮格心理學和佛洛伊德心理學所不同的地方之一。

然而我們回頭去思考發生的一切，並不僅止於追究自己的傷痕來源，不僅於了解來龍去脈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去面對自己在傷痕發生以後，一直不承認、甚至也沒注意到的諸多怨懟。在內心深處，總覺得自己是被害人的這些情緒，其實扭曲了我們後來的成長，讓我們在生命的不同階段，還是有各種看不到的侷限。以致在中年以後，即便是努力透過各種宗教或靈性活動，還是可能無法達到更圓融的生命態度。

對父母來說，應該記得：我們帶給小孩子的傷害，其實是比想像的影響還要深邃；同樣的，對長大以後的孩子來說，如何修補自己的傷口，並不是只有發現和責備，更是一輩子的寬恕和理解。

在這一本回憶錄裡，已經將要八十歲的克許為這件事完成了最令人敬佩的示範。

這一本回憶錄不只是面對父母帶來的陰影，克許在談到他參與國際榮格學會的團體事務時，也等於是談到了個體進入團體以後可能出現的種種陰影，也就是人在群體當中將會如何遭到扭曲或失去自性。他分享他的經驗，包括他的分析師韓德森（Joseph L.Henderson）扮演的協助，以及分析在這一個階段的重要角色。

克許自己所主導編輯的他父親詹姆斯‧克許（James Kirsch）和榮格兩人之間的通訊錄，其實是榮格是否支持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最新出土的重要文獻。在榮格的這一個公案裡，所涉及的也是個體在群體當中可能產生的集體陰影（collective shadow）；而二次大戰後非榮格學派的知識圈，如何論述這件事，本身也是同樣的情形。因為克許本身是如此親近這一件事情的現場；他又是在時間經歷了相當的距離後，才來重新編輯而還原現場。其實是親近的，又是有距離的，以致於他更了解集體陰影的種種現象。

這一本回憶錄其實不只是一個人的回憶錄，它談的是從二次戰前一直到當下的歷史；這本回憶錄其實也不只是回憶錄，它說的更多是一般少見的洞識和智慧。

這本《我的榮格人生路：一位心理分析師的生命敘說》從許多角度來看都是值得好好讀一讀的書。我自己總擔心這樣的書在市場上是會被忽略的，於是自告奮勇地告訴編輯是否採取更撒狗血的書名，譬如像是《我的父母都是榮格分析師》之類的。總之，還是被相當有良心的編輯部否決了。

克許的回憶錄能夠出現中文版，無論怎麼說，都是意義相當深邃的一件事。

對於克許，不論是站在我個人的立場，還是台灣的榮格心理學社群的立場，我還是很想要十分恭敬地對他說一聲：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