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精神分析導論：理論與實務（新譯本）

名人推薦：

白美正（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精神分析師）

李俊毅（高雄長庚醫院精神科系身心醫學科主治醫師）

周仁宇（精神科醫師、美國精神分析學會〔APsaA〕及國際精神分析學會訓練分析師）

許宗蔚（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師）

楊明敏（精神科醫師、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師）

楊添圍（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院長、精神科主治醫師）

蔡榮裕（北市聯醫松德院區一般精神科主治醫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名譽理事長）

蕭仁釗（臺灣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淨開心臨床心理師）

共同推薦（按姓氏筆劃排列）



【推薦序】

遠方的精神分析敲出在地的迴響

蔡榮裕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名譽理事長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執委會委員兼推廣及運用委員會主委

北市聯醫松德院區精神科主治醫師

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心理治療師兼資深督導

很高興替兩位精神分析界的好友兼同事林玉華和樊雪梅，推介他們認真且嚴謹的翻譯作品——精神分析師安東尼・貝特曼（Anthony Bateman）和心理治療師傑瑞米・霍姆斯（Jeremy Holmes）合著的《當代精神分析導論：理論與實務》。這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薦的入門導引，五南出版社曾在2004年九月出版中文版，2017年的新譯本則由心靈工坊出版。

我以這本書為基礎，由此窺探兩位原作者的審密思考，然後再引向一個與我們切身相關的問題——在台灣發展精神分析取向實作時，有那些課題是值得我們思索的？要為一本導論再做導論，是相當困難的，因此我就以他們在書中引發的課題，直接回應台灣工作者的一些思考。我期盼讀者除了從這本書獲得知識之外，也要在台灣的環境裡應用這些知識，為台灣的精神分析專業做出一些貢獻。

作者謹慎地說，要在當代寫出一本精神分析導論的書，確實是個挑戰；但我認為，他們的作為甚至可能會變成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最終惹來不同論點持有者和學派追隨者的批評。不過這本書從他們的慎思出發，開宗明義地以精神分析整體概念為主軸，不偏倚任何學派，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避開了前述窘境。

我想要提的是一個有趣的課題，而且也是台灣目前精神分析取向的實務發展進程中值得思索的課題——那就是，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兩者的關係是什麼？這不只是台灣所面對的課題，在其他國家也都漸漸浮上抬面。我認為，這兩個領域如果只有競爭而堅持著難以開啟對話的態度，或只是形成廣義政治上的聯盟，那是讓人遺憾的；因為這涉及的是人的心智課題，我們應該藉由這個課題的討論而展開更多探索。

根據原文作者序裡的說法，「作者之一（AB）是有豐富精神醫學及實務經驗的分析師，另一位作者（JH）則是精神科醫師暨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療師。我們希望我們兩人的背景使我們有足夠共識提供統一的觀點，也有足夠的差異增加本書的廣度。」

這本書早就拋出了我關切的命題：就目前的現實來說，誰都可以說自己是精神分析師或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師，即使存在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體制，我們仍然很難說哪一方的做法才是真正的精神分析。我當然不是鼓勵自由放任，我主張慎重的態度是必要的；我的說明只是在於描繪實情和現況。至於精神分析與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的分野，也存在這樣的爭論。我們的確不容易找一個完美的區分方法，但是我認為在現實上我們還是需要找出兩者的區分——就某種程度而言，這些區分是人為的，例如機構和學會等的認定資格。即使是人為的制度性區分，我仍然認為這是必要的。

也許別人有不同的觀點，不過我更在意且認為更重要的人為區分，在於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的實作形式，兩者所帶來的不同經驗累積，以及後續不同的討論和描述的發展。例如，佛洛伊德以降的古典或當代精神分析，遵循的是每週三至五次（也有人主張每週四至五次），主要在躺椅上進行分析；以這樣的形式所累積的經驗和描述，百年來已經構成了龐大的理論體系。我主張精神分析以這種形式的實作為依歸。以歷史的發展脈絡來說，這是百年來的火車頭，現在仍持續往前開著。

至於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的治療形式，通常是每週少於三次的面對面會談，而且往往是在醫療或教育機構裡執行；由於處理的對象和外顯形式的差異，累積出不一樣的經驗。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所處理的通常是人生相當破碎的個案，這些經驗的描述是相當重要的，可是至今相關的文獻仍不多。唯有累積了更多關於心理治療經驗的想像和描述，才能夠跟歷史文獻相對豐厚的精神分析做更細緻的交流。雖然這裡指的是文獻的累積，然而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如何在這個發展過程裡維持實質的交流互動，當然也是重要的。

或許外顯的模式都不是區分兩者的最好方式。某位外國友人曾說，精神分析是一種生命和生活的選擇，是無止盡的心智和人性的持續分析，那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一如佛洛伊德在〈有止盡與無止盡的分析〉（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1937）裡的古典說法。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在心理治療的領域裡，是以某種有止期的治療目的為主；不過，如果有人主張心理治療也可以是無止盡的，大概也很難絕對推翻這樣的說法。

關於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的區分，慮及目前狀況和未來發展，我借用並推論楊明敏的部分觀點；他的觀點中有趣的焦點在於如何讓精神分析師邁向心理治療，也讓心理治療師邁向精神分析，以一種同時向對方邁進的態度和心情進行交流。我主張兩方在這個來來往往且相互邁向的過程裡，累積各自的經驗，讓文字的描繪更為豐富，成為人類的文明資產。

在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的會員朋友們包括玉華和雪梅的共同合作之下，由國際精神分析學會主辦、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承辦的亞太區學術研討會於2017年五月四至六日在台北晶華酒店圓滿舉行；這次活動之後，台灣與其他國家在精神分析的領域有了更加密切的聯繫，精神分析在台灣的面貌也因此開啟了新的里程碑。

再度感謝心靈工坊邀請我書寫這篇序文，我謹以有限的文字引發一點台灣的在地思索，期盼能作為閱讀《當代精神分析導論：理論與實務》的背景脈絡，幫助讀者在閱讀這本來自英國的著作時，同時激發出在地的想像與關懷；我相信這也是玉華和雪梅投入心力翻譯這本書的重要緣由——作為台灣的一分子，當我們沉浸於來自遠方國度的知識洗禮時，也應該同時關懷在地，一同為這個地方梳理過去、展望未來。



譯序



本書略述精神分析跨世紀以來所衍生的幾個主要學派在理論和實務上之重要論述及其中之異同，包括古典精神分析、克萊恩-比昂學派、英國客體關係或獨立學派、自我心理學、人際關係、自體心理學以及拉岡學派。這些學派的主要論點仍以佛洛伊德的核心思想為基礎。佛洛伊德終其一生不斷更新其對於心智世界之解讀，早期由創傷典範到原慾理論，強調焦慮來自對於原慾之潛抑，而提出地誌學典範（三個意識層論說）。晚期發現焦慮也是個體面對客體／環境威脅的反應或心理衝突，而提出結構典範（三個人格結構論說）作為補充，強調自我（原慾）跟環境／客體之間錯綜複雜的能量掛勾。

佛洛伊德於1939年辭世之後，驅力與環境之心理病因的爭議持續壟罩精神分析學界，其中首推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及其擁護者以及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及其擁護者於1941年在倫敦所展開之論戰。論戰以1944年兩個學派代表人所簽署的「紳士協議」落幕。論戰之後的精神分析各學派相繼出爐，本書作者將之統稱為「後佛洛伊德」（Post-Freudian），包括，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克萊恩─比昂模式（The Klein-Bion Model）、客體關係理論（object relations theory）、人際關係模式（The interpersonal Model）以及自體心理學（Self psychology）。

回到《佛洛伊德─克萊恩論戰 1941-1945》，可以一窺本書作者挑選這些學派之思路。爲了澄清「何謂佛洛伊德學派的精神分析」，英國精神分析師們（以克萊恩為代表）以及避難至英國的維也納精神分析師們（以安娜．佛洛伊德為代表），針對有爭議的理論議題與理解進行了激烈的討論。爭論的重點在於克萊恩是否太強調「早期幻想生活」（early phantasy life）或內在驅力，而忽略了環境對於人格發展之影響。換言之，在「驅力」和「環境／人際」之間，何者對人格發展的影響力屬「初級」（primary），何者又是「次級」（secondary）。本書作者所挑選之「後佛洛伊德」（Post-Freudian）或「當代精神分析」（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學派之間的差異也以這兩者之向度為脈絡。克萊恩學派強調驅力對人格發展的影響是主因（初級），環境是次因，而紳士協議之後衍生的「獨立學派」（Independent），則主張環境對人格的影響才是主因，驅力是次因。與此爭議相關的是由「衝突論」（古典佛洛伊德、克萊恩學派等）和「缺陷論」（獨立學派、自體心理學等）所衍生之各學派。這兩組論點幾乎貫穿整個當代精神分析導向心理治療的核心思想。有些學派的論點比較偏頗，有些則在這兩種對立思路之間遊走（包含兩者）。正如本書作者所言，最難的課題在於如何避開宗派意識的同時，還能不掉入折衷主義的陷阱。

作者在第二章闡述心智模式的兩種典範：一者強調內在精神運作（intrapsychic），包括佛洛伊德與克萊恩學派，另一則強調外在環境，例如新佛洛伊德學派和人際學派等。「客體關係理論」則是一個複雜且模糊的歸類。作者將它再區分為看重驅力以及不看重驅力的客體關係各派別。英國客體關係以獨立學派四君子（弗爾本〔Fairbairn〕、溫尼考特〔Winnicott〕、巴林特〔Balint〕和甘萃普〔Guntrip〕）為首，一方面沿用克萊恩的論點，強調嬰兒被驅力所誘發的幻想及幻想中的母嬰「關係表徵」（非真實母嬰關係），另一方面擷取巴林特的觀點，強調早期真實的母嬰關係對於人格的影響。在美國客體關係涵蓋的範圍還要更廣，包括依附理論以及強調環境缺陷的人際模式。這種區分法將克萊恩學派由客體關係區辨出來，而跟衝突論站同一邊。

除了學派爭議之外，有關精神分析之詮釋，尚有強調自圓其說的內在融貫論（coherent），以及強調與歷史事實相符的「符應論」（correspondent）之爭議。精神分析界的臨床工作者比較強調詮釋的「融貫性或一致性」，而學術界的精神分析研究學者則較強調具有實證效度的「符應論」，這個超過百年的爭議至今仍然壁壘分明，未有共識。有關療效則有古典之「領悟觀」（insight）與當代之「新經驗觀」（new experience）（或轉化〔transformation〕）之別。當代精神分析學者和臨床工作者已不再視此為兩個彼此衝突的概念，一般認為患者在診療室中的新經驗（轉化）使領悟更具體化，而領悟則使診療室中的新經驗（轉化）成為可能，兩者互為因果，輾轉增上。以上爭議和整合持續影響著當代精神分析學派、理論、治療技巧及其研究方法之擴展和創新。

過去二、三十年來許多學術界和臨床界的先驅相繼負笈英美法接受長期臨床訓練，台灣關於精神分析的譯著也如雨後春筍，相繼出爐，因此在譯詞上也漸漸有了一些共識。這個新版本在參考台灣過去幾年來的習慣用語以及多位臨床工作者的建議之後，在譯詞上做了一些修正。其中特別要感謝劉佳昌、蔡榮裕、張凱理、王浩威、李清發和陳登義等醫師以及龔卓軍教授對於譯詞和譯文之不吝指教，在此一併致謝。

林玉華 2017年五月，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