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童年的真正祕密：愛麗絲.米勒的悲劇

【推薦序1】一個悲傷痛苦的女人，和她的孩子／蘇絢慧
【推薦序2】幸福童年裡暗藏的悲劇／周仁宇
【推薦序3】推倒沉默之牆，勇敢說出自己的童年往事／丁興祥

關於愛麗絲‧米勒
    
母親的來信，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前言
拆除沉默之牆，複雜而大膽的行徑

2.結局：愛麗絲‧米勒沒有墳墓

3.遺傳的個體：猶太女性
我母親所說的是：童年的傷痛
我發現的是：愛麗西亞‧恩拉德與她的家庭，一九三九年之前
真實的自己與主觀的世界

4.被否認的創傷：存活下來的
我母親所說的是：「我必須殺了我自己」
我發現的是：愛麗絲‧洛斯托夫斯卡存活於華沙，一九三九～一九四五
  以假的自己存活下來

5.勉強的愛：妻子
壓抑住的恨：我父母的婚姻
愛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6.選擇疏離：移民
瑞士的新生活，一九四六～一九八五
嚮往之地普羅旺斯，一九八五～二０一０
藏身處傳來的虛擬訊息：網路
新開始的不可能

7.找到的自由：童年研究者
作為精神分析師的母親，一九五三～一九七八
通往自由的道路
寫作之幸：《幸福童年的祕密》
人生主題的變體：愛麗絲‧米勒與父母的戰爭

8.遺傳的苦痛：母親
沉默的見證者：我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一九五０～一九七二
康拉德‧施德特巴赫的信徒：受迫害的兒子，一九八三～一九九四
母親的來信，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把兒子當成迫害者：戰爭創傷的力量
尾聲：二００九～二０一０

9.接受檢驗的知識：治療師
自《幸福童年的祕密》以來的時代變遷
知曉自己的人生經歷
心智化：愛麗絲‧米勒方法的理論
知情見證者‧治療師與當事人的關係
《幸福童年的祕密》還有什麼沒說的？
母親的最後一封信，二０一０年四月九日

10.從摧毀沉默之牆開始：後記／奧利維‧舒柏

謝辭
延伸閱讀

 

推薦序

一個悲傷痛苦的女人，和她的孩子

　　很多人也許都有一個想像：如果自己有一個享譽盛名的心理治療師母親，她對待孩子必然溫柔、敏銳、耐心，極富同理心，如此一來，自己會有一個幸福的童年、美滿的家庭，不用歷經任何苦痛、掙扎、缺憾和衝突，可以安穩成長，成為想要實現的自己。

　　說到這點，還有誰像本書的作者馬丁‧米勒一樣，有個舉世聞名的兒童心理學家母親──愛麗絲‧米勒？她所出版的《幸福童年的祕密》幫助也療癒了許多童年受創的人，讓他們明白童年的傷痛不是他們的錯，而是來自無能給愛的父母和代代相傳的家庭不幸。

　　儘管馬丁‧米勒後來也成為一位心理治療師，擁有數十年治療經驗，但母親極端的性格與強大的輿論影響力，不論在生活或是專業方面都為他帶來巨大壓力，母子關係充滿衝突、掙扎和糾結。即使尋求心理治療多次，都很難化解那一份深層的矛盾和痛苦。

　　沒有人有幸福的童年。即使愛麗絲‧米勒極力想從自己母親帶給她的失落和傷痛中解脫，努力投入寫作和繪畫來療癒自己，並以心理治療來解救自己，好讓自己和母親不同，不那麼冷漠而具毀滅性，但她仍無可避免地因為無愛的童年而進入了一段無愛的假性親密關係，加上深怕自己的兒子馬丁‧米勒會像他丈夫一樣，而對孩子進行指控和控制。同時，她也因為自己幼年遭受許多暴力傷害，以致面對兒子遭遇父親不當的肢體暴力時決定迴避，無法挺身保護孩子。

　　這種種情感的深層糾結和矛盾、切割和疏離，無疑讓馬丁‧米勒經歷長期的自我衝突和壓抑。他感覺母親把他看成怪物，並且極力要去除他內在的怪物特性。身為心理分析專家的母親對他所給出的心理評論，讓馬丁感到極度憤怒和錯亂。

　　那些成長過程以及和母親相處的經驗一直不曾為外人所知，直到在愛麗絲‧米勒過世後，馬丁‧米勒終於在旁人的支持及鼓勵下，透過回溯母親的一生，真正理解屬於母親生命的種種真實。

　　馬丁‧米勒並不想以本書來作為名人孩子向世人抱怨父母的訴狀，而是透過研究、訪談，重新了解歷史軌跡，認識他因沒有機會離開「兒子」的位置而未能好好了解的「愛麗絲‧米勒」。在這一段重新回看母親生命，包括她的童年以及所經歷的戰爭之歷程後，母親的輪廓總算漸漸清晰，包括她生理和心理層面的創傷及影響。

　　六年前，我有幸為《幸福童年的祕密》寫推薦序，如今再能推薦《幸福童年的真正祕密：愛麗絲‧米勒的悲劇》，我感到一份特別的情感在心中流動。閱讀了這一本既沉重又開展的親子和解之書，相信每一位讀者都會從中體悟到屬於自己的領會和獲得，我特別建議想從童年傷痛中療傷的人閱讀。

　　而我則有兩點很深的感觸：

　　第一點是，我們沒有幸福完美的童年，並不只在於我們未能擁有完美的父母，也在於我們未能身處理想的時代。沒有一個世代是完美的，戰爭時代留下了許多「戰爭的孩童」，他們歷經匱乏、貧窮、殺戮、暴力和許多的自我分裂，在還未能意識清楚自己身上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時，就已長大並為人父母。他們甚至有許多人從來不知道自己身上到底經歷了什麼創傷。即便戰後的現代，看似物資富足無匱乏且局勢和平，但只要活在社會情境中，看不見的心理壓力和存在焦慮仍無時無刻影響著成為父母的人，也影響著正在成長的我們。沒有人可以迴避、否認這些影響。

　　第二點，任何想要療癒童年或家庭傷痛的人，若只知控訴和抱怨，療癒恐怕終其一生都難以發生。最重要的療癒因子，在於我們的心理移動，不再只是死守在「孩子」的位置來解讀和體會一切。雖然創傷知情是非常重要的治療過程，我們不能否認和迴避在我們身上發生過的真實，但療癒能否完成，關鍵在於我們能否鬆動心中對某些記憶和遭遇的觀點，以一個更大的社會視角理解時代對人們身心及行為無可迴避的衝擊及影響，如此才能將身而為人的脆弱及限制歸還給自己及父母，從一個更具深度、廣度的距離重新理解家庭中的我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究竟是怎樣地有限卻又盡力的在找尋各自的解脫。

　　只有回到對人的認識以及對人性深刻的理解，或許我們才有一點點契機領悟到一些對人的慈悲及憐憫下的寬容和饒恕，包括至親和自己。
 
前言

　　母親過世幾週後，我有個接受新聞雜誌《明鏡週刊》訪問的機會，以下便是我與訪問者艾兒可‧許密特（Elke Schmitter）及菲利浦‧歐姆克（Philipp Oehmke）的對話，這段對談一直糾纏著我直到寫了本書為止：

　　明鏡週刊：您說您的母親終身致力於找尋方法，揭開他人的創傷，但自己卻不知該如何與兒子談論自己的創傷？

　　馬丁‧米勒：我試過無數次與她對談，就像您現在和我這樣，但卻踢到了鐵板，所以關於您題問，我無法進一步給您其他解釋，我不只是她的兒子，我也是心理治療師，也就是一個讀過傳記並深入分析的人，但是我並未滲透入其中，大家總有一天會接受這點的，這層阻礙也讓我在過去的三十年來無法接近我母親，我必須承認。

　　明鏡週刊：您母親創造了一份獨一無二的作品，此作品裡說到：精神分析無助於精神創傷，但有另一個解除童年壓抑與重獲新生的獨特方法──我將試著向你們展示之。我們現在認為，在我們彼此對談了十分鐘後，您母親隻字未提她作品中任何一個自己人生歷程裡的重點，她無法將自己的方法使用在自己人生最巨大的創傷上。

　　馬丁‧米勒：即使她在她的著作中正確地看到了那麼多的事物。我的悲哀是，我這個戰後世代所生的小孩沒辦法與我的父母建立起一段情感關係。

　　明鏡週刊：請您幫助我們：關係喪失不正是您母親所譴責的、父母的殘酷與畸形的原因嗎？

　　當時的我作夢也想不到要寫一本關於我母親的書，她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到無法描寫的人。直到二０一０年的秋天，我在法蘭克福書展上向一位美國出版業者介紹了她的作品，我才開始認真思考這件事。那位出版商認為，對我以及我母親的讀者來說，寫一本有關她的書將會大大有益。這段話縈繞在我心頭，引起我非常矛盾的感受，起初我感受到一股強烈的拒絕，認為寫一本書的念頭極為荒謬，然而即便情感上出現了劇烈的抗拒，此念頭卻揮之不去，我勉為其難地決定接下這個困難的計畫。

　　第一個問題是──我對我母親所知甚少，愛麗絲‧米勒──我在這本關於我母親的書裡，將常常以第三人稱來敘述──把她的人生歷程都封鎖了起來，將她的私人生活變成了一個被守護得嚴嚴實實的祕密，尤其是戰爭那幾年，她特別守口如瓶。誠如眾人所知，我母親是二戰時期在華沙存活下來的猶太人，但實際上她幾乎不曾提及那段日子，最多只是委婉地帶過或使用很有距離感的說詞描述之，就連對我她也鮮少提起，直到我四十一歲才獲知一二。我童年與青少年時期，所有與猶太人有關的，以及所有與波蘭有關的事物，都與我隔離得遠遠的，我既沒學過父母的母語波蘭文，也沒人教我任何猶太文化，我宛如文化工藝品般地長大，被當成瑞士人來養育，瑞士對我父母來說基本上是個很陌生的國家。我體現了所謂的倖存後的新開始，就像倖存者身上常可見的那樣。這是其一。

　　也就是說，我對這些實情所知甚少，但我卻對我那從未被議題化的母親痛苦領會甚多，這是現在的我在做了寫這本書所需的調查研究之後所了解到的事。從有關大屠殺倖存者所生之子的研究，我們得知這些孩子都受到父母全心全意的關注，他們必須代替在那段苦難時期所或缺的情感對象，因此孩子們成了父母的依靠與存在基礎。人們稱這種過程，也就是親子關係的反轉，為：親職化，即因創傷侵擾而感到痛苦的父母透過自己的孩子去追回情感上的支撐，就像我母親在她的第一本著作《幸福童年的祕密》裡強調的：孩子擁有一種非凡的天賦，他們能出色地領會父母的需求，即便父母未曾吐露。他們完全了解父母所期待的是什麼，並且表現出相應的行為反應，這也是我曾經做過的事。

　　我與母親的關係──我如今終於了解了──有著那種扭曲關係的所有特點，包括轉遞被壓抑的迫害創傷，也就是說，我母親和我以某種精神官能症的方式而非常接近彼此，我們由於一種從屬的親近而擁有緊密的連繫。透過這種方式，我在情感上成為了我母親大屠殺經歷的一部分──而我當然一無所知，無論是小時候還是長大後。我成了見證者，是的，是戰爭創傷的一部分，卻渾然不知當初究竟發生過什麼。我成了一段苦痛史的參與者，儘管或者正是因為我對這段過去並不了解。我可以說是經歷了母親受到的納粹迫害，也就是這種盲目迫害的後果。

　　德國作家暨時事評論家亨里克・布羅德（Henryk Broder，1946年生）在一九八二年鄂爾文・萊瑟（Erwin Leiser）的電影《劫後餘生》（Leben nach dem Überleben）裡是這麼描述大屠殺倖存者所生之子的命運：「我一直覺得自己彷彿被束縛在一個我所不知道的、看不到的，但卻使我深受重負的驚恐座標系裡，我無法與之對抗。」我又在這幾句話中看到了自己。

　　我記得以前我們去蘇黎士拜訪親戚時，我在他們家裡看到了一些我不認識的東西，餐櫃上的木頭人偶有種神奇魅力吸引了我，那是正統猶太教男性塑像，旁邊還有一座光明節燭台。然而我卻完全不敢去詢問所有這些東西的意義，那未曾說出的禁問完全發揮了作用，即使長大成人，我還是一再地面對母親的恐懼，她很害怕被別人知道她的私事，直到她過世為止，她都小心謹慎地留心著不要讓任何私事公諸於世。

　　直到先前提過的《明鏡週刊》訪問以及美國出版業者的建議，我對母親的這種絕對服從才開始不斷動搖。

　　即便滿腹罪惡感，我還是認為，相較於進一步向母親的讀者隱瞞她人生經歷究竟正確與否的問題，對我來說，我自己究竟敢不敢探究自己的故事、是否有勇氣去揭露我的人生根源，反而才是更重要的。

　　我當然讀過我母親的著作，在《拆除沉默之牆》（Abbruch der Schweigemauer, 1990）裡，愛麗絲‧米勒建議所有讀者揭開自己的真相、自己的故事，並解除壓抑。我現在認為，即便我長年讓自己做心理治療，而且也擁有幾十年心理治療師的工作經驗，針對這樣的案例，要去克服的不只一座沉默之牆，還有一座巨大的罪惡感之牆。

　　在這樣的情感狀態下，我開始著手撰寫本書，在寫作的過程中，有許多早已被遺忘的記憶浮現而出，而且我真的認為自己能描繪出母親的人生。直到和我的編輯艾娃瑪莉亞‧波勒（Evamaria Bohle）討論時，我才意識到自己陷入了角色混淆之中，我主要是以我的情感體驗來刻畫母親，母親傳遞給我的價值觀瀰漫在「事實」當中。

　　我再一次從頭開始，拜訪了時代的見證者，我母親仍在世的親戚──她在美國的表親伊蘭卡（Irenka）與阿菈（Ala），我開啟了一個奇妙、有趣且至今都未知的世界，那是我母親在戰前成長的世界，這個世界被二戰與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殘暴地摧毀了。如今我相信，愛麗絲‧米勒之所以無法成為我的慈母，其原因就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那段迫害歲月緊緊包裹住的創傷之中。我現在非常驚訝，母親在其著作《教育為始》（Am Anfang war Erziehung, 1980）裡那麼客觀地描述希特勒的童年，是如何做到的。最讓我感到荒謬的，是在大眾的感受以及對我母親這本書的批評當中，一再出現低估了希特勒所作所為的譴責聲。人們再無法以更好的方式隱藏、壓抑自己的過去。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