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史托羅洛（Robert D. Stolorow） 精神分析學者，是美國洛杉磯當代精神分析學院（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Los Angeles）的創始成員，也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醫學院的精神醫學臨床教授，以互為主體性理論、後笛卡兒主義精神分析以及情感創傷等領域的研究聞名，並於2012年在國際精神分析教育論壇上獲頒漢斯‧勒瓦德紀念獎（Hans W. Loewald Memorial Award）。主要作品有《世界、情感、創傷：海德格和後笛卡兒主義精神分析》（World, Affectivity, Trauma: Heidegger and Post-Cartesian Psychoanalysis）、《創傷和人類存有：自傳式、精神分析式，以及哲學式的反思》（Trauma and Human Existence: Autobiographical, Psychoanalytic,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以及與人合著的八本著作。
喬治‧艾特伍（George E. Atwood） 紐澤西州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心理學榮譽教授，也是美國紐約主體性精神分析研究學院（Institute for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Subjectivity, New York）的創始成員，著有《瘋狂的深淵》（The Abyss of Madness）以及七本與人合著作品。他與史托羅洛博士在將近五十年的學術生涯中聯手合作，致力於以現象學式探問的形式重新思索精神分析。
唐娜‧奧蘭治（Donna M. Orange） 精神分析師和哲學家，於紐約大學博士後研究計畫以及主體性精神分析研究學院擔任教職，著有《給臨床人員的讀本：當代精神分析和人文主義心理治療的哲學資源》（Thinking for Clinicians: Philosophical Resources for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and the Humanistic Psychotherapies）、《受苦的陌生人》（The Suffering Stranger）、《滋養臨床專家和人道主義者的內在生活》（Nourishing the Inner Life of Clinicians and Humanitarians）等多部作品。
譯者簡介：
吳佳佳 英國艾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精神分析研究取向碩士，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心理學博士，德國海德堡大學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心理治療整合、精神分析與家族治療比較、心理創傷與心理韌性等。同時也是心理諮商師、譯者，參與中德家族治療等系列培訓專案的翻譯，出版譯著《精神分析複雜性理論》、《犯罪心理分析》等；發表學術論文《文化情境主義下的心理創傷與心理彈性研究進展》、《德國家庭治療師史第爾林論家庭治療的藝術性》等。
一部清晰、精煉、深刻的著作……依循舊作《雲中的臉龐》一貫傳統，其中揭露了有害的「孤立心靈」思維模式之源起，《體驗的世界》這本傑出的作品包含了作者們對笛卡兒心理傳記式取徑充滿洞見的運用；接著作者們對此一觀念的歷久不衰追本溯源，不僅檢視了佛洛伊德以及古典精神分析，還論及其在寇哈特、人際取向傳統，以及當代的關係學派思維中的遺緒；本書結尾則對精神病性和創傷狀態，提出他們深具啟發性的運用架構。每一位對精神分析理論和實務抱持嚴肅興趣的人，本書是必不可少的讀物。 路易．布雷格博士（Louis Breger, PhD） 《佛洛伊德：視域之中的黑暗》（Freud: Darkness in the Midst of Vision）作者
在這部重要的著作中，作者們將我們因某種方式而被限縮了的體驗，以他們的視角擴展和重新脈絡化，並且提供了額外的治療性影響，讓一度因被視為心理發展上有所損傷而被摒棄在一旁的人們，得以重新捕捉他們性格的各個面向，以及其鮮活的體驗。一個卓越的貢獻。 保羅．沃許泰博士（Paul L. Wachtel, Ph.D.） 紐約市立大學臨床心理學特聘教授
客觀主義認識論把心靈想像成孤立的，與外在現實徹底分離；心靈或者準確地理解現實，或者曲解現實。事實上，這樣一個面向外在世界的心靈形象是一個英雄般的形象，或英雄般的迷思（myth），因為它所描繪的個體內在本質，存在於一種與所有維持生活的事物分離的狀態。這種迷思瀰漫在西方工業社會文化中，我們（Stolorow and Atwood, 1992）稱其為「孤立心靈的迷思」（p. 7）。它以多種偽裝和不同形式呈現。在一個關於戰無不勝的人透過孤獨而英雄般的行為克服巨大不幸的故事中、在一個以孤立且單一的主體為核心概念的哲學作品中、在某種完全聚焦於個體內在過程的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學說中，我們都能識別出這個「孤立心靈的迷思」其身影。例如，類似的精神分析學說包括：佛洛伊德將心靈作為一個處理內源性驅力能量的非人機器、自我心理學關於獨立自主進行自我調節的自我概念，以及寇哈特關於帶有預編程式的內部設計的原始自體概念。我們（Stolorow and Atwood, 1992）認為這種普遍存在的物體化孤立心靈，不論有多少不同形式，都是某種防衛性自大的形式，其目的在於否認（人類的）脆弱和鑲嵌性……（pp. 41-42）
這一孤立心靈思想對精神分析工作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碰上一個持有孤立心靈觀點的臨床醫生，病人可能發現自己被視為完美主義、自戀，甚至是邊緣型人格。的確，那些曾經和持有孤立心靈觀點的心理健康專家打過交道的病人，可能一開始見到我們就會如此描述自己：「我是邊緣型人格」、「我有躁鬱症」等等。隨後，就聽到他們的體驗被如下表述抹去了（混合著之前無效的描述）：「我感到我不是真的」、「我感到我不在我的身體中」等等。在精神分析情境中，病人們被認為是在投射、認同、阻抗或行動化。這些說法幾乎總是在貶損病人，顯示出臨床醫生對笛卡兒式心靈的持續擁護，同時也可能防止作為治療師的我們意識到，自己是如何被牽連進我們所輕易描述的「病人的病理化」之中。孤立心靈思想的心理原子論暗示人類本質上並不是和他人相關聯的，他們的存在根本上是自我封存的。如前面的章節所述，這樣的自我封存也涉及笛卡兒本人所描述和主張的自我滿足的理想。 笛卡兒式心靈思想的第二個主要特徵，是其聲名狼藉的主張：主體－客體分裂（subject-object split）。笛卡兒式的本體論認為客體是真實的（相對於認識者而獨立地存在著），但是主體（我思故我在）在根本上更加真實，因為對主體的認識是透過自我證明的。笛卡兒認識論的觀點是，由內在的上帝概念作為最終擔保人，外在世界是孤立心靈的派生物。不論我們是否接受這個觀點，對心理和擴展／物理現實進行本體論上的區分，在現代思想中持續存在。唯心論有多種形式：巴克萊「存在即感知」（esse est percipi）的非物質論、康德的先驗唯心論，以及費希特和黑格爾的絕對唯心論。每一種唯心論都認為，只有精神是完全或原始真實的。另一方面，經驗主義者們如洛克、休謨和密爾則認為，心靈是虛幻的，或最多也只是派生的。在二十世紀心理學中，這種觀點被推至極端地步，最終導致行為主義的產生：哲學家們往往認為那是「消除性的唯物主義」──在人類生活的圖像裡，除了物理的部分，其他都被「消除了」。然而，這所有的爭論都完全依賴於對笛卡兒式主體—客體分裂這個前提的全盤接受。這一本體論上的分歧反過來促使洛克建立了現代認識論，其想法或陳述在「心理／主體」和「物體／客體」之間搭建起橋梁。 在精神分析中，這一分裂體現在心理現實和外部現實之間的對比。儘管佛洛伊德想要建立一個完全像物理和化學一樣機械論的心理模型，他仍然依賴有關本能的生物學理論，這讓心理現實有了一些有機性和靈活性。可變性與主體驅力的對象有關，也與它們的目的有關。現今，主體－客體思想的殘餘最明顯存在於人際理論（interpersonal theories）中，該理論將治療關係描述為一種「互動」，並且用人們互相作用於對方的因果效應來分析這種「互動」，儘管我們能理解但通常不承認人並不能被看作本質上分離的單子。某些客體關係理論──這個術語拋開了這一假設──無可置辯地談論主體的客體，通常將其理解為精神的內容。這些精神內容混淆了笛卡兒式的客體與洛克的理念和表徵。諷刺的是，即使是主體－主體關聯理論也認為主體性概念來自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對比，也就是說，帶有我們所描述的笛卡兒式主體的所有特徵。 笛卡兒式心靈的第三個普遍特徵是內在和外在之間的對比。內在現實是心理的；外在現實是物質性或具有空間延伸性的。另外，內在是主觀的，外在則是客觀的、真實的，或者在外而依賴於脈絡的。心靈是容納觀念、幻想、情緒，甚至是驅力和內部本能的容器。外部現實也許能影響這個容器及其內含物，但那永遠是外部的現實。對笛卡兒而言，正如前章所述，心靈的這個特點發揮著強大的保護功能，讓分離的內在免於捲入危險的外部。在精神分析中，自我心理學就是建立在內在－外在的對比之上：心理健康意味著自我（佛洛伊德的「Ich」，儘管相較於「the ego」而言更少實體化，卻仍然是內在的）對於外部世界的適應。卡維爾（Cavell, 1993）吸收了維根斯坦和其他哲學家的觀點，廣泛地表達了對這種內部－外部二分法的哲學性批判，並嘗試將其應用於精神分析理論中。 在實踐方面，這種二分法對於臨床工作尤其危險（Orange, 2002b）。病人和分析師可能無休止地糾纏於某個特定的現實到底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或者一個行為的責任、一種生活模式，或某種人際間的災難，其位置到底何在。由於認為任何事物不是內在的，就是外在的，並認為其中都是真實的邏輯對立，精神分析理論家因此以空間和機械論隱喻的方式來描述笛卡兒式心靈，例如移轉、置換、投射，或者扭曲和錯覺。類似概念可能妨礙對創傷、自我喪失、非存在這類深遠的個人化體驗的探尋（見第八章）。 第四，笛卡兒式心靈渴望清晰和明瞭。混亂、過程、軟性集合、浮現，這些對二十世紀末系統思維而言如此親切的概念，可能會把可憐的笛卡兒氣得從墳墓裡跳出來。正如與笛卡兒同時代的伽利略所展示的，在現代科學的發展中，二元邏輯（真／假）被證明是穩健且富有成效的；伽利略解讀自然的方式，是把帶有誤導性的感覺經驗都清除乾淨。但是，二元邏輯和它最好的朋友奧坎剃刀（簡約法則）一樣，即使在最適用的範圍內，二元邏輯也被證明有其嚴重的局限性。它對所有與之不符合的事物都視而不見，對奇異性和獨特性尤其如此。即使是電腦這個二元邏輯的產物，如今也需要新的、更加「模糊的」邏輯，才能更有效處理複雜系統的特性。 在心理學中，對笛卡兒式的清晰與明瞭的需求往往體現為化約主義，即「一切都歸結為⋯⋯」的方法。諷刺的是，在針對他人的理論中，化約主義是最顯而易見的。作為精神分析師，我們能在行為主義中清晰地看到這一點。後佛洛伊德主義者則能夠在本能理論中看到化約主義。然而，我們是否也能在我們偏愛的理論，例如自體客體理論、依附理論、情感或創傷理論，或任何當下流行的理論之中，看到化約主義的蹤影？只有一種帶著悔悟的「可謬論」（fallibilism）──皮爾斯用來形容對自己的理論和構想保持質疑態度的術語──以及一種與持有其他視角的他者進行對話的意願，才能夠幫助我們「明確我們的想法」（Peirce, 1878），不至於陷入對於簡化的笛卡兒式追尋而導向化約主義。 在精神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帶著「清晰明瞭的想法」這個標準尋求確定性，讓我們免於焦慮，同時也限制了我們的創造性。儘管精神分析的思想家已經承認複雜性──多元決定論和多功能就是複雜性概念很好的例子──但是，尋求清晰明瞭的想法依然存在於「技術」的程序性規則中（Orange, Atwood, and Stolorow, 1997），也存在於對可分析性和正確詮釋的討論中。哲學家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 1983）把這種對終極、確定的基礎的擔憂，非常恰當地稱之為一種「笛卡兒式焦慮」。 如美國哲學家皮爾斯所提出的，我們認為，對治笛卡兒式追尋確定性的解方，就是可謬論的精神（Orange, 2002a）。這一態度同時包含持續承認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犯錯，以及理解真理只能透過學術共同體尋獲，僅憑單槍匹馬的哲學家或精神分析者是不行的。另外，我們還建議懷抱詮釋學的精神，將任何聽起來怪異的言辭都視為真實，然後試圖去理解一個理性的個體為何能夠如此思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與那些看來怪異的事物展開對話。我們將可謬論和詮釋學兩者看作是治療笛卡兒式思維的良藥，這些學說最著名的擁護者伽達默（Hans-Georg Gadamer）和皮爾斯也這麼認為。現在，我們也建議一種在系統中更加脈絡化的思考方式，不過這點在本書的第二部分再討論。 笛卡兒式思維的第五個特徵是對演繹邏輯的依賴。我們甚而可以稱之為「笛卡兒式信條」。在笛卡兒式心靈中，沒有情緒、藝術，或新的完形（Gestalten）浮現的空間。佛洛伊德在這一方面擁有革命性的聲望，他認為這樣的心靈必然是排除掉一切的意識，因此不能用來解釋心理體驗的健康或疾病狀態，也不能用來解釋人類文化的豐富性，而他自己就身處於這樣一個世紀之交的維也納文化中。不過，佛洛伊德的解決方式是給笛卡兒式的房子留一間地下室，心理生活的真實來源就居住在這個地下室裡。不幸的是，佛洛伊德的潛意識也和笛卡兒式心靈一樣，是孤立的、原子的、機械的、內在的、主觀的。它只是被掩藏了，並且被想像為根據它自己的內在邏輯運作（初級歷程）。然而，近來有一些理論家（Bleichmar, 1999；Zeddies, 2000；Stolorow and Atwood, 1992）已經試圖以一種關係性的、互為主體性的形式對潛意識進行描繪和再定義（見第三章）。 缺乏時間性是笛卡兒式思維的第六個重要特徵。這個特徵早晚會導致泰勒（Taylor, 1989）所謂的「精確自我」（punctual self），即個體作為空間中的一個點而孤立於其他人類和自然世界。最糟糕的是，空間中的這樣一個點是非時間性的，因此是沒有發展性的歷史和故事可言的。在精神分析中，移情的概念既表明，又挑戰了非時間性的笛卡兒式心靈。過去就像模板一樣滲入並塑造了當下體驗，過去的體驗總是按照之後發生的事情進行事後（nachträglich）的理解和再詮釋。使用佛洛伊德的這個詞彙，並非表示以此方式被理解的就不是真實的，而是為了指出所有體驗都在持續地組織和再組織。事實上，馬古利斯（Alfred Margulies, 2000）近來提出，事後追溯（Nachträglichkeit）是一種關係性的過程，是一種互為主體性的現象。同時，對於佛洛伊德、對於談論新舊客體的客體關係理論，甚至對於某些系統理論的支持者而言，時間毫無疑問是線性和單向的。舊的是舊的，新的是新的，而未來通常不在考慮之中。（不過，對於這個一般化的觀點，一個很好的例外是佛夏吉〔James Fosshage, 1989］關於夢的開疆闢土性著作）。在臨床上，我們認為這會引起某種形式的道德成熟──寇哈特稱之為「現實原則的道德」（Kohut, 1984, p. 84）和「心理獨立的價值要求」（Kohut, 1991, p. 573）──這種道德成熟囑咐自己或病人成長。「新」和「舊」這樣的語言會阻礙時間性體驗的複雜性，有時甚至會阻礙其豐富性，使我們困惑為什麼病人的體驗，或我們自己的體驗，並不以我們認為該有的方式改變。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笛卡兒式心靈的裝置：觀念。對於笛卡兒而言，或甚至對他的經驗主義後繼者而言，觀念只是事物的副本或表徵，被認為是在「外部」世界中的個體物件或知覺。真實是由心理表徵與外部客體之間的一致所構成。這種心理內容的表徵理論直到現在還存在於精神分析中；例如，對於佛洛伊德學派而言，夢的意象是白天殘留物混雜著潛意識驅力願望的表徵。對於客體關係理論家而言，心靈是由內在客體構成的。甚至在一些受到嬰兒研究影響的當代精神分析師當中，我們發現表徵的多種形式往往被稱為基模或模型。事實上，對許多人來說，桑德勒（Joseph Sandler）和羅森布拉特（Bernard Rosenblatt）（1962）所提出的，依然帶有笛卡兒式的「表徵化世界」，幸而提供了墊腳石和推動力，幫助我們遠離笛卡兒式的表徵化思維，並朝向一個心理或體驗世界的思維（Stolorow, Atwood, and Ross, 1978; Atwood and Stolorow, 1980）。 在臨床上，表徵主義思維的有害影響可能是難以察覺的。如果我們和病人都認為心靈充滿了心理副本或表徵物，那麼我們會過於專注在這些副本的準確與否，而看不見意義的創造和再創造過程，以及體驗的組織和再組織過程。我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會陷入泥潭，與病人討論過去或者我們之間有什麼是真的發生了（見第六章）。我們也會見樹不見林，把意象、觀念、回憶和幻想都看作心理檔案中的單一物件，而不是試圖與病人一起去理解他的整個生命之中發生的一切所具有的意義和重要性──無論其生命脈絡是豐富的還是糟糕的。 最後，笛卡兒式心靈概念具有實體性。儘管心靈脫去了肉體的存在，並與有延伸的實體（身體）相對立，但它還是一個物體，一個具有內在，因而可以與其他物──如身體──進行互動的物體。因此，笛卡兒式的物體是具體化的，又被極度抽象化，並且被完全還原為一個物品。「浪費心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受到語言的誤導，我們把語法上的名詞視為實體（Wittgenstein, 1953），因而精神分析把心理體驗具體化為諸如本能、幻想、情緒等心理內容。這種把心靈還原為事物、物品或實體的方式，會導致那些真正屬於心理的人類生命過程被低估，包括情感過程、思考過程、價值過程、幻想過程、慾望過程、美學體驗的過程、創造的過程等等。相反，我們重回機械式的隱喻，如投射、潛抑和轉移，也就是移動心理內容。廢除這些機械論和內容導向的隱喻，能夠讓所有派別的精神分析師有更多的空間去關注體驗性和系統性的過程（Orange, 2002c）。
我很早就注意到史托羅洛博士的著作。他的一本小書，《創傷與人類存有》（Trauma and Human Existence），除了有關心理治療外，也包括他自己的悲傷經驗，曾讓我感到與我們所發展的倫理療癒非常相近。在一次線上討論他的著作，《現象學的力量：精神分析與哲學的視角》（The Power of Phenomenology: Psychoanalytic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的會議中，我曾當面詢問他的意圖是否是以存在現象學來理解與改寫精神分析的洞見，他同意這樣的看法。心靈工坊此次出版的這本《體驗的世界》，也展現了史托羅洛博士在現象學與精神分析上的學養。現象學與精神分析都逼近了人類經驗的原初地帶。不論對於喜好歐陸哲學或心理治療與心理諮商的讀者來說，本書提供的是在人類經驗的根本處討論療癒的種種模式。
前言 近三十年來，互為主體系統（intersubjective system）視角持續發展著。從早期對於精神分析理論的主體性起源研究（Stolorow and Atwood, 1979），到現象場理論（Atwood and Stolorow, 1984）、視角主義（perspectivalist, Orange, 1995）、脈絡主義敏感性（Orange, Atwood, and Stolorow, 1997），都為一系列廣泛的精神分析臨床問題的發展（Stolorow, Brandchaft, and Atwood, 1987），以及對精神分析基礎支撐性理論的根本性再思考（Stolorow and Atwood, 1992）帶來了廣泛的影響。本書對精神分析理論和應用的哲學基礎進行深入探討。在此我們有兩個目的：其一，揭示和解構奠基於傳統及當代精神分析思考的假設，這些假設在很大程度上帶有笛卡兒哲學遺留的痕跡；其二，為扎根於互為主體性脈絡主義的後笛卡兒式精神分析心理學奠定基礎。
第三章的內容首次發表在《當代精神分析》（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2001, vol. 37[1], pp. 43-61）。第二、四、五、七、八章中的重要部分也曾發表於《精神分析心理學》（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1999, vol. 16, pp. 380-388 and 464-468；2001, vol. 18, pp. 287-302, 380-387, and 468-484；2002, vol. 19, pp. 281-306）。感謝這些期刊的編輯和出版方允許我們將這些內容囊括在本書中。
前言 近三十年來，互為主體系統（intersubjective system）視角持續發展著。從早期對於精神分析理論的主體性起源研究（Stolorow and Atwood, 1979），到現象場理論（Atwood and Stolorow, 1984）、視角主義（perspectivalist, Orange, 1995）、脈絡主義敏感性（Orange, Atwood, and Stolorow, 1997），都為一系列廣泛的精神分析臨床問題的發展（Stolorow, Brandchaft, and Atwood, 1987），以及對精神分析基礎支撐性理論的根本性再思考（Stolorow and Atwood, 1992）帶來了廣泛的影響。本書對精神分析理論和應用的哲學基礎進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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