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今年是西元二○一五年，美國諾貝爾獎經濟學大師Joseph Stigliz認為是中國崛起的第一年，他是從全球經濟發展的角度如此論斷。其實，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人統之正，託始文王」，此種偏重德性之知的特徵，在歷經西方文明偏向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過度膨脹的發展後，益發覺得中國文化傳統向來堅持「價值理性」的優先性，彌足珍貴。從二○一三年起，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再三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理性」的重要性，並全力反腐倡廉，勉勵國人誠信作人。此與美國近二十年來強調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的重要性有異曲同工之妙；更與二○○八年已開始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逐漸重視「點對點的橫向聯繫」相互適應有密切相關。這一文化價值轉變的新趨勢，台灣政壇精英絕大部份仍在朦朧中，所謂左統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和右統的三民主義信徒，多半仍不知所云，石火光中鬧不休。大陸少數領導人如習近平和李克強、王岐山是深有體會的。中國國運的崛起和世界文化秩序的轉變均在乎於是。
本書雖然以當前台灣前途和中國崛起為主要關注點，卻從中西文化四百年來的盛衰起伏比較觀點，在九○年代初期，即已分析說明中國文明的即將崛起，這固然是恩師南懷瑾先生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離台赴美前，已在台北市信義路講堂耳濡目染，更在他的名著《老子他說》第9頁，發現有如下的一段話：「回顧歷史的陳跡，展望未來，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動亂的時代，大概不會再延續太久了，照歷史法則的推演（或為宋朝邵康節《皇極經世》的推演──筆者註），應該是丁卯年（一九八七）以後，我們的民族氣運與國運，正好開始回轉走向康熙、乾隆那樣的盛世，而且可以持續兩三百年之久，希望現代青年，好好把握這個機會，那麼，就更要懂得老子的思想學說。」（一九八七年台灣初版，台北：老古文化公司）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曰，台灣解除戒嚴令，同年十一月二日開放探親；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位，兩岸關係開始千變萬化。
歷經二十多年的演變，兩岸關係從設立海協會、海基會開始，經九二共識、九三辜汪會談，李登輝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的「兩國論」，陳水扁二○○一年的「一邊一國論」，馬英九在二○○八年開放直航，一直到今天，我們都可以見證：二○○八年大陸的世界奧運會；二○○九年的國慶閱兵；二○一○年舉辦上海世博會，當年中國的GDP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自二○一二年習近平上台後，開始反腐倡廉，又不斷警告大陸官員不可以崇洋媚外，大力鼓吹國學的重要性，鼓勵要唸《論語》和《孔子家語》，以恢復中國人講誠信的優良傳統。二○一三年又倡議設立於北京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AIIB），成為二十一世紀以來最大的國際組織，聲勢驚人，迄今為止（筆者執筆至今為二○一五年四月四日）已有五十七國申請為創始會員機構。二○一四年十一月七日又在北京雁棲湖舉辦新一屆的APEC國際會議，提出國際外交「一帶一路」的大戰略新構想，使世界有識之士，終於看到了歐亞大陸塊自古以來即以領導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而聞名於世。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由美國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由十七世紀的荷蘭，十八世紀的法國，延續到十九世紀的英國，再由二十世紀的美國主導盛行迄今，已見西方文明開始軟疲無力的跡象，益見西方先哲的遠見卓識，例如二十世紀初有德國的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一書出版；中期有英國史學家湯恩比的《歷史的研究》一書出版；後期更有Samuel P. Huntinton（韓廷頓）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九九六年出版）韓廷頓更在此書結論中說道：「帝國主義就是普遍論必然的邏輯結果。」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七年，美國外交家布里新斯基（Zbigniew Brzeziski）更在他所著的《大棋盤》一書中強調歐亞文明終將重新領導人類文化前進的方向。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時代周刊》，更在封面標明The Decline And Fall of Europe（And May Be The West）作為專題報導。同年的八月十五日《時代周刊》封面大標題更有Fareed Zakaria所謂強權美國的衰落：美債危機何以傷及成長與其在世界的國家地位（The Great American Downgrade:Why the debt crisis has hurt growth and the nation position in the world.）。
從以上知名人士所見，我們終於看到後來的中國共產黨已然超越前進，愈來愈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那就是中華民族與第三波中國文化的兩腿一起站立起來。這才是中國真正站立起來了。試看一九四九年的中國是一條腿站起來的時代。國民黨兵荒馬亂逃離大陸，落腳台灣，依靠美國的保護苟延殘喘，已失民族主義精神。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楊逵寫〈一個支離破碎的家〉一文，因起草〈和平宣言〉，呼籲各省籍同胞互信互愛而鋃鐺入獄，還謫綠島，開始了他長達十二年的孤苦生涯。請問這可是中國的民族主義精神？至於一九七一年的海內外學生保釣運動，國民黨更失去了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企求學生追求保守平安的日子（例如當年的中央日報，孤影發表〈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即為明顯的例子）時序到了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更有一知名文人丁中江發表〈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此種依靠美國強權保護的軟疲心態，一時騰為笑柄，留傳至今。蔣經國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逝世前，解除戒嚴令，開放探親，事前並未與美國商量，尚存一絲民族主義尊嚴。及二○○五年連戰和宋楚瑜接連訪問大陸，開始流行「兩岸一家親」的說法，這都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凝聚力重新復甦。
一九四九年中國民族主義的站起來，結束了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民族的恥辱，在中國大陸則結束了四分五裂的政局。而今台灣的各政黨各政治人物，搖尾乞憐於美國強權的保護，已明顯可見日薄西山。所幸在中國大陸耗盡十年文革，民窮財盡，人心思變，後患無窮，乃有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崛起於世，緊接著是習近平的防腐倡廉及全面恢復國學。此時，大家想起蔣介石領導八年抗戰，使民族主義的一條腿站立起來，還必須恢復中國文化的自信心，吸收西方文明之所長，並加以整合融會貫通，創造第三波中國文化的來臨（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代表第一波原生文化；儒釋道融合創生的宋明理學是為第二波中國文化；自中西文化融會貫通，將近二百年，是為整合中西印等各支文化精神的來臨，是為第三波中國文化）。當一九六○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進行時，蔣介石極力恢復中國文化精神，略有功勳。直至習近平上台，深知中國文化的高明，面對西方文化的侵襲，毫無自卑感，比起錢穆對唐君毅、牟宗三的偏見；余英時偏向中國文化的實證面；劉曉波主張美國殖民中國二百年的幼稚論；還有章家敦的中國崩潰論及蘇起仍迷信美國不信中國崛起的實用論（當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提出「兩國論」，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蘇起立即宣告從此放棄一個中國政策）我們終於看見習近平的文化自信心和高明的謀略，遠邁毛澤東、鄧小平，更無論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江胡時代，及其被清理的貪腐現象，中國前途和中國文化的遠景已光明在望，前賢早已論之。
遊學日本和歐美十三年，並精通二十二種語言，且力行孔孟之道的陳寅恪：「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華夏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後漸衰微，終必復振。」（轉引自龔濟，聯合報二○一二年十二月七日〈曾經活過的清大精神〉。）此一觀點與八○年代西方一流物理學等學科的諾貝爾獎得主所言不謀而合，而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認為當代物理學的世界觀與中國傳統儒釋道的世界觀相通。愛因斯坦典範所呈現的時空相對論、心物一元論、非線性思考均與儒釋道的世界觀相通，因而取代了牛頓典範。可以說愈是現代物理學的世界觀，愈與中國傳統儒釋道的世界觀相通。牛頓和馬恩列史的理論或有其時空脈絡性，其理論思維在有限的脈絡下或有其解釋力和預測力，但絕不代表普遍真理。Karl Popper早說過：「科學命題不是追求真理，而是接近真理（verisimilitude）。」千萬不可把某一物理命題視為真理，何況人文社會科學哲學的命題，怎能視為絕對真理或普遍真理呢？中共最擅長與時俱進，亦熟知Thomas Piketty二○一三年原著《21世紀資本論》（中譯本，台北：衛城出版），他說：「許多年來，馬爾薩斯，李嘉圖，馬克思和其他眾多有志者，都在談論財富不均的問題，卻沒有人提出任何數據跟方法來準確比較各時代間的差異，並依此檢驗各種假說。」（中譯本，19頁）他又說：「經濟學領域尚未跳脫對數學和純理論性推想的幼稚偏愛。這些理論性推想常帶有高度意識形態，而缺乏歷史研究根據，也欠缺與其他社會科學的互動。……如此可以輕易戴上『科學客觀性』的帽子，也不用回覆周遭世界提出的更加複雜的問題。」（同上：第37頁）
從科學哲學的角度言之，這種所謂的「科學的客觀性」是一種脫離社會現實的「抽象經驗論」（abstracted empiricism），或「工具性的實證論」，以美國和台灣的學界最為嚴重流行，因而無濟於對中國經濟形勢的深度了解。中國的問題必須放在中國歷史長久的文化脈絡中來理解其意義，何況曾經引導人類文化前進方向的中國文明，豈能因一時的落後挨打而消影無褅？但這五百年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的來臨，中國雖然落後了，中國人豈無高明之士如陳寅恪和南懷瑾等人看出中西文化整體特徵而畫龍點睛，補偏救弊？哪有像自稱康德專家的孔子信徒，言行不一，經常詆毀他人不是，自以為真理的代表；又有自稱台灣史專家的韓非信徒，順著批孔揚秦的潮流，一變而為頌揚鄧小平的實用論，再變為中國人歷經挨打、挨餓、挨罵等耍嘴皮式的饒舌，卻提不出正面的思想理論，亦無知於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然來臨的策略。他們早已預設社會實體（social reality）的永恆不變，更受美國六○年代邏輯實證論的影響，凡事倡言科學命題必備事實與邏輯的落後觀點，自以為是真理的代表，又愛教訓人，此所以台灣左統思想境界的失敗與膚淺，好比殷海光先生要以邏輯實證論的研究途徑寫《中國文化的展望》，卻無知於Michael Polanyi早在一九六六年已提出personal knowledge或tacit knowledge（默會知識）的概念。Polanyi說：e can know more than what we can tell.迨w與中國人的「言有盡而意無窮」意思相通，何待那些後知後覺者獨領風騷，還不知謙虛為何物，常以真理的代表自居教訓人，好辯好鬥，如此這般又怎能擴大統一的力量？
至於台灣的右統，雖有中國文化的根底，高手或有之，教條主義者卻不少。最可怕者是那些從事儒釋道心性之學者，自以為佛菩薩，東拉西扯到處教訓人，或看人不起或自以為是，雖修行工夫或有可觀之處，亦值得欣賞，卻不見金剛經佛陀對前世仇人割裂身軀，仍毫無一點瞋恨心的怨言，其境界差距，簡直不可以道里計。台灣的右統從反攻大陸到反共無望論，再演變為寧共勿獨論，第四階段則為與左統的合流，而有中國民族主義的「兩岸一家親論」。最後一段即第五階段的「中國文化崛起的整合論」，不僅是左統與右統的整合論，更是人類史上第一次中西印的大整合，是以中國「一帶一路」的大戰略為起跑點的世界新文明動態。
最後，筆者雖匯集一些作品，權作關懷兩岸將來統一預備之作，雖已陳述要點如上，仍有一些重點留作將來繼續研究之發揮，以就教於海內外大家及恩師南懷瑾先生在天之靈的啟迪：
一、異化問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異化（alienation）的新階段。
其實異化現象自古以來即有。一個人所作所為，無法掌握其成果，而訴之於不可測的機運或命運，即為無力感（sense of powerlessness）的異化現象之一。青年馬克思同情無產階級，無法掌握生產工具，為求溫飽而不得不工作，產生異化現象，剩餘價值被剝削。老年馬克思則從同情轉向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批判，並號召無產階級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以求建立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Karl Marx, Capital.3 vols. N.Y.: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其實，異化問題更是人類心性主體的修行問題。去年三月十八日至四月上旬，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其學運領袖之一陳為廷擬參加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選舉，因爆發無數次性騷擾案件，而宣告退選。心理學家分析，犯有性騷擾和吸毒者，即有耐不住的孤獨感，此與權力飢渴甚者，有同樣的心理根源。莊子：「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論語：「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可見耐得住寂寞的專注精神才是心性之學的內聖功夫，是解決異化問題的基本功，也是成就大事業的專業精神所必須具備的條件。馬克思光從社會條件的改善來解決人的心性異化問題，頗有捨本逐末之感。
二、工具理性問題：最早強調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問題者是休謨（David Human, 1711-1776），他談道德問題時曾說：「理性為欲望服務（reason serves desire）。」他疏忽欲望之上還有價值理性的心性之學，正是中國儒釋道的核心精神，而為美國世界知名的心理學大師Maslow一九六九年所提出的「超個人心理學」（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所特重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個人的欲望為分析單位，強調物競天擇，而在二○○八年金融海嘯後逐漸興起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強調協同合作的橫向聯繫，即將逐漸取代前兩次工業革命中央集權的資源垂直整合，例如鐵路公司、AT&T、汽車和石油公司皆朝向資源的垂直整合，即將逐漸轉向橫向擴展的協同合作，使「取用權」將逐漸替代「所有權」。而第三次工業革命所必須建立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更有賴於超越工具理性的思維，建立以中國傳統儒釋道為核心的價值理性作為基礎，成為第三波中國文化整合西方文明的精神，挽救資本主義後期工具理性過度膨脹的危機。這也是習近平（或Pa-Pa Xi習大大）當代有所作為世界級政治家的高瞻遠矚。
三、在天崩地裂，價值虛無化和泛實用主義流行的年代，如何克服近二百年盛行的否定性思維：自康德對實體性形上學的批判，轉向知識論十二範疇的建構，再一變成為黑格爾主體性的形上學，到了二十世紀二○年代又有以卡納普（Rudolf Carnap, 1891-1970）為代表主張取消形上學。哈伯瑪斯也放棄了主體性形上學，強調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社會哲學。自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尼釆（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馬恩列史以來，一直到後現代的思維方式大皆傾向否定性思維與工具理性思維。左派理論家，世界體系的創建者Immanuel Wallerstein也質疑：「階級是否是社會與政治領域中唯一重要的操作單位？」我的好朋友王曉波教授，常不經意流露階級鬥爭的觀點，去年二○一四年十一月馬克思專家姜新立教授給我一信，認為王曉波是一有活力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也是馬克思的教條主義者。評論得當，他受已過時的邏輯實證論和淺薄實用論的影響而不自知，更不知二十世紀初期，體力勞動的無產階級占多數；五○年代中後期已是朝九晚五的服務階層占多數；到了二十世紀九○年代已是creative class愈來愈多，幾占１／４的數字，現在二○一五年的創意階層只多不少。他們可在家上班，工作、生活、旅遊三合一，一人創意工作，富可與資本家同比，例如周杰倫、蔡依林等等及其他科學家、藝術家、建築師等等，難以簡單二元歸類。那些左統分子幾乎不知第三次工業革命即將來臨的時代意義，只能抱殘守缺，預設社會形勢不變下，每年搞二二八紀念，說些不痛不癢的話：「培養台灣愛國主義傳統」，卻無能擴展在台灣的文化思想方向，又自以為是真理的代言人，中共看了都討厭（一笑）。習近平都能全面恢復國學，與時俱進，台灣這批左統分子可憐，仍陷入否定性思維的迷霧中。右統則往往墮入傳統的心性之學，加上無知於客觀社會形勢的理解，抱著「中華民國」的口號戀戀不捨，又提不出前瞻性思維，他們若能看一看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即知民族統一或國家統一乃中國文化真精神。中共已認同中國文化了，國家富強與中國文化第三波的整合即將完成，這種統一的認同，才是民族的大是大非，又何必計較眼前哀傷嘆氣沒什麼出息的右統和左統呢？一加一大於二，只要發揮整合的力量，大處著眼，中國的前途絕對是光明的。
四、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來臨與中國統一的願景：當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後，中國的命運只是一條腿站立起來，中共對中國文化仍延續五四以來打倒孔家店的餘緒甚為可悲，搖旗吶喊之徒兩岸皆有，好比二○一三年習近平訪問山東曲阜，鼓勵大家要看《論語》和《孔子家語》，筆者也鼓勵一位北大博士畢業的教授，應即讀《孔子家語》，尤其是第五卷〈儒行篇〉，不要國家元首提示才去看，否則豈是有獨立思考，向熊十力和梁漱溟學習的好漢？那位教授默然無語。
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然來臨，《物聯網革命》作者，也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作者Jeremy Rifkin早在二○一三年九月十日接受北京的《參考消息》訪問，在標題〈為什麼中國可以領導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文中說：「英國和美國各引領了一次工業革命。二十一世紀，中國將有望引領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有世界上最豐富的可再生能源，中國有機會創造一種合作，分享的經濟體系，……真正讓每個人都參與到經濟增長當中。除此之外，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如果中國選擇過渡到第三次工業革命這一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將很可能引領亞洲，乃至全世界進入下一個偉大的經濟時代。」
第三次工業革命以點對點，橫向擴展的協同合作精神，發揮中國傳統以誠信為價值理性的文化，而超越西方資本主義以誠信為工具理性的文化。這一問題在《物聯網革命》一書中，已有詳盡分析說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Aaron L. Friedberg在二○一一的近著《美國回得了亞洲嗎？》（二○一四年有中譯本，台北：遠流）中提到，只要中國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領頭羊，美國再怎麼採取既遏制又結盟的「圍和」（congagement）戰略，終將無濟於事，他們是現實主義加實用主義，我們則是長治久安的道義原則加現實的權變能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終將來臨而底於成。中國民族主義和中華文化最後終於站立在東方，引領人類的新文化前途。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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