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熱
人們經常和我談起中國,在各種不同的情境和場合。
比如在過年的時候。「喂妳好,我們這邊是XX電台,想請妳來聊一下中國新年,在波蘭的中國人,以及妳在中文界推廣波蘭文學的成就……什麼?妳是台灣人?但是台灣應該算是中國吧?呃……不是嗎?嗯……那我要跟我的主管確認一下,我會再回電給妳。」
或者,在辦證件的窗口。「小姐,妳這邊填了台灣,但是我的電腦裡沒有台灣。妳說妳的國家叫什麼名字?請把護照給我。這上面寫的明明是Republic of China。我了解,你們和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不一樣,可是我電腦裡就是沒有這個選項。要不然我給妳寫China,然後括號註明台北?」
又甚至,在烤肉的營火旁邊。「噢!妳是台灣來的啊!我最近去過中國,那裡很美……故宮和長城都很棒……我知道,我知道妳來自台灣,台灣和中國不同。但是我沒去過台灣,真不好意思。中國是個很美的國家,令我印象深刻……」
撇開那些傻傻分不清楚泰國、台灣、中國的人,我覺得這些波蘭人這麼喜歡和我聊中國,一方面是對台灣缺乏深入了解,無話可談,所以拼命找一個比較接近的話題(也許這就像有些台灣人會問我:「啊波蘭文和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是不是很像?」)。另一方面,則是他們對中國有一種莫名的好感,甚至在中國熱變成全球運動之前就開始了。
我認識一些老一輩的波蘭人,當他們說起中國,會有一種懷念的眼神。這可能是因為中國是他們童年回憶的一部分——有一個波蘭老先生就跟我說,他小時候住的公寓對面有中國留學生(當時在蘇聯主導下,東歐共產國家和共產中國之間有交流計畫),他很喜歡他們,常在窗口拿著玩具熊和他們招手,而他們也會向他招手、微笑。後來中蘇關係惡化,波蘭連帶受影響,學生們都被遣送回國。老先生說,學生離開後,當時六、 七歲的他還難過地哭了。
或者,有些人是因為對波蘭和俄國的共產黨失望,轉而認定中國的共產黨才是「真正的」共產黨,會為工人和普羅大眾的福祉著想(我已經過世的公公就是抱持這樣的想法)。「可是,我記得有些波蘭人對台灣有好感,因為台灣反共。你們喜歡共產中國,又喜歡反共台灣,這樣不會有點錯亂嗎?」我不解地問先生。他回答:「這就是波蘭人啊,我們很多元。」
不過,共產時代的聯繫畢竟是過去式,今天的波蘭中生代和年輕人是以新的眼光在看中國,以及波蘭和中國的關係。當中國以超級經濟大國的身分崛起,波蘭人對中國一方面感到戒慎恐懼(報紙上都會大幅報導中國有多強盛,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多大衝擊),一方面則抱著期待和持續增加的興趣,覺得中國是個強大的合作夥伴,而中文則是未來的語言。
「我們希望小孩學中文,因為我們覺得它是未來的語言。」在我五年的華語教師生涯中,我聽過許多人對我這麼說,其中包括一個兩歲小女孩的父親,他還加了一句:「我女兒也在學法文和英文,已經會說幾個字了。」然而弔詭的是,儘管大家對「中文很重要」有共識,在波蘭學中文的風氣卻不像在西歐國家那麼興盛。
我以前對此感到很困惑(不是很重要嗎?那怎麼沒有很多人在學?怎麼中文補習班沒有遍地開花,提供大家在大學及孔子學院以外的更多選擇?),但是今年我突然想通了:「未來」對波蘭人來說就是「還沒有來」,也就是暫時可以不用去管它的意思。如果手邊有一點錢,波蘭人可能會投資小孩,讓他們去學中文(「未來就交給你們下一代了,好好學啊。」),自己進修就免了。雖然還是有一些人會因為工作需要而努力學中文,但畢竟是少數。
多多少少,波蘭人對中國抱著「能不去想就不去想」的心態,這也間接造成波蘭人對中文學習的不重視(雖然大家都同意中文很重要),對中文專業人士的不重視(比方說,波蘭有可以從中文直譯文學作品的譯者,但是許多出版社還是會選擇從英譯本翻譯,因為比較便宜)。至於中國文化,許多人對它的印象還停留在「有茶、書法、功夫和龍的浪漫文化古國」,隨著時代改變更新的速度非常緩慢。
剛到波蘭時,我被一個波蘭電視台邀請去上他們的節目。那一集的主題是中國文化,電視台希望我可以翻唱一首波蘭流行天后的歌:「這個歌手現在在中國很有名,請妳把歌詞翻成中文,用中文演唱。隨便妳怎麼翻,反正我們聽不懂,只要不是髒話就好了。」
講起來容易,但是真的要「隨便翻」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最後,我沒有一字一句直譯,而是配合原作精神重寫歌詞,還用了很多煽情字眼(「我獨自一人站在十字路口,徬徨不知去向……再次得到機會,不要害怕,我在這裡……大雨過後必會天晴,看見彩虹,讓我們再一次,好好在一起……」)。一想到自己要去唱這種芭樂歌我就頭皮發麻,但是既然已經答應人家,也不太好意思反悔。再說,酬勞也蠻誘人的,一天的演出費幾乎等於我當時半個月的薪水。
錄影當天,我慎重地準備了一件我覺得「很有東方味」的衣服。那是一件復古的紫色上衣,上面還印有李白的〈靜夜思〉。到了電視台,負責化妝和服裝的工作人員看到我拿出衣服,面有難色地說:「哎喲,不行啦,妳要上台表演,要更戲劇化一點。」說著說著,她拿出一件花花綠綠的日本風浴袍叫我穿上,然後把我的頭髮吹成龐克頭,又幫我畫了濃妝,最後滿意地說:「行了,這樣就沒問題了。」
穿著單薄的浴袍等了好幾個小時,終於輪到我上台排練。從來沒有演唱經驗的我,依照自己對台灣流行歌手的印象,在台上邊唱邊輕輕搖晃,一面做出憂鬱又忘我的表情。「小姐!小姐!妳這樣子動作太小啦,觀眾看不到!」製作人邊大喊,邊走上台示範動作:「妳要放開一點,把自己當成瑪丹娜!想要的話可以把麥克風這樣倒下來,或者和吉他手互動,兩個人靠近一點,調一下情啊!」
事後,不管我再怎麼努力回憶,都想不起我是如何下定決心豁出去的。是金錢的誘惑太大,讓我為五斗米折腰?還是責任心驅使,不想造成別人的困擾?或是吉他手的一句話:「別擔心,這只是場秀。」對我起了一些安慰作用?
總之,正式錄影時我真的照製作人所說的,在舞台上又唱又跳、和吉他手眉來眼去,最後唱完時還模仿搖滾歌手把麥克風舉高(不過舉得太快,沒有配合對嘴,所以又重錄了一次),獲得一片掌聲。
我不知道,當波蘭人看到一個頂著龐克頭、戴著眼鏡、穿著和風浴袍的中國搖滾女歌手(那是我那天的角色),會不會覺得有點奇怪,不符合他們對東方美人的想像?可是,後來想起那天錄影現場的其他人事物——載主持人進場的黃包車、頭戴斗笠身穿旗袍跳舞的波蘭女孩、三不五時揮舞弓箭和大刀跑來跑去的龍套、被邀請來打乒乓球的中國人、以及用中國傳統樂器演奏搖滾樂的波蘭樂團——我就覺得自己一點都不奇怪,一點都不會格格不入了。
我後來再也沒有去參加類似的節目(雖然這個電視台後來又邀請我去參加以泰國為主題的節目,但我沒有去)。人們還是經常和我談起中國。每一次,我都有一種回到電視台錄影現場的似曾相識感。
街上的普魯斯特
在倫敦的最後一年,我經常從事的休閒活動之一是:從我住的We s t Hampstead 走一兩個小時到市中心,去Soho 區的咖啡廳喝咖啡看《衛報》(The Guardian),然後再走一兩個小時回家,如果太累的話就改坐公車或搭地鐵。
那時候,我大學快要畢業,學校幾乎沒課,論文也寫完了,於是陷入了無所事事的狀態。我不想待在家裡,因為一個人會很焦慮,會想念住在別的城市的男朋友。另一方面,我有嚴重失眠的問題,體重也過重,想說每天運動一下也許會睡得比較好(還可以減肥),於是開始了每日走路進城的活動,總共走了大概兩個月。
一開始,我覺得走路進城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可能因為沒什麼人會這麼做吧?),但是走了一個禮拜後,我發現這過程還蠻單調的,因為每天走的路線都一樣,看到的風景也大同小異。不過,我並沒有因為想要看不一樣的風景而改變路線,相反地,這種單調給我一種安心,成了可以讓騷動不安的內心平靜下來的儀式(也許和畫著色畫差不多?)。
這不是我第一次在倫敦進行長途散步。早在之前,我有事沒事就會在河岸或公園走來走去,去墓園散步,在城市裡亂晃,走好幾個地鐵站或公車站的距離。基本上,倫敦是個適合散步的地方。街景很漂亮,街上沒那麼多招牌,馬路上不像台北有這麼多車,綠地也很多。我大部分時候一個人散步,有時候也會和朋友邊走邊聊。
倫敦人應該也是喜歡散步的吧。至少,曾經和我一起散步的退休老人愛德華,就是一個喜歡散步的倫敦人。我是在一家藝術電影院遇到愛德華的。他跑來和我搭訕,說很少在這裡看到像我這樣的亞洲人,覺得很有趣,所以想來和我聊一聊。我一開始抱著防備心,畢竟,一個女孩子隻身出門在外,對陌生人不可不防。尤其,有些男人又特別喜歡釣外國女生。
不過,和愛德華聊開之後,我發現他只是單純地想找人說話,於是答應和他一起去散步。一路上,他叨叨絮絮地告訴我,他每天吃兩顆水煮蛋,日子過得很簡單,不明白為什麼保險員老是打電話給他(「我跟她說,這對我一點用處都沒有啊,但是她還是一直打過來,大概她的工作就是如此吧。」)——說完他的日常生活,他改問我在倫敦做什麼,平常有什麼興趣。
我告訴他,我在倫敦念戲劇,平常的興趣是閱讀。
「喔!我也喜歡讀書。我最喜歡的作家是普魯斯特,妳讀過他的作品嗎?」
「沒讀過,但聽過。」我回答。我沒告訴愛德華的是,雖然我在某一年的台北書展買了七大本的《追憶逝水年華》,而且在來倫敦念語言學校時,還不辭辛勞地把那重達好幾公斤的巨著帶來,以為可以在課餘時間閱讀(後來發現倫敦太好玩了,根本沒心情念書)。雖然我曾經努力試著讀這本經典名著,但是對十七歲的我來說,那書實在是太厚、太繁瑣了。我讀了瑪德蓮蛋糕那段,沒什麼感覺,讀了有關阿爾貝蒂娜的部分,也沒有感覺……後來,在某次倉促搬家的時候我嫌書太重,就把它們通通丟到垃圾筒裡去了。
「《追憶逝水年華》真是一本經典啊!普魯斯特寫人生、寫回憶都寫得那麼好,妳有機會一定要讀讀他的作品。」看到愛德華講起普魯斯特崇拜的目光,我實在不好意思告訴他,我其實並不欣賞這位法國作家的作品。
我們一起走到了國家美術館附近,愛德華建議我們停下來喝杯茶。於是,我們一起喝了茶,後來,他送我到地鐵站坐車。
「我們下次還能一起出來散步嗎?」道別時,他問。
「可以啊。」雖然我並沒有很想再跟他一起散步,但是又不知道怎麼禮貌地拒絕,於是答應了他。
下次見面,愛德華還是一樣談他的白煮蛋、保險員電話、當然還有普魯斯特。我不知道怎麼和他對話,他所描述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沒有交集。除了告訴他我的生活,我喜歡的文學,我沒有什麼可以跟他聊的。
後來,我又和愛德華見面了一次,這次聊天的經驗讓我覺得很痛苦,因為我明明不想去,卻強迫自己去配合別人,只為了不讓別人失望。道別時,我說我沒辦法再跟他見面了。愛德華看起來很失望,但是也沒說什麼,只是說:「喔——那就再見了。」
很久以後,我在另一個文化中心巧遇愛德華,他很高興看到我,請我和另一個陌生女孩去喝茶(好像是我想認識女孩,於是和她搭訕聊天)。我很怕和愛德華接觸,怕他問起我為什麼不肯跟他見面,於是一直和女孩說話。愛德華大概也發現我不想理他,過了一陣子就起身道別。我和女孩離開時,發現愛德華把我們的茶錢都付了。
我和女孩也沒有再見過面,我甚至不記得,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要認識女孩,為什麼會想要和她說話,還有我們到底說了什麼。
但是我記得愛德華,他的水煮蛋、保險員和普魯斯特,他高瘦微駝的身軀,還有慢慢走路的樣子。我還是沒有讀普魯斯特,不過,倒是翻譯了據說風格和普魯斯特有點像的波蘭作家布魯諾.舒茲。
如果不是因為波蘭美食評論家/散文家Wojciech Nowicki 的書《今日波蘭餐桌》(Stół, jaki jest. Wokół kuchni w Polsce),我至今依然會對普魯斯特無感吧。然而,當我在Nowicki 的書中第一次讀到波蘭文版的、關於椴花茶之中的瑪德蓮蛋糕的描述,我竟然在電車上感動到幾乎哭了出來。
也許,我並不只是因為普魯斯特而感動,而是因為作者在這本波蘭食史記中寫到了許多記憶,包括記憶中的食物、食物帶出來的記憶。他寫義大利菜如何成為波蘭人心目中高級的象徵、寫他奶奶把蕎麥倒到盤子裡,仔細地一顆一顆檢查,看裡面有沒有摻雜小石頭,寫在物質缺乏的年代,波蘭人怎麼利用兩顆橙子、半斤胡蘿蔔、一點點糖、一點點檸檬汁製造出如假包換的柳橙汁……
這所有細節造成的感動,都在他引述普魯斯特那段有名的瑪德蓮蛋糕的時候,到達了高潮。於是,我想起了我在倫敦第一次讀到舒茲的震撼,想起我自己童年的氣味和味道,比如夜間盛開曇花的清香、第二天早上撒了糖的曇花煎餅的香甜、以及午餐蒸便當噁心油膩的金屬味……
我也想起了愛德華,那個總是和我談普魯斯特的退休老人。如果今天我們再次相遇,也許我和愛德華會比較有話聊?雖然我還是沒有讀普魯斯特,也不確定我會不會喜歡普魯斯特,但至少,我可以對他說:「嘿,你為什麼那麼喜歡普魯斯特,我似乎稍微可以了解了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