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終結失衡：全球金融大洗牌，重塑中國財富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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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新審視財富，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國經濟永續、包容性增長，張茉楠博士分析厘清了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未來走向及中國經濟面臨的一系列現實問題，並大膽地提出「中國需要一次財富分配革命」的論點，其視野之廣，分析之深，責任之切，令我欽佩。

──梁國勇，聯合國專家、聯合國貿發組織經濟事務官員

經濟危機掀起的潮漲潮落成了經濟自我循環的一部分，直到為「大蕭條」而生的凱因斯政府干預理論誕生。然而政府干預經濟導致的赤字預算、高額負債、通膨、壟斷及低效率等，非但沒有解決危機，反而加大了危機出現的...

中國應更加重視國家財富管理

現在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總量規模也將占全球GDP總量的八‧五%左右，然而，中國在創造財富的同時，卻依然面臨財富分配失衡和貨幣政策自主性被削弱的種種困境。中國必須提高位勢，在貨幣政策、匯率制度、「資本池」政策、外匯儲備風險管理對策及積極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實施「工業立國與金融立國並重」的長期戰略，真正掌握貨幣的主導權。

回首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國際國內許多關鍵字會映入我們的眼簾：歐洲債務危機、人民幣匯率問題、量化寬鬆、流動性氾濫、大宗商品價格飆升、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通膨與資產泡沫問題，凡此種種，在這些經濟亂象中，到底有哪些內在的邏輯關係？

已開發國家是債務問題，自金融危機以來，已開發國家留下了大量的債務，資產負債表持續惡化，於是在私人和金融體系去槓桿化的過程中，就由國家再槓桿化使私人債務國家化、國家債務國際化。歐洲由於不能把債務國際化，發生了債務危機，而美國則憑藉美元霸權體系和量化寬鬆政策，進一步將國家債務國際化，由廣大的新興經濟體，特別是它的債權國來埋單，造成這些國家的價格總水準急劇上升，這背後實際反映的是已開發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國家不同國家盈利模式的碰撞和相互利益的交鋒，中國如何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管理好自己的國家財富呢？

一、 中國經濟總量今非昔比

事實上，當前，中國經濟總量早已今非昔比，在對外金融領域，中國也出現了三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化：一是從一個外匯短缺大國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二是從一個吸引外資大國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淨輸出國；三是從對外債務國轉變為全球第二大對外債權大國。一方面，這一系列的變化，對中國參與全球化的方式和過程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也對我們管理財富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與這麼大財富相比，我們管理財富的能力卻極其不足。

二、 全球債權與債務分佈失衡

與中國很相似，許多新興經濟都已經迅速成為外匯儲備國和新興債權大國。先看看全球的債權分佈，中國擁有占全球外匯儲備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前十大儲備經濟體依次是中國、日本、俄羅斯、臺灣、印度、韓國、瑞士、巴西、香港和新加坡。從排名來看，在全球前十大儲備經濟體中，有八個是新興經濟體。

與之相對應的是全球的債務分佈，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荷蘭、西班牙、愛爾蘭、日本和瑞士分別列全球外債排行榜的前十位。這一債務排行榜幾乎囊括了所有經濟強國，排名前十位的已開發國經濟體外債總和，已經占到全球債務比例的八二%，而美國外債餘額已到達一三‧六兆美元，占全球外債餘額的二三‧九%。

三、 真實財富創造與虛擬財富創造的失衡

債務債權的分佈背後反映的是全球真實財富創造與虛擬財富創造之間的失衡。已開發國家是債務國，開發中國家是債權國，全球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和金融產品創造中心之間的背離也越來越嚴重，這背後的邏輯是什麼？隨著全球分工的深入，世界經濟中存在以金融分工和產業／貿易分工為紐帶的「雙重循環」機制，而恰恰是這兩種機制造就了全球的失衡局面。貿易分工和生產分工體系維繫著實體經濟，金融分工體系維繫著虛擬經濟。

從全球金融分工主導的資本循環來看，以美國為主導的已開發國家是全球金融資源的配置者，佔據著全球金融分工體系的主導地位。一方面美國等國利用處於金融分工鏈中高端的優勢，試圖通過國際資本流動，對世界各國在「生產、消費、投資」運行環節中的比較優勢進行重組；另一方面，承擔物質生產的開發中國家的貿易盈餘所形成的儲備資產又通過資本流動回流美國。

四、 全球流動性氾濫下的通膨與通縮

現在已開發國家普遍存在的債務問題使得從央行創造貨幣到銀行體系創造信貸的傳導機制依然不暢，由於商業銀行不願放貸，不再向社會增加貨幣供應，迫使聯準會直接面向社會提供貨幣。從美國情況來看，自危機爆發至今，美國央行資產已經急劇攀升，銀行現金在全部資產中的占比從歷史平均的三‧二%上升到一○%左右，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仍處於三%的低位。聯準會降低市場利率及促進信貸市場恢復的作用並不明顯，實體經濟部門的銀行貸款同比增速不足一%，銀行惜貸導致美國消費信貸、工商業貸款、不動產抵押貸款增速均處於歷史較低水準，消費信貸更是連續五個季度下滑，無法實現對實體經濟的「造血」和資源配置功能，這是美國經濟難以自我修復的重要原因。

由於歐洲目前的實體經濟還處於修復的過程中，尤其是金融體系的信貸活動還比較疲弱，目前歐洲的廣義貨幣增速和金融部門對私人部門的信貸投放增速緩慢。廣義貨幣以及信貸的低速增長表明實體經濟及金融系統的完全恢復依然有待時日。這些因素一方面表明歐洲金融的恢復依然需要時日，另一方面金融信貸的放緩也在一定程度上壓低了價格總水準。

而對於新興經濟體則是另一番圖景：新興經濟體大都是生產型國家，將本幣盯住一個越來越不穩定的信用貨幣，整個國家的財富都處於巨大風險之中：一方面由於新興經濟體無法以其自身貨幣進行放貸，大量貿易順差由此帶來了貨幣的不匹配和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另一方面，由於貿易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中一般以美元為主要幣種，在美國實行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後，新興經濟體國內或者區內必然是被動超發貨幣，本幣投放過多，同時外部持續大量流入，直接改變了貨幣政策發生作用的機制和作用環境，從而削弱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導致購買力與國內購買力背離，面臨「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兩難窘境，日益嚴重的輸入性通膨壓力對實體經濟和製造業成本衝擊十分巨大。

五、 外匯儲備不能是「蓄水池」

因此，新興經濟體對於流動性的管理，簡單的對沖避險效果越來越不盡如人意，因為流動性不僅取決於各國的貨幣政策，也取決於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位勢差，已開發國家在上游，新興經濟體在下游，洪水下來的時候，最先受淹的就是新興經濟體。

一九九四年中國外匯體制改革後，外匯儲備迅猛增加，外匯占款占基礎貨幣的比重達五○%以上，成為影響中國基礎貨幣供應最主要的因素。從歷史經驗來看，自中國經濟的外向性形成之後，通膨壓力、資本流入、貨幣升值這種「不可能三角困境」也成為並行出現的問題，所以這樣看來，外儲不但不是好的池子，反而是很多經濟和金融風險的源頭。中國似乎陷入了一個「財富管理的怪象─流向了增長、流出了財富」，因此調整我們的財富管理模式已經刻不容

緩了。

六、 提高位勢、提高財富管理能力

那未來的道路在哪裡？在我看來，一條路徑就是提高位勢，在中國成為一個製造業大國之後，也成為一個金融大國。中國應以解決內外經濟失衡為著眼點，在貨幣政策、匯率制度、「資本池」政策、外匯儲備風險管理對策及積極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實施「工業立國與金融立國並重」的長期戰略，做出整體謀劃。

第二條路徑，是中短期的，就目前情況而言，中國金融業尚處於金融淺化階段，在人民幣沒有國際化，在中國尚未建立起真正強大的本土金融市場之前，中國應該適當降低外儲的規模，使其保持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我們現在迫切需要對此做出調整，儘快建立發達的本土金融市場，擴張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理順投資與儲蓄不暢的轉化機制，通過增加國民擁有財產性收入實現財富重整，同時提高國民的財富效應。

七、 中國應更加注重財富管理能力

近年，全球經濟貨幣寬鬆、政府透支、結構失衡、美元走勢、大宗商品價格、通縮通膨、資本流動等多種因素交織，這將使未來全球經濟面臨更為複雜的形勢，特別是美國嚴重依賴政策刺激、歐洲債務危機積弊太久、日本陷入本幣升值和通縮的惡性循環，這決定了東西方分化將是一個顯著特徵，而這種分化也不僅是增長的分化，更是發輾轉型的一種分化。已開發國家創造真實財富的能力越來越弱，而對於迅速成長的新興經濟體而言，我們不僅要關注財富的增長，更要關注財富的分配和財富管理的能力，只有這樣全球經濟才能走向再平衡。

中國必須提高位勢，才不至於成為「蓄水池」。在中國成為一個製造業大國之後，必須加速推進金融大國的進程。中國應加強「頂層設計」，在貨幣政策、匯率制度、「資本池」政策、外匯儲備風險管理對策及積極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實施「工業立國與金融立國並重」的長期戰略，真正掌握貨幣的主導權。「人們往往高估五年內的變化，但低估十年內的變化」，相信國家財富的管理理念，將會隨著中國經濟體走向成熟而逐步成熟起來，而今天所有的變革也剛剛開始。

中國應更加重視國家財富管理

現在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總量規模也將占全球GDP總量的八‧五%左右，然而，中國在創造財富的同時，卻依然面臨財富分配失衡和貨幣政策自主性被削弱的種種困境。中國必須提高位勢，在貨幣政策、匯率制度、「資本池」政策、外匯儲備風險管理對策及積極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實施「工業立國與金融立國並重」的長期戰略，真正掌握貨幣的主導權。

回首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國際國內許多關鍵字會映入我們的眼簾：歐洲債務危機、人民幣匯率問題、量化寬鬆、流動性氾濫、大...

序

　　作為張茉楠博士的博士後導師，這是我欣然提筆為其書作序。這本書是張茉楠最近兩年的心血之作，我相信它同樣會在她成長的道路上留下深深的足跡。

　　二○○八年爆發，至今尚未結束的全球金融危機，給當今世界帶來的衝擊是前所未有的。在經濟理論、政策和實踐上，很少有經驗可以遵循，這就給世界經濟，特別給處於大開放、大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帶來了更為嚴峻的挑戰，而這也恰恰為經濟學者提供了一個研究理論、施展才華的舞臺。

　　張茉楠在本輪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初始，就準確、超前地預測、預判了危機的性質、演變、發展及未來走向，並被事實所印證。

　　對國際金融體系、美國債務本位制和美歐中產階級沉淪等諸多熱點問題都做了深入分析，從而以一個全新的角度揭示了本次全球危機─無論是美國次貸危機，還是歐債危機在很大程度上都與財富分配失衡相關。事實上，談到失衡，不僅表現為部分國家儲蓄-消費失衡、貿易收支失衡，更表現為世界財富分配的失衡，財富分配失衡才是一切危機之根源。當前經濟學家們一直在過分強調全球儲蓄與消費失衡，但卻忽視了這一表像背後更深層的失衡問題─世界財富分配失衡。其實，從某種程度上說，管理財富比創造財富更為重要。

　　在對金融危機以來各國政府和央行應對危機的政策梳理之後，張茉楠指出：用赤字財政和貨幣擴張來創造有效需求的方式並非完全有效，總量刺激之於全球失衡以及根植於各經濟體內多年「頑疾」的幫助十分有限。當前全球開始步入「還債期」，已開發國家要還「高福利債」，新興經濟體要付出「高投資」的代價（儘管目前金磚國家還能支撐較高水平增長，但已經難以持續），這是以往三十年經濟透支後的「大調整」。隨著這個「大調整」時期的到來，全球經濟會不斷經歷大大小小的「震蕩」，有的甚至會演變為新的危機。解決危機從來就沒有「速效藥」，各國需要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政策刺激，而是一場漫長且異常痛苦的經濟結構重建。

　　二○一○年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四千四百多美元，正邁向「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在談到「中等收入陷阱」風險時，張茉楠認為，關鍵是通過產業升級、技術升級和消費升級鑄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價值鏈，才能擺脫低水準徘徊，只有推動社會轉型才能更有成效地推動經濟轉型。

　　近些年來，研究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的文章汗牛充棟，但沒有人能一針見血地指出：國際貨幣體系實質上是美元霸權主導下的國際分工格局和國際利益格局的劃分體系。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根本不在於自由化，而在於定價權和主導權問題。只有人民幣在全球貿易結算和計價中的占比大大提高，才能保證人民幣在全球範圍內永續增長的需求，才能真正建立人民幣國際化穩固而堅實的物質基礎，才能與中國高度發展的經濟相匹配。

　　在創新思維的統領下，張茉楠跨學科、跨領域地融合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等多元理論，通過數理統計和廣泛調研，以獨特的視角去剖析矛盾，揭示現實。很多研究報告及政策建議得到了國家高層和相關部門的重視和批示，並獲得採納。特別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叢書（一九七八至二○○八）：理論篇》收錄的「國際資本流動背景下中國資本開放的挑戰與轉型」一文中提出的「中國要從商品輸出走向資本輸出、從資本積聚到資本輻射」的戰略構想；二○○九年提出的從「藏匯於國」到「藏匯於民」；二○一○年提出的要讓「資本回歸實體」、讓「金融回歸實體」的觀點主張均在國家後續宏觀政策實踐中得以體現，真正踐行著一個經濟學者「經世濟民」的理想。

　　在整個全球危機的演變過程中，張茉楠密切跟蹤研判世界和中國經濟形勢與難點問題。有些新觀點都由其首次提出，並被媒體及受眾聚焦，不少文章被海內外媒體廣泛轉載。她的論點和文章讓世界瞭解了中國，也讓中國瞭解了世界，增強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發展的溝通與互動。其發出的「人民幣應跳出被動應對模式」、「到底是誰在操縱匯率」、「必須全面看待中美經濟失衡」等聲音，也受到了美國政府的關注。

　　當今社會相當多的人存在著浮躁心態，作為一個有遠見和責任感的學者，能腳踏實地、心無旁騖地鑽研重大問題，實屬難能可貴。文如其人，這裡沒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譁眾取寵，更沒有附庸風雅和人云亦云，我們看到的是張茉楠嚴謹的治學態度、憂國憂民的社會良知和孜孜不倦的學術追求。經濟著作大多不易讀懂，很難走入平常百姓生活，本書中，張茉楠用樸實的文字，對繁雜的經濟問題深入淺出，娓娓道來，相信很多人願意花時間去讀它，也定會從中受益。

　　事實上，每次重大經濟危機的來臨都預示著經濟學革命的展開。當前，全球經濟正在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不僅面臨著重大的經濟結構轉型，也面臨著經濟理論創新和政策創新。這是經濟學家大有作為的時代，這是一個造就經濟學大家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大程度發揮經濟學家作用的時代。在中國由大國走向強國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經濟學的創新發展既緊迫又任重道遠。我希望張茉楠博士在探討經濟學理論的實踐中不斷耕耘，為創新和完善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添磚加瓦。

中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行政學院原常務副院長

序

　　作為張茉楠博士的博士後導師，這是我欣然提筆為其書作序。這本書是張茉楠最近兩年的心血之作，我相信它同樣會在她成長的道路上留下深深的足跡。

　　二○○八年爆發，至今尚未結束的全球金融危機，給當今世界帶來的衝擊是前所未有的。在經濟理論、政策和實踐上，很少有經驗可以遵循，這就給世界經濟，特別給處於大開放、大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帶來了更為嚴峻的挑戰，而這也恰恰為經濟學者提供了一個研究理論、施展才華的舞臺。

　　張茉楠在本輪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初始，就準確、超前地預測、預判了危機的性質、演變、發展及未...

序

第一章 重塑中國的分配格局
中國應更加重視國家財富管理
中國廉價勞動力時代將一去不復返
中國為何患上了「漲薪資恐懼症」
中產階級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基礎
誰來拯救中產階級
以「人本主義」為導向提高國民幸福指數
調節分配不能只盯著流量
中國需要一次財富分配的革命

第二章 如何才能完善我們的經濟金融治理
警惕資源向資本過度集中的「馬太效應」
借鑒美國經驗推進財稅體制改革
「吸、引、放」三招治理流動性過剩
設立平準基金消化外匯增量
托賓稅（Tobin Tax）可能成為資本流動管制的「撒手鐧」
新融資格局呼喚新風險監管體系
中國必須加快開啟金融監管改革大幕
中國需要借力新基金模式改變外儲困局
金融轉型方能促實體經濟轉型

第三章 尋找中國經濟戰略結構調整的新動源
「中等收入陷阱」倒逼國家盈利模式根本轉型
人口變化影響房地產長期趨勢是逃不出的「鐵律」
我們正在背負著越來越沉重的生態赤字
從「經濟增長優先」到「就業增長優先」轉變
從貿易大國走向資本強國
廉價製造中國還要走多遠
漸漸「變貴」後的中國轉型之路何去何從
尋找中國經濟戰略結構調整的新動源
戰略新興產業也須有「頂層設計」
風險投資解讀產業未來
中美「不對等投資」格局亟待改變
中小企業應通過全球化整合尋求突圍
中國經濟必須堅持「實業立國」
中國經濟需要新一輪體制改革

第四章 人民幣國際化圖景：進程、路徑與挑戰
人民幣匯率定價權是所有問題的關鍵
「人民幣低估論」依據是對事實的嚴重扭曲
美國的金融泡沫吹大了貿易赤字
中美貿易不平衡帶有非常大的虛幻色彩
掌握貨幣定價權推進人民幣「再平衡」發展
人民幣國際化大提速，中國真的準備好了嗎
增強貨幣政策自主權比貨幣沖銷更重要
匯率異動下的人民幣國際化之路
人民幣國際化必須開闢新的更大的戰場

第五章 美國經濟問題的本質
美國經濟正由個人負債型模式向國家負債型模式轉化
美國已蛻變成全球「風險資本家」
美國正陷入一場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機
美元本位制已經演變為債務本位制
美國「以債養債」的遠慮近憂
美歐中產階級面臨集體向下沉淪
美式金融資本主義式微

第六章 誰將為歐債危機埋單
引爆歐洲債務危機的三大根源
歐債危機背後的美債蹤影
歐洲經濟社會不能承受之痛
誰來擔當歐債危機「最後貸款人」

第七章 全球經濟的結構性風險
全球金融危機根源並未消除
從全球三次金融危機看「超常規」救市政策的失效
徹底揭開美元剿殺歐元的真面紗
「避險貨幣」擊鼓傳花到誰家
結構性風險是新興經濟體最大挑戰
去槓桿化‧全球經濟格局
能源大通道改變全球利益格局
「高油價衝擊」推動國際原油定價體系重建
糧價篇：國際糧價飆升的資本邏輯
中產塌陷讓西方國家發展失去內在動力
全面看待中美經濟失衡
誰才是真正的「債權國」
綠色碳權的背後又是一場貨幣戰爭

第八章 後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演變新趨勢
全球經濟格局四大新趨勢
西方已開發國家正面臨資產負債表式衰退
新興經濟體主權基金將成金融新力量
碳金融將成為低碳經濟戰略制高點
在巴塞爾協議III新定義下
TPP將成為撬動亞太變局的戰略新支點
全球正在步入主權財富象徵破滅的年代

第九章 世界格局下的現實與中國經濟走向
三條風險管道影響中國經濟及政策走向
中國應對全球「三重」危機路在何方
中國需要重新審視債權國地位
中國海外投資急需重視風險管理
中國到底給美國補貼多少紅利
中東北非局勢不能改變中國大戰略
中國製造承載了全球大部分的「碳轉移」
「海外移民潮」背後的中美博弈
「中國模式」的世界意義
全球新治理架構中的中國角色

序

第一章 重塑中國的分配格局
中國應更加重視國家財富管理
中國廉價勞動力時代將一去不復返
中國為何患上了「漲薪資恐懼症」
中產階級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基礎
誰來拯救中產階級
以「人本主義」為導向提高國民幸福指數
調節分配不能只盯著流量
中國需要一次財富分配的革命

第二章 如何才能完善我們的經濟金融治理
警惕資源向資本過度集中的「馬太效應」
借鑒美國經驗推進財稅體制改革
「吸、引、放」三招治理流動性過剩
設立平準基金消化外匯增量
托賓稅（Tobin Tax）可能成為資本流動管制的「撒手鐧」
新融資格局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