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共同的相遇
二年前，日本的NHK電視台，安排我到日本的任何城市和鄉村隨意的走走和動動，除了他們的國家機密和軍事之所外，民間的哪，凡你欲去之處，都可任由你的走動和探訪（旅遊的千載之機），但條件是你不要去誇日本的哪好和哪好，一定要多說哪兒不好或者不夠好。他們不讓你總是看見他們的好，更希望借你的陌生之眼，發現和看見他們那些醜的、髒的乃至糟粕的。之後他們會依據你的發現和胡言，做出一個專題片，即所謂的「外國作家學者看日本」。
這是NHK的一個常年計畫，每年都安排一個國外的學者或作家到日本隨走和胡言。就那時，我有一個想念，覺得應該借此問答、對話出一本《中國人應該向日本學什麼？》的小書來。也就立刻想到最好能邀上方舟同行去問答、對話這本書。因為她既有作家的文學之敏，又兼具新聞專業的職業之銳，且讀書甚多，人也謙遜，對上代作家有恭敬之心，這就容易指派和欺負，讓自己覺得不僅自己年長，而且所知甚多，學識也似乎寬寬廣廣。可惜後來，因為中日關係的砰砰啪啪，這些計劃和想念，都旱死在了剛發芽的土地裡。
到了二○一三年秋，我去南京的先鋒書店自誇銷賣新作《炸裂志》，而那時，她恰在那兒宣傳她的《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的隨筆集。就是在那兒，彼此都有一場的演講中，我似乎窺看到了兩代人的鴻溝到底有多深；知道了我的局限和下一代人（作家與讀者）的距離與聯繫。知道了面對現實這兩代作家共同的關心和彼此矛盾、意見相左的一些根由和不可調和的無奈與未來。時間是人與人的橋。也是人與人永遠不可丈量的海，如同孤島與看不見的陸地之距離。因為想要丈量這距離，想要告訴海說島和陸地間無論水域多麼寬廣它們也是聯繫的，也就續念和方舟對話這本書。對話這兩代人要共同相遇、面對的現實、日常和突發。
也就有了這本《兩代人的十二月》。
有了我這落日間的賤狗之吠和她晨起時分的鸝之鳴。有了兩代人的聯繫、分歧和各走各道又必然殊途同歸的路。有了共同面對現實的糾結、矛盾、焦慮、寬容、逃避、躲閃和對世事相同或完全不同的認識和判說；共同要面對世界的無奈和心不甘此的暢言與萎縮，以及彼此面對真相欲言又止的尷尬相。這是兩代人的也是兩代作家的；是島嶼的也是陸地的；是表面現實的，也是無邊無際的時間都無法填滿的陷阱和深層精神鴻溝的。
怎麼辦？
那就隨它吧。
真的就只能隨它嗎？
《兩代人的十二月》，面對這些不是一本無懈無疵的書。相反這本書中留下的憾漏如從水中撈出來的網。但那網上畢竟還掛著點點滴滴的兩代作家的思想、情感和麵對現實與世界的真誠和警覺、直言和帶著現實鹽味的水。它不求解決什麼，也絕不期望解決多少是多少。它所能夠做到的，就是那一年兩代人或說兩代作家在要共同相遇的面對中，把彼此的所思所想留下來，就像把虛掩的鴻溝挖開給人看一樣。
閻連科
二○一五年一月九日
序言
前面的話
在編輯本書的某一日，閻老師給我傳來微信，問：「你說我們是不是太被文藝綁架了呢？」
我思索良久，腦海中想到的是在校改完《愛麗絲中國遊記》後，沈從文在存底本上留下這樣的題識：「越來越難受，這有些什麼用？一面是千萬人在為爭取一點原則而死亡，一面是萬萬人在為這個變而彷徨憂懼，這些文字有什麼意義？」
我妄自猜測閻老師同我一樣，時常感受到這種無法自拔的失落——這些文字有什麼意義？
這樣的感覺在最近的一年尤其頻繁。中國在巨變，世界在巨變。文學家置身之外，無法參與歷史，無法改變現狀。每天的現狀都和昨天的現狀不一樣，文藝家能捕捉的東西何其少？動作何其緩慢？哪怕捕捉了世界變化中的吉光片羽，影響和力量又何其渺小？
這些想法對於文藝家們來說幾乎等同於自殺——懷疑自己所做一切的意義。
冬天，我去看一個導演的作品首映。在播電影之前，導演帶著笑嘟囔了一句：「這個時代都這樣了。」觀眾帶著同情和理解，笑著附和。隨即開始播放電影，一對俊男美女所主演的，「充滿了時代氣息」的電影，迥然於這個導演之前的作品。
在感覺到文藝的力量式微時，這個導演代表了一種選擇：時局太壞，破罐破摔。娛樂至死，至死方休。
看完電影回來的路上，我一路躲避狂風，姿勢惶恐可笑，內心卻忽然有種異常的安定：既不願與時局妥協，也不願意自我放逐。不願意停止對現實的關注——當然，我知道這種關注的力量很小，小得就像鼴鼠打洞，並妄想撬動地殼。
這本書，就是用我和閻老師，兩隻鼴鼠，用打洞扒出的土造出的一座小山。我們用了一年的時間，每個月或對談，或在同題之下各寫一篇文章互文。
往大了說，這是兩個作家的嘗試，既立足於寫作本職，又謀求參與社會，千方百計地找出盡職責的手段。
往小了說，這是兩個人的日記，記錄下一年的所思所想，像是在分岔的小徑立下兩個用記憶編織成的稻草人，向迷路的人解釋，發生了什麼，哪裡才是方向。
蔣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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