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紅

四季紅



在地形狹長，形狀像個烤地瓜的臺灣島上，臺北市的信義路由東到西，橫貫大半個臺北盆地，以島上標準衡量算條大路；靠近台大醫院那邊是「一段」，到了後來的101大樓已經叫「五段」了。

現在信義計畫區這一帶是臺灣首席商務中心，幾十年前除了一座兵工廠和周圍的眷舍，可謂人煙稀薄，一派田野風光。靠近山腳的丘陵帶，更是墓園、墳山、亂葬崗參差，簡直是荒郊野外。

當時本地有翁氏一族，幾代勤儉，累積致富，成了地主。到了秀枝上面一輩，卻出了個她老爸翁次郎，生性嗜賭，等當家老頭子一往生，他那一支的幾兄弟趕快跟賭鬼劃清界線，早早分了家產。排行第四的秀枝出生時，次郎分到的祖產已經被變賣殆盡，只剩下沒人要的一座小山丘和山腳下全家賴以棲身的一幢農舍。

山坡地訂了長約租給人家種竹子，微薄的租金幾年才一收，農舍又沒有獨立產權，連賭桌上也抵押不出去；家中其他一切典當俱空，兩件不動產卻因為無法脫手保留了下來。上面有三個哥哥的秀枝，在那年陽曆二月底的動亂之後，本來是殖民地百姓簞食壺漿迎來的祖國政府，以清鄉為名出動軍隊鎮壓本地示威民眾，軍警全島追捕帶頭請願士紳，外地口音的平民又受池魚之殃遭暴民報復，島上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那個春天，呱呱墜地。

附近有戶姓郭的鄰居，原來世居臺灣中部，一年颱風後濁水溪暴漲，河路改道，淹沒了家園，郭家阿祖帶著幾個兒子來到臺北打拚。他們先是承租翁家的田種菜，自產自銷，勤奮發家，十幾年之內竟然陸續從次郎手上買下幾塊地，後來還幫當黑手學徒出師的長房長子郭三福，在自家地裡違章建起鐵皮棚屋，開了鐵工廠，帶頭迎向工業時代。

秀枝兩歲那年，山坡地的租金到手還不夠還次郎積欠的賭債，眼看生計無著，秀枝老母帶著走路都還不大穩的小女兒去央求已經將菜地荒廢，圍起籬笆來堆鐵工廠廢料的鄰居。傍著郭家圍牆旁的一小塊畸零地種些菜，沿街叫賣，慘澹度日。

同年，國民黨退守臺灣，帶來大批難民，也帶來建設需要的人才和其他資源。

數年之內臺北都市迅速向周邊擴張發展，郭家腦筋靈動，配合政策自行拆除部分圍牆讓路，臨街蓋起鐵皮棚頂的商品房出租給人開店營生。秀枝老母失去了種菜維生的畸零地，只得帶著已經半大的秀枝去幫越來越發達的鄰居家打零工。郭家同情老鄰居，即使剛滿十歲，只能打打雜的秀枝，也讓她和其他工人一起吃大鍋飯不說，有時候還算給她半個工的工錢。

家庭這樣窮困，秀枝小小年紀就要出去做童工，三個哥哥倒一直上學；原來翁氏家族早在清朝就撥有公田鼓勵子弟讀書；可是閩南風俗重男輕女，奉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日後嫁人他姓，也不進翁氏祠堂享用香火，自然不受祖宗庇蔭。雖然時光流逝，臺灣換了「祖國」，中國業已共和，翁氏一族仍然沿續舊制，只是 「進京趕考」的「京」，從北京換到了東京。

甚至到臺灣光復，從日本人手裡收回以後多年，翁氏子弟凡是在校學生，也一律由後來登記為「法人」的家廟代繳學雜費用，還能領取生活津貼；在這個制度獎勵之下，家族成員漸漸丟棄鋤犁，離開水田，穿起鞋襪，著上衣冠。可是也有像秀枝三個哥哥那樣的，天生不是讀書的料，然而年年留級他們也都賴在學校裡不走，從日文一路讀到漢文，雖然花的時間長了點，個個也都混到了小學畢業，哪怕「國語」改了，兄弟們也都沒有變成文盲。

「文盲」只是他們唯一的妹妹，秀枝畢生的恥辱。遭遇坎坷，秀枝早就認了自己的 「歹命」，可是年紀漸長，她發現任何痛苦的記憶都能夠隨著時間消逝而沖淡，唯獨「文盲」的印記如影隨形，跟一輩子。哪怕人生過了半百，以為所有的苦難都成為過去了，但凡遇見一點事，只要人家大聲說：「你不識字，跟你講了你也不辨！」她就馬上變得像塵土那麼輕賤，好像隨便哪個都可以踩她幾腳。

「不識字，我這世人才會常常給人欺負，給人騙去！」秀枝覺得自己不能相信任何人。

這輩子第一個騙了她的是她的父親。就在她十三歲初經來後不久，一天次郎告訴秀枝和她媽媽，有人介紹女兒去溫泉旅舍做工，東家供吃住，長大幾歲以後可以擔任湯屋「女中」（女傭），比在郭家和媽媽一起打零工「有前途」。

秀枝媽媽原先捨不得已經是自己好幫手的乖巧女兒離開身邊，尤其她幫傭的東主郭家，答應下月起如果再要秀枝去打零工，就付一個全工的工資了。可是爸爸次郎卻不由分說，強勢推開口中碎碎念著的老婆，要秀枝將僅有的幾件衣物打了個花布包裹一提，領女兒出門搭上公共汽車，到臺北車站又換乘火車，幾番折騰，從臺北盆地的東邊來到北邊的山腳下。

即使時間倏忽過去幾十年，那天火車到站後，躍入秀枝眼簾的鮮活多彩景物仍然歷歷在目：火車站藍綠色的木柱，咖啡色的候車座椅、灰色的水泥月臺、黑色的剪票口鐵柵欄、走出車站後的豔陽下藍天，以及抬眼可見，硫磺氣味撲鼻，煙霧繚繞的翠綠山丘。還有那個中年站長看著她的，帶點憂傷的眼神都彷彿透著青色。可是她不識字，迎面木牌上清清楚楚 「北投」兩個大字，雖然在她的人生中留下如火燙般紅的烙印，這塊木牌在她記憶中卻是被無限放大卻模糊成一片的黑與白。

秀枝和老鄒相好後常常聊到那一天，她感歎地下結論：「我要是識字，昔日就會知自己到了哪裡，有機會我就會偷走！可惜我不識字，我的一生都害在不識字啊……」

如果識字，秀枝總是這麼想：那被賣到「四季紅」的那天，她就可以走到車站去坐火車回家；如果識字，秀枝告訴後來終於成了她丈夫的老鄒：「我就會看（明）白我爸簽的那張是賣女兒的紙。」

說賣太過，其實是押；秀枝老爸把虛歲叫十五的親生女兒抵押出去十年，頭五年是死約，收入歸於東家，後五年三七分成，算活約，可以付出補償金贖身。十年約滿之後呢？煙花女子青春短暫，屆時應該利用價值降低，去留隨意。

秀枝老爸次郎簽約畫押後，拿了他該拿的，把女兒交給大家尊稱「女將」的溫泉旅館女管事，頭也沒回的走了。

「昔日他就那樣走了，連一枝冰都沒有買給我！」五年後，實歲滿了十八的秀枝哭著對她的媽媽說。

多年之後的西元2000年，台灣大學生支援公娼也有工作權，反對臺北市長廢娼時，在教授帶領下做過臺北性工作者的田野調查，當時數據指出，臺北市從事公娼的以自願者居多，大學生據此認為: 如果臺北性工業全部轉入地下，就有逼良為娼、強迫接客，以及其他種種不人道事情發生的可能性。

學生崽紙上談兵的推論完全在上一世纪秀枝個人的娼妓生涯上得到佐證。在滿十八歲，合格領取政府頒發的「妓女證」，成為臺北市「公娼」之前，秀枝就是個無牌的小「私娼」，不但要大量接客，不從就遭拳腳交加，沒有達到足夠的客流配額，就沒有飯吃，月事期間如果碰上店裡生意好，還被打針停經強迫繼續工作，有時候生了病，就抓點草藥吃吃，連醫生也不帶去看的。

從十三歲苦熬到十八歲，秀枝終於等到了領證成為受法律保護的「公娼」那天。這個臺北娼妓的「成年禮」需要父母親自到警察局蓋章同意。彼日在北投警察局，是她離家後第一次再見她的老爸和老母。

「那日他就那樣走了，連一頓飯、一枝冰都沒有買給我！」秀枝對狠心把她賣掉的父親恨得不願意再多看一眼，只顧抱著五年不見的母親哭訴：「不是我愛吃，是講他連看我一眼都莫！」

比記憶中憔悴的母親用粗糙的手抹去女兒的淚，除了陪著哭，一籌莫展的她只能喃喃地安慰女兒道：「都是阮前世不修！你下世人一定要找到好父母……這也都是你的命！」

十八歲的秀枝沒有辦法像母親那樣把希望寄託到來世，她從傷心啜泣漸至失望嚎啕。正在跟警察交關的父親感覺受到干擾，轉頭狠狠罵道：「啊你是哭爸還是哭母！」

秀枝回嘴道：「我甘有父母可哭，你這樣還算是別人的父母？」

秀枝老爸衝過去作勢要打，被警察攔下告誡道：「喂！這裡不能打人，是你女兒你也不能打！」順手把已經繳好費用，貼了足夠印花稅票的一張證件遞給了秀枝，說：「隨身帶著，臨檢的時候要拿出來查的，你離開妓女戶的時候要記得來撤銷。」

秀枝覺得「妓女戶」很刺耳，她上班的地方是「四季紅溫泉旅舍」呀。她翻過那張內面貼著自己大頭相片的證件，不認識正面幾個大字是「妓女執業許可證」，而「妓戶名稱」一欄下面填的正是「四季紅」。

「四季紅」招牌上倒真沒有註明「妓戶」；從外觀看來，四季紅溫泉旅舍也就是間進深極長，從門口看不見走廊盡頭的日式木造建築。

小小的前院栽有松柏，具體而微地造了景，只有一株櫻花樹，罔顧園中其他盆栽般謙卑的植物，旱地拔蔥似的自在生長，張揚得突兀。沿街一寸未讓的是座和式柵欄入口，當門卻有一面中式照壁，上面還垂下兩盞紅燈籠，黃昏時亮起，行人經過就看見白色照壁上血紅的店名。

在山路蜿蜒的溫泉鄉，像四季紅這樣提供侍應生陪浴服務的日式溫泉旅館沿著窄街一棟接著一棟，白天安靜陳舊，連門口坐著打盹的看門人都像個入定的老僧，哪裡知道入夜以後能熱鬧成妖精打架的樂園。

北投摻了溫泉硫磺味道的風花雪月原來是日本人在殖民島上的心頭愛，二戰結束，日本人被遣送回國，捧場客換了本地和唐山來的生意人，紅燈依舊，風光旖旎。到了西元一九六五年美國介入越戰，利用週邊國家做後勤補給基地，臺灣雖然沒能像日本憑藉鄰國內戰，工業和經濟得以從戰敗後的灰燼裡重生，也還是在越南遭受戰火洗禮的厄運之中受到些小惠，起碼幾個官股單位拿到了一些美軍軍需用品訂單，替國家賺進外匯；某些民間休閒娛樂行業也直接賺到美元，因為臺北和香港、東京、馬尼拉、漢城，一起列入了駐越美軍的度假地點。只是當時一般來到臺北度假的美軍都只在充斥著洋涇濱英語，有西洋樂團駐唱的中山北路酒吧街上流連，罕得有人找到只通中文和日文，分屬臺北後花園的北投來。

北投雖然和中山北路相隔不遠，中山北路上的「披頭熱」（Beatlemania）對硫磺起到的加溫作用却很有限; 在包廂中跑場了半個世紀的溫泉旅館「那卡西」小樂團，只把三弦琴換成了吉他和手風琴，持續唱著濃濃東洋風味的演歌，在彎曲起伏的北投山徑上繼續流轉它特有的風韻。

除了跟隨小樂團走唱的歌女往往有天籟美聲（例如日後成了台語歌后的江氏姊妹花），北投不少風塵女郎也能哼唱幾句，好替人客酒後助興。可是秀枝不會唱歌，她的五音不全，聲音嘶啞。以前她媽媽就說過，秀枝稚齡時常常餓急而哭，很早就把嗓子喊壞了。

餓過的陰影可能對長大後的秀枝造成一定的影響，起碼讓她對食物特別渴求。貪吃也讓她在四季紅的前五年特別苦，年紀小不耐操不說，飯吃得又慢又多，完全抵觸老闆需要盡快從「抵押品」身上回收本利的原則。從秀枝老爸次郎那裡取得秀枝人身所有權的妓戶老闆，在商言商，不講感情，讓秀枝往往在「當班」的時候，還要惦念著剛剛沒吃完的那碗白米飯。

好不容易等到她滿十八歲領證之後，和東家也發展出「不會跑路」的互信了，秀枝的待遇才好了一些，除了市政府為了避免性病傳染，固定派人替有證妓女做免費身體檢查的福利之外，還能留下客人的部分賞錢。可是秀枝的父親或哥哥，卻總是以各種名目來向她需索，要不到錢就逼著她向東家賒借，以致正式入行後的秀枝不但存不下私房，還倒欠了一筆帳。

秀枝的生意也不算好，她雖然面相清秀，可是食量大胃口好，隨著年齡的增長和身體發育，秀枝除了體型粗壯，身上也體味漸濃，客人對她這個「特徵」的反應兩極，雖然有人好「這一味」，到底不是人人消受得了的。

幸而秀枝領了妓女證以後，脫離雛妓的「地下工作」，成為掛牌的正式「侍應生」，得以拓展業務領域，而溫泉旅館的人肉買賣通常都始於陪浴，硫磺味道可以掩蓋一切，所以秀枝雖然回頭客不多，被「電話叫貨」坐著摩托車到其他不供應侍應生的溫泉旅館「出差」的機會也不大，還不至於因為達不到營業額而挨罵。只是店裡有位紅牌叫玲玲，嗅覺靈敏，覺得自己對於香臭有權威定奪，一口咬定秀枝有狐臭，喜歡帶頭當眾嘲弄秀枝。那時候沒有「霸凌」（Bully）一詞，同為勾欄淪落人的姊妹打夥欺負看來有點遲鈍的苦人同伴，只當是自己苦中作樂罷了。

秀枝滿20歲那年的秋天，一個本地人帶著三個被謔稱為「阿凸仔」的高鼻子洋人上門，年輕的一個臉上掛著靦腆笑容，另兩個大叔樣的身上掛著大包、小包的攝影器材，看見「姑娘仔」就瞇起色眼死盯。

保守的北投溫泉鄉侍應生不比中山北路什麼沒見過的酒吧小姐，四季紅的姑娘們一聽說來了美國尋歡客，又害怕又想看，像爭睹西洋鏡般蜂擁而至。日本式的溫泉旅館素來低調，從來內外嚴明，不打廣告，一向靠服務和口碑做生意。女將看到手下的侍應生亂了規矩，兼之洋人帶來的大陣仗，起先不免生氣遲疑，卻很快就被來客出示的美鈔和翻譯的如簧之舌說服，相信了允許「阿凸仔」拍攝湯屋，能招徠更多出手大方的度假美軍。

鶯鶯燕燕聽說和「阿凸仔」共浴時要照相，你推我攘，個個裝出羞怯的樣子，笑鬧成一團，就是不肯輕易就駕。翻譯帶著三分淫笑提出要求，指明要大胸脯的小姐：「阿凸仔尚尬意大捏捏……」

大家就笑著把正跟著大夥兒傻樂的秀枝向前推。玲玲冷笑道：「獨獨好，她跟阿凸仔共一味！」

翻譯換了慈祥的面容笑道：「看這掛三八查某啥咪都不（明）白！寫真出來是要登在全世界最出名的雜誌上呢。那要登出來，就是代表咱臺灣的第一大美人！不定有人來找去選中國小姐哦。」

「啊秀枝是咱臺灣第一大美人哩——」姊妹們諷刺地笑成一團：「真是笑到腹肚痛啊！」

秀枝本來並無所謂，可是眾人這樣不懷好意的嘲弄，讓她感覺下不了臺，就把臉一垮，僵硬地道：「我不去。誰人要去誰人去！」

玲玲忽然向前一步道：「那不，我們來去。」她轉頭拉上跟她素來交好的一個姊妹，一面說：「不當給臺灣沒面。」

玲玲的姊妹淘卻對和看起來一身是毛的「阿凸仔」共浴心存疑慮，不甘心就這樣被拉公差，一面輕輕掙扎，一面嘴裡嘟囔道：「拉我做啥？寫真也照不出臭味嚤。給她去啦……」

秀枝的個子跟心眼成反比，聞言收起一臉傻笑就要開罵，女將卻走過來將眾人哄散，還對挺身而出的玲玲二人讚譽有加。玲玲和她的好姊妹就像慷慨赴義，為「臺灣第一大美人」封號而戰的聖女那樣，踩著絕對東方風味的碎步施施然走向長廊盡頭的獨立溫泉湯屋，為臺灣風月史上重要的一刻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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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信義計畫區這一帶是臺灣首席商務中心，幾十年前除了一座兵工廠和周圍的眷舍，可謂人煙稀薄，一派田野風光。靠近山腳的丘陵帶，更是墓園、墳山、亂葬崗參差，簡直是荒郊野外。

當時本地有翁氏一族，幾代勤儉，累積致富，成了地主。到了秀枝上面一輩，卻出了個她老爸翁次郎，生性嗜賭，等當家老頭子一往生，他那一支的幾兄弟趕快跟賭鬼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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