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在與不存在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提到「生離死別」這句成語。漢無名氏〈為焦仲卿妻作〉: 「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乃以「死別」形容「生離」,然而這也只是形容而已, 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我在父親去世後寫過下面這段話:父親去世給我的真實感覺並不是我送走了他,而是我們一起走了很長的一段路,他送我到一個地方──那也就是他在這世界上的最後時刻──然後他站住了,而我越走越遠,漸漸看不見他了。
我的母親也去世了。
父親九十歲冥誕那天,我住在日本高野山一處「宿坊」裡。夜晚寂寥,浮想聯翩: 父親活到現在剛滿九十歲,而他去世已經十八年了。十八年是多麼漫長,這十八年裡發生了多少事情,十八年前去世的父親離我多麼遙遠──遙遠到我已經接受了他去世的這個事實。父親在我心中,已經與籠統的、一般的「死」聯繫起來。這也就意味著,對我來說父親真的是一位故人了。雖然回憶起他,音容笑貌仍然浮現眼前。相比之下,母親的死給我的感覺仍然是單獨的「死」,是「這個人」的「死」,我仍然在體會已經不存在了的她的感受、想法和心境,我還沒有離開「她的世界」。回過頭去,我還看得見她。
有一次去看話劇,忽然悟到:父親去世,我的人生第一幕結束了;母親去世,我的人生第二幕結束了;那麼現在是第三幕,也就是最後一幕了。父母都不在了,對我來說,我出生之前的歲月好像盡皆歸諸虛無,很多歷史的、背景的、親緣的關係隨之消失。當父母之一活著時,我還感覺不到這一點。
這念頭使我悲哀──為父母,也為自己。
那個夜裡,接著大哥報告母親病危的電話,我和兩個姊姊趕到醫院。走進病房,看見母親在病床上大聲捯氣,我想到《莊子》講的「竭澤之魚」:「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可是母親得不到那個「相與」者了,她獨自抵抗不了死亡。呼吸、血壓、心跳相繼衰竭。我一直握著她的手,她的體溫倏忽喪失,手變涼了。我再也沒有母親了。
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親歷一個人從生到死。後來我讀內山完造作〈臨終前的魯迅先生〉,其中寫道:「先生的額頭摸上去還是溫熱的,手也是暖的,可是已經沒有了呼吸,脈搏也停止了跳動。我一隻手握著先生的手,另一隻手輕輕地搭在了先生的額頭上。漸漸地,我感覺到手下的溫暖慢慢地退去了。」不知是否人各有異,但我母親的確不是這樣的死法。
母親死在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三點四十四分。11-22-3-44。像是一首素樸極了的曲子,飄逝而去。
兩天之後,我們護送母親的遺體去殯儀館火化。
遺體火化之後有個「撿骨」儀式,每位親屬用夾子將一塊骨灰放進骨灰盒的絲袋裡。我的外甥沒夾住,骨灰掉在不鏽鋼盤子裡了,啪嗒一聲。在白色的骨灰裡,有一大塊黑色的東西,那是個人工股骨頭,是母親一年前骨折做手術時植入的。不知道它原來就是這種顏色,還是被燒焦了。看見它,比看見母親的骨灰更讓我受到震撼。原本這是不可能看到的,看到它只能是在母親死後,甚至是從這世界上消失之後。沒有比這更讓我確認母親的死了。看見這個東西,還讓人感到是暴露了死者非常隱諱的祕密。殯葬工邊用鋁勺將骨灰壓碎,邊說,這人工股骨頭不要了罷,我們會深埋處理的。
葬禮──向死者告別。實際上所告別的那個對象已經走了。只要活著,就還是「我們」;死則是死者一個人的事。
世上什麼事情都沒有結論,唯獨死亡是結論。然而死亡本身也許還需要一個結論。
母親去世不久,聖誕節到了。家裡收著一封寄給她的賀卡。信封帶點淡淡的黃色,很溫馨,上面寫了寄信人的地址姓名,是她小時候的一位朋友。我把信封放在母親的遺像前,沒有拆開。幾回想到應該去信通知一下,但一直沒有寫。雖然我也知道,這是很失禮的。
此其我想到阿爾貝‧卡繆的《局外人》︵按:台譯《異鄉人》︶,好像多少能理解主人公默爾索了。大家對他的印象總說是「冷漠無情」,也許並沒有注意到,這是一篇默爾索的第一人稱小說。作為不得不面對陌生聽眾的敘述者,也許他壓根兒不願意講「今天,媽媽死了」這類事情。我是你們的「局外人」,因為你們不是我的「局內人」。強使之言,也只能如此。
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講述的一個故事與此性質相當,雖然當事人的表現完全兩樣: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啖不輟,神色自若。」
阮籍的舉止有違理法,司馬昭卻不拘表象,看出他「毀頓如此」──也就是什麼都顧不得了,理解自深。劉孝標注云:「《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機滅性。』」
《禮記‧檀弓》講了不少死了母親的兒子的故事,多強調為遵守禮而克制情,只有兩則例外,一是: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一是: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講的都是容忍真情,但前一則說可以「不及」,後一則說「過」亦無妨,雖然「過」的表現看上去不僅「不及」,甚至「寡情」。孔子對原壤的態度尤可細細揣摩。孫希旦《禮記集解》:「吳氏澄曰:『從者以壤無禮已甚,欲夫子絕之,夫子以為親故之人雖有過失,未可遽失其為親故,隱惡以全交也。』」孔子若認定原壤有「惡」,何必要「隱」要「全」呢。「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而過之,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莫大過否?』曰:『如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要管他,卻非朋友之道矣。』」此話更無道理。孫氏自己說:「然壤之心實非忘哀也,
特以為哀痛在心而禮有所不必拘耳,故夫子原其心而略其跡,而姑以是全其交也。若朝死夕忘,曾鳥獸之不若者,聖人豈容之哉?」雖然稍得要領,但末了補充的幾句卻嫌多餘。孔子「親者」云云,係針對原壤與母親的關係而言,「故者」云云,係針對自己與原壤的關係而言,即原壤並未「失其為親」,我亦勿「失其為故」,這是人情味很重的話。原壤登木而歌,正是其表達悲哀的獨特方式,與阮籍「毀機滅性」相仿;而孔子對此同樣懂得,至於唱的什麼則在所不計。
伊比鳩魯那句著名的話「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我知道很多年了,但如今才真正有所體會。死是不是死者的不幸姑置勿論,但它並不一概是生者的不幸,而只是生者之中很少一部分,甚至是極個別人的不幸。
讀《禮記‧曲禮》,將「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 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與「鄰有喪,舂不相;里裡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作一對比,可知自家有喪事,當節哀;別家有喪事,當盡禮。再看陶淵明作〈擬挽歌辭〉:「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在這裡,「他人」並非人情澆薄,實是相送時禮數已盡,還其家後則了無干係了。周作人在〈讀戒律〉中論及陶詩有云:
「此並非單是曠達語,實乃善言世情,所謂亦已歌者即是哭日不歌的另一說法, 蓋送葬回去過了一二日,歌正亦已無妨了。陶公此語與『日暮狐狸眠塚上,夜闌兒女笑燈前』的感情不大相同,他似沒有什麼對於人家的不滿意,只是平實地說這一種情形,是自然的人情,卻也稍感寥寂,此是其佳處也。」
無論如何,在這件事上,要求別人分擔一己的感情不僅無法做到,而且根本不合情理。《詩經‧秦風‧黃鳥》:「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其聲甚哀;然而這樣的話是不能代表別人去說的。
常常看到這類報導:或天災,或人禍,致若干人無辜罹難。看過也就看過了,頂多引為談資,發點無關痛癢的感慨議論而已。記得宮部美雪所著《無名之毒》有云:「人真是冷漠啊。一旦事情和自己無關,就會立刻忘記。」誰能真正體會世上什麼地方,死者的親人哀慟不已,生活就此改變,不復回頭。假如罹難的僅止一人,遺屬的這份悲痛就更增加一重了。
還是那封賀卡。收到後我的第一反應是:新的一年即將到來,而我的母親已經不在了。她再也沒有以後的日子了。
從前讀亞歷山大‧索忍尼辛著《癌病房》,譯後記寫道:「索忍尼辛本人在流放地患過癌症,可是他申請到外地就醫的報告隔了好幾個月才獲批准。當他勉強來到烏茲別克共和國的首都塔什干時,幾乎已經奄奄一息。經過三個月的激素與深度愛克斯光治療後,他才病癒出院。這次住院積累了《癌病房》的素材。」索忍尼辛後來又活了五十多年,假如他因癌症就此死去,《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癌病房》、《古拉格群島》、《紅輪》等等作品根本就不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講,「索忍尼辛」根本就不存在。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卡繆。一九六○年一月四日卡繆死於車禍,終年四十七歲。在他的皮包裡發現了未完成的《第一個人》手稿。該書中譯本序說,卡繆四十四歲時獲諾貝爾文學獎,「他怕自己被過早地蓋棺論定,怕別人誤以為自己的創作生涯已到此結束,而實際上他的創作高峰還遠未到來。他有一個龐大的計畫,即被他自己稱之為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式的巨著,為此他已醞釀了二十多年,他深知那才是自己真正的作品。然而歷史偏偏顯得如此冷酷,不論作者也好,還是讀者也好,不管你願不願意,沒有結束的也不得不結束了,他只留下這部一百四十四頁的殘稿,題目叫『第一個人』。」我讀《第一個人》時感到正如譯者所指出的那樣,「書中有不少疏漏之處,小說的結構不完整,故事各部分之間的聯繫也顯得鬆散」,而這些可以歸結為一個詞:「不幸」。
四、不存在之後的存在
佛洛伊德在他去世前兩年的一九三七年給學生和朋友瑪麗‧波拿巴寫信說:
「您一定會讓我死後仍活在您的記憶中,這是我唯一認可的有限不死性。」
我們曾聽到不少與此類似的意思,如梅特林克著《青鳥》第二幕第二場裡,蒂蒂兒問:「他們不是死了嗎,我們怎麼還能見到他們呢?」妖婆答:「他們不是活在你們的記憶裡嗎,怎麼能說死了呢?世人不知道這個祕密,因為他們懂得的東西太少了。」不過,佛洛伊德好像把本來只是文學性的描述多少給坐實了。尤其此語出諸一位離死期已經不遠的人之口,彷彿是展望自己的生命線在中斷之後又將會有隱約的延續。
「有限不死性」,需要一個載體。即如魯迅在〈空談〉中所說: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然而這是特定的「活人」──他知道死者,認識死者,乃至了解死者。費舍爾‧史蒂芬斯導演的電影《王牌雙賊》(Stand up Guys)裡,艾爾‧帕西諾有句台詞,講的正是此事:
「你們知道,他們說我們會死兩次,第一次是在我們嚥氣時,第二次是我們的熟人不再提我們的名字了。」
我曾在《新京報》上看到一則關於「長安街英菲尼迪肇事二死一傷」事件的追蹤報導,其中傷者王輝──二死者一為其夫一為其女──在接受採訪時說:
「只要我活者,他們就活著(在我心中)。我死了,他們也死了。」
彷彿是在回應前引魯迅的話似的。括號裡的「在我心中」當係記者添加,是來自不相干的外人的一種限定。這種「活著」是具體的,真切的,而不是概念的,不是僅僅記住一個名字。所以梅特林克才說「見到他們」。
佛洛伊德認可「有限不死性」,實際上是有限地拓寬了「存在」的範圍,或有限地改變了「存在」的含義。存在原本指肉體活著,他則將一種心理現象也涵蓋在內。而在這種心理現象中,的確保留了存在的某些形式,如一個人的形象、態度、思想、感覺、感受、感情等。正是因為這些形式,確定了其之為一種存在。
我聯想到「音容宛在」、「風範猶存」乃至「遺愛人間」之類說法。可惜它們已經成了弔唁活動中的套話,大概很少有人體會就中真意了。
然而,「有限不死性」如果只限於死者為生者所記憶,那麼佛洛伊德好像不必強調「唯一認可」,甚至連「不死」都談不上了。前引其他人所說的有別於「死」的「活」,似乎也不為生者的某種既往印象所囿。
「有限不死性」如果僅僅是回溯性的,是曾經存在,還不能說是「活著」;「活著」是即時性的,是仍然存在─準確地講,是生者覺得死者彷彿仍然存在。也就是說,不是生者回到過去與死者相會,而是死者的形象、態度、思想、感覺、感受、感情等,超越了死亡的界線,在現在的背景下呈現於生者的頭腦之中。
《辭海》在解釋「想像」一詞時說:「人不僅能回憶起過去感知過的事物的形象(即表象),還能想像出當前和過去從未感知過的事物的形象。」「有限不死性」,應該是根植於回憶與想像這樣兩個不同的方向。
「有限不死性」,如果換個說法,就是「不存在之後的存在」。
曾經的存在與不存在之後的存在,其間有著一種隱祕的,有限的,在某種情結中又是不可斷絕的延續性。
《莊子‧天道》云: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
將「死者」列於還活著的「無告」、「窮民」、「孺子」和「婦人」之間,且著一「苦」字,頗具深意。我聯想到葛林在《問題的核心》中說:
「當我們對一個人說『你死了我就活不下去』的時候,我們真正的意思是:『看到你這樣痛苦、不幸,或者愁苦,我簡直活不成了。』只不過是這樣的意思。人一死,我們的責任也就完了。我們對這件事再也無能為力,我們的心也就安下來了。」
儘管冷峻甚至嚴酷,未必沒有說中事實;然而人情或許就體現於對事實的拒絕, 至少是延遲承認。《莊子》所謂「苦死者」彷彿正是針對葛林的話而言。成玄英《莊子疏》:「民有死者,輒悲苦而慰之。」好像非得做點什麼似的,則又未免過度詮釋。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苦,哀憐之也。」王夫之《莊子解》:「恤死者之苦。」陸樹芝《莊子雪》:「悲死。」知道死亡是件悲慘的事,而且能夠體會將死之人的心境。說穿了就是不要急於將生死之隔的彼此分開。
母親去世後不久,美國推理小說家勞倫斯‧卜洛克來中國訪問,在北京時尚廊出席一個名為「簡單的謀殺藝術」的活動,出版社邀請我去參加。我問了他一些問題,以後整理成一篇小文〈與卜洛克談推理小說〉。當時戴大洪也在場,他對我說,咱們當中只有老太太從頭到尾讀完了卜洛克的全套「馬修‧斯卡德系列」,假如她還活著就好了, 一定會提出不少自己的見解。
謝其章贈送給我一套影印的《電影雜誌》,從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創刊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終刊,共三十八期,內容中外參半,介紹好萊塢電影和演員情況尤為詳細。當下我想:母親對那一時期的美國電影最是熟悉,假如她還活著,一定愛看,也會勾起她不少回憶。
家裡陽台上君子蘭開花那天,恰逢母親節。我拍了一張照片貼在微博上,有不少人轉發,還有跟帖說:「好雅。好美。」「這種顏色的君子蘭也很好看,淡雅。」「從沒見過這種矮簇的黃粉色君子蘭,真是可愛。」「第一次覺得君子蘭這麼好看。」「原來,我們都一直無比熱愛著生活。」「這種花嬌貴,我家以前也有一盆,沒到花開就死了─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君子蘭好漂亮!」……假如母親活著,一定會很高興的。
「假如死者還活著」,這是再尋常不過的想法和說法了。從某種意義上講,死者的確還活在「假如」之中──活在「假如」所開啟的另外一個現實之中。
母親身後這段時間,世上發生了不少事情,有大有小,有些她顯然不會感興趣, 有些她可能就會表明一種態度,甚至發表一點意見。舉例來說,伊麗莎白‧泰勒病故, 威廉王子成婚,日本關東大地震及核洩漏,賓拉登被擊斃,高鐵撞車事故,中國出現大面積霧霾,唐英年落選香港特首,薄熙來事件,默多克與鄧文迪離婚,張成澤據傳說被「犬決」,夏隆(按:以色列前總理)在昏迷八年之後逝世,秀蘭‧鄧波兒病故,我們小區附近開設了幾家大型超市,我買到的某些書、某些DVD,等等,均在此列。我甚至可以想見,當下母親的表情如何,語氣又是如何。
想像意義上的不存在之後的存在,總是以「假如」作為前提。「假如死者還活著」這想法和說法雖然尋常,對於死者來說,卻是一次又一次具體而特殊的現身。
我關於母親還活著的這種想像,或者說母親的這種不存在之後的存在,當然完全以我對她生前的記憶和理解為基礎。也就是說,一切仍然局限於那個過去的她,曾經存在的她。
在這裡,她的態度、思想、感覺、感受、感情得以延續──正是這種延續,使之成為不存在之後的存在;然而所有這些,僅僅是在延續,卻無法真正有所發展,或有所變化。死者不能「與時俱進」。母親身後的事情,或者在其生前已初見端倪,如今有了結果;或者完全是新發生的。即使在後一種情況中,母親仍然是那個我記憶著的母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存在之後的存在只是曾經存在之於生者頭腦的投影,存在無法真正生長到不存在之中。
所以我總是一方面想,假如母親活著,她會知道什麼;另一方面又想──而且是確定地、斷然地想──母親身後所有事情,她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了。懷念之情也就不由得轉變為一種深深的憐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