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

從漢娜‧鄂蘭的憤怒開始

因為渥特‧本雅明的緣故，漢娜‧鄂蘭對「死後聲譽」這東西憤恨不已，她確實有理由這麼生氣，甚至感覺噁心。人們在本雅明死後多年才一擁而來的那些或已超過的讚譽和崇拜（有相當比例是真誠的），要是能夠分一點到他生前，本雅明就不必如此狼狽一生，也可以不會四十幾歲就絕望自殺於法西邊界的庇里牛斯山區。當然，能幫助他救援他的不直接是聲譽，而是聲譽帶來的或說可換得的東西，一些錢、或一本護照。

諸如此類的故事我們其實還能想到許多，比方梵谷也是，還有艾德格‧愛倫‧坡。馬克思的喪禮當時沒有各國政要也沒洪水般擁到全世界團結起來的工人，事實上一共只有十一個人，比起耶穌的最後晚餐出席人數還少一個，也許我們該把心懷不同企圖而來如官方臥底的猶大給扣除掉，讓十一成為我們該牢牢記住的一個數字，一個有關聲譽生前模樣的歷史常數。

漢娜‧鄂蘭其實還寫過另一篇文章，很容易和她寫本雅明的文章想在一起─羅莎‧盧森堡，和本雅明一樣不到五十歲就死去，但這位遠比本雅明勇敢、有生命韌性的了不起女士是被殺害的，盧森堡遇害處的碑文寫著：「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卡爾‧李卜克內西博士和羅莎‧盧森堡博士遭到騎步兵衛隊的毒打及暗殺。當時已死或僅是身受重傷的羅莎‧盧森堡被拋入列支敦士登橋附近的運河。」

盧森堡也有她的死後聲譽，當然比本雅明的黯淡多了，也不真誠多了：「除了在俄國革命初期對於布爾什維克政治的精確、令人驚詫的批評之外，羅莎‧盧森堡所寫所說的全都沒流傳下來，而它們之所以被保留，是因為那些持『上帝失敗了』論調的人們可以將其當作方便而且完全不恰當的武器來攻擊史大林。她的新崇拜者並不比那些誹謗她的人與她本人有更多共同之處。」─這是鄂蘭對死後聲譽這東西的另一種憤怒（或者說已憤怒無效到成為沮喪了），不僅總是來得太遲，還總是不正確也不乾不淨。

盧森堡的《資本累積論》是一部應該傳世的書。有關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將因為自身的經濟矛盾而自行崩毀的樂觀歷史預言始終全無跡象，盧森堡早早（有點太早了，太早總是只讓自己身陷困境和險境，這是通則）察覺，說出並提出她的解釋，這裡，她駁斥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簡易辯證法，以為資本主義的再生產並非進行於一個封閉系統裡面，資本主義會持續向外擴張，藉吞噬地球上的其他地區其他國度來緩解生產矛盾，也就不創造出對立面進入到所謂的革命情境（如盧森堡指出「現代無產者的確貧窮但還不至於窮困潦倒」，也就是不只剩腳鐐手銬而已）；盧森堡以為資本主義會不斷吸收外部養分來維持其順利運轉，就算談自我毀滅，那也得等到整個地球被其征服和占據之後。

一百年後今天看，當然是盧森堡對─盧森堡總是比較對，包括對蘇維埃革命的種種憂慮，她預見了「道德的崩潰」，指出「革命的扭曲比革命的失敗更加可怕」。

時至今日，我們對本雅明的基本認識算是正確的，只是深刻度、細膩度的問題而已；但對盧森堡，一百年時間依然如鄂蘭所說的，充斥著謬誤─她依然被說成是所謂的「紅色羅莎」，一個狂暴的、動輒失控還喋喋不休的可怕女人云云。盧森堡其實是個溫柔而且沉靜的人，愛鳥、愛花，「有著單純感人的仁慈以及詩意的美好」，她對文學、對詩也有極佳的鑑賞力和閱讀習慣，所以鄂蘭說她，「只是個天生的『書呆子』，如果不是這個世界冒犯了她對於公平和自由的感受，她更甯可埋頭在動物學、植物學，或者歷史學、經濟學和數學之中」。

羅莎‧盧森堡最堂皇的墓誌銘出自列寧，這是非常著名的一番話並已成歷史掌故：「讓我們以一個古老的俄國寓言來回答：一隻鷹有時候飛得比雞還低，但是一隻雞永遠飛不到鷹那麼高。羅莎‧盧森堡儘管有錯誤，但是她過去和現在仍然是一頭雄鷹。」但有趣的是，盧森堡自己選的卻是另一隻鳥，尋常的大山雀，一九一七年二月她在柏林的監牢裡寫給瑪蒂爾德‧雅可布的信：「我的墓碑上只能寫兩個音節『zwi-zwi』。這兩個音節就是大山雀的叫聲，我能夠模仿得很像，一聽到我的聲音，牠們馬上就會飛來。您想想看，這兩個音節往往像閃亮的鋼釘一樣直率而平淡，而從最近幾天以來則帶有一點膽小的顫音，一點細微的胸腔音。雅可布小姐，您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這是即將到來的春天輕輕吹來的第一縷氣息─儘管備受冰雪和孤獨之苦，但我們（大山雀和我）覺得─春天來了！如果我因為煩躁活不到那一天，不要忘記在我的墓碑上刻『zwi-zwi』……除此以外什麼都不要寫。」

大山雀羅莎‧盧森堡，一八七一年三月五日生（所以是南魚座人），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死。

千萬不要誤會漢娜‧鄂蘭的憤怒，她不是要砸毀聲譽這沒用東西，剛剛好相反，她在乎而且護衛。鄂蘭完全知道這關乎著、牢牢繫著多少極重要的東西，包括基本真相，以及隨真相而來的歷史公平正義講究，還有，只有憑藉著盡可能正確宜當的聲譽，我們才能記得、找到某一個值得記住的人，以及他的作為和作品云云。正因為這樣，鄂蘭不免心急了起來─這一切不能早點完成嗎？趁著他還活著時，讓他安慰的知道自己做到了什麼，可以的話，也讓他過得稍微好一點，凡此。

消逝中的死後聲譽

這裡，我們可能也會多留意到一件事，那就是這種生前幾乎無人識得、死後哪天（幾年、幾十年）世人才突然恍然大悟進而驚動、撼動一整個世界的悲傷例子好像都不免有點「古老」，比方本雅明之後你還想到有誰？至少該給我們一個名字吧，這好像意味著事情有變，有東西在離我們遠去。

聲譽、財富、權勢（玩紫微斗數的人稱之為科、祿、權，人命盤上三個熠熠發亮的點，誰全都擁有便稱之為「三奇嘉會」，意思是最好命的那種人），其中最飄忽不定的應該就是聲譽了，而且還步履蹣跚。權勢和財富都在人生前完成，是活人的東西；只有聲譽，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普遍相信是人相對短促生命一場盛裝不下也確定不了的，只能和其他我們自知做不完、窮盡一生想不清楚的事一併交代給後世。這不來自於猜測，而是來自於數不清幾乎沒例外的實證。於是，「真正的」聲譽既是死者的殊榮，也同時意味著某一「真相」的終於水落石出，是歷史大河裡結晶打磨出來的某一成果及其奪目光芒，這個人讓我們得著它所以理應讚譽，或我們把它歸給這個人，為的是確認、保有這個珍罕成果。

聲譽的此一時間延遲本質，不同時代不同生存地方的人們用各自的話語重複來說，每個人類學者幾乎都能在他研究的社群社會裡找到相似的格言（意即每個社會皆要求自己深深記住此事），像我們習慣說蓋棺論定（也不免伴隨著或深或淺的狐疑，真正能論定嗎？），英國人則說「真相是時間的女兒」，真相由時間孕生下來（但也會不孕或流產嗎？），已到此一世紀今天，我們仍會讀到諸如此類的審慎提醒：「不應該在媒體迅速反應的『非法法庭』中評判它，而是應該在緩慢的歷史法庭中心平氣和的考慮所有可以利用的證據。」

如果說「死後聲譽」確確實實是在消逝之中，那必定是：或一、我們已發展出更強更有效率的辨識能力了，我們已能趕在人還活著就把聲譽贈予他，不必再惹漢娜‧鄂蘭生氣了；或另一，我們已取消了（他者）、放棄了（自己）「死後聲譽」這東西，看穿了它的虛妄（「都是捕風，都是虛空」，《聖經‧傳道書》），連同我們對身後世界種種的大量取消和放棄，我們傾向於相信人死後是沒知覺的。年輕時候的小說家張愛玲曾俏皮的說出名要趁早啊，得趕在年輕時還能享用它時，等人不能動了不能談戀愛了不敢吃這吃那再出名有什麼意思呢？不是虛空到真的就只剩虛榮了嗎？是的，聲譽對老去的人已用途不大（意即換取不了什麼可用的東西），多想下去還感覺有點猥褻，更何況已經死去、什麼都用不著的人。

會是哪一個呢？還是兩者都有？

說的是死後聲譽，其實我們能想的當然還是活人的世界，漢娜‧鄂蘭的憤怒顯然也是發向活人的世界，可以計較的事情全發生在活人世界裡。

補充一下。我們也能試著這麼看─聲譽、權勢和財富，理應各自對應著三個思維、工作領域，分別是歷史學、政治學（也許已轉向大眾傳播）和經濟學（也許已是金融了），我們從這三個領域的冷熱消長，便再清楚也不過看出聲譽、權勢和財富的現實相關變動；如果有人反對這一對應而且言之成理，比方說聲譽哪能再歸屬於歷史，明明也已取決於大眾傳播了，那更代表著我們對聲譽、權勢和財富的基本認知必須大幅度修改才行，比方這三者是否已不能平行並置了，而是呈現出某種附從、依存關係。

歷史，在我們活著的世界裡，比諸政治和經濟當然早已是個冷去的、沒落的領域，就不用再去比大眾傳播和金融了，誰要看不出這個，很難相信他仍是個活著的人。

從漢娜‧鄂蘭的憤怒開始

因為渥特‧本雅明的緣故，漢娜‧鄂蘭對「死後聲譽」這東西憤恨不已，她確實有理由這麼生氣，甚至感覺噁心。人們在本雅明死後多年才一擁而來的那些或已超過的讚譽和崇拜（有相當比例是真誠的），要是能夠分一點到他生前，本雅明就不必如此狼狽一生，也可以不會四十幾歲就絕望自殺於法西邊界的庇里牛斯山區。當然，能幫助他救援他的不直接是聲譽，而是聲譽帶來的或說可換得的東西，一些錢、或一本護照。

諸如此類的故事我們其實還能想到許多，比方梵谷也是，還有艾德格‧愛倫‧坡。馬克思的喪禮當時沒有各國政要也沒洪水...

〈說明〉

二○一○香港書展，梁文道特別找了個我們兩人可抽菸的說話地方，很大一部分時間我們談一個大致已消失掉的書種，「小冊子」——原生地是歐陸，時間是感覺有事發生、人得做點事的現實風雨時日。小冊子一度是遍在的，很代表性的是昔日英國的「費邊社」，幾個熱切關注現實世界又要自己保持耐心沉靜和理智的讀書人，一本書只專注的、徹底的談一個問題，把整個世界仔細拆解開來一樣一樣對付。我記得我們還鄭重約定一起來寫小冊子，香港、台灣、中國大陸三地都各有難題且又糾結一團，當然是梁文道約我定。

我們也都曉得這並不容易執行，梁文道缺的是足夠大塊完整的時間，我缺的則是足夠的熱切之心，習慣退後半步（可能不止）、習慣旁觀，但這個二○一○香港約定是季札掛劒……

是以，這本《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便是始生於那個熱天午後的香港露天咖啡座，是我始終記得要寫的小冊子（世事蜩螗，書寫題目當然一直換來換去、隨風而轉），快六年了。

只是不知道這樣是否算交差、達到梁文道的起碼要求？

簡單，是小冊子書寫的基本守則，它設定的書寫位置得更低一些、更近一點——這本《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我於是把自己限定於一般常識的層面，沒有任何深奧的東西（說穿了，我也深奧不起來），包括書寫內容，包括文字選擇，也包括使用的實例和文本。這回，我引述的書，像《華爾騰湖》《基度山恩仇記》《環遊世界八十天》等等，盡可能選用一般人讀過的、至少有印象的（更通俗的書就真的有困難了，實在沒什麼可說可用的東西），如果這樣話還講不明白，那就單純是能力問題了。

常識，正是梁文道一本重要著作的書名（我尤其推薦他的自序那篇精采文字）。我自己這麼想─常識，從其來歷看，其實原來多是一個一個深奧高遠乃至於會嚇到人的東西，這是我們一般所說從睿智界到常識界的必要轉變，很長一段時日只存在於某人、某些人不懈的猜想、觀察、反覆思索修整之中，也是一般人們需要很久很久時間才總算弄懂或依然不太懂但安心接受的東西，像地球繞著太陽轉這一來自瀕死的伽利略（以及更早那幾位智者哲人）的今日常識便是。常識的結晶出來，因此多是結論性的，不帶著它的思索發現過程，只留其然不留其所以然，最終往往就是獨立的一句話，一個教訓，一個命令，空蕩蕩的，這個常識和那個常識彼此不銜接，其間處處是空白。

極可能不只是彼此不相銜接而已。正因為原是一個一個特定思維末端的結論東西，在這樣一個必然諸神衝突的人類現實世界裡，像源自於李嘉圖和源自於馬克思的基本常識極可能便是矛盾的、彼此吵架的，我們該聽誰的呢？當然，我們一般總是徹底實用主義的，看哪個當下合用、當下舒服或有利說哪個，但我想，我們生活中、生命裡總會有一些不好這麼混下去的特殊時刻、特殊問題（我近年來很喜歡、很有感於這句國王新衣也似的坦白話語：「台灣真的打算一直這樣混下去嗎？」），總會碰到非認真一點不可的問題，總也有需要弄得更清楚的時候。

回憶常識的生成過程，我們也許會想到更多事情，比方，常識因此可能是不足的、是錯的，是一種難以察知的時代限制，不因為有過多的人信它為真就自動正確，我們多少得警覺它可能謬誤又無礙其強大的不恰當力量；常識是需要不斷更新的，它的真正價值，毋庸在於人相信、並要自己保持明智、開放、不偏不倚的心，而不是特定哪句話，太過黏著蠻橫的常識有另一個或更合適的名字：愚行，集體的愚行；常識也是有限的，相對於人的認知進展有過早的盡頭、過早的結論，它的邊界就是人集體的公約數認知，從另一面來看是陷縮的，人類正的思維成果可遠遠不止如此；還有，我們是否也因此想起來並稍微感激為我們發覺它、最早說出來的那個人？以及不斷說明它的那些人？並因此給予今天仍奮力往更深處更正確處探問的人一點空間、一點最起碼的敬意、以及一點合情合理的支持─但不急，我們一樣一樣來吧。

認定這本《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是小冊子，把自己限制在一般常識層面上，用常識性材料工作，並時時問自己某一個很簡單但其實並沒太認真想過的問題，原來這樣的書寫也是很有樂趣的。也許我這麼說有點怪怪的，這有著某種手工匠人的樂趣，把船划好把魚釣好，我因此想到日本一位大陶藝師匠的感想：「不能一直只想藝術作品，偶爾也該燒一些日常實用東西，這樣作品才不會不知不覺變得單薄。」─這一整年，我腦中的釘子戶字詞是「稠密」，卡爾維諾想好了但來不及講出的題目（他會怎麼說呢？）。我用我自己會的方式，努力把這一個個四下散落的常識試著聚攏起來、聯綴起來，找東西填補其間的空白，盡可能夯打結實，並希望它們各自「回到」自己較恰當的位置上。當這些認識和判斷、這一個個勸誡和命令不再四海皆準，縮小回它們各自原來的尺寸大小，果然如吳清源講的（「當碁子在正確的位置，每一顆都閃閃發光。」），它們不僅更加明智，還帶著柔和準確的關懷光亮，是講給哪些人或怎麼一種處境時刻的人聽的。

只是我完全曉得，這本《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無法真的是一本小冊子。小冊子根本上是辯論的、說服的，有著堅決如矢的糾正企圖，而這是我不可能做到的─我很早（遠早於知道愛默森所說辯論無法真正說服人這句話）就不怎麼相信辯論和說服，我最遠只相信到「說明」這一步。就連說明都是有條件有前提的，人得對文字語言保有最起碼的信任和善意才行，並共同服膺一些傳統的（波赫士用語）、其實也就是人思維言說在悠悠時間裡凝結的「規矩」（也是其途徑），這樣才進行得下去。沒看錯的話，這正是我們此時此刻不斷在失去的東西，我們相當意義上正回返古早的部落時代，就連我們這些最抗拒、並意圖消解部落主義的人都無可避免被擠成個部落，封閉並不斷縮小的部落。

托克維爾講過這樣一番話，容易誤解但實在說得太好了：「一旦我認為一件事是真理，我就不想讓它捲入辯論的危險裡，我覺得那好像一盞燈，來回搖晃就可能熄滅。」

「所有的言詞都需要一種共同的經驗。」波赫士這句話，我注意到是寫在《莎士比亞的記憶》這本奇妙的書裡，可以很簡單，也可以很深刻─人的經驗也許指的不只是實際上經歷過的事而已，經驗的獲取和存有，仍得取決於人事情發生當時的心思狀態、意識狀態，以及稍後的回想整理。人一直在遺忘，自然的，當然也常常是有益的；記憶則多少有勉強刻意的成分，也屢屢帶點痛楚和不堪負荷之感。所以說，就連常識也會得而復失，隨著共同經驗、共同記憶不再，背反於我們對常識只增不減、只更新不遺失的開朗習見。

那為什麼還寫呢？是啊。如今，我把人類的書寫、人類的智識成果想成某個小池子（曾經都說是大海，但我恰當的縮小了它，這樣似乎也可用來許願了），我們只是一個一個、一代一代把自己的書寫結果丟進去，單向的，不問後果後續。報稱不發生於我們單一個人上、單一作品上，這包含在一整個更大、更長時間的循環裡。也許真正的事實是倒過來的，每一個書寫者一無例外都是讀者、先是讀者，我們每個人都先拿走報償，不斷從這一任意取用的池子裡拿走自己要的，由此構成現在的一整個自己。所以，不是給予，而是要還的。

接近於一種義務。

〈說明〉

二○一○香港書展，梁文道特別找了個我們兩人可抽菸的說話地方，很大一部分時間我們談一個大致已消失掉的書種，「小冊子」——原生地是歐陸，時間是感覺有事發生、人得做點事的現實風雨時日。小冊子一度是遍在的，很代表性的是昔日英國的「費邊社」，幾個熱切關注現實世界又要自己保持耐心沉靜和理智的讀書人，一本書只專注的、徹底的談一個問題，把整個世界仔細拆解開來一樣一樣對付。我記得我們還鄭重約定一起來寫小冊子，香港、台灣、中國大陸三地都各有難題且又糾結一團，當然是梁文道約我定。

我們也都曉得這並不容易執行...

說明
從漢娜‧鄂蘭的憤怒開始
消逝中的死後聲譽
契訶夫的笑聲
一個預言性的時代真相
愈來愈不可能掉入的陷阱
幸福以自身為目的
所謂的絕對需求
往上去就是自由
孔子、子路、顏淵
兩個立即可見的困難
一次有關絕對需求的實驗
東西還可以更少
扭曲、模糊、消失的生存底線
並沒有人餓死凍死的悲劇故事
只是想跟別人一樣
不可能做到的允諾
財富這一頭開始翹起來了
賈西亞‧馬奎茲的異想天開
權勢真的這麼值得拚死護衛嗎？
以國為單位的權勢和以世界為單位的財富
繼承錢遠比繼承權容易
抑商
很少人想成為桑弘羊
歐普拉掏出來什麼？
財富的力量展示，且持續增強
要怎麼運送出去？
輕靈起來的財富
找出一種最適合當貨幣的東西
為什麼不是更富用途的鐵？
貨幣詭計生於、藏於信用裡
貨幣創造出的利益
漢武帝的一個貨幣詭計
從多餘之事到攸關生死
不是鴉片，是貨幣才對
《環遊世界八十天》的真正福音
買來的天空
完全不矛盾的資本主義矛盾
只是為著資本形成
當錢多到超過某一個點
積攢在天上的財寶
聚寶盆
當然企業仍會失敗
大到不能倒
總是要問，一個人為什麼可賺這麼多錢？
富貴列車
聲譽只是一根繩子
報稱系統
讓聲譽獨立出來
無法一次解決
式微的宗教和歷史，以及大時間
打造一條友善的時間甬道
你只能活兩次
聲譽，比較怕權勢還是怕財富？
對民主的再一次承諾
怪哉怪哉
死獅與活獅
不能自由選擇顧客的日本國鐵
史密斯先生vs.史密斯先生
同一隻手
停下來讀首詩：〈我的一生〉
特別的人和不怎麼特別的人
國家這東西最終會消失
如登與如崩
失去的技藝
稠密性與完整感
不僅僅是知識總量和分工的問題而已
業餘化傾向的世界
嘗試著把國家視為中間層級
我用一個編輯和讀者的位置來看
世襲化的民主政治
民主選舉像是「洗權」了
加進兩種現實可能
民主政治得多花這筆錢
一九六八‧我童年的民主選舉回憶
愈來愈需要財富的權力結構
用錢把權力買過來
權勢世界的新窄門
不再用自己的錢選舉
當世成佛
大時間
另一種「不要命的自負」
不莊嚴、不華麗、不足稱羨
百貨公司裡的天堂
牛虻
請你駐留
失意的人
經濟不好的日子，什麼能保衛我們？
站財富、權勢和聲譽交鋒的位置
兩千的奇蹟而今安在哉？
從兩千到五百，死亡之書
不再假裝、也應該不會回來的讀者
從讀者到消費者
追著書的腳印
可是他們都死了啊
本來就不倚賴聲譽報償的書寫
最終，書寫者該過什麼樣的日子？

說明
從漢娜‧鄂蘭的憤怒開始
消逝中的死後聲譽
契訶夫的笑聲
一個預言性的時代真相
愈來愈不可能掉入的陷阱
幸福以自身為目的
所謂的絕對需求
往上去就是自由
孔子、子路、顏淵
兩個立即可見的困難
一次有關絕對需求的實驗
東西還可以更少
扭曲、模糊、消失的生存底線
並沒有人餓死凍死的悲劇故事
只是想跟別人一樣
不可能做到的允諾
財富這一頭開始翹起來了
賈西亞‧馬奎茲的異想天開
權勢真的這麼值得拚死護衛嗎？
以國為單位的權勢和以世界為單位的財富
繼承錢遠比繼承權容易
抑商
很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