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一、緣起
廿年前寫《四十自述》,副題即是「鵬程問道」。預擬六十作《述學》、八十作《閱世》。若能苟全性命於亂世,一百歲時再來寫《寄言》。那時恩怨未了,敵友俱亡,或許會寫得更酣暢些,此時便只能述學。
更早的緣由,可追遡到宋代。紹興廿四年進士考試,問「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偽、心何治而克誠」。考官巴結秦檜,把他孫子塤擢為榜首,張孝祥第二。高宗親自改為孝祥第一、塤第三。同榜還有范成大、楊萬里、虞允文等。故事有趣,題目尤其好,值得再做一次回答。以下就算是我的答卷。
二、性質
述學,原是清代汪容甫先生的書名。但它體例不純,只是文章的雜湊,我則是真要述學的。
人生在世,既非貓狗,自當力學。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生命的歷程與內容,事實上也就是學的內容與經歷,所以值得盤點一番。這倒不是因我以學者身分謀食的緣故。夫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除了修養不好,還常亂講話之外,我大抵即是依此活著的。
生活即是為學,學習所得,便是我生命的具體存在狀況。故為學不是知識上的事,乃是關乎人之存在的。人之所以為人,且是這樣一個人,即與其學有關。學君子者為君子、學貓狗者為貓狗。我於此有些許體驗,不妨說說。故我述學,談學問,跟別人不一樣,談的是生命史。
這裡當然仍有主從、有虛實。看起來是以述學方式在講我的生命歷程,然重點在學問而不在我。
我,不過四大假合,終歸塵土;龔鵬程三字,即是假名,是偶然用著的符號,呼我為牛則為牛,呼我為馬則為馬。可是萬法皆空而業不空,人都會死,而他所造、所成、所立之業卻可能存續下去。所以說立功立德立言是三不朽。人終朽而業自有其生命,雖我造立,匪我思存。由歷程看,我主它從;由歷史看,它實我虛。故本書又是以我生命為線索來敘述的當代學術史(雖僅是它的一小片剪影)。
三、特點
一個人的學問若值得敘述,定有其特點。我的特點是什麼呢?
做學問的人,形態各異,或尊德性、或道問學,或尋理趣、或重實用,我卻是合一的。本於性氣,參酌古今中外文獻、聖哲言語以定是非,故非修行與學術之兩歧;所得所是,作用於生活中,故又是行解之互證。此古人所難,當世亦無同類者。
我寫自述,也與一般自傳不同,屬於自我反省的作業。要把馳驟的蹄痕仔細勘察一番,以便再騁逸足。故自述乃為己之學的一部分,非宣傳、非獵名、非討罵,亦不求知音。
四、體例
用來檢核我之所學的框架,是孔門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不採取逐年講故事的辦法。
過去馬一浮先生以六藝攝一切學術,不但將中國傳統學問都歸入六藝系統,就連西方學術也是。
其說有人贊、有人疑、有人嗤,但我以為是對的。中國學問均出於六經,本不需再做什麼說明;外國學問,大體亦可有哲學史學文學社會學等分類,故也可以六藝之學攝之或通之。
若不用此框架,另用三教、四部、儒道佛文俠五大傳統等等,當然也可以。但這些年我在大陸重建並活化了一批孔廟與書院,杭州馬一浮紀念館即其中之一,故不妨即以這個框架述學。
何況,我的學問,根本於經學;後來的發展,漸包四部而貫九流,又與現代後現代諸思潮相激盪相參會,走向正與整個民族文化相似。我的生命,呈現著整體民族文化的內涵與發展進程,便是一大特色。採用這個論述框架,恰好可以把這一點體現出來。
同時,質疑經學不能開展出現代學術的人可多啦,我這活生生的例子恰好也可作個反證。
分由詩書禮樂易春秋六個方面說,亦有方便之處。因為道通為一,全體大用,若不分解地說,終會顯得渾淪,難以把搦,故不能不如此。但生命畢竟是整全的,所以六方面自有相通相涵之處。碰到這種情況,我輒參考史家「互著」「別裁」之法處理之。雖然如此,重重複複、囉哩八唆之病也不可免。亂世文章,無法雅潔,識者諒之。
五、內容
寫史的人,不可能什麼都寫,許多陳芝麻爛穀子也無需寫。我所寫,一是師友淵源,說明我這些學問是怎麼來的。二是發展因緣,敘述學問在學界的規範與傳統中、社會政經文化環境互動中,又怎麼變生發展,有什麼價值、可起什麼作用。
講時,雖不免感憤時世、譏訶時賢,但內中其實充滿感激。我荷師友之厚恩,自不用說(這書一大目的,即是紀念他們,頗有感懷傷逝之處);這變動且混亂的時代,更讓我學到了許多。歷劫之深,佛陀有未及知者;極世之變,老聃孔子也有所不逮,故特能激刺心魂、濬發思慮。《易》曰:「觀我生,君子無咎」,此之謂也。若說將來對好學深思的青年可有什麼啟發,願望太奢,則吾豈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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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詩
我出生、成長於臺灣。
祖籍江西吉安。當地文風及祖上的事,均無所知,只能由父親那裡聽受而來。謂是遠祖龔遂嘗守渤海,治績甚好,被寫進了《漢書.循吏傳》。我們這一支則是愈公所傳。愈公於唐代任金紫光祿大夫、大傅上柱國越國公,所以我們總祠彞倫堂(建於明正德年間,寬五十六米,軒敞弘闊)前面的牌坊,榜書大字曰:「上柱國第」。
到宋朝天禧年間,鍹公遷居金陵。傳十四世官德公任鳳陽指揮,遂由鳳陽遷江西吉安南街。其四世理公於明代又徙吉安值夏永樂村開基。村有永樂寺,故名。始建於天寶六年,永樂九年重建。該地有許多都是由北方遷來的,如旁邊渼陂村即自西安來,杜甫《秋興》之八:「昆吾禦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即指其地。遷來後仍名渼陂,據說祠堂跟我們村用的是同一張圖紙,故格局建式相近(南遷宗族仍用舊地名是很常見的現象,如劉勰他們家由山東莒縣東莞遷到京口。《梁書》就仍說他是東莞莒人,其實當時東莞只是僑設之地,非山東原址)。
至今我族前後八房。前三房是三畏堂傳的崇雅堂、懷德堂、五聚堂。後五房是徽猷堂傳的天恩堂、六和堂、思親堂、聚和堂、作述堂。懷德堂下則因人多,分為四支:景公、聘公、餘慶、貽德,各有祠堂。祠堂大大小小近二十座。我即屬於貽德堂。
吉安在宋元明清時期,文風鼎盛,是出歐陽修、文天祥的地方,邦人頗以此自勵,自許為「文章節義之鄉」。書院以白鷺洲最著名,建於南宋淳祐元年,與廬山的白鹿洞、鉛山的鵝湖、南昌的豫章齊名。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六賢,乃程朱學脈。詩風則尤勝,江西最早的地域性集子,就是元代廬陵鳳林書院編的《名儒草堂詩餘》,在全國是領先的。至明朝,王陽明曾任廬陵知縣,
其學問主要也在吉安這一帶發展,稱為「江右王學」。當時我鄉青原山講會之盛,震動天下。山乃禪宗七祖青原行思的道場。禪門五家,曹洞、雲門、法眼皆出於此。潙仰、臨濟雖出於南嶽懷讓,而其實也在吉安宜春這一帶發展起來,故為天下禪門宗源。陽明也在此建有書院(二○○八年我回鄉勘址,倡議重建,現已竣工)。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晚年出家為僧,稱藥地大師,亦住在這裡。
儒家佛家的流風餘沫,到父親他們這一輩遺存不輟。宗族自辦的書塾,大小祠堂裡都有。總祠邊還有一座元升書院,後有一惜字亭。清末廢除科舉以後,原先的秀才舉人優貢拔貢雖無緣仕進,仍以教書為事,深受族人尊敬。祠祭燕享,都要先禮請這些「斯文前輩」。排序不尊尊、不親親,而重文重教。族中若有糾紛,也以斯文先生的意見為斷。
後來族兄祖亮於民國十六年由北京大學畢業回來,配合時代新潮,便把宗塾改為學校了。他自己擔任校長,推行新式教育,名為新生小學,後來又辦了同盟中學。學生讀書都免費。開了國文、算術、史地等學科,我父即是開始接受新式教育的這一批。
但新也離不開舊,仍由《三字經》、《百家姓》、《四書》讀起。許多經典,垂老仍能背誦,可見當時教育之效果,迥非今日所能比。其間詳情,他老人家寫的自傳《花甲憶舊集》可以參看,文筆活跳,遠勝於我。他還能書能畫,擅長拉二胡、唱京戲。武術方面,老家流行字門拳,他則尚有青幫的淵源(在台中做生意時,有流氓來砸場。我見他把來人打翻了,用板凳卡在陰溝裡)。
但他後來輾轉於鄉保、軍旅、商賈、遊俠之間。浮海來臺後,時世已不容他治學了,僅存一點文化嚮往,只能在開的餐館,如「六一居」「斯為美」等名稱上表現出來(六一是歐陽修的號,先王之道斯為美,見於《論語》)。故轉而期望我能繩武門風。教我讀書、寫字、打拳,開蒙遂極早。以致我竟然也能如杜甫一般:「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他深知我性躁動、好嬉耍,所以寫了「勤有功,嬉無益」一張紙條貼我桌前,作為座右銘。
但他很快就後悔了,因為我嘗到了閱讀的樂趣,即再也捨不得離開書本子。到戚友家、書店、租書間找書看,或躲進防空洞裡、爬到樹上去看。我那時不過五六歲。怕我走失,他與我媽天天要去覓我,有時氣極了,不免把我痛打一頓。
他又認為書固然要念,可是讀了書而禍國殃民者其實甚多,因此教育子女仍以忠厚傳家為要。
我友周渝,臺北紫藤廬茶館主人,尊翁周德偉是華人圈中最早提倡並譯述海耶克等自由主義思想者。我見過他請趙恆惕先生隸書一幅對聯云:「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我想先父之體會大約類似。英雄回首,固多蒼涼也。
父親去世後,我兄妹組建了「龔立逑先生教育基金會」來紀念他。希望蒼涼的人世仍存有一點希望,我輩家風,也能稍稍潤澤予世界。
我在大陸還有族人兩千餘,兩兄長,從事教育。在臺兄妹五人,也多從事教育,大妹臺紅且曾得過臺灣教育最高獎「師鐸獎」,三妹萍紅也自辦了斯為美教育機構。其實父親他們那時渡海至臺者一十三人,也以教書為多,或參與宗教宏化之事。去年我去深圳演講,大伯乾升之孫來相認,云正在大學任職,其父祖武則已由深大退休(曾任中文系主任、學校書記,著有深圳教育發展史、市志等),令我很感慨。一家人因戰亂分離,彼此甚或不通音問,而居然殊途同歸,都以教育為職事,難道家風傳承還真有冥冥中的聯繫嗎?
乾升伯是南昌中正大學畢業的。入臺後,在高中教了一陣書(後來中興大學中文系主任胡楚生等人就是他學生,對他的教導很懷念)。但因他早與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大真人義結金蘭,連袂來臺。而政府令天師奉祀道法,如山東孔家之例,以昭「道統」。故他又協助天師建設「嗣漢天師府」,任祕書長,闡揚道化。後來入仕,洊升至考試院銓敘部司長,並以詩文、堪輿、推步、易學有聲於時,可說是能融我家與張氏兩世家之學於一手的人,對我也教誨至深。
天師則是我義父。我小時不好養,或謂天緣太深,故寄在天師座下。
乾升伯登仕之後,續由族兄龔群(期縈)繼續翊助天師。
臺灣深受閩南文化濡染,傳統宗教氣氛濃厚,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幾乎全不受現代化進程斲傷。
這種宗教態勢,是佛道不分、三教合一,而以道法行事為節日宜忌的,故宮廟壇祠遍地。雖皆可算是廣義的天師道,全真系統極為寥落,但內中非常複雜,因為還有許多明清以來流傳的會道門,如齋教、先天道、羅教、瑤池金母、萬國道德會、天德教、天帝教、真空教、三一教等。民間信仰如臨水夫人、三山國王、媽祖、保生大帝、開漳聖王、玄天上帝、關帝恩主公、中壇元帥哪吒、齊天大聖孫悟空、朱熹、諸葛亮、魯班、鬼谷子等,不可勝數。天師往來弘法,遂極辛勞。一九六六年他還整合各道脈,成立了「中華道教總會」,擔任理事長。另還要抽時間去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處開壇建醮,凝聚華人。
期縈哥正是他得力的助手,教界尊稱「龔長老」而不名。他精熟道法,也曾任台灣省佛教會秘書長甚久。天師羽化後,他傳授符籙、推動成立中華道教學院、奔走兩岸,終於鞠躬盡瘁。兩岸第一次道教文化研討會就是我們倆兄弟辦的,四川大學卿希泰先生還將之寫入其《道教史》,視為歷史性大事。中華道教學院也是他和張檉先生拉我去辦的,建立迄今三十年了。
當然這許多方面以後還會談到,這裡只是稍敘家風而已。從前六朝隋唐世家,常以「累代官宦」和「經學禮法傳家」自詡。我們家,仕途並不顯達,文不過大學祭酒、宦不過司長侍郎之類,故我今生也絕了仕進之望,仍從經學上去努力吧。
但治學也非易事,半人半天。須有絕大天資,還得痛加人巧。天資不僅是多少的問題,還有偏向與厚薄,《人物志》所謂金木水火土,或畸於英、或鄰於雄,孔子所謂狂與狷。人巧則除了自己要功夫入密之外,還得借助他人。他人,大的是時世因緣,小的是家風與師友。我的家學大抵如此,不煩縷敘,師友則頭緒甚繁,須要細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