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之死：我與美洲《中時》的創生與消逝

老派記者替老派媒體留下的一份紀錄

王健壯

天瑞兄跟我有多重關係：他是我台大歷史系的學長，我進《中國時報》（編按：以下簡稱《中時》或《時報》）的引薦人，我剛當記者時的採訪主任，《新新聞》週刊的創業夥伴，以及四十多年迄今未變像兄弟一般的私誼。

我是一九七七年進報館的。七○年代的《中國時報》是個繁花亂插的江湖，編輯部裡左中右獨各門各派四處林立，老記小記老編小編錯落雜置，其中有坐過白色恐怖政治黑牢的人，有參加過香港第三勢力的人，有被稱為「花瓶政黨」青年黨的人，有忠黨愛國之人，也有黨外民主運動的同路人因為如此繁花亂插，所以也就那般繁花似錦。

從另個角度看，七○年代的《中時》，也是戰後嬰兒潮世代進入報館開始量變引起質變的年代。老先生余紀忠當時最欣賞的兩個人，「人間」副刊的高信疆，採訪組的周天瑞，就是報館戰後世代的兩位「帶頭大哥」。信疆把「人間」編得像三○年代的《新月》一樣，有文學，有文化，有思潮，也有論戰，被人譽為「紙上風雲第一人」。天瑞是戰後世代記者的領航人，多少人因他引薦進到報館而扮演了質變《中時》的角色，甚至開啟了台灣媒體（尤其是政治新聞與評論）的典範轉移。

但在報館以外的台灣，七○年代是個仍處於戒嚴令掛帥的年代，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極度稀少有限的年代，警備總部、國民黨文工會與新聞局猶如老大哥的年代。一九七五年《臺灣政論》出刊五期就被迫關門，一九七七年關懷現實的鄉土文學被醜化為工農兵文學而遭受圍剿，一九七九年與民主運動掛勾的《美麗島》雜誌，出刊五期被禁，當年十二月更爆發了美麗島事件，黨外領導人紛紛被捕入獄；可見七○年代也是威權極右勢力當道甚至為所欲為的年代。

這就是《中國時報》當年所面對的外部環境，也是老一輩如余紀忠，少壯一輩如信疆與天瑞，所要每日周旋與對抗的外部勢力。余老先生辦報的典範雖是《大公報》的張季鸞，但張季鸞終生「人不隸黨」，蔣介石視他為國士而非僚屬；余老先生與蔣經國卻有黨魁與黨中常委的上下權力關係。報人辦報可言所當言、爭所當爭，報人同志辦報卻不得不迂迴婉轉，評人論事雖竭盡可能小心翼翼，卻仍難免動輒得咎；其結果便是，余老先生雖以張季鸞為榜樣，但七○年代中期以後的《中時》，卻像五○年代中期以後的《自由中國》，稍有「政治不正確」的新聞與言論，必被黨內右翼保守勢力緊盯壓制；余紀忠雖不像雷震落到最後被國民黨以叛徒視之的悲慘命運，但他不像張季鸞享有那麼多不必瞻前顧後的辦報自由，卻也是事實。

報老闆的處境如此，在第一線領軍衝鋒陷陣的天瑞與信疆，可想而知更是右翼保守勢力的眼中釘。信疆兩進兩出「人間」，政治壓力使然；天瑞兩進兩出採訪組，也是政治壓力使然。老先生雖然像核子保護傘一樣多次力保他的兩大愛將，但形勢比人強，他最後仍然不得不把天瑞「放逐」到有許倬雲任教的匹茲堡大學，把信疆「放逐」到有劉紹銘任教的威斯康辛大學，讓他們暫避風頭、遠離是非。《中時》當時已是台灣第一大報，但當一個略具自由主義色彩的報人，碰上一群腦袋裡盡是動員戡亂思維的右翼保守勢力時，退卻的卻是報人，犧牲的總是愛將。但天瑞絕沒想到的是，這股時明時暗的右翼保守勢力，幾年後又陰魂不散追到了太平洋彼岸，追進了美洲《中時》大門。

天瑞是走過戒嚴肅殺歲月的記者，嘗盡了「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的苦澀滋味；從匹茲堡束裝攜眷奔向紐約的那段路程中，他心裡想必會有「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憧憬：終於有了新聞自由，終於可以放膽文章，終於可以放手辦報，終於等到了這些終於那些終於，從此不再有不知伊于胡底的困惑，不再有情何以堪的挫折，當記者，辦報紙，能夠擁有這麼多過去所沒有的，夫復何求。

故事的開始也確實如同他的憧憬。他可以為華人權利大聲疾呼，而改變了美國司法；可以替中國民主鳴鑼開道，而點燃了民運的海外香火；可以完整報導中國奧運選手的成績，而突破了兩岸禁忌；可以如實處理江南案新聞，而守住了專業分際；在美國可以做的這些那些新聞，在形格勢禁的當時台灣都做不到。天瑞當時偶爾回台講到這些「豐功偉績」時，讓仍然只享有有限新聞自由的我們幾位老同事，每每妒羨不已，真的是又妒又羨。

但暗黑保守勢力卻容不下也見不得自由主義媒體在異域逐步夢想成真，政治鬥爭的所有醜陋技倆，包括見不得人的黑函，包括殿前告御狀，包括外圍組織充當打手，矛頭都直指美洲《中時》。五○年代中期，《自由中國》曾在右派發動的「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圍剿中一度奄奄一息，但雷震選擇奮戰到底，讓《自由中國》又存活了幾年；八○年代初期，美洲《中時》遭受暗黑保守勢力發動總攻擊圍剿時，余老先生卻作出了棄守的抉擇，美好的故事就這樣急轉直下戛然而止；又一次，退卻的是報人，犧牲的是愛將。許多年後，有人曾經有過這樣的大哉問：如果老先生當年挺下來，挺到兩年多後台灣解除了戒嚴，今日美洲域中會是誰家天下？但歷史沒有「如果」，大哉問只是感嘆，是遺憾，沒有也不需要答案。

美洲《中時》關門前，我已離開採訪主任職位，在以政論為主的《時報雜誌》當總編輯。有次辦了場座談會，找了陶百川、康寧祥等意見領袖參加，談的主題已不復記憶，但內容無非是批評執政當局，呼籲蔣經國盡速推動改革等等。雜誌出刊前有天晚上，余老先生把我叫去他在大理街的家中，開口就要求我把座談會紀錄拿掉不要發表，我當然反對，他繼而又要求把陶、康二人的發言拿掉，其餘照登，我說這比全文拿掉更糟，又何以向陶、康二人交代？一老一少各說各話，互不相讓，逼得我不得不說出「我是總編輯，我負責」這樣不知輕重的「蠢話」。話才說完，只見老先生氣得把稿子往桌上重重一摔，怒聲回我：「你負責，你負什麼責？你兄弟在美國連下鍋的米都沒有了，你負責什麼？」這是他唯一一次對我的怒叱，他說的「你兄弟」，指的是天瑞等人，「沒米下鍋」，講的是國民黨刁難他，不讓他把錢匯到美國。我見他氣成那樣、罵成那樣，脫口就說「那我辭職」，說完掉頭就離開他書房，走回雜誌辦公室收拾東西；那天晚上下著冷雨，我的心卻比雨冷。後來，我也被「放逐」了，放逐到有冷紹烇任教的維吉尼亞大學。講這段三十多年前的小故事，只是替美洲《中時》的悲劇留個注腳，替余老先生當年的處境留個旁證，也替暗黑保守勢力當年的胡作妄為留個罪證。

天瑞寫美洲《中時》的故事還在《上報》連載時，有天我接到初安民的一則簡訊，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剛剛一口氣把十四篇連載看完，不愧是老記者手筆。」這段話說得真對真好。天瑞不但現在是少數僅存的老派記者，當年其實就已是個罕見的老派記者，年輕時我常開玩笑說他寫的文章是「新民叢報體」，擅用疊句，文白夾雜，雄辯滔滔，頗有梁任公之風，儼然老派記者。但老派記者的老派不僅是老在文字，更是老在價值，老派價值評人「是其是，非其非」，論事「筆則筆，削則削」，天瑞寫的美洲《中時》興衰故事，就是一個老派記者信守老派價值所留下的紀錄，而且是一份誠實的紀錄，他對這份倏起倏滅報紙所有的意氣風發、困惑挫折，怨忿不滿盡在字裡行間，沒有為尊者諱，沒有為朋友隱，沒有迂迴婉轉，不再曲筆為文，確實就像安民所說「不愧老記者手筆」。

在老派記者日漸凋零，老派價值蕩然無存的這個年代，誰能沒有「老派記者之必要」這樣的覺悟或警覺？看完天瑞這本報紙興亡錄後，再給自己一個答案吧。

（本文作者曾任《中國時報》社長、《新新聞》週刊董事長、現為世新大學新聞系客座教授）



好大一場異域風雲

黃榮村

好友天瑞兄是一位常懷忠義之心，眼界跨越敵我的媒體界大老，但人在江湖，卻不免有常遭誤解甚至被背叛的浩然之嘆。最能體現他這種風格、貢獻、與困境的，應該就是這本三十幾年後重拾回憶真心告白的《報紙之死：我與美洲《中時》的創生與消逝》。就像在法庭之上的誓詞：「我說的是事實，全部的事實，除事實之外無他」（I swear to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天瑞兄已無所顧忌，帶著反省的心情，振筆直書為歷史留下紀錄。

我曾念過一年台大歷史系，隔年轉到心理系，天瑞則從輔大轉學到台大歷史系，畢業後大家都在學校羅斯福路附近賃屋而居，簡稱羅公館，蘇貞昌剛開始在張德銘的事務所執業律師，也住在一起，天瑞就租在隔壁巷子，互相之間常有往返。天瑞在歷史系畢業之後，傳奇式的向《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毛遂自薦，一路受到重用，在擔任採訪主任時針對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之後的軍法大審，連番大幅報導大做特做，震驚整個社會，但福兮禍所伏，一九八○年就在情治單位與層峰的巨大壓力下，憤恨不平提出簡短信函，自稱在此時代困局中，由於心胸狹窄目光淺短，沒詳查審度局勢，以致遭此橫逆（這是我嗆辣的解讀，天瑞原文應是相對優雅才對）。之後被迫赴美讀書，形同流放。他那時正處採訪第一線巔峰，是台灣報界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大報採訪主任，忽然碰到這種荒謬的迎面重擊，很難想像那種爆炸性情緒，究竟會如何紓解。但他走出了很困難的第一步。他在一九八二年四月奉召前往籌備，九月開辦美洲《中國時報》，也正是我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到美國進修的期間，他在紐約我在劍橋，偶而過去走走，住過他剛在皇后區（Queens）買的房子，但兩年之後關報，就賣了這間他滿喜歡的房子，搬到紐澤西再買的房子，後來也沒留住。為了美洲《中時》，他失去了台北的房子，一九八六年為了回台共同創辦《新新聞》，又失去了美國的房子。他自稱一生勞碌，空留遺憾，但總算「曾經有過」。

天瑞在經營美洲《中時》短短兩年期間，除了發動平反底特律陳果仁冤死案，並獲得空前成功之外，也曾獨家報導過王炳章獲博士學位棄學從運創辦《中國之春》的大事。王炳章與我們同年，與台灣的關係可說始自美洲《中時》，一九九八年左右來台，說要闖關回大陸，二○○二年再度被捕，後來一直關在韶關北江監獄，據說多次中風。楊建利也有類似遭遇。那個時代的悲劇，真是數不清啊。

天瑞後來抓到了一九八四洛杉磯奧運的機會，非常謹慎報導了中國大陸選手的耀眼表現，深受各界矚目，也大大推銷了報份。但當時海峽兩岸還在風聲鶴唳的敵對狀態，再怎麼客觀報導再怎麼自以為周到的拿捏，都不敵有人會打政治小報告從中牟利，甚至冠以「為匪張目」的血滴子。禍不單行，接著有一篇批評雷根總統的社論被大幅扭曲成不可承受的嚴重程度，並以禍害台灣的名義加碼坑殺，因之不只得罪當道也不見容於老東家。

更大的風暴還在後面追趕，可謂是命途多舛，歹運迭至。天瑞安排以頭版大幅報導舊金山的江南自宅遇刺案，被政治解讀成美洲《中時》在影射江南案是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案。雖然後來江南案被證實確是如此，也對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帶來巨大改革契機，確立了蔣家後代不再接班與解嚴的重大決定，不過當時的報導顯然是被有意與過度的陷害。本書還原當時最大案，幾句話講得清清楚楚，很不容易。這段文章發表時，我正在微微飄雪的札幌，驚讀這篇講述紐約異域徬徨無依的文章，真是志士流亡在大冰雪之中，他重新再想再寫一遍，心情一定相當沉重。

過沒多久，就在未能與聞之下關報，天瑞就如晴天霹靂後流浪在風雨異域街頭的人，他寫給老東家余紀忠的那封信，與當時辭離台北採訪主任後出國的信，真是一前一後，講的無非都是志士心所謂危的沉重心境。庾仲初〈從征詩〉中有兩句話：「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應該很合適用來描述他這時的心情。後來他自行料理生活，並獨自創業弄出一片天地，之後不忘初衷回台創辦《新新聞》。

本書各文中前後被點名的黨政要人不下十餘人，每個人都領了一張好人或是壞人的證書，可以貼在牆上。一系列文章中也顯現了在那種猜疑重重動輒得咎的時代，人會經常犯錯，決策經常無法預測又經常帶來屈打成招的結局。

天瑞在本書中清楚呈現出強韌與設定清楚目標努力完成的性格，在過去戒嚴時代經歷如此多大事，表現出遠遠超過我們同年齡人的地平線。天瑞的恩怨情仇又如此複雜，尤其是與一代報人余紀忠之間牽牽扯扯，有時像父子有時又像走在兩條平行線上的關係，他在年紀輕輕時已像活了好幾輩子，真是辛苦他了。

三十幾年後重拾回憶，一定有時時不能自已之處。書寫過往有如重新走入往日時光，心情不免多所起伏，需要回神後再出發。這些感人的敘說，也讓我深深陷入三十幾年前的情境之中，久久不能自已。

（本文作者曾任教育部長、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為新聞事業的堅守

劉敦仁

在江西宜豐縣天寶鄉的劉氏族譜中，記載著一首三十二句七字〈墨莊堂歌〉，最後的八句是：

世間何物能九傳

聖賢圖籍千萬年

魯壁群經昭日月

石渠萬卷貯雲煙

人家何用貯金玉

後世能為子孫辱

請看劉氏墨莊堂

留得詩書子孫讀

在天寶鄉辛會市的宗祠裡勒石中，還保存有清代陳姓縣令題寫的詩：

賢哉陳母創墨莊

將軍大書為表揚

相傳七百五十年

劉子劉孫寶書香

劉氏墨莊是漢高祖四弟徐州彭城劉交王哲嗣十七人共三十二支的後裔，其中一支劉式（九四九─九九七），隨南唐劉煜歸順宋朝，成為宋太祖（九二七─九七六）陛下的磨勘司。雖官位朝廷，卻清廉自守，死後僅留下書籍千餘卷，是為墨莊。

劉式後人一部分從新喻遷移至江西宜豐天寶鄉。世代為官但均謹守耕讀自律的家規傳統。岳飛抗金時途經江西，得悉墨莊的傳世家風，提筆為劉氏家族題寫 「墨莊」匾額，並勒石保留迄今。遂有清代陳姓縣令「將軍大書為表揚」的詩句。

在諸多傳家的禮儀中，體現家族中遵循禮教不恥下問而打破輩分之間長幼有序藩籬的趣事記載頗多。

我的曾祖父劉寶壽（號茶生），光緒年間，先後為辛卯科舉人，甲午恩科進士。因其為庶出，輩分雖高，但年齡均小於其長兄劉寶名（字芝鄰）的幾個兒子。其中二兒子劉雲衢（字霞莊）曾為其叔父茶生公潤色文章。先曾祖父較其姪兒霞莊公早一年中進士，捷報遞到時，先曾祖父即向其姪兒霞莊公一跪致謝。為家庭留下尊師重道的美談。

無獨有偶，先父生於一九○四年，誕生時，因為先祖母沒有奶水，當時先堂兄劉己達（字海澄）早已出生，其母親為先父的堂嫂，將奶水分給先父。終其一生，先父一直稱呼堂嫂為「開口乾娘」。劉己達是霞莊公的嫡系孫，其父劉思祥是先父的堂兄。

因為這第一口奶，先父自始即視其姪兒己達為兄長。以「澄哥」相稱，甚至在春節大年初一清晨拜年時，先父肯定會向自己的姪兒行跪拜禮。

鑒於百年來傳世的家風，雖然我和天瑞是舅甥的關係，但多年來我一直視其如幼弟。這一特殊的兄友弟恭關係，實來自對他生母的感恩。天瑞的生母是我大姊。抗戰期間舉家淪陷上海，在百般艱難的環境裡，大姊對弟妹的照顧猶如慈母。不幸她命運多舛，而立之年即撒手人寰。她短暫的生命，在我心中留下的是聖潔和偉大。

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負笈歐洲，在松山機場和父母話別，我沒有流淚，但在和大姊擁抱時，我竭力保持情緒的失控。坐在機艙內，透過舷窗看到神色憔悴的大姊，佇立在烈日下，抬起那只無力的手臂向我揮動。頃刻間，淚水如洩洪般模糊了我的視線，震耳欲聾的螺旋槳呼呼聲掩蓋了我對大姊最後的呼喚。當飛機騰空而起後，也就是我和大姊的永別。第二年的三月，我接到報喪的家書。

大姊的離世，直接給我留下的掛念，就是她那個正需要母親照顧的少年天瑞，在我心目中，他既是我的外甥，卻更似我的幼弟。大姊長我十五歲，而天瑞和我之間年齡只相差一輪。

那時我遠在歐洲，對失去母愛的外甥，我無能為力。只是眼前不斷出現天瑞在襁褓時的可愛神情。自小，他就是我最疼愛的外甥。不久我接到天瑞的第一封信。那清秀的小楷以及信中的內容令我吃驚又寬慰，信中表達的不是一個青春期孩子的吃喝玩樂，而是嚴肅地和我探討如何步入新聞媒體的途徑。

天瑞的少年勵志令我敬佩，他信中的字裡行間，反映出的是他對未來充滿憧憬和決心。令我惶恐的是，以我當時的才疏學淺，如何才能給他適合的建議，而不至於「誤人子弟」。無論如何，通過書信的往來，在我心中逐漸樹立出一個新聞界未來的傑出從業者的形象。

因為生活的不安定，我的住所經常搬動，和天瑞的聯繫也從此中斷。偶爾從華僑商店或餐館的過期台灣報刊中，瞭解到天瑞已經踏入新聞界。我為他能實現夙願，成為一名新聞記者而感到驕傲。

在二○一二年的秋天，我和妻子以辛亥革命烈士後裔身分，應邀出席在北京舉行的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慶祝活動。在接待的大巴停車場，我被突如其來的一聲「大舅舅」所驚訝，回過頭，正是天瑞。而這一聲「大舅舅」，將已被遺忘的半個世紀點點滴滴，一剎那間全部湧現在眼前，而引發我寫下這樣的兩句話：

慈母風範昭日月

孝子砥礪耀光輝

我沒有「如同隔世」的感歎，湧出的第一反應是我們都成熟了。他是以唯一的台灣新聞從業人士身分，應邀到北京出席是次盛會。這不是巧遇，而是依託先輩的英靈，安排了我甥舅的重逢。他臉龐上的笑容，使我回想起大姊生前的慈祥容貌；他對新聞事業的執著，也憶及大姊在逆境中表現出的堅強意志。從而令我和天瑞之間，進一步建立起更甚於舅甥關係的「兄弟之情」。也更增加我對大姊的追思和感恩。

二○一八年十一月，我陪妻子到台北作例行健康檢查，和天瑞伉儷共進午餐，席間，我向他就這本作品的內容表達了我的看法。在這之前，天瑞按期每隔一週，即用微信傳給我一個章節，我都會細細地閱讀，體會到他是一位極其難得的盡忠職守的新聞從業員。在任職《中國時報》時堅守崗位腳踏實地的工作態度。深得上級的賞識，接著派遣他開闢《中國時報》在美洲的新天地。

經過拜讀，對天瑞在美國籌辦《中國時報》美洲版的艱辛過程，佩服他過人的勇氣和毅力。由於我離開台灣超越了一個甲子時光，對台灣的政治生態和新聞事業的發展完全陌生。所以對作品中鋪陳的政治背景，以及描述的《中國時報》和台灣當局的政治關係，和後來發展的局面，我都沒有權利表達任何的客觀公正意見，更不具備妄加評論的基礎。只能從作品的字裡行間，膚淺地用「塞翁失馬」來形容天瑞當時的境遇，也許還差強人意。也印證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先人哲理。

不論如何，這部在新聞界有著積極影響力的作品，對台灣報業發展歷史留下了珍貴史料，更重要的是對當今年輕新聞從業員，有著積極深入的教育作用。

在交談中，天瑞突然給我下達了一個任務，為這部重要著作寫序。這令我誠惶誠恐，說實在的，無論在寫作或是事業的成就方面，我都不如天瑞。這絕不是客套，因為「專業」和「業餘」是他和我的真實寫照。天瑞在我心目中，永遠是事業成功的典範。

在拜讀全部作品後，曾和天瑞交談討論，感佩他超乎常人的智慧和處事藝術，面對艱險處境以及周遭的壓力坦然應對。從他的言談中，瞭解到台灣一方面要面對艱難的國際境遇，一方面還得堅持走反共路線，導致《中國時報》在美國發行的時候，受到很多掣肘，從而給報刊造成非常尷尬的處境，一邊要應對來自台灣的疑竇和不信任感；另一邊，作為報紙的負責人，又不得不對在逆境中辦報的天瑞加以並不情願的壓力。

譬如在報紙開辦期間，正逢在洛杉磯舉辦的國際奧運會盛事，其中尤以大陸選手首次參加是次的國際運動盛會最為矚目。作為新聞從業員，處理這則重要體育新聞應是責無旁貸，而且對當地讀者也是望眼欲穿的報道。因為凡是中華民族一員，不論屬於何種政治背景，受到民族自豪感的驅使，自然對中國選手在奧運會上爭金奪銀的成功有所關切和期待了。

遺憾的是，由於大陸選手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運動員，按照反共的推理，如美洲版的《中國時報》用重要版面，來報導大陸選手獲得獎牌的消息，從台灣的角度看，就有左傾的嫌疑。

雖然《中國時報》的負責人支持天瑞這個本於新聞原則的作為，卻扺擋不住隨之而來台灣當局的壓力，一反辦報之初的恢弘氣派，不免對天瑞生嫌惡之心，形成辦報的新聞自由與欲加以牽制的矛盾現象。但是天瑞卻冷靜相對，並期望能力挽狂瀾，展現出一個真誠而公正的新聞從業員應有的磅礴胸襟。

雖然《中國時報》最後不得不向政治屈服低頭，關閉了美洲《中時》，卻並沒有讓天瑞對新聞事業的追求稍有懈怠，一如既往地抱著對新聞理念的執著砥礪奮進。回到台北，在不同的新聞領域中探索奮鬥，包括創辦《新新聞》，並任職中央廣播電台等等，在沒有外界的干預下，如魚得水，瀟灑自如，實現他對新聞事業的理想，他的成就引領他成為新聞界後代的楷模是當之無愧的。

在結束這篇短文前，我將本文開始的劉氏〈墨莊堂歌〉的最後兩句：

請看劉氏墨莊堂

留得詩書子孫讀

改寫成：

請看周君美洲夢

流傳佳作代代讀

這是我對天瑞新作的祝賀，並期待他有更多更精彩的作品問世。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劉敦仁，本書作者的大舅舅，一九六二年起負笈海外，曾擔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有關歐洲文化藝術之航訊，頗負盛名，是周天瑞投身新聞界的啟蒙導師。現居加拿大溫哥華。）

老派記者替老派媒體留下的一份紀錄

王健壯

天瑞兄跟我有多重關係：他是我台大歷史系的學長，我進《中國時報》（編按：以下簡稱《中時》或《時報》）的引薦人，我剛當記者時的採訪主任，《新新聞》週刊的創業夥伴，以及四十多年迄今未變像兄弟一般的私誼。

我是一九七七年進報館的。七○年代的《中國時報》是個繁花亂插的江湖，編輯部裡左中右獨各門各派四處林立，老記小記老編小編錯落雜置，其中有坐過白色恐怖政治黑牢的人，有參加過香港第三勢力的人，有被稱為「花瓶政黨」青年黨的人，有忠黨愛國之人，也有黨外民主運動的同路人因為...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一日，中國的農曆除夕前一天，一場突如其來的驟雪，打亂了紐約人的生活節奏。

這天傍晚，我正在中國城一家餐廳邀一位未來的同事吃飯。吃著吃著聽說外頭下雪了，不以為意，漸漸人聲鼎沸了起來，嚷嚷著雪越飄越大了、開始積雪了、雪越積越高了、要釀雪災了……。

看來雪大人這回打算逞凶，便匆匆餐畢，朋友趕去搭地鐵，我則去取車。這時候走在雪地上已覺辛苦，到了停車點，發現車已深陷雪堆，動彈不得；即便移出，恐也難保在雪地上能安全行駛，更不知已見大混亂的路面交通，能否確保到得了報社。

我只好「棄車」，改搭地鐵，以為這會使我到班順利些。哪知，受到大雪的衝擊，又適逢尖峰時期，人群大量湧入地鐵，地鐵站萬頭攢動，有如難民潮。地鐵車進站時擠滿了急著回家的人，幾乎不見人下車，當再次啟動時因勉強又塞進了一些人，個個被壓縮得有如沙丁魚一般，以致候車而搭得上車的進度緩如牛步。

眼看著地鐵車一班一班開走，時間分分秒秒過去。等到好不容易擠上車，好不容易有幸成了沙丁魚，到了換車點下來，同樣的情境又要重演一遍。在那個地下世界裡混合了各種異味，充斥著滿心焦慮，耗費掉無法預期的時間。要命的是，在這個狀況莫名的當下，不時還會傳來有關地鐵線中斷的消息，真假難辨，心裡不住地祈禱那可別是我要搭乘的路線。

終於拚著老命從最接近報社的地鐵站攢了上來，伸頭看見大地，抬腿踏上地面，乖乖隆的咚，雪已深到了大腿之上！原來，就在與地鐵奮戰的這幾個小時裡，風雪肆虐不僅跟著大有長進，還顯得樂此不疲。在既無退路，又無救援之下，只得踏雪前行。

暴風雪的夜晚一片朦朧，路燈昏黃得只剩微暈，視線茫茫，深雪重重，有如置身鬼域，這段本來就有些距離的路程，走起來格外迢遙漫長。好在方向和目標是清楚的，便咬緊牙關，硬著頭皮，把腳深深踏出去，再用力提起來，一步一步，機械式地跟那大自然較勁。

有道是只要堅持，沒有過不去的坎兒，再辛苦也終於進了報館的門。幾個早到的同仁見我到來，驚喜得一陣叫嚷，他們剛剛才經歷了踏雪上班的各種險境，知道來之不易。這時候時間指向十一點半，已是接近午夜了。

突來的一場大風雪，通訊和交通系統為之大亂，報社高層沒人敢下達停班令，但也沒人知道同仁能不能到得了班，或到班的人力是否足堪出報。誰都沒把握下一步是什麼狀況，全憑天意，還有，同仁的毅力。

說也奇怪，準時上班固已極度奢侈，但是進到報社的人可並沒停，相隔沒多久出現一個，一個接一個。每出現一個，便引來一陣騷動，又是掌聲，又是驚呼，尤其當遠距同仁或嬌嬌女同事（像是羅久蓉、王蒂蒂、馬勵）也出現的時候。上班本是一件平常事，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受到這麼熱情的對待，每個到來的人都像極了百戰歸來的英雄。

新出爐的英雄們一邊受到歡迎，一邊述說著不盡相同的歷險記，有駕

車拋錨的，有搭錯地鐵的，有遭停駛折騰的，有從公車上半路下來的，有受到搭救的，也有自顧之不暇卻還幫忙別人的……，把這間位於皇后區長島市（Long Island City）的廠區辦公室，撩撥得熱鬧非常。

結果，在這麼惡劣的天候下，竟沒有一個人缺席。受到這麼多躭誤，竟照樣準時出報！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沒有人自動放假，也沒有人半途放棄，儘管不無抱怨報社不夠體恤，但個個排除萬難，在風雪最大、狀況最壞的時候，來到報社，完成出報任務。

他們衝著一張才誕生了五個月的報紙而來，這張叫做美洲《中國時報》的報紙正努力想成為最好的中文報紙。他們正在創造這個歷史。

那是一九八○年代，國民黨從大陸敗退台灣已經三十餘年，這三十餘年的美國社會也積漸充斥著由它而來或與它相關的各種人。這些人大不同於過往的移民，他們充滿能量，潛力無限，彷彿渴望著奉獻些什麼給說著相同言，流著相同血液的人。然而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他們需要一個平台。

一九八二年九月美洲《中國時報》的橫空出世，適時打造了這個平台。它是敏銳而開濶的，且是認真任事，深具使命感的，為古今中外報紙所不多見。它聚攏了各方能人馳聘其間、揮灑其間，因而締造了一頁傳奇，引領了一時風騷，至今難以從許多人的記憶中抹去。它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它且以時代的縮影積極尋覓、碰觸、探索乃至結合各個方面的人群，想與他們共同豐富那個時代的內涵，藉由海外才有的難得遇合，為他們念茲在茲的母國注入美好的可能。

人群中最大一部分是從台灣負笈美國的。他們跟隨父母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從大陸跨過台灣海峽，還有更早在三、四百年前即已橫渡黑水溝去到台灣的後人，於國民黨治理期間在台灣受完大學教育，即遠渡重洋赴美深造或移民。如此經年累月，在美國造就了一批學人和商人。學人多是在美國各大學取得教職或在各大公私機構從事技術與研發工作，商人則是胼手胝足經營商業包括各類服務業，已形成具備投放廣告能力的經濟規模。他們有的已蜚聲國際，飲譽四方，有的雖無赫赫之名，卻在專業領域裡頭角崢嶸，飽受看重。

當時的國民黨特別懂得延攬，藉由召開國建會之名，讓旅居海外學而有成的人有受邀返台提供意見的機會。台灣的《中國時報》很早就邀請他們寫專欄，在那個傳輸不便的時代，為應時效，往往要透過國際電話由對方將寫好的稿子報過來，我們快速逐字聽寫後發刊。我在台灣的時候除了採訪，便是擔負邀稿與錄稿的工作，來到美國辦報後，就更是以聯絡他們為務，爭取與維繫他們常態化供稿。

由於他們享有在美國的學術地位，甚至具備美國公民的身分，加上又有相當豐贍的現代學術理論基礎，而個性基本平和，談論時政得以溫良恭儉讓地指出問題，提供觀點，以致在那個還未完全開放的時代可謂擁有比較寬鬆的言論尺度，甚至享有某種程度的「言論特權」。在報社本身言論受限的年代，以邀稿或採訪的方式，「借他們的口、說我們的話」，是《中國時報》最早採用的招術，而在美洲《中時》達到極致。

因此許倬雲、余英時、丘宏達、田弘茂、高英茂、張旭成、李金銓、熊玠、楊力宇、高資敏、張緒心、夏志清、唐德剛、劉紹銘、陳若曦、姜敬寬、叢甦、李子堅……，便成了海外名家，他們以歷史、政治、法律、文學、傳播見長，他們的文章經常出現在美洲《中時》的顯著版位上，在當時的環境中提供了不少具有前瞻性的看法，縱未必一一及時奏效，對於後來台灣的政治改革都曾發揮過莫大的影響。

這是一批獲得國府接納的學人，另外一批則有不同的命運，他們在中共推動「回歸」、「認同」期間及在「保釣」運動階段，曾經選擇了中國大陸，或表達過對國府的不滿，後來以進入聯合國中文部為集結，比如劉大任、張北海、郭松棻、水秉和、陳文輝、楊誠、姚立民等。以及因在美國成立台獨組織，他們具濃厚的台灣意識，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紛紛以FAPA及台獨聯盟為集結，比如蔡同榮、彭明敏、陳唐山、王桂榮、張燦鍙、張富美等。二者皆被列入黑名單，長期斷了歸台回鄉之路。

這兩路人是最早的統派和獨派，都不見容於國府而被視為異端、分歧分子。美洲《中國時報》以開明自居，不但未以寇讎待之，反而照樣敲門，一探究竟。我們從新聞人角度找出去異求同的途徑，在接觸、採訪，乃至適當邀稿的過程中，成為受到信賴的媒介，試圖找到拉近距離的可能。不管國府領不領情，美洲《中時》的確有如戰國齊人馮諼之為孟嘗君「市義」一般，盡到過心意。

但最受我們傾心的是站上美國政經社會據點的中國人，包括為華人排難解紛、爭取權益與清除出頭障礙的社區工作者。前者有繼早年鄺友良、余江月桂之後在選舉上嶄露頭角的吳仙標、陳李琬若及在行政上進入政府部門的鄭向元、涂平子、趙小蘭等，還有太空人王贛駿、建築設計家林瓔、知名主播宗毓華、董凱蒂、環球小姐梅仙麗等。後者以紐約平等會的陳婉瑩、組織選民協會的歐信宏為代表，他們總結歷史經驗，著手喚醒華人權益意識，為此聲嘶力竭、摩頂放踵的身影，至今應常留在全美各地採訪的美洲《中時》記者如胡鴻仁、楊人凱、羅鴻進、周天瑋、林麗蓮、邱秀文、何清、郭貞等記憶之中。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一日，中國的農曆除夕前一天，一場突如其來的驟雪，打亂了紐約人的生活節奏。

這天傍晚，我正在中國城一家餐廳邀一位未來的同事吃飯。吃著吃著聽說外頭下雪了，不以為意，漸漸人聲鼎沸了起來，嚷嚷著雪越飄越大了、開始積雪了、雪越積越高了、要釀雪災了……。

看來雪大人這回打算逞凶，便匆匆餐畢，朋友趕去搭地鐵，我則去取車。這時候走在雪地上已覺辛苦，到了停車點，發現車已深陷雪堆，動彈不得；即便移出，恐也難保在雪地上能安全行駛，更不知已見大混亂的路面交通，能否確保到得了報社。

我只好「棄車」，改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