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的話
顏擇雅
我是在二○○一年認識余英時夫婦的。二十年來，他夫人陳淑平可說是我最常講電話聊天的朋友。余英時有重要文章發表，她常寄給我一份。有時我透過她請教問題，她回答時先聲明：「余英時說，」然後說答案在他寫的哪一本書裡，過一陣子書就寄來了，前面還有作者題簽。
如今我感到很遺憾，甚至不可思議，如此近水樓台，從前怎沒想過要幫他編書呢？
別說我自己有出版社。當初創業作，從獲知書訊到申請版權到上市宣傳，全都有賴他們幫忙。余英時獲克魯格獎後，訪客越來越多，又有研究計畫在進行，中間還大病一場，那麼多尚未結集的文章、專訪是絕不可能親自整理的。這種事不就應該由我來做？
最主要是他有長期合作的出版社，而且不只一家。我以為不缺我。
等念頭興起，他已經離開了。起因是傳記與訪談集陸續出版，內容都缺一塊，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塊。也不是完全不碰，而是輕描淡寫。畢竟作者都是大陸人，還要出入大陸。我才意識到，應該要有一本書去補足那一塊。但一開始也沒想到我要做，因為手邊事好多。
再來是讀到罵他的文章。有一篇作者是他學生，稱他為「中國近現代最後一個海外華人買辦學人」，還寫說：「余氏的買辦性，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他非學術性的時論政論上。」我不禁喊：「夠了！」這才發覺事都可以擱下，趕快編出這本《余英時評政治現實》要緊。
陳淑平對於有誰罵余英時是無感的，再怎麼離譜她都覺得我大驚小怪：「一定的嘛，怎可能只有稱讚？」但我說想要編書，她就十足支持了，馬上說有未發表的文章可以給我。
選文時，首要條件是從未收入他已出版的文集。版權只是考量之一，更大原因是篇幅寶貴，想空出空間給散落在舊報紙、舊雜誌，如今在圖書館甚至網路都不好找的那些文章。
當然就算沒這本書，這些文章也遲早會收入將來出版的文集。在我還沒向陳淑平提議之前，就有出版人告訴她打算編全集了。但我認為，余英時獲得讚譽雖然主要憑其史學成就，遭致毀謗卻全是因為政治立場。光這點，政論就應該挑出來，獨立成書。
獨立成書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給中國海內外與香港的民主派鼓舞士氣。在我眼中，余英時是「無入而不自得」，很能自處的人。他走前，對於中國境內與香港的情勢雖說短期悲觀，但長期是樂觀的。「我應該看不到，但我知道它會倒台，就夠了。」這是二○一九年他當面告訴我的。如此，我認定他走得沒有遺憾。何況，走的也只是肉身，精神一直留在作品裡。編這本《余英時評政治現實》，就是要把他的最重要精神凝聚起來。
他的半世紀好友陳方正在聯經主辦的紀念論壇中說，余英時是冷戰期間香港「美國文化戰略最成功的典型」，這話讓我搖頭，但陳的主題是余英時有兩個世界，一是歷史研究的世界，一是當代中國批判的世界，彼此不只結合，還互相影響，這點我只能點頭如搗蒜。
但編書時最困擾的也是這點。說是只收政論，但是余英時的政治看法與史學思想是一體兩面，很難一刀切。後來，我是想到〈家天下˙族天下˙黨天下〉一篇已經用千餘字，就寫出中共極權與明清專制在余英時眼中的關聯性，因此放前面，當作代序。這樣，近現代史的許多論述，就決定割愛了。
一開始以為的代序其實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這篇短小精悍，知名度大，卻不知為何尚未收入文集，這是我很後悔當年沒問他本人的問題之一。但編輯快完成才發現，這篇雖然寫成於離世前三十年，卻最像他的政治遺言。因此挪到最後，當作結語。
我為每篇都寫了編輯按語，注明作品背景，以及發表後引來什麼罵名，「反華仇華勢力的急先鋒」之類的。過程當然有很多感想，但我都克制不寫出來。出書用意就是要讓更多人繼承余英時的精神，當然讓他本人發聲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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