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骸書

前言

起心動念寫一本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書已有許多年。這主要不是因為自己是直接捲入這段歷史的當事者，而是我在二○一○年五月去了綠島。那幾天在那個小島上，走在新生訓導處那個集中營遺址裡，那種所有的人事物都消失不見了的荒廢境況，以及因此給我的茫然和恍惚感覺，多年來似乎一直留存在我的心底裡，偶爾就會在一些不經意的情況下突然浮現，有如夢魘。或者有如一種讓我不時覺得不安的提醒。
在那個遺址上，在十五年間，曾有大約兩千人，不由自主，被強制過著一種內容荒謬的集體生活。我雖然和這些人有著密切相關的生命際遇，但是對這一段歷史的認識其實很有限，一知半解，甚至長期輕忽以對，不曾關心。或許，更根本的是，我也似乎下意識地一直在遺忘這一段不遠的過去，包括遺忘自己的過去。
帶著有點驚訝和內疚的心，我因此試著走入過去，開始斷斷續續閱讀了一些受難者自述的文字、學者專家的相關研究和論述，以及各種形式的討論和報導。但這麼多年了，我反而遲疑著沒動筆。一者因為這樣在閱讀的時候越發察覺自己認知不足，思索難以深入；一者是因為覺得，這幾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人，包括政治受難者本人和研究者，對這一段歷史講過不少話，也提出了一些相同或互異的見解，跟他們比起來，我能說的，並沒有什麼較為高明的東西，即使說出來，也只是人云亦云而已，沒有新的意思和價值。而且，他們所講過的那麼多的話，曾有多少進入人們心裡，讓人在意的嗎？
而更讓我卻步不前的是，我逐漸體會到，回憶確實是會傷人的。當我要去找尋那些已隨著時間的消逝而逐漸隱匿在意識邊界之外的什麼人事物，或者走入當初我自己或我的先行者們受創的境況，每每都是折磨。我不免懷疑，回頭進去那個傷痕累累、黑暗而淒冷的往日地帶，是有必要的嗎？或者，更應該讓完全的遺忘伴隨著餘日無多的晚年，息事寧人，閒閒地不再看向任何會惹起波浪的東西？
所以有一長段時間，我已近乎完全放棄了這個寫作的念頭。
然後，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陳俊宏館長跟我談起駐館藝術家的事。我曾有一陣子猶豫。之所以終於答應，主要是把它當作一種策勵，甚至是一種我不應逃避而必須去面對和完成的任務。
和絕大多數受難前輩或同輩相比起來，無論刑期、案情、被捕以及審訊期間所受的折磨和服刑過程，我的經歷平淡無奇，微不足道，所以這些書寫雖涉及自己的經驗，但主要我不是要寫自己對昔日的記憶，而更像是在試圖尋找著某種認知這段過去的方式，或者說，像是一趟又長又遠、沒有終點、經常令人疲憊和畏怯的漫步之旅，穿行在目前景美與綠島這兩處白色恐怖紀念園區，以及範圍更大的相關時間與空間裡，在其中來回徘徊，而相伴在我身邊的，是一些現時仍在和更多已離去的人，是諸多離散的受挫受傷的靈魂，是他人文字裡的敘述與解說，是若干物事的變遷與消逝，等等。我時而從肢解的過去裡撿起一片凌亂散置的蒙塵的殘骸，注視與觸撫，然後，又輕輕放下殘骸，那些心志的殘骸，肉身的殘骸，權力的殘骸，遺忘的殘骸，時間的殘骸……。我一邊環顧四周，同時也頗為辛苦地察看著自己的內心；一邊猶疑著甚至一再逃避地回首過去，同時也在試著努力克服過去，並且勉強向前盼望。我時而趨近尋索和辨識，希望可以找到關於個人遭遇和時代過程的一些解釋，時而保持若干距離，想像和感受，捕捉那些不時來到心中的暗影與或有的光，並且設法記述。我告訴自己，不是要去回味過去的辛酸苦難，揭發所受的壓迫和屈辱，甚至也不是要去挖掘記憶，而是試圖發現或有的記憶是否有什麼意義，那些有關人的反抗、志氣、自由、尊嚴之類的東西。
這些記述應該就是片段的，瑣碎而零散，沒有明顯的次序和一定的條理，並且時有交雜和疊覆。這其中透露的，其實仍是我紛亂甚且隱隱作痛以及不時前後矛盾的思緒和心情，是那一顆我原以為已經雲淡風輕但如今才知道其實仍難以妥適安頓和消解的騷動不平且壓抑的心。
我無意也無能力記錄、整理或釐清那一段歷史。但就在這些可能類似於斷裂破碎的連綴與堆置的殘骸撿拾中，或許吧，至少我自己希望，或許也可以粗疏地提示一種對待態度，一種走入這兩個白色恐怖紀念園區的取徑，一種認識與記憶白色恐怖這段歷史的方式，並且因此對曾有的許多或已亡逝在濃霧深處（從容帶著理想，凜然帶著抗爭意志，或是含冤帶著怨念），或曾長期四散飄零、喑啞無言、身心俱疲，但也可能仍心存些微盼望的人，有了若干共感同情的了解。

◆◇◆

那一天，是永遠的一天。
零時五分的火車從台東出發之後，我脫了鞋子，拉上布簾，和衣躺在下層的臥鋪上。這是花蓮台東之間每天同時對開的夜行列車，附掛了記得是一節各有上下共八個床位的臥鋪車廂。之前的兩年多裡，我曾數次搭過這班車；上車倒頭總是很快就入睡了，到終點站醒來，剛好天亮。我喜歡這班車。但是這一次，同樣躺下來，同樣蓋著薄毯子，卻是難以睡著，腦子裡思緒起伏，在周遭一片黑暗和匡啷匡啷單調反覆的車聲中紛紜亂竄。我一直不安地猜測著，這或許仍是一整天的第三次偵訊，會是個什麼情形。
有一陣子，我曾經以為，事情可能已經過去了。但其實還沒有。一月初，他們一大群人凌晨時分來山中佛寺把我押往一個小房間裡偵訊時，有人認為，一定有一組發報機藏在山區某個隱密處，我經常用它在與某人或某個組織互通什麼陰謀祕密的訊息。為了釋疑，我決心中斷原來避居山間專心讀書準備投考研究所的計畫，像每一個正常人一樣有一份正當的職業，所以請託朋友而終於才幸運地謀得了現在這個從下學期開始上任的教職。二月開學後不久，校長召見我，語氣誠懇地表示，這是一所職業學校，學生的英文程度較差，希望我能敬業堅持地在這裡長期待下來，進而為學生們編出一整套適合他們學習的實用教材。沒問題，我說。三月中旬，校長再次找我去面談。語氣聽來仍然誠懇。他說，我是個優秀的人才，長此以往地待在這個後山偏遠縣分的職業學校裡是沒有前途的，將來應該轉往大城市發展才有將來。這一次我告訴他，五月研究所的考試，我確信會被錄取，暑假以後我就會離職了。我說，「請校長放心；我一定會離開的。」我知道，情治單位的人已經找過他了。一星期前，一個身著便服而自稱警官的人，甚至進入校內我的單身宿舍裡，通知我今天再次被原偵訊單位傳喚的事，而且跟我確認我會搭哪班車。
這臥鋪票我是幾天前預購的。昨晚，由於坐立難安，我很早就離開宿舍，在街上四處晃蕩很久，然後為了解悶還去看了一場我原不怎麼有興趣的關於純真愛情的二輪上映的《兩小無猜》。電影散場後，我繼續在深夜幾無人車的小城街巷裡獨自胡亂行走。心底裡那種憂愁和孤苦的感覺，卻似乎越來越為龐雜無邊，甚至有不祥的預感，想到是不是要抗命，改坐公路局的夜班車反方向地往南走。
然而，我畢竟還是乖乖地坐上了原定的火車。
抵達花蓮時，我從車廂內，遠遠辨識到好幾個曾偵訊過我的人在車站剪票口外徘徊。我從月台的另一側跳下車，越過數對鐵軌，穿過水泥柱柵欄某處我知道的專供鐵路局員工出入的小門，去附近的街上吃早餐。等我返回車站時，我看見他們個個氣極敗壞的樣子。「你去哪裡了？你怎麼現在才出現？」過去兩次偵訊中那個主訊的大個子，臉上一陣青一陣白，「我們在台東的人，明明跟我們說，確實有看著你坐上這一班車啊。」
他們總共來了三部車子。陣仗不必要地大。下車後，他們並沒有像前兩次那樣帶我上樓，而是走進樓下的一個小會客室裡。四、五個人或坐或站在我旁邊。大個子對著我上下打量了幾眼之後有些困惑地問我說，你沒帶任何行李嗎，連簡單的衣物和盥洗用品也都沒有嗎。我揚揚手上的一本論翻譯的書，一邊對著他搖頭。我看得出來，他們幾個人都有一種匪夷所思的表情（我事後回想，其實那也是認為某人何其愚蠢和不知死活才會有的表情）。他表示，台北的長官想要見我，當面進一步釐清一些事。「也許今天，也許明天，最晚可能後天，就可以回來了。」他說。「但後天是禮拜一啊，那我上課怎麼辦？」我說。他隨即叫人拿來一張十行紙，要我寫下因有急事需請事假一天云云的假單。「你放心。我們會幫你轉交。准假絕對沒問題。」大個子說。
他們當中的兩個人陪伴我去搭飛機。
下飛機後，這兩個人忽然就不見了，換成是好幾個陌生人帶我坐上一輛玻璃窗外裝有鐵絲網的黑色小客車。車子走動當中，我很努力想要從窗外的街景去揣測我到底在什麼地方以及要往哪裡去。但我毫無頭緒。只知道後來有一大段路沿著一條溪邊前行，而且從水流的方向猜想大概是往西南走的。
車子在穿過衛兵持槍守衛的一道大門而終於停下來時，有人帶我進入掛著軍事法庭門牌的一個大房間裡，叫我在一排木柵欄後的中央位置立正站好。不久，從我眼前高台後那面白牆側邊的一個小門裡走出來了兩個人。他們慢條斯理地從容分別就坐（後來我才知道他們一個是軍事檢察官一個是書記官）。於是審問開始。從我的姓名是什麼籍貫哪裡開始，最後則問我是否認罪。問答的過程中，全是在重複過去兩次偵訊的內容。我不斷地一再聽到的問話是：「你承不承認？」對我的任何辯解，那位問話的人似乎完全聽而不聞。我甚至看到那位書記官好幾次在打瞌睡。
我很困惑的是，了解案情不是司法人員的絕對特權嗎？
後來，我直接被帶進看守所。在卸除掉鞋子、皮帶、錢幣之類的物品並且接受徹底搜身之後，我被放入一個房間裡。房裡原住的四、五個人好奇地問起我的案情。我簡略地說了。他們一致認定我將會被判刑七年。我感到極為震驚。我說我不會有事的，很快就會出去了。「別傻了，」他們同樣一致地說，「這是行情。」
確實如此。
這一天，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

入獄這一天，從早上開始，所經歷的一切都是生命裡的第一次，所以很難忘記：坐飛機從花蓮到台北，全程被兩個人有如挾持著貼身監控；法庭裡兒戲般完全形式化的問與答；走入看守所隔絕的門，被命令掏出身上所有的物件，搜身，然後被關入羈押區的囚房；原已坐在牢裡的那些人看著我的那種複雜的眼光和神情，以及他們對我的好奇探問。收押、押區和押房這幾個名詞的真意，也是這入獄第一天，由同房難友的口中知道的。
更難忘的是那種一路被宰制被逼迫著卻完全無助無告、完全無以抗拒的無力感覺，以及隨後自忖真的就要坐牢了時內心的無限惶恐和緊張，而一方面則又要力求鎮定以免無法自持崩潰了很難看。凡此種種的心情，如今想來，仍是鮮明的，甚至在這時的回想裡，顯得更讓我感到巨大而傷心，甚至是疼痛。
這些第一次的經驗，很多年後，或者說，隨著歲月的消逝或年歲的增長，我才逐漸明白，對我的一生，都是何其重大的時刻。從這些時刻起，有很長一段時期，有些東西死去了，有些東西則無聲無息地在暗中滋長，啃噬。

◆◇◆

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這第一天走過的幾個門：從松山機場坐著警備車直接進入的有兩名軍人拿著長槍警戒守衛、與尋常社會絕對隔離開來的營區高牆間開敞高大的門；偵查庭草草結束後被帶領著經過的看守所緊閉的菱形網鐵門旁的側門；搜身之後繼續往裡走的時候必須彎身低頭才能穿過的設在高牆下的矮窄鐵門；然後是從此以後很難得還會再開啟的囚室厚重的鐵板門。
這些門，不成一直線，而是一再轉彎，變換方向，而且樣式不同，越往前越小越封閉越顯得隱密森嚴，同時也越刻意要讓人屈服，越顯得要逼迫人走往不可知不可探究辯駁的黑洞深處裡去，越散發著殺氣。這些門是重重禁制的關卡。這些門其實只有入口，只讓人有進無出，只讓人心生絕望。
而這些門內的不同景象和功能，也都是我不曾意想到的，都在我原有的知識範圍之外，在經歷的當下完全不能了解。我只能神志昏沉地一再聽命進入，同時呆滯遲疑地偶爾左顧右盼。
當最後這個押房的門在我猶未回魂之際就在我身後沉悶地控一聲關上，我曾經一時有些暈眩，有一陣子時間空白。那聲音敲定了我人生中最為沉重的一記槌擊。

前言

起心動念寫一本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書已有許多年。這主要不是因為自己是直接捲入這段歷史的當事者，而是我在二○一○年五月去了綠島。那幾天在那個小島上，走在新生訓導處那個集中營遺址裡，那種所有的人事物都消失不見了的荒廢境況，以及因此給我的茫然和恍惚感覺，多年來似乎一直留存在我的心底裡，偶爾就會在一些不經意的情況下突然浮現，有如夢魘。或者有如一種讓我不時覺得不安的提醒。
在那個遺址上，在十五年間，曾有大約兩千人，不由自主，被強制過著一種內容荒謬的集體生活。我雖然和這些人有著密切相關的生命際遇，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