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烈日

本書人物全屬虛構。決定其活動的歷史環境則是真實的。N‧S‧魯巴修夫此人的一生，乃是所謂「莫斯科大審判」中許多犧牲者的綜合。筆者認識其中幾位。謹以此書紀念他們。
柯斯勒
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九四○年四月，巴黎


第一審
「無人能清白無愧地施行統治。」

聖茹斯特
（Saint-Just，一七六七─一七九四，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領導人之一，
死於斷頭台。譯註）

1
囚房的門在魯巴修夫身後砰然關閉。
他靠著門站了幾秒鐘，然後點了一支菸。他右邊的床上鋪著兩條還算乾淨的毯子，床墊內的乾草看似新近填塞的。左邊的那個洗臉槽沒有止水塞，但水龍頭還管用。旁邊的便桶新消毒過，沒有味道。兩邊的牆壁是磚砌的，敲擊的聲音無法透出來，但是壁內安裝暖氣管和水管的地方用灰泥塗糊，回音相當清楚，而且，暖氣管本身似乎也能傳音。窗戶開在眼睛的高度處，人無須攀著窗框即能望見外面的院子。到目前為止，一切尚可。
他打了一個呵欠，脫下外衣，把它捲起來放在床上當枕頭。他向外看著院子。在月亮與電燈的雙重光線下，雪泛著黃色。院子四周，沿著牆，清理出了一道狹窄的小徑，好讓每天可以放封運動。天還沒亮，星星在燈光中依然清清冷冷地閃爍著。魯巴修夫囚房對面的一道作為堡壘的外牆上面，一名士兵斜荷著槍，來回走一百步；他重重踏下每一步，猶如在接受校閱。幽黃的燈光偶而使他的刺刀閃閃發亮。
魯巴修夫脫下鞋子，人則照樣站在窗前。他捻熄香菸，把菸蒂放在床尾的地板上，然後在床上坐了幾分鐘。他再回到窗前。院子裡一片寂靜；衞兵正在向後轉；他看到銀河就在機槍塔的上方。
魯巴修夫在床上躺了下來，用床上的毯子裹著身體。時間才五點，而在冬季裡，這裡的人可能不必在七點以前起床。他覺得很睏，想了一想之後，認定自己在三、四天內不太可能會被提審。他取下夾鼻眼鏡，放在石磚地板上那截菸蒂的旁邊，然後微微一笑，閉上眼睛。他暖和地裹在毯子裡，覺得受到了保護；幾個月來，這是他初次不必害怕作夢。
幾分鐘後，獄卒從外面把燈關了，從窺視孔看進囚房。這時，魯巴修夫這位前人民委員已經睡著了；他背對著牆，左手僵硬地伸出床外，腦袋擱在手臂上，手掌鬆垂下來，在睡夢中還在抽搐著。
2
一小時前，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兩位官員擂動著魯巴修夫的房間門，準備逮捕他的時候，他正夢見自己被逮捕的事。
敲門聲越來越響，魯巴修夫努力掙扎著要醒過來。若干年來，他週期性地一再作著被抓的夢，夢境的出現過程有如鐘表的走動一樣富於規律，所以，他對於如何擺脫這種惡夢頗有經驗。有時候，他以強烈的意志力阻止發條裝置的走動，努力使自己掙出夢境，但這一次，他並沒有成功；過去的幾個星期已使他筋疲力竭了；他在睡夢中渾身流汗，氣喘吁吁；發條裝置嗡嗡叫著，夢繼續作著。
他總是像以前一樣，夢見敲門聲，夢見三個人站在外面，等著要抓他。他看見這三個人站在緊閉的門外捶打著門框。他們身穿簇新的制服—德國獨裁政權禁衞軍的合身制服；帽子和衣袖上佩戴著具有侵犯意味的帶鈎的十字徽章；手上拿著式樣古怪的大手槍；皮帶和飾物發出新皮革的味道。現在，他們進入了他的房間，來到床邊。其中兩個是長得高大粗壯的鄉下青年，嘴唇厚厚的，帶著懷疑的眼光；第三個又矮又胖。他們站在床邊，手裡拿著槍，對他吐著粗氣。除了那個矮胖的傢伙所發出的哮喘病似的喘息聲之外，四下相當安靜。然後，樓上的某個人拔起了止水塞，水從牆壁內的水管順暢地流了下來。
發條的走動逐漸減弱。捶門聲變得更大了；外面的那兩位真正要來抓他的人，輪流在敲門，並對著凍僵的手呵氣。魯巴修夫卻醒不過來，雖然他曉得現在接下去的將是極為痛苦的一幕夢境。夢中的三個人仍然站在床邊，他努力要穿上睡袍，但袖子翻了面，手伸不進去。他徒然掙扎著，直到全身變得有些麻痺；雖然一切取決於他得先趕快穿上袖子，他卻動彈不得。這種折磨人的無助感持續了幾秒鐘，這期間，魯巴修夫一直呻吟著，太陽穴上感到濕冷，敲門聲則像遙遠的鼓聲那樣傳入他的睡夢裡；他那隻放在枕頭底下的手臂，因急於要找到睡袍的袖子而抽搐著；然後，手槍槍柄在耳朵上的重重一擊，才終於使他脫離了夢境……。
這最初的一次重擊—他的耳聾就是從此造成的—後來曾上百次出現在他的夢裡，因此他通常會在這一擊的熟悉感中從夢裡驚醒過來。但他還是會全身哆嗦一陣子，壓在枕頭下的手也還會繼續努力著想要伸進袖子裡；因為，規律似的，在他完全清醒之前，他還得經歷最後也是最糟糕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包括：他會有一種昏昏沉沉、無形無狀的感覺，以為這醒來其實是一種夢境，以為自己仍然躺在暗牢潮濕的石板上，腳邊放著一個小便用的鐵罐子，腦袋旁有一罐水和一些麵包屑……。
這一次，這種茫然的情況也發生了幾秒鐘，他無法確定他這隻在摸索著東西的手是否會碰到罐子或床頭燈的開關。接著，燈光大亮，迷霧消散。魯巴修夫深深呼吸了幾次，像個大病初癒的患者，把雙手交疊胸前，享受著自由與安全的美好感覺。他用床單擦乾前額和後腦勺上一片光禿的部分，然後用又已回復的揶揄態度對著黨魁老大的彩色肖像眨眨眼睛；肖像掛在他房間床頭上方的牆壁上—也掛在他隔壁、樓上或樓下每個房間的牆壁上，掛在這棟樓、這個城市、這整個廣大國家所有的牆壁上。他曾為這個國家打過仗、受過苦，現在則再度被納入了它那具有保護作用的廣大幅員內。他現在已完全醒來了，但捶門聲繼續。
3
那兩位要來逮捕魯巴修夫的人站在樓梯外黑暗的平台上，互相商量著。門房華西里引導他們上樓後，正站在敞開的樓梯口，恐懼地喘著大氣。他是個瘦小的老人；他在睡衣上披了一件領子已經破損的軍服大衣，領子上方露出一道寬寬的紅色疤痕。這道疤痕使他看起來像是患了瘰癧症。這是他在內戰中頸部受傷的結果；在整個戰爭中，他一直在魯巴修夫的游擊大隊中打仗。後來，魯巴修夫奉命出國，華西里只偶而在晚上的時候，從女兒唸給他聽的報紙中得知他的消息。她把魯巴修夫在黨大會中的講話讀給他聽；講詞又長又難懂，華西里從中根本聽不出這位個子矮小，滿臉鬍鬚的游擊大隊指揮官說話的口氣；他講出來的那些漂亮話，連聖母聽了都會微笑。通常，華西里聽到一半就睡著了。但是等到他女兒莊嚴地提高聲量讀到最後幾句然後呼口號時，他一定會醒過來。在每一次以高呼「國際萬歲！革命萬歲！老大萬歲！」作為正式結束之後，華西里因怕女兒聽到，都會壓低聲音，真心真意地說一聲「阿門」；接著他便脫掉外套，深感慚愧地偷偷在胸前劃個十字，然後上床睡覺。他的床頭上也掛著老大的肖像，旁邊則是魯巴修夫當革命軍指揮官時的照片。這張照片如果被發現，他可能也會被抓走的。
樓梯間寒冷陰暗，極為安靜。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那兩個人當中較年輕的一位，提議射碎門鎖。華西里靠著電梯門；他來不及穿好鞋子，他的兩手抖得無法繫鞋帶。兩個人之中較年長的一位不贊成開槍；逮捕行動必須謹慎進行。他們兩人對僵硬的手呵了呵氣之後，又開始敲門；年輕的那位是用槍托敲的。幾層樓下的一位女人發出尖叫的聲音。「叫她閉嘴。」年輕人對華西里說。「安靜，」華西里叫著說：「這是當局的人。」那個女人馬上靜了下來。年輕人改用長筒靴踢門。回聲響徹整個樓梯間；最後，門倒下來了。
他們三個人站在魯巴修夫床前，年輕的那位手裡拿著手槍，年長的一位僵直地站著。華西里站在他們身後幾步之外，身體靠著牆壁。魯巴修夫還在擦後腦上的汗；他睡眼惺忪地看著他們。「尼古拉斯‧沙爾曼諾維奇‧魯巴修夫公民，我們依法逮捕你。」年輕人說。魯巴修夫在枕頭底下摸索眼鏡，並稍微直起身體。他戴上眼鏡之後，他的眼神又讓華西里和那位年長的軍官想起了舊照片和彩色複印畫上的表情。年長的軍官站得更為挺直；年輕的那位是在新一代英雄的教育下長大的。他向前走了一步，靠近床邊；其餘的兩個人都看得出，他即將說出什麼粗鄙的話或動粗，以掩飾自己的不自在。
「把槍拿開，同志，」魯巴修夫對他說。「你到底想對我怎樣？」
「你已聽到你被捕了，」年輕人說：「把衣服穿上，別大驚小怪。」
「你有什麼證件嗎？」魯巴修夫問說。
年長的軍官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把它交給魯巴修夫，然後又筆直地站著。
魯巴修夫專注地看了一遍。「好吧，」他說。「任何人看了這些東西之後，也不會更了解。見鬼了。」
「穿上衣服，快，」年輕人說。看得出他的粗魯態度極其自然，不是故意裝出來的。魯巴修夫想，我們已製造出可愛的一代了。他想起宣傳海報上的年輕人總是被畫成面帶笑容。他感到極為疲倦。「把睡袍拿給我，別只耍弄你的手槍，」他對年輕人說。年輕人臉紅了起來，但沒說話。年長的那位軍官把睡袍交給魯巴修夫。魯巴修夫把手伸進衣袖。「至少這一次是穿進去了。」他勉強地笑笑說。其他三個人聽不懂這句話，所以沒答腔。他們看著他慢慢下床，把一些皺衣服收在一起。
在那個女人的尖叫聲之後，房子一直安安靜靜的，但他們卻覺得樓房內的每個人都已醒過來，躺在床上，屏著大氣。
然後，他們聽到樓上有人拔起了止水塞，水順暢地流下水管。

本書人物全屬虛構。決定其活動的歷史環境則是真實的。N‧S‧魯巴修夫此人的一生，乃是所謂「莫斯科大審判」中許多犧牲者的綜合。筆者認識其中幾位。謹以此書紀念他們。
柯斯勒
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九四○年四月，巴黎


第一審
「無人能清白無愧地施行統治。」

聖茹斯特
（Saint-Just，一七六七─一七九四，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領導人之一，
死於斷頭台。譯註）

1
囚房的門在魯巴修夫身後砰然關閉。
他靠著門站了幾秒鐘，然後點了一支菸。他右邊的床上鋪著兩條還算乾淨的毯子，床墊內的乾草看似新近填塞的...

歷史與詩之間
童偉格

從十多年前，首次讀到柯斯勒《黑色的烈日》（當時譯作《正午的黑暗》）以來，我印象最深刻的，總是「大夢李伯」這個角色。他是二十世紀初，東南歐某小國的社會學教師，因參與國內革命，組成公社，遭到鎮壓，被判面壁獨囚，刑度無期。突然獲赦後，他立刻跳上火車，前去蘇聯，這個令他魂縈夢牽的共產烏托邦；過不了幾天，即因當眾妄議，又被送進單人牢房裡監禁，等待審判。他一直以為自己尚未抵達蘇聯。放風時間，他會一邊隨隊伍繞圈，一邊以毯子罩身掩護，偷偷摸摸地，在廢紙上塗畫那個理想國度的地圖以示人。甚至是閉上雙眼時，他也能精確繪圖，只因在更深的幽閉裡，他已獨自練習了二十年之久。
就是在細雪靜落、暴行暫歇的放封場上，李伯偶遇小說主角，蘇聯前革命英雄魯巴修夫。他勸慰前英雄，務必要常懷希望，為了有朝一日，終能並肩實履烏托邦。他對理想始終不渝的癡情，有如暗室燭炬，也許，亦正是小說最後，前英雄全副清明神智的停駐點。他的持續夢遊，則更為前英雄，示範了這種深度睡眠的必然不顧人情──它讓人就地超越牆垣、樂觀且健朗地耐受苦難，對一切毫無恐懼，連對自己，也沒有一絲的哀憐。

逃離蘇聯的詩人米沃什說，「詩是歷史的對手」。就文學批評而言，我們首先可以簡單假設，大夢李伯是「詩」的恆定具現，柯斯勒用以在小說裡，對照苦苦尋思「歷史」變局的魯巴修夫。不過，我們也許更應留意的，是就現實層面而言，這組所謂「對手」的共生關係。一如整部《黑色的烈日》所完成的基本演示：詩的僭行，如何走成了殘暴的歷史。
以及如何可能，歷史往往表面上看似絕滅，卻更淪肌浹髓地，潛抑為未來世界的基本詩學。例如，霍布斯邦曾將卷帙浩繁的「歷史四部曲」，歸納成以下判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三十年間—即一般認定的，歐洲資產階級「最後的黃金年代」—的創見與發明，絕大程度地，支配了全人類直至二十世紀末的生活方式。循此判準，後續更多歷史學者則假設：恐怕，我們必得一再回顧一九一七年起，蘇聯體制的創立、發展與敗亡，才能更詳盡理解世紀末之後、越過我們所在此刻，還持續有效的集體生活條理。
簡單說，蘇聯體制就意識形態而言，是將作為歐洲啟蒙思想之延伸的馬克思主義，改寫成了反啟蒙思想論述。這一系列的論述清單，主要包括列寧將定義原應相當單純的「民主制」，偷換概念成所謂「民主集中制」（實則就是蘇共黨中央集權制），以及史達林將社會主義國際革命訴求，概念偷換為「一國社會主義」論—史達林主張，必須首先由蘇共在蘇聯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再以此為模範，帶動各國革命。
由此，一個「假想包圍狀態」（阿甘本，《例外狀態》），遂就地成形：蘇共以與資本主義各國表面上──僅只是表面上──的敵對，激發民眾對國家正備受威脅與破壞的想像，對外，乃以種族地緣政治取代階級鬥爭；對內，則不斷發動以階級鬥爭為名的社會清洗，如此，既一再坐實上述想像，也使蘇共這個臨時革命組織，儼然獲得理據，得以永久地專政。
就治理模式而言，則主要是自蘇聯肇建、即隨同開始運轉的第一座勞動營算起，蘇共在聯邦內部，所逐步成就的自我殖民化──如卡繆所言：這種強迫生產的勞動營網路，乃是蘇聯社會制度的根本基礎；並且，客觀看來，蘇共對境內各民族、敵對階級或異議分子的鎮壓與剝削手段，往往，也比帝國對待殖民地更為冷酷。這種治理模式，正是蘇聯歷史時間所流過的河床，也導致接踵不斷的慘痛死難。當死難絡繹相繼，幾乎已成集體生活的可見常態時，難怪安．愛波邦會在《古拉格的歷史》中指出：事實上，發生在一九三七、三八年間的蘇共菁英階層大整肅，以史達林標準而言，一方面稱不上嚴重，另一方面，那種「作秀式公審」的形式也僅此一次，因此整體看來，只能算是「較不尋常的一波鎮壓行動」而已。
我們幾乎要額手稱慶地說，至少，在那兩年間，非菁英階層的一般蘇聯民眾，可以稍稍喘一口氣。然而，卻正是立基在這個相對罕見的「休息站」上，《黑色的烈日》得以用簡要的敘事結構，為我們再現蘇共菁英們，堪稱異常的自願蒙難。這是這部小說的顯要價值之一：作為一部及早寫出的見證文學，它並不繁縟地記掛旁行的死難細節，而是更專注於釐清一種可供未來索引的思維模式。
這種思維模式，或這個即便是在更多年後，仍可能令人困惑不已的問題是：何以當時，那麼多蘇共反對派的重要成員，會在公審儀式中，主動詆毀自己的人格、當庭認下諸多荒誕到匪夷所思的罪行呢？關於這一點，我猜想，我們仍可借鑒米沃什的審酌──受到《黑色的烈日》啟發、也比小說晚十多年出版的《被禁錮的頭腦》一書，已為我們作出相對更全面的批判。米沃什認為，不是因為受到迫害所導致的身心崩潰，甚至，不是因為恐懼於將臨酷刑的惘惘威脅，而是對「歷史必然性」的不滅信念，是這種「更強烈的激情」或「野心」，促使當時的異議知識分子，自願走上被奴役的道路。
這也就是小說裡，魯巴修夫終究低頭認領的，來自黨中央的終極密令：必須相信「你在審訊中的口供，將是你能為黨所作的最後貢獻」；必須相信，「你的任務在於避免喚起人們的同情與憐憫」，如此，必然勝利的革命，將在未來償還給你憐憫與同情，使你的整個生命，不至於瓦解在虛無之中。
換句話說：必然性使人幸福，而自願參與的樂手，通常能令金鼓更好地齊鳴。就此而言，《黑色的烈日》藉由描繪魯巴修夫在密室裡的獨自沉吟，以及他與前後兩世代中、兩位審訊者的論辯，為這般「大合奏」賦予時間的景深──原來其中，畢竟也並不缺乏個人對個人的同理，即便是在魯巴修夫，和格列金這位「一本正經的粗暴」的新生代黨員之間。即便是魯巴修夫本人，也曾以其目光，鼓舞過昔日同志的群體盲目。這是這部小說的顯要價值之二，它具證這樣一種特異的幸福感，如何使蘇共同志們成群而來，在更長程的時間裡彼此支應，並相互排擠。他們就像是共騎在歷史必然性的虎背之上一樣，比起墜落遭虎吞噬，毋寧更深怕被拋棄而落單。他們，是小說所形容的「全新族類」；或者如提摩希．史奈德所言的，是某種「在道德上統一的全新物種」。
這種「新道德」，或許，正是蘇共施作在其菁英身上，最關鍵的集體精神改造。這亦正是為何，我們無法僅憑分析屠格涅夫《父與子》等往昔文學文本，就能深切理解類如魯巴修夫之人的強悍與深懼。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了。於是其實，所謂「作秀式公審」，毋寧也只是這種改造成果的一次公開驗收罷了。在更早以前，這一「全新物種」早就長成了。例如，史奈德亦曾在《血色大地》中，為我們詳述在烏克蘭大饑荒期間（一九三二～三三年），蘇共菁英們，對這場龐然人禍的集體不響，公然撒謊，或甚至反過來頌揚禍首史達林。
類如魯巴修夫之人，始終就在同一個「偉大行軍」的隊伍之中。一次又一次，蘇共竟然能在自己所造成的治理災難裡，更加汲取力量，從而，也能更強勢地統治全蘇聯。於是，飢餓成為統御的武器。在大饑荒裡，一切顯見的嚴峻事實──大量農民，活活餓死在生產地上；大量半死的平民，沿鐵路向城市匍匐前行，企圖當街乞討一口食糧──皆坐實了境外勢力的存心破壞。餓死之人，就是國家的公敵。於是外交上的重大錯誤，也是境內統御的有力武器。多年以來，蘇共與納粹的實質合作、相互扶植，並各自瓜分鄰國的歷程，皆在更多年後，被純化為所謂「衛國戰爭」論述。在這個論述裡，所謂「蘇聯公民」（而非任何受難更鉅的特定民族，如猶太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等），始終是不變的受害者，也一向英勇地，抵抗法西斯的邪惡侵略。
正是這種「新道德」，使蘇共菁英參贊黨中央對事實的恣意扭曲或塗銷，且一再以變造過的歷史情節，去餵養那個同等虛妄的歷史必然性。這個名實不符的新社會，是他們群策群力辛勤造就的。倘若由此，再度回顧這個行軍隊伍的「休息站」，即《黑色的烈日》裡，魯巴修夫生命的靜停之處，則我們很容易可以發現，柯斯勒最後是以主角，以及旁聽者如門房華西里的共同疲憊，來邀請讀者，質疑這種「新道德」的有效性。這是這部小說的顯要價值之三，它為我們揭曉，魯巴修夫恐怕只會是更不幸的李伯──在全然的清醒中夢遊，原來，並不真的就能令人更自感欣慰。
這種雙重謬誤──蘇共菁英的集體精神改造，以及他們對歷史必然性的斷言──頗值得我們再思，當然首先因為蘇聯體制的驟然崩塌。原來揆諸歷史（套用霍布斯邦的樂觀期許），再怎樣橫暴的暴政，也果然都只是「人壽可及」的短暫存在，遑論能如獨裁者所妄想的那般傳世千年。就此而言，魯巴修夫們的生命一一被同志們宣判為輕比鴻毛，也將永遠不會重如泰山。然而，小說所為他們寄存的，那種悖反於集體殘生與枉死的個人疲憊，卻預告了歷史令人更為驚恐的復活。
因為現實也已經證明，當暴政敗亡，當強烈的激情不再，當如詩一般的烏托邦願景落空，確切，也只有魯巴修夫最深深懼怕的虛無，還漫漶在「歷史終結」（法蘭西斯．福山）其後的當下與此世。確切，也只有那個最為謬誤的受害者想像，在蘇聯體制其後，成為俄羅斯國族，最堅固的記憶遺產。此即史奈德在《到不自由之路》裡，所申論的「永恆迴圈政治」：蘇聯其後，俄羅斯時間不再走向未來，而只是無止盡地面對過去的相同威脅；時至今日，普丁政權還將對烏克蘭的再次侵略，倒錯詮解為持續對抗法西斯的防衛戰。向來輕蔑史實的魯巴修夫們，或許無法想像自己遺贈給未來的，並不是進步，而僅是這樣的末日之感；柯斯勒卻前瞻地以主角遭致「像是永恆的聳肩以對」的末句作結，封緘整部小說於反諷語相裡，憑此索引未來。
《黑色的烈日》的出版，對我們而言另有其重大意義，當然因為譯者陳列。如我們已知，一方面，陳列是台灣白色恐怖見證文學裡，最具指標性的作家之一；另一方面，最初，陳列亦是在景美看守所中，開始從事這部小說的翻譯。於是，這部譯稿，也見證了台灣白色恐怖歷史，以及一位文學寫作者個人生命史的局部。我敬重陳列為見證書寫所立下的嚴格標準。我也敬重他在文學維度裡的坦誠──《躊躇之歌》和《殘骸書》使我明瞭，寬諒是如此艱難，就像平靜，是如此地難能可貴。其實，亦是源於對平靜的嚮往，米沃什才會說，「詩是歷史的對手」。他的本意，是文學寫作有望戰勝歷史的狂暴，以便成為安定一切魂靈的歷史。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引述波特萊爾在《現代生活的畫家》裡的名言：「真正的藝術家，是一個孩子暨一個康復者。」
我對什麼是真正藝術家不是很關心，對人的康復也不敢預期，然而，陳列文學的坦誠，確實使我想起孩子的澄澈目光。這是我最敬重他的原因。我也誠心盼望，《黑色的烈日》所索引的當代政治虛無迴圈，在各位讀者展讀這本書之時，已經開始就在走向盡頭。由此，發生過的事實，也能獲得我們的集體歷史，而不僅是文學的珍視與留挽。

歷史與詩之間
童偉格

從十多年前，首次讀到柯斯勒《黑色的烈日》（當時譯作《正午的黑暗》）以來，我印象最深刻的，總是「大夢李伯」這個角色。他是二十世紀初，東南歐某小國的社會學教師，因參與國內革命，組成公社，遭到鎮壓，被判面壁獨囚，刑度無期。突然獲赦後，他立刻跳上火車，前去蘇聯，這個令他魂縈夢牽的共產烏托邦；過不了幾天，即因當眾妄議，又被送進單人牢房裡監禁，等待審判。他一直以為自己尚未抵達蘇聯。放風時間，他會一邊隨隊伍繞圈，一邊以毯子罩身掩護，偷偷摸摸地，在廢紙上塗畫那個理想國度的地圖以示人。甚...

譯序 陳列

初次接觸到柯斯勒的《黑色的烈日》，是在大學三年級王文興老師的「現代小說」課程。那已是一九六七年的時候了。我記得，這一年裡，王老師還帶我們班上同學讀了卡夫卡的《審判》、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以及葛林的《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案例》等等風格各異的經典名著。都是英文書，讀來雖然有些辛苦，但也都令人大開眼界，尤其在老師的一些重點提示和詮釋之後，更是讓我獲得了許多關於文學旨趣和寫作技藝的珍貴啟發。這其中，對《黑色的烈日》，印象特別深刻。它是那個年代在台灣難得見識到的所謂政治小說或抗議小說，說的是一個人從入獄第一天到最後「沉重的一擊打在他的後腦上……雙腿癱軟下來，身體側轉了半圈，倒下……然後，一切歸於寂靜」的經過。
一九七二年，我自己也入了獄，成為一名政治犯。隔年定讞後，我從看守所的押區調到外役區的縫衣工廠服勞役。這時我請家人寄來了這本書。在隨後的一段閱讀期間裡，它總是存放在我專用的縫紉機右側下方的一個小抽屜裡。讀過一遍後，我曾開始試著翻譯了幾頁，但不久就決定停手。我擔心，即使對管理較為寬鬆的外役區，獄方仍然可能會突然查房，尤其是某個所謂的偉人生日或重要節慶之前；我擔心這些譯文若被發現很可能會惹來難以預料的麻煩。所以真正完成這本書的翻譯，是在我出獄後的第二年，並且自費出版，後來則交由前衛出版社經銷。
時隔四十幾年之後，如今趁著這次重新出版，我再一次對照著閱讀了原文和譯文，也發現了一些原來譯得不夠準確或拗口的地方，甚或若干錯譯漏譯之處。而在這一次的重讀中，對於這本小說所要呈現的意思，似乎也較能體會了，包括孤單的囚禁心情，陰慘的偵訊過程，關於統治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倫理思辨，關於政治的信仰與懷疑，良心與夢魘，那些自我的對話或獨白，以及在恐怖的極權威壓底下人的精神可以如何地完全崩潰。
《黑色的烈日》寫作於一九三八至四○年間，曾入選為藍燈書屋「現代文庫」二十世紀百大英文小說，並且名列第八位。選書有如下的一段簡介：《黑色的烈日》以史達林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的整肅運動為背景──當時史達林處決了多達一百七十五萬名農民、政府官員和共產黨員—敘述了一個名叫魯巴修夫的男子在半夜被祕密警察逮捕的故事。他長期服務的黨對他施以酷刑，要他承認他們明知他沒有犯下的罪行。《黑色的烈日》出版時銷售超過四十萬冊，書中對共產主義的描繪是共產黨在法國失敗的一個主要因素。
作者柯斯勒（Arthur Koestler，一九○五～一九八三）原籍匈牙利，後來定居英國，曾經是歐洲思想戰場上的老兵，同時也是監獄的常客。《黑色的烈日》的原稿以德文寫成，但最初出版的卻是英文譯本，出版時，他人在獄中。
曾有評論家認為，《黑色的烈日》從描述經驗的表象出發，最終則達至了美學上的真—一種對人事物同理共感的情懷。柯斯勒自己在一篇名為〈藝術家與他的時代〉的短論裡，則寫了這樣的一段話：「藝術家不是領導者；他的任務不在於解決，而在於揭露；不在於宣教，而在於展示。葉慈說，『我們與他人爭辯時，創造出修辭，但與自己爭辯，創造出的是，詩。』他必須把醫治、教導和講道留給別人；但透過別人無法使用的特殊手法揭露真相，他創造了渴望治癒的情感驅力。」
柯斯勒在這本小說裡說，「歷史無所謂良心」。但是歷史不關心也不記載的一些事，作者卻藉著文學，做了極為觸動人的有力見證。它曾經在一段特殊的時期，進入我的內心深處，安慰我。

譯序 陳列

初次接觸到柯斯勒的《黑色的烈日》，是在大學三年級王文興老師的「現代小說」課程。那已是一九六七年的時候了。我記得，這一年裡，王老師還帶我們班上同學讀了卡夫卡的《審判》、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以及葛林的《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案例》等等風格各異的經典名著。都是英文書，讀來雖然有些辛苦，但也都令人大開眼界，尤其在老師的一些重點提示和詮釋之後，更是讓我獲得了許多關於文學旨趣和寫作技藝的珍貴啟發。這其中，對《黑色的烈日》，印象特別深刻。它是那個年代在...

歷史與詩之間／童偉格
譯序／陳列
第一審
第二審
第三審
文法虛構

歷史與詩之間／童偉格
譯序／陳列
第一審
第二審
第三審
文法虛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