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日記

序

敞亮的詞語裡暗藏隱喻 
——讀駱英詩集《知青日記》              田原

　　一
　　在大陸當代文壇，無論是作為詩人的駱英（筆名），還是作為小說家，甚或是登完世界上最高的七座山峰、走完南北極，以及這些年正在行進中、走訪遍布地球每個角落的世界文化遺產的旅行家黃怒波（本名），他都是一個在不斷創造奇蹟的人。 

　　一九五六年，駱英出生於西北寧夏賀蘭山腳下的一個軍人家庭，父親為退役軍官，籍貫中原新鄭。如果在一個正常的時代，作為幹部家庭的子女，駱英理應度過一個相對優越、體面的少年時光。然而生不逢時，在駱英幼小的年紀裡，他的父親卻因日甚一日的殘酷政治鬥爭而被迫害致死，至今屍骨下落不明。失去了家裡的頂梁柱，駱英度過了一個悲慘的少年時代，常常食不果腹，曾幾度無家可歸，恐懼著野狼的長嚎在破廟裡過夜。這種生命經驗是他人格形成的關鍵因素，鑄就了他的詩歌精神，也造就了他的剛強、野性和冒險精神。出生於大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這一代人，包括小說家莫言、閻連科，可以說都是帶著那個時代的傷痕在黑暗中長大的。貧困、飢餓、政治口號、文鬥武鬥自相殘殺的場景伴隨著他們野蠻成長。瘋狂、荒謬、扭曲的時代雖然賦予了這一代人刻骨銘心的苦澀記憶，罄竹難書的罪惡與苦難卻也鍛造了這一代人的生命韌性和頑強的意志力，使他們更加篤信未來，相信明天。

　　所幸的是，大陸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國策為駱英帶來了人生轉機。他從邊陲的西北考入北京大學，命運從此發生了改變。大學畢業後，由於他的成績和表現突出，被分配到大陸政治核心機構的中宣部工作。之後的駱英與時俱進，在他的公職前途正順風順水之時，毅然決然下海從商，創辦中坤集團公司，獲得巨大成功。 

　　作為時代的弄潮兒，駱英參與和見證了大陸從貧困走向富裕、從落後走向進步的過程。同時他也見證了自己從野蠻走向文明的蛻變。與一般詩人不同的是，駱英的企業家和寫作者的雙重身分，深刻影響著他的創作，他是為數不多成功地將兩種看似對立的社會角色集於一身的詩人，這一點也是駱英引人注目的耀眼之處。這些經歷也許為他的詩歌提供了更多的表現維度，他的詩歌當然也是這種雙重身分的激烈碰撞與融合的結果。生命記憶與個人經驗相互重疊，使得他的詩中常常流露出一種巨大的張力和批判性。作為企業家的他既有入世、理性、務實的一面，商海沉浮、資本邏輯、管理與決策、創新能力與戰略思維構成了他人生經驗的一半；作為詩人，他又展現了出世、感性、浪漫、理想主義的一面。對駱英而言，詩歌寫作不僅是日常生活的調和劑，也是他孜孜以求的精神原鄉，更是他對生命、人性、自然、社會進行深度思考和情感宣洩的通道。 

　　特殊的人生經歷構成了駱英獨特的、有很高辨識度的文學風景，他的人生軌跡和創作實踐也形成了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文化現象。駱英的寫作一開始就不按常理出牌，游離於詩壇、集體和江湖，我行我素，特立獨行，不受任何主義、流派和理論導向的干擾。這一點在他的《都市流浪集》、《登山日記》、《駱英詩選》、《文革記憶》等詩集裡尤為明顯。作為商業權力的擁有者，駱英的詩中卻常常表達對世俗權力的批判和對個體自由的嚮往，彰顯權力與疏離的矛盾性。坐擁巨額財富，其作品卻時常探討存在的孤獨、生命的短暫無常與物質的虛無，凸顯財富與虛無的對峙。在時代突飛猛進的經濟狂潮中，作為主導城市的地產開發者，又以詩人的筆觸喟嘆逝去的自然與鄉土，建設與破壞這種內在的衝突與掙扎，使得他的詩歌超越了風花雪月的淺吟低唱，具有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文本深度和語言的震撼力。 

　　二
　　與駱英的其他幾部詩集如《第九夜》、《小兔子》等激情四溢、語言激烈表現不同的是，《知青日記》以娓娓道來的平和語感為我們還原了一個過往的、不堪回首的慘烈時代。這本詩集共分兩輯——〈知青日記〉和〈水．魅〉，前者是忠實於內心世界和對真實記憶的追述，登場人物真名真姓，地點與內容有跡可循，以最大限度去還原被風化或漸行漸遠的人物、事件與場景。與虛構相悖論的表達，揭示了記憶與遺忘的辯證關係。恰恰是在個人記憶的模糊地帶，集體記憶的真相得以隱約浮現；後者是在創作經驗之上的拓展與探求，努力接近或抵達詩歌的本質。《知青日記》的書名本身便構成了一種詩學悖論。「知青」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集體身分標識，與「日記」所暗示的私密個人紀錄之間形成了內在張力。《知青日記》恰恰就誕生於這種張力之中——它不是對歷史事件的簡單複述，也不是個人情感的直白宣洩，而是將歷史內化為個人精神地貌後的詩性重構，構成了一種獨特的「異質性存在」。某種意義上，《知青日記》並非單純的文學創作，而是以詞語為工具進行的一場精神拷問，敞亮的語言中暗藏隱喻，以此建立新的詩歌語言秩序。第一輯的詩篇如同詩人用記憶的鏡頭捕捉到的一個個瞬間，通過技藝和心靈的暗房，在顯影液與定影液的交替作用下，個體與時代的創傷逐漸顯影為文字的黑白底片，之後一張張清晰的詩歌影像呈現在我們眼前。 

　　駱英詩歌的語言具有鮮明的動物性特徵。《知青日記》之前，他在詩集《第九夜》裡寫過馬和貓，在《小兔子》裡寫過兔子。在《知青日記》中，除了男女人物外，麻雀、鯰魚、貓、狗、駱駝、老鼠、野兔等紛紛登場，詞語不再是透明的能指，而是呈現出詩歌的厚重與質感：

　　今天我有了一個新的麻袋
　　我想有可能裝下二十隻老貓
　　劉家的老奶奶流著淚給我抱來她的花花
　　花花在麻袋中一聲不吭像已死過三遍
　　我是貓的死神在村莊裡游蕩
　　我是生靈的殺手決定世界的毀滅
　　在牆角一隻老貓乖乖束手被擒
　　死亡的氣息已讓它放棄抵抗
　　老貓們在向日葵下等待我的麻袋
　　昨夜我的政府已向它們發布了滅絕令
　　一切都是因為它們過於貪吃田鼠
　　而田鼠正在傳播著黑死病
　　我是個知青無法決定命運
　　我只有殺戮和捕捉以換取工分
　　黃昏我在深坑中埋下那條麻袋
　　站在上面的整個世界都在抖動
　　——駱英〈被活埋的老貓〉

　　閱讀這首詩，儘管我們很難斷定詩行中究竟隱含了多少寫實的成分，但即便如此，我們仍能強烈地感受到該詩帶來的活潑畫面感和身臨其境的臨場感，文字平和，節奏與語感如行雲流水，文字之外的餘韻讓人回味不盡，即使斷言這首詩是對真實生命經驗的紀錄也不為過。這種對生命體的抒寫與敏感，使駱英的詩作超越了單純的情感抒發，進入了存在論的詩學領域。詞語在這裡既是創傷的載體，也是療癒的媒介；既是歷史的囚籠，也是自由的翅膀。 

　　《知青日記》中對身體的書寫隨處可見。通過對不同人物的刻畫，再現的記憶中身體已不再是抒情的主體，而是作為歷史銘寫的客體而存在。這種將身體隱喻化的處理，創造了一種有趣的詩學現象，個人的身體成了測繪歷史與記憶的儀器，而詩歌則是這些測量數據的詩意轉換。 

　　即使將駱英置於當代漢語詩歌的譜系中進行考察，我們也會發現他有別於其他詩人的存在感。與北島的隱喻政治不同，與海子的神話抒情相異，駱英開創了一種「以石為言」的詩學範式。他的詩歌如同地質層，將不同時代的記憶沉積其中，既保留了歷史的紋理，又賦予了它們新的結晶形態。 

　　閱讀駱英的詩歌，我們不期而遇的是一位詩人的心靈史，更是一部以詩寫就的「另類當代史」。這些詩篇提醒我們，真正的歷史不僅存在於巨集大的敘事中，也蟄伏在詞語的裂隙裡；不僅只是記錄在官方的檔案之中，也銘刻在個體的身體記憶裡。在這個意義上，駱英的詩歌創作，是一次次勇敢的探求，對現實的對抗有時甚至觸及言論禁忌的邊緣，在歷史的廢墟中打撈出那些被遺忘、被壓抑，卻依然鮮活的人類經驗。 （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