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拆遷
在北宋的汴梁,人們沿河設市,臨街開鋪,到處都是繁華而雜亂的商業街。官民雜處,商民混居,「夜禁」也被突破,「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一種更富有商業氣息與市民氣味的城市生活方式,正在興起。
宋代宮城之所以格局不夠開闊,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宋朝的君主,不管是明君還是昏君,都對拆遷民居的事情頗為顧忌,不敢放開手腳大拆大建。
即使一定要拆遷民舍,宋政府還是有補償措施。宋政府對拆遷戶的補償,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實物補償,即由政府另撥給官地、或者另造房屋;一種是貨幣補償,「估值給之」,即按照房地產的市場價,給予賠償。
宋朝城市也有城管與拆遷
如果我們有機會鳥瞰隋唐的長安與北宋的汴梁,將會發現,這兩座城市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格局與氣質。長安城方正、規整,街道筆直如削,以直角交錯,將城廓分割成一百零八坊(居民區)與東西二市(商業區),宛如一個個工整的方格。以皇城外的朱雀大街為中軸線,全城的坊、市、道路、城牆均呈左右對稱。白居易形容長安「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很傳神。毫無疑問,這是嚴格按照圖紙,憑藉權力的巨大動員力量,以浩大的人工堆砌出來的。為追求恢宏大氣、整齊劃一的審美效果,長安城的規劃甚至寧可與平民的生活脫節,以致到了盛唐之時,長安城內南部各坊,居然還「率無第宅,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
相比之下,北宋的汴梁就顯得不怎麼規整了,不但城牆不是很端正,街道也不再一味追求平直,斜街、斜巷可見。汴河斜斜穿過城廓,借著汴河所帶著的交通便利、貨物往來與人煙湊聚,沿河一帶慢慢演變成汴梁城最繁華的街市之一。所有的街市看起來是那麼擁擠、喧鬧、嘈雜,但又富有生氣。城牆之外,也自發形成熱鬧的市鎮,與城內連成一片,所謂「十二市之環城,囂然朝夕」。這樣的城市格局,與其說是行政權力「規劃」出來的,不如說是民間社會「生長」出來的。
兩種不同的城市風貌下面,隱藏著兩種不同的城市生活制度。唐代的長安保留著古老的「坊市制」,即居民區與商業區分開,有坊牆相隔離。街道是不准擺攤開店的,要做生意,只能到東西二市中;並實行嚴格的開閉市制度,「凡市,以日中擊鼓三百聲而眾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而眾以散」,散市後即關閉市門;而且「居必求其類」,官民分居,秩序森然;又有「夜禁」之制,城門「昏而閉,五更而啟」,禁止市民夜行,「諸犯夜者,笞二十」。
而在北宋的汴梁,坊牆已不知什麼時候被推倒,坊市制瓦解了,人們沿河設市,臨街開鋪,到處都是繁華而雜亂的商業街。官民雜處,商民混居,「夜禁」也被突破,「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一種更富有商業氣息與市民氣味的城市生活方式,正在興起。今天我們展開《清明上河圖》長卷,那種繁華氣息仍能撲面而來:東京城內外,店鋪鱗次櫛比,商販旅人雲集,酒樓歌館遍設,商業廣告滿街,瓦舍勾欄布於鬧市。
與《清明上河圖》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今日網友改出來的一組惡搞圖片《清明上河圖之城管來了》:畫面中,不知從哪裡來了一隊如狼似虎的「城管」,商販抱頭鼠竄,原來繁華似錦的汴梁街頭,立即變得空蕩蕩,只留下一地狼籍,以及塗在牆壁上的刺眼的「拆」字。這組在網上流傳甚廣的KOUS圖片戲謔地諷刺了一把當前社會的「城管現象」,令人拍案叫絕,在會心一笑之餘,有心人大概也可以想一想,城市的秩序當如何維持。這個問題不是今日才有,也困擾過處於城市化進程中的宋代社會。
有些網友撫今追昔,以為宋朝沒有「管城」。其實不對,宋代是有「城管」的——當然那時候不叫「城管」,叫「街道司」。他們的工作是維持城市街道的衛生、整修與日常秩序,而不是成天驅逐小商販、追雞攆狗,不可能將流浪的盲人扔進汴河裡,事後還辯稱盲人是自己跳河的,更不可能用秤砣將賣西瓜的瓜農砸死,《清明上河圖》中的護城河平橋處,就畫有一個小販,在路邊支了一把遮陽傘,擺了一個小攤子賣西瓜,沒有什麼「大蓋帽」來干涉他。不過,如果汴梁的商販占道經營,嚴重妨礙了交通,街道司還是要管的。
宋朝也有「拆遷」。作為一個具有「自發成長」性質的商業城市,擁擠與喧嘩似乎是汴梁城與生俱來的性格,因為坊市制所代表的嚴厲管制已經失效,商業的力量必然引導著人們往熱鬧的地方彙聚,競相開設商鋪、侵占街道,各種「違章建築」層出無窮,在當時,這叫做「侵街」。因為侵街嚴重,以致「坊無廣巷,市不通騎」。
面對商業城市發育初期的秩序混亂,宋政府專門設立「街道司」,介入對城市秩序的維護,乃至動用強制手段拆除侵街的建築物,都是可以想像的。因此,北宋汴梁的拆遷記錄在文獻資料中並不鮮見。比如開寶九年(九七六年),宋太祖「宴從臣於會節園,還經通利坊,以道狹,撤侵街民舍益之」。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