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為何在神明面前發誓?
⊙從宗教看臺灣社會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康豹特聘研究員,當年來臺灣學中文,到臺南和鹿港看了一些廟會,覺得很有意思,便想了解這些宗教儀式究竟是怎麼進行、有哪些歷史淵源,一投入就超過二十年。
在康豹眼中,宗教並非迷信,而是「人們如何過日子」。無論是神判儀式、受難儀式,還是王爺信仰,宗教的存在不僅化解了人們的悲情,在地方社會上甚至發揮了調解糾紛的功能。
在廟裡的日子
在還沒有社區活動中心之前,漢人社會最主要的公共空間就是「廟」,因為廟前有廣場,有戲臺表演,有大樹讓大家納涼聊天;附近還會出現傳統市場和夜市,像是臺北的霞海城隍廟旁有迪化街,臺中豐原慈濟宮周邊則有廟東夜市。比較大的廟也有經濟的力量,例如新莊的慈祐宮前就有個石碑,記載著乾隆年間,廟方向渡船的人和店家收了多少渡稅、店租。
而現今,若要認識地方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到各地廟宇的管理委員會或董事會,看那些捐錢給廟宇的紀錄,就能在上面的照片找到他們「頭」和「臉」。
廟是信仰和權力的核心,也是充滿文化的場域,除了可以欣賞書法、繪畫、雕刻、建築等,神明誕辰時,還有戲劇演出和陣頭表演能觀賞,是電視機尚未出現前,欣賞表演的管道。
此外,廟也常跟政治有關係。例如選舉時,有些候選人發表政見都沒人關注,但一說要到廟裡「咒詛」、「斬雞頭」以證明賄選清白,就會有好多人跟去看熱鬧。隨著科技發展,現在還出現「線上求籤」,乩童也可以透過Line為信徒服務。比起其他宗教,這些都是臺灣廟宇的特別之處。
神明的功能:審判善惡
無論是清朝、日治時期或現在,有時嫌犯不認罪,警察會將嫌犯帶到城隍爺、東嶽大帝、地藏王菩薩、大眾爺這類「地獄司法廟」,讓嫌犯坐在那裡,自己好好想一想。晚上廟裡黑漆漆,又有可怕的七爺、八爺盯著看,嫌犯往往會在倍感精神壓力之下主動認錯。
很多宗教都有宗教審判,像是好人到「天庭去彈豎琴,壞人到地獄被火燒」,也有很多宗教叫人要懺悔。但城隍爺、東嶽大帝、地藏王菩薩、大眾爺這些主宰地獄司法神明的廟,最特別之處,在於其具有「神判儀式」的文化和功能。
所謂神判儀式,就是把地獄當成「衙門」,藉由神明來審判善惡是非,讓做錯事的人自我懺悔。除了做虧心事的人會被抓到廟裡,也有人會到神明面前「斬雞頭」證明自己的清白,例如政治人物有賄選爭議時,就在民眾面前發誓:「若我有錯,就像這隻雞一樣遭到天譴,身首異處。」不過因為太血腥,現在許多廟都已經禁止民眾到廟裡斬雞頭。
此外,廟裡神明的容顏也是值得注意的細節。像是城隍爺、大眾爺這種地獄司法的神明很凶、是非分明,人們若在這類神明面前說謊,會有受處罰的心理壓力。相反地,若是有人說要去媽祖面前詛咒自己不得好死,就是自知理虧、沒有膽量,因為媽祖是很慈悲、包容的神明。
神明的功能:調解糾紛
在臺灣,人和人之間若發生糾紛,通常有三種解決途徑:第一種是請里長、村長、社區主委調解,例如誰家漏水到誰家了,就「私下聊聊」解決。第二種是到法院按鈴控告。很有錢的人可以請個律師跟你告到底,但小老百姓沒辦法這麼做,寧願到廟裡去跟神明「告陰狀」,這就是第三種解決方式,也可視為一種廣義的法律文化。
許多有冤屈的民眾,會主動到主宰地獄司法的廟裡告陰狀,大部分是為了法院較難定奪的民事案件,例如複雜的夫妻外遇、家庭糾紛、沒有收據的倒會等情況。廟裡的「筆生」為了確保民眾所言屬實,避免助紂為虐,通常會要求民眾先去法院按鈴控告,或是拿出財務糾紛的收據,抑或先擲筊杯取得神明認可的正當性。
「筆生」是何許人也?在新莊地藏庵,就有懂得六法全書的「筆生」,負責幫有需求的民眾寫「牒文」給神明告陰狀,粗估一年就要寫三千多份。十年前新莊地藏庵只有一位筆生幫忙寫牒文,現今增至五位,民眾甚至需要抽號碼牌,可見神明也是很忙的。至於牒文內容,就像官方文件,以白話文結合文言文,並記有一些法律用語和神明的名字,由筆生記載著:「某某人幾月幾號來跟我說……,請神明(地藏王、大眾爺等)幫忙來查這個案件……」
這些前來跟神明告陰狀的人,通常一開始都表情生氣、痛苦,但也不能在筆生面前謾罵,要講清楚冤屈的來龍去脈。講述過程中,口語轉化成了文字,情緒化的字眼也變成規範性的語言。這時,和神明告狀完的信徒會感到自己的冤屈被神明聽見了,同時也向神明證明了自己的清白,情緒也就變得比較緩和。
信徒跟神明告完狀,會不會去跟有糾紛的對方放話?一定會。因為當事人的情緒緩和了,對方也知道神明介入了,就有機會重啟談判。因此,等待神明受理案件的緩衝期間,也是當事人重新調解糾紛的機會。例如原本要不回來的一百萬,可能重新談判,先從三十萬開始還;或是原本老公有外遇不承認,現在知道有神明在看,就有可能乖乖回家。
神明的功能:化解瘟疫與悲情
生、老、病、死,人生在世有各種困難,除了前述善惡的對立、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紛,人們還得面對瘟疫的考驗。而在醫療不發達的時代,傳染病也帶來了一些宗教活動。
以前臺灣移墾社會,建設還沒那麼完善,夏天一到,瘟疫就會更加嚴重,這時就靠祭祀五瘟神來驅除瘟疫。例如,臺南市在清代就有瘟神廟,裡面供奉來自福州的五福大帝,即五瘟神。五瘟神的誕辰是農曆五月五號,即是因為天氣從端午節開始變熱,蜈蚣、蛇、蚊子、蟑螂、螞蟻都跟著跑出來,傳染病也在這時開始出現。
除了氣候因素,瘟神也是世界性的現象,而且跟「港口」和「船」非常有關係——以前黑白電影中的吸血鬼,就是帶著「老鼠」手下坐船去感染人類,就像黑死病的感染途徑一樣。而十九世紀末的臺灣,在依據條約開港通商後,雖透過淡水、安平、雞籠、打狗等港口將銀子帶進來,卻也同時把細菌和老鼠給引了進來。
從歷史來看,許多傳染病都是從港口由船帶進來的。在此歷史與社會脈絡下,就發展出了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的「燒王船」儀式:王船在地方繞道,由道士替大家懺悔,並請瘟神離開,最後再把所有髒東西跟著船一起燒掉,達到淨化功能。
到了二十一世紀,許多瘟疫已能藉由醫療控制,不再透過這些宗教儀式來驅除。因此,現今東港迎王祭典遶境時,改在曾發生過車禍、自殺、意外等事件的地區,讓畫著臉譜的「魔鬼特攻隊」──八家將、五毒大帝等陣頭,趕走地方上的厲鬼和災禍。有些家庭還會準備紙人替身,讓它替家人承受髒東西或壞運,再和王船一起燒掉。
不止於迷信的宗教信仰與受難儀式
以人類學家特納(Victor Turner)提出的「社會劇場」和「受難儀式」概念來理解,這類儀式其實是在回顧當地的悲情、驅逐不平安。同時,還有另一層意義是,讓民眾面對自己的痛苦。
現今有些人會到東港東隆宮改運,讓「班頭」拿著溫王爺令旗打自己的手心,或用板子打屁股,還有人會戴上紙枷當「犯人」。這些都是屬於王爺信仰的受難儀式,透過宗教儀式來解決自己的罪惡感。康豹在田野調查時就曾看過,令旗連信徒的手心都還沒碰到,那個人就開始哭了,因為他正在坦然面對自己的內心。
宗教有時會被看成是一種「迷信」,但透過這樣實地走訪臺灣各地廟宇的研究,讓我們對宗教有了不同的理解:無論是化解悲情的受難儀式、明辨是非的神判儀式,或是重啟調解機制的告陰狀,表面上是宗教活動,其實都是在處理人們的心理問題或是社會問題。
晚明古人瘋旅遊,竟還有炫耀文、套裝行程?
⊙從歷史看旅遊發展
當今人們出遊前,往往會靠閱讀朋友的心得文安排景點,或看看部落客推薦哪裡有美食;出遊後會在熱門景點拍照、打卡,分享到社群網路,再期待別人來按讚留言。這些旅遊行為,其實跟晚明的古人有異曲同工之妙,本文藉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巫仁恕研究員當導遊,一探晚明有趣的旅遊風氣。
江南──晚明的熱門「打卡」景點
若穿越回明代,除了看到幽雅的園林、風流的江南才子,你還會發現許多熱衷旅遊的古人。巫仁恕在蒐集史料時發現,晚明時期旅遊書的數量達到巔峰,旅遊活動從上層階級普及到庶民,甚至發展出商業化的住宿、遊船、套裝行程。而回顧歷史,「交通發展」是促進旅遊的關鍵要素。
中國古代的詩詞中,常可見大量關於山水的描述,在晚明遊記中亦然。例如明代楊爾曾的旅遊書《新鐫海內奇觀》,不只透過文字描繪遊覽心得,也畫出具象的風景,筆法有別於強調意象的文人山水畫,更加引人嚮往。
晚明文人們的遊歷地點,大多按照過去文人所推薦的景點來決定。只要某位文人曾寫下關於某地的山水,那地方便像歷史文化遺產般,成為後代文人拜訪的景點。
大多數文人會選擇方便抵達,或是受到多數人歌詠的景點旅遊。若交通不便,就算是名山大澤,因為有所費不貲與風險高的問題,能夠前往旅遊的人自然就少。例如明代文人費元祿,曾解釋他的家鄉鉛山縣雖有美景,卻沒人知道:「要以地僻,故未經驗雅之士品題耳,不當以目論也。」因此,容易到達的地點自然會成為眾人遊歷的地方,像是江南一帶。
晚明作家李日華的旅遊路線中,即顯示身為嘉興人的他,經常到附近景點遊歷。旅遊行程若跨越他省,當時便稱之為「壯遊」;在近處可一日來回的地點,則稱為「淺遊」。
晚明時期雖有某些山水景點是大家所一致推崇的,例如五嶽,但當時的文人仍多只在江南遊歷。例如明代的江南文人黃省曾,喜好遊歷的他,曾經在應京赴考途中因為聽聞西湖之美,便激動著裝前往,遊玩數日而不應考。黃省曾還自號為「五嶽山人」,然而他卻未曾到過五嶽,其遊歷大多仍侷限於江南地區的景點。不過,這並不表示明代就沒有真正會到各地遊歷的文人,像徐霞客就頗具冒險犯難精神,遊歷的地方也相當多,但像他這樣的例子畢竟是少數。
漸漸地,「江南山水之美」成為描繪各地風景的比較基準、美好景緻的代名詞。例如,清代才子紀曉嵐被流放到烏魯木齊時,曾說烏魯木齊當地風景就跟江南風景一般美好,顯示出文人無論是去山東、北京,還是烏魯木齊,都會以江南的視角來套入這些地方。
關於江南山水美感的塑造,還有另一個例子可以佐證。清初《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曾說,人生中必遊的五個地方,分別是北京、揚州、蘇州、杭州與南京。除了政治中心北京之外,其他四個地方都是位在廣義的江南地區,象徵文化重鎮非江南莫屬。
旅遊在晚明雖蔚為風潮,但地大物博,仍有許多地點未曾被拜訪過。而那些初次被書寫的山水,就成為新開發的景點,被文人書寫後,便成為其他文人爭相拜訪的地點——愈多關於該地的記載與題詠,那個地方便會愈出名。
所以,有許多熱門景點是被文人塑造出來的,透過文人的題詠歌頌,美感隨之建構而成。但這些地方是不是真的很美,就見仁見智了。舉例來說,飛來峰是杭州著名的景點,關於飛來峰的歌詠,不僅明代文學家,好幾個朝代的文人都曾為它撰寫文章。但巫仁恕親自到訪飛來峰後,卻發現實際看到的,和閱讀而來的感受存在很大的差異。
晚明文人為何寫遊記炫耀?
就像西元二○○○年前後,臺灣樂壇市場成熟,有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的歌手來臺發片。江南是晚明的文化中心,文人也會到這裡遊歷、社交、撰文,以爭取更多曝光與認可。因此,書寫遊記就是文人展現文化資本的手段,除了炫耀,還有社會、經濟上的考量。
不過,有些當時的筆記小說提到,部分文人不會親自去旅遊,而是派「僮僕」去該景點察看,回來後報告景點長什麼樣子,文人再去杜撰這些遊記,並以寫了多少遊記來彰顯自己的身分地位。例如,清代徐揚所繪的〈姑蘇繁華圖〉,即有僮僕拿著提盒跟隨文人遊歷山水的景象。由此可見,當時因為寫遊記的風潮,衍生了不少奇異之事。
晚明旅遊的舒適性與娛樂性,亦成為有別於當時他國旅遊的最大特點。各種精緻化的工具應運而生,例如美觀、具不同功能性的畫舫,放置食物的提盒、烹茶煮酒的提爐等遊具。另外還有跟隨文人出遊的僮僕與歌妓,或是因旅遊而生的游道論述、雅俗之辨等,都反映了士大夫想塑造的身分與品味。
不輸文人!庶人的必玩行程
晚明文人寫了許多遊記,但,庶民會參考這些遊記嗎?
關於傳統中國人的識字率,美國學者羅友枝(Evelyn Rawski)曾做過估計:在一八八○年代,男子識字率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女子則只有百分之二到十;城市裡的男性又比城外的較高一些(但此數據僅供參考,學界尚無法完全證實)。如果再往前二百年推測,晚明的庶民識字率應該更低。因此,巫仁恕認為,晚明的庶民看不懂,也不會去看文人所寫的遊記,反而是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旅遊文化。只不過流行在庶民間的景點,與文人遊歷之處多有重複。
庶民的主要旅遊形式有兩種,分別是節慶廟會與進香團。節慶廟會多是慶祝神明的誕辰,但神明的誕辰日子是「人」訂出的,所以這些時間,其實就是配合農閒休息之時,提供庶民休閒活動的空間。而都市裡節慶廟會所拜的神明亦然。無論是手工業或商業所拜的神祇誕辰,都是配合該行業的休息時間來制定的。
至於進香團的發展,在晚明最為明顯。進香團與節慶廟會不同,路程較遠,且不是配合某些階層的時間。除了庶民,士大夫與士女閨秀也會參與進香團;儘管有許多士大夫不願意家中婦女參與路途遙遠的進香活動,但只要女子們以「還願、求子」等理由說服家中男性,多半會成功。
現代進香團與晚明時期相比,除了交通工具不同,其他內容幾乎都很像,如同套裝行程。晚明的進香團在搭乘船隻時,會在船上掛著寫有「朝山進香」的旗幟;也有專門接待進香旅客的旅行社,叫做「牙家」,負責協助旅客旅行中的吃喝玩樂所需。
在史料中,可以看到當時的進香活動也兼具娛樂性質。例如費元祿在其著作《鼂采館清課》中,提到士女禮朱元君神的活動「笑語喧騰,樂聲間作」,顯示進香活動還是帶有濃厚娛樂色彩。甚至在佛家七月的盂蘭齋會中,宗教活動「長者布金,士女施金錢以千計,冀繳福田利益」,或是「余從九陽江望河燈,下龍門關數里不絕,無慮萬點,若星漢錯落,珠連璧合,波文蕩漾,足當水嬉」,都顯示了香客與遊客難以區分。
晚明古人這麼愛玩,不拚經濟?
晚明有些地方官員或士大夫認為旅遊會造成奢侈浪費,甚至因為重農輕商的傳統觀念,而認為旅遊會影響民生或國家稅收,因而主張禁止旅遊活動。不過,從當時的文獻資料來看,並沒有人因旅遊而破產,反而是賭博與打官司容易使人傾家蕩產。
其實上述禁止旅遊的理由,是許多先入為主的傳統觀念所致,例如奢侈浪費這樣的批評,本來就是來自因人而異的消費習慣。
巫仁恕以「社會經濟史」為基石深入探究,看到晚明旅遊風氣盛行的表象之下,更深一層的文化史。旅遊在晚明帶來的正面影響是促進經濟發展、象徵社會繁榮,甚至也反映了當時的太平景象。下面就以「轎子」、「路程書」、「社會結構」為例,說明當時旅遊風氣的盛況。
第一,轎子。南宋已有轎子,但當時純粹做為日常交通工具,到了晚明卻開始做為「旅遊」用途,這背後原因與人口有關。晚明處於人口爆炸成長期,有一億多人口,勞動力十分充足,卻也使得每人可耕種的土地愈來愈少。而這時旅遊業的發展,恰好創造出轎夫、舁夫、牙家等大量的人力需求。換句話說,旅遊活動的興盛,其實代表著國富,同時也製造了許多就業機會。
第二,「路程書」的使用。路程書是古代商人的交通參考書籍,可以指引商人到外地貿易時,該選擇陸路或水路。例如,文林閣唐錦池刻印刊行的《士商類要》就介紹了各路程中的各種旅遊景點;晚明黃汴所編撰的《天下水陸路程》,也同樣在路程後面附有旅遊介紹。原本路程書只用來做為交通參考,但因商人在旅途中會順便觀光,所以路程書也兼具旅遊指南的功能。
最後,從社會結構面來看,晚明商人群體崛起、社會地位提高,引起士大夫內心的焦慮。士大夫想與商人做出區隔,因此需要展現自己獨特的旅遊品味。
逆轉勝!工業革命下的英國旅遊業
從全球史的脈絡來看,現代旅遊業的發展是從英國開始而逐漸流傳開來的。然而,十八世紀以前,英國能旅遊的人非常少,大概只有貴族才能進行旅遊活動。相對地,十六世紀的晚明,旅遊業已發展出商品化與精緻化,甚至庶民間也流行旅遊。
從十八世紀以前,西班牙及葡萄牙傳教士到中國遊歷的記載中,可以發現,他們對晚明之後的旅遊發展感到非常驚訝。遊記中描述了轎子的舒適、鋪得十分平整便利的道路、非常舒服精緻的畫舫,同時也讚揚旅館的普及。這些設施的體驗,遠遠超過當時歐洲所及。
從近代史來看,晚明旅遊業超前世界一百年。但到了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英國旅遊業有了革命性的發展。
英國先是在道路的修葺、馬車避震的科技改良、鄉村旅館的精緻化方面,逐漸超越中國;加上中產階級興起、消費力提升,更加帶動英國旅遊業蓬勃發展。隨後的工業革命,也促使英國旅遊業有了革命性進展。因此,十八世紀後,親歷中國的歐洲人開始對於中國旅遊經驗給予負面評價。到了十九世紀,歐洲鐵路普及,中國旅遊業與英國相比,落差更大。
從近代史來看,旅遊業對於文化和經濟發展,都是有所助益的。若問及當今臺灣是否應多發展旅遊業,或許我們應先改善交通的便利性。許多人喜歡到日本旅遊,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有很便利的交通網絡。從轎子、馬車到鐵路,旅遊業的現代化,與「交通工具」的進步有極大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