蛻

推薦序

 

近距離與遠眺

張亦絢（作家）

 

　　賀淑芳的〈十月〉講日本女人菊子十歲被賣到山打根，愛上從基隆去的牧師。時間是孫中山革命的年代。或許因為我留意過相關歷史，小說讓我驚豔無比。在「聖與非聖」、「潔與不潔」中的梭巡，絲毫不做作，那真是功力──儘管小說可能有點晦澀。賴香吟早期偶也晦澀，我也不覺得不妥──有些東西就是晦澀保得住濃郁──有天突然就敞亮了，也有敞亮的好。過去的賀淑芳也並不掉入文藝腔，但還是保有不少書面語的特質。《蛻》令人感覺是巨大轉折。以往只是內容的野性不羈，這下在語言上也放開了。活得不得了。有時甚至感覺到人物就在面前呵氣，非常血肉之軀。

 

　　強烈的生命氣息──使用這種熱燙風格處理「歷史」，頗有藝高人膽大的味道。因為原也可以走黃碧雲《盧麒之死》的路，更冷眼旁觀些──結果沒有。兩者各有所擅，黃的優異比較好懂，但我感覺賀淑芳在倫理上也做足了非凡功課──因為，不經深思熟慮，很難「縱身躍入」向來噤聲、連研究也半空白的歷史事件。寫作者常問，對於真實歷史事件，小說家到底何處可寫？何處不可？我以為這沒有鐵律，但原則肯定是有的。這幾年，儘管國家人權館與出版社合作出了兩大套「白色恐怖」散文與小說選，或可說台灣在「文學與歷史創傷」的主題上，進入較能聚焦的時期，但眾人疑問仍多，也都覺得要觀摩世界各地旨趣接近的作品。《蜕》固然可放在馬來西亞或馬華的脈絡，但對台灣方興未艾的「歷史創傷」深化書寫，也不啻是場及時雨。

 

　　「五一三是馬來西亞歷史的分水嶺」──我讀完《蜕》再回去看歷史書，「五一三」並非完全沒被提及，雖然有些只說「一九六九年的種族衝突」──但史書存在若干問題：有從反殖民或國家治理角度出發，只把該事件視為首相東姑‧阿布都拉曼任內的汙點，讚許之後「新經濟政策」安撫了馬來人。另有盡力逐日還原經過的，但作者似也感到官方資料太占比重，即使力求完備，也難「稟筆直書」。五一三事件後，馬來西亞出現過明訂禁止討論的法律（註一），對言論自由與學術研究，自有靳傷。二○○○年後，都還有人因與官方觀點不同而受罰。歷史書都表示五一三有其嚴重性，但嚴重在哪，偶爾語焉不詳。讀過《蜕》我才懂，因為「華人移民」在這段歷史中不怎麼被當成記憶主體，也幾乎不被賦予視角。──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不知道怎麼思考移民，移民好像歷史中的模特兒或假人──被推倒或送命了，還是不痛不癢──有部影片多年前揭發法國的醜聞，有個政策寧可付錢給北非移民後代令其「歸鄉」，也不願接納他們。然而，這些移民當年之所以來到法國，完全是因為法國缺工而主動大量招募。「中英北京條約」的簽訂，使英國可以將中國的勞動人口運往其殖民地馬來半島，一八五一─一八七五就估計有三十五萬契約華工構成「移工潮」（註二）。另外，也有前來依親者。

 

　　割膠、洗錫米等華工寫照中，賀淑芳除了帶入了「奇蹟寫實」的色彩（如同「母親挖墳」一場），也深描了參與其中的女性與兒童。〈我父陳亞位〉裡，陳亞位到吉隆坡時才六、七歲，從沒上學，不會聽講馬來話，但會製鞋。五一三時，十歲兒子失蹤，夫妻關係也生變。多年後，在車站巧遇前往應徵新職的女兒桂英，不欲拿女兒錢，謂女兒錢要養女──後接桂英想起弟弟與清明。

 

　　父女一向疏離，卻非無情──這段文字無甚奇，但除了寫出受難家屬如何一生為傷痛縈繞，在寫親情上，幾也是萬中選一。桂英「外婆家屋被燒了，沒有人逃出來」，老人小孩無倖免，燒死前遭劈砍。例外是出門工作的阿清阿姨與三舅，後者受馬來人保護躲過。官方公布有七百多房屋受損，流離失所的人也上萬。（註三）「外婆家」只是眾屋之一，但就家族來說，卻幾近滅族。受難的單位不只個人與家族，還有「愛人們」。楔子裡就開宗明義，記憶也與求愛相關，兩者要跨越的困難都必須承認自身曾有真實「壞情慾」。賀淑芳的大宗記憶者，除了是女性，也是愛慾者。邊洗衣服邊哭喪子的桂英母親葉金英，有情夫阿良叔叔。桂英與阿斑在一起慾火高漲。然而，五一三那一日才「為戀愛鋪遠路」地，特去拿鞋的阿清姨，在路上失去又是密友又是情敵的友梅，還「全家死那麼多人」。感覺到與死亡深連，阿清覺得「我不能再戀愛了」。死亡的威嚇能閹割多少？小說哀悼死於暴力，但並不與死亡連成一氣閹割人物，這是愛慾立場能夠帶來深刻人性的表現。

 

　　馬來西亞史很複雜，最忌以其他歷史「以此類推」。史上固然出現過歧視華人的種族政策，但要化約所有馬來人皆信此道，也很可疑。《蜕》面質也扭轉了歷史刻板印象，但先於一切的，還是「以文學技藝轉變記憶基模」的批判與實踐。血脈、族群或國別，是十九世紀遺留的長期記憶基模，親屬世系以及與國族有關的年代，至今仍是強勢基模，經常犧牲其他基模或作為其他基模的「遺忘機器」。譬喻而言，賀淑芳的記憶之屋，不是家祠，更近萬應──它補綴連補綴的「百衲被」組織，容納了更多族群二分外的感懷與見證──〈宋紅歡與宋萬波〉是較鮮明的例子。小說一方面近距離地擁抱了愛戀與生活的肉身痛楚，另方面，也不忘遠眺歷史（或對或錯）給定的身分與包袱。兩者的高反差交錯，帶來極其繁複的衝擊。既形成小說家獨特的五一三文本，也深切地對應近年藝術文化領域，對於「後國家之必要」的思考。

 

　　（註一）「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過後，修訂憲法第十條，禁止公眾人士討論四項敏感問題：公民權、國語、馬來人及其他土著的特殊地位和其他群體的合法權利、以及統治者的地位。」陳鴻瑜，《馬來西亞史》，二○一二，蘭台出版。頁四三九。

 

　　（註二）陳澤憲，〈十九世紀盛行的華工契約制〉，轉引自張義君，《英屬馬來亞霹靂州怡保鎮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一八八八─一九四一）》，二○一七，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註三）陳鴻瑜，«馬來西亞史»。

 

推薦序

 

小說的在場

童偉格

 

　　·作者初稿題為《繁花盛開》。

 

　　《繁花盛開》摹寫記憶，既事關人對往事的重述，也事關重述者，對記憶本質的體感。記憶的本質，如辭典裡，簡潔卻深邃的定義：記憶，是「一種將事實保留在意識裡，並自由調用的權力」。記憶即權力。深邃，因為辭典的簡潔，也許，暗示了現世之中，多數時候，保留的不可能，或自由的不被允許。大概因此，關於記憶，我們已有許多表陳事實禁制的討論。如小說家昆德拉，闡述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歷史學家東尼‧賈德，則論證「記憶責任」，與「記憶自身」的不同——幾乎沒有例外，國家，總會以集體責任論述，規訓她的公民，對個體記憶的調用方式，從而，以再製記憶，來成就失憶的正當性。

 

　　上述闡述與論證，亦可用以扼要界定《繁花盛開》，所思辨的規訓框架。小說近尾聲，賀淑芳藉蘿（小說主角之一）的發現，為讀者捻明：關於五一三事件，這個集體之殤，是國家，「製作了一張面具」，且「認為只有它給的版本是對的」。而必然，在禁止追查真相、也就不容究責的情況下，國家，也一併「封鎖上那條本來可以讓整個國家、種族、關係，去深刻蛻變的那條路。」

 

　　這一切禁制的基礎，是國家檔案局裡，一九六九年，整年份報導檔案的「缺席」。如小說最後所述。然而，賀淑芳書寫的獨特，倒不在嚮導讀者，直面國家已做成的，如斯澹然、近乎無恥的抹消；且讓讀者，再度同感義憤。獨特的是：早在抵達上述「缺席」以前，小說家已以全部可能的篇幅，為我們，專注複現了不同個體，各自記憶自身，可能的繁然。也許可以說，這正是整部《繁花盛開》，明確的書寫意向：背向集體繫年的懸缺，小說裡的重述者們，乃以個人生命史，來合力繫年；背向歷史檔案的真空，這部小說，則讓事關歷史的書寫，有了如實存有的可能性。

 

　　虛構小說因此，是事實意識的重新在場。獨特的亦是：在賀淑芳書寫中，那些虛構的個體們，毋寧已為懸空的理想主體，預習了「深刻蛻變」的苦痛歷程。如小說裡，這同一位蘿，對生物蛻皮之致命性的查察。歷程是：一個個體，從呼吸器官深處，撕扯出一層內膜，「從體內脫到外邊，一個差錯，就會堵塞呼吸，窒息，死」。然而，倘若能倖存，則蛻去的舊我，將成新我的食糧；新我「喫掉它，活下來，恢復力氣」。倘若記憶的重述者，能從被重述所召還的苦痛體感中倖存，則脫蛻的內傷，將亦可能是新我，未來的養料。

 

　　一種對主體修復的猶然深許。記憶的重述，與記憶的實感如是，在《繁花盛開》裡密切相關。兩種力學也因此，在小說裡悖論衝決。其一，是關於五一三事件，所固著的受難現場，小說家，以葉金英、葉阿清、陳桂英，及更多角色，各自的見歷來分述。其二，是關於那般綿長的受難其後，小說家則由蘿，這位並未親歷現場之人，來重證受難的實然——它的後效，它對「整個國家、種族、關係」所造成的難明傷損，可能是什麼。前者，繫連起歷時近半世紀的線性敘事；後者，卻令小說自身的線性邏輯可能翻轉，也使《繁花盛開》裡的眾聲敘事，有了叩問同一緘默的嚴峻色澤。

 

　　翻轉，因為我們將會發現：也許，是因最後，蘿的夢境裡，那位困居地底的長髮畫家，才有了由最初，「楔子」裡的作畫女人所帶起的，這整部體感五一三事件的小說。也因為，如母親陳桂英等倖存者，他們，以各自生命史，去碎夢一般留挽的受難事實，最後，在蘿這位遲到之人的見歷裡，首先，已是「希望之谷」（痲瘋病院名）左近，遍布雙溪毛絨亂葬崗，卒年，同歸一九六九的墳塚群。

 

　　蘿的「在場」：她的生命有多長，五一三其後的時光，具體就有多綿長。嚴峻，因為對蘿而言，記憶如墓碑，是符徵，無記憶，卻已是符旨。也許從此，如母親等人，那般緘默過盡的生命，無法，不形同她必須單獨一身，疊納於內裡的膜衣。對她而言，緘默者的步行，總也昭示未被聲張的創傷，一再的如履。這是說：也許，對遲到者而言，「記憶責任」與「記憶自身」，確切相互索引。記憶的責任，求索記憶自身，自湮滅死境中穿渡。

 

　　嚴峻，也因為就上述，對主體修復的深許看來，我猜想，「希望之谷」裡的「希望」一辭，在小說裡，並非反諷語相。希望，亦是確切的，一如自覺承擔責任的記憶者，堅定所想修復的記憶自身。相似希望，智利小說家亞歷杭德羅‧桑布拉，亦曾在《回家的路》裡思辨。這部小說，回顧兩次強震間，歷時二十五年裡，國家，對個人記憶的禁制，並重省一名遲到者如「我」，自覺的書寫意義。「我」認為：「放棄一本書，是因為終於明白它不屬於我們。我們如此渴望讀到它，以致一度堅信我們該親自去寫。我們厭倦了等候別人寫，然後我們再讀的過程。」

 

　　與此相反，則縱然艱辛與困難，卻不放棄去完成一本書，必然，是因書寫者仍然堅信：死者被封印在緘默裡的生命，與我們有關，就是我們，應當清償的記憶債務。就此而言，小說的在場，體現為對「缺席」的執著穿視。小說寄存的希望，因此，總也深許著某種不可能的歸返。只有虛構能為的歸返。

 

　　相似的不可能，賀淑芳顯然琢磨得更深切。我也猜想，關於歷史書寫，這正是《繁花盛開》裡，最獨特的實踐：面對真相空闕的冷硬現狀，一位必然遲到的虛構文學創作者，不放棄去干預，必然，還會更愈遲到的，所謂「歷史自身」。也許，可以更簡單說：無論歷程如何艱難，《繁花盛開》的落實，就是果敢的宣告——我們不再等待，有人來允許我們，成就死蔭之谷裡，記憶的破土，生機的贖還。

 

後記

 

　　我帶著小說搬遷好幾個地方，沒想到最後竟會在淡水寫下句點。小說原題《繁花盛開的森林》，七月初才定名爲《蛻》。初稿是在新加坡開始的，之後回到金寶小鎮繼續寫作，時間一晃就三年多。直到三年前才搬來台灣，夏末九月，從學校回來開門進屋，午後陽光從紗窗照進走廊，心情有點舒暢時，才發現隔壁門牌上的數字，湊巧就是五一三。

 

　　在它旁邊住了三年，時間久了以後，我經常很擔心，小說會否完成不了。直到現在，仍然無法置信，小說已告一段落。由於忽然身在不同位置，對於國家、家，跟個體，總會想很多。這段突然跟家鄉拉遠的日子，也讓我得以跟近幾年來對身分認同漸趨穩定的想像，有了剝離，發現自己處於更多不確定的灰域，卻使得我更常去想，諸如什麼是「家」的問題，小說本來的敘述「動機」就有了變化。

 

　　也許因為聲腔開始改變，不只如此，連說話的速度也變慢。然而在家鄉，我說話速度總是很快，氣勢與自信感不同。身體的記憶，超出我心所以為的。我們說話交流，也總是在呼吸和屏息之間交替進行。若說身體就是保存記憶最後的餘地，那麼，家倒可說是語言的源起，是我們有欲望的聲音最初變成語言的地方。萬般不確定中以書寫為家，而文本，該是在這兩者之間替換得到的身體了。

 

　　在家以外，我們遵循的是文法標準的言語，語句都要完整，但在家裡，跟家人說話，即或說得一洞一洞，哪怕只有隻詞片語，或者語句未完，家人還是能夠意會。這麼多年以後，我滿喜歡採訪時聽到的許多說法與語彙，幾乎不可能以華文書面語來文雅地複寫。我就想，要盡量把口語織入書寫裡，要把這許多差異的時間和觀點織覆並存。

 

　　寫五一三時，不能不想到，歷史敘事，怎樣與國家制憲對「種族」的定義勾連。我想借用原住民的「部族」觀點，來補充一個被遺忘的視角。比如在馬來西亞半島，有一個原住民部族，族名叫Temuan，其意為相遇。世間事物有各種相遇，路的交叉，人際之相會，山脈相連也能成高原腹地。族群，本來就是帶著萬殊差異，從四面八方來到同一處生活的混雜群體。

 

　　對事件的詮釋不統一、駁雜，甚至不和諧，帶來繁複，最是自然不過。

 

　　至今，一些事件仍然會不斷反覆提起，為了強調是華人自己導致這暴動。比如，在暴動兩、三週前，在檳城，有個巫統黨員被殺害，屍體被潑紅漆，警方認為是其時鼓吹杯葛選舉的勞工黨成員下的手。五月四日晚上，一個年輕華裔工人林順成在甲洞馬路上塗寫杯葛選舉的標語，被警察槍殺，五天以後，勞工黨為他辦了萬人葬禮出殯。接著，十日全國大選，開票後，反對黨勝利遊行示威。五月十三日，第一件衝突在傍晚六點左右發生，根據John Slimming在Malaysia Death of a Democracy書中寫，觸發暴動的事因荒謬得無以復加，最初，在雪蘭莪州吉隆坡的文良港（Setapak）【註一】，有一個華裔小孩被殺，但當消息傳到馬來甘榜時，不知怎地，以訛傳訛，竟傳成被殺死的是個馬來小孩，在不分青紅皂白的悲情之中，暴動蔓延整個吉隆坡。每個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系統的受害者，這種邊緣的感覺瀰漫兩造。

 

　　到底導火線為何，官方版本（一九七○年，國家行動委員會出版的報告書）認為原因是大選開票之後，反對黨勝利遊行時，言行舉止囂張，觸怒馬來人。官方急於給事件定調，卻沒有去深化對歷史的討論，也沒有接納不同族群的看法。

 

　　要深化對歷史的討論，或者開闢討論，不能只用邏輯或順序發展來理解現象。至今，檔案依舊封鎖，現場逝去，不允公開討論，這集體記憶中的黑色歷史，在後來數十年，不斷反覆回繞成為政治幽靈。

 

　　雖然有以上的介紹，我希望這本書不被看成是輔助歷史了解的材料。文學選擇小寫，並沒有不對。我選擇以開清單般的方式，以一連串補充缺漏視角的小題，組成實驗性的書寫，目的是為了可以有最大弧度，在虛構裡伸縮地書寫被資料匱乏限制的面向，也為了可以擁有最大可能性去接近各人的身體與內在欲望、情欲與孤獨而來的，也許是一些生命邊緣但親密的發現。

 

　　我經常從一篇寫到另一篇，悄悄變更那些相似線索或符號的意義，使其意義或隱喻可以流轉、鬆動而不固定，好讓交流可以活絡，也讓各個部分與部分之間，點線連，就像還有絲線存在，保持希望，總不會全然封閉或斷絕。

 

　　記得數年前在採訪過程中，有一回，一個受訪者曾經吐出幾句憤怒之語，但受訪者很快又說明，自己依舊信任馬來人為友善的友族同胞。我在這次經驗裡感覺到，我們日常在臉書中、在報章裡複述的和諧美好話語，雖然善意，但已經對受難家屬，形成了莫明的壓抑。

 

　　為此，小說必須拒絕只奏和諧之音。雖然只要不去觸及那些負面記憶，彼此之間就可能輕鬆地和平共處，可是這樣就不能學會度越。

 

　　有些壞記憶或黑暗記憶，也許就是那條不和諧的歌弦，終有一日，卻可和往昔連接起來。故事的誕生也許始於，一個人想要解釋此刻，解釋生命怎麼來到這地步，如班雅明說的，為此，「必須從現在逃離」，以便可以深入地回憶過去，明白人生，為此刻重新講故事。因為當現在太過單一視角，喧囂的聲音無法讓人思考，就需要去看回過去，整理記憶的碎片，這是一種解放。

 

　　這過程中，我非常感謝馬來西亞作家黃琦旺以及兩位台灣作家童偉格和張亦絢，為馬來西亞版和台灣版《蛻》寫的序文，豐富了這本書，我覺得自己收到了非常珍貴的禮物。也謝謝他們都有細心地幫我指出小說裡的問題與細節疏漏，還慷慨地和我分享，對書寫未來可能性的發現。

 

　　校對的過程裡總是反覆修改，兩位編輯，吉隆坡大將出版社的盧姵伊（她也是九字輩的馬華散文作家）與在台北寶瓶出版社的張純玲，對我的任性甚有耐性與包容，我對她倆由衷深摯感激。也感謝國藝會馬華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的支持，以及給我這麼長時間的寬容，讓小說得以完成。

 

7月23日 淡水關渡

 

　　【註一】馬來文地名Setapak，位置在首都偏北，直譯其意，可為「一個地點」或「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