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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篇,請自行選擇:
1.唯有「V型選擇」,台灣才能反敗為勝
2.耶魯最會賺錢的「志工企業家」——史文遜投資長的故事
【文章標題】唯有「V型選擇」,台灣才能反敗為勝
(一)什麼是「V型選擇」?
用這個名詞,有三層意義:
第一:V型選擇是英文「Victory」勝利一字的手勢,也正就是二次大戰中,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德軍猛烈轟炸倫敦的危險時刻,宣示「終必戰勝納粹」的招牌手勢;此處是指我們要選擇「勝利」。
第二:【圖一】所示:V型左邊的斜線—DO—一直向右下滑,也就是意指各種綜合指標都在下降;到了谷底之後,終必要出現另一股拉抬力量,那就是右邊上升的斜線—OA—。
第三:谷底翻升的力量,不會從天而降。在民主社會就要看民意的選擇。我認為主流民意是:和平、繁榮、融合。
作者根據當前台灣情勢,提出七個改善因素,希望能促使右斜線—OA—的出現。這七個因素分別為:
(1) 願景(Vision)
(2) 誠信(Integrity)
(3) 承諾(Commitment)
(4) 人才(Talent)
(5) 開放(Openness)
(6) 和解(Reconciliation)
(7) 年輕一代(Youth)
把七個因素的英文名詞,連結第一個字母就是VICTORY。
(二)為什麼民間信心衰退?
【表一】列舉了七個原因,指出政府決策階層的缺失:
(1) 願景(Vision)模糊。
(2) 誠信(Integrity)衰退。
(3) 承諾(Commitment)破產。
(4) 人才(Talent)折損。
(5) 開放(Openness)萎縮。
(6) 和解(Reconciliation)僵持。
(7) 年輕一代(Youth)迷惘。
(三)要用什麼對策來挽救?
【表一】列舉了七項策略,如能切實推動,三年之內台灣社會就會再度充滿生機。這七項策略是:
(1) 訂定清晰的長程與短程願景,全力以赴。
(2) 民無信不立,政界與商界要共同重建聲譽。
(3) 政策要透明、持續、連貫、及可預測性。
(4) 用人才、借腦袋、開創新局。
(5) 唯有加速開放,台灣才有生路與出路。
(6) 唯有追求兩岸雙贏,經濟才有生機,人心才會安定。
(7) 去政治化之後,各種「想像的可能」就變成「真實的可能」。年輕一代,重拾信心。
(四)為什麼提倡「把『可能』變『可能』」?
我曾經寫過:奇蹟創造者是「化不可能為可能」;麻煩製造者是「化可能為不可能」。三月上旬的杜拜行,再度親身看到了他們創造了不可能為可能的沙漠奇蹟。
回到台灣,雖然氣餒,但不能放棄,因此我想在現況下,如果大家勇敢地面對現實,切切實實把「想像的可能」變成「真實的可能」,台灣也就可以避免再往下沉淪。
在全球快速移動的經濟版圖上,一出國門,更會警覺到在被邊緣化中的台灣是愈來愈無足輕重了:國際航線改道了;跨國企業辦公室搬家了;大部分的外資都投向大陸了;大公司也改在別處上市了;跨國企業總裁與國際著名學者,即使順道,也常不路過了;國際會議—即使小型的區域會議—也避免在台北召開了;國際運動比賽,也很難在台灣舉辦了,重要國家的政要當然已經幾十年沒來過台灣了,台灣在世界地圖上慢慢被遺忘。
兩岸沒有直航是一個關鍵性的限制因素。沒有直航,對岸沒有直接損失,卻嚴重地傷害到了我們自己。當這種直航「可能」仍然是「不可能」時,我們就不得不沉痛地說:讓「可能」變成「可能」,真是當前最重要的政策。
我要以六句簡單有力的英文句子,呼籲台灣選民理性思考,共同努力使二○○八年變成V型選擇的元年:
(1) Let’s get it done.
(讓我們做好它)
(2) Make it happen.
(把它實現)
(3) Make a point, no more; make a difference, by all means.
(不要再空談,全力去改變)
(4)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5) We deserve better.
(我們值得更好)
(6) Get Taiwan moving again.
(台灣再出發)
(摘自本書【第一部】V型選擇的架構)
【文章標題】耶魯最會賺錢的「志工企業家」——史文遜投資長的故事
《志工企業家》作者大衛.柏恩斯坦(David Bornstein)旋風式地來台演講訪問,帶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他與星雲大師、證嚴法師充滿智慧的對談,以及與陳長文(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會長)、姚仁祿(前大愛電視總監)的同台演講,再度展現:美國社會的可愛,就在於它們終有知識分子,在鼓吹人性中的奉獻與大愛,這就是軟性實力的根源。
很湊巧地,他走後,在台北又出現了一個成就非凡的志工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以企業家的精神,為非營利事業賺大錢。
(一)為教育賺錢是最有意義的工作
他就是大衛.史文遜(David Swensen),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曾經在華爾街兩間著名的投資公司擔任過資深副總裁,後來被他的指導教授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托賓勸說回到耶魯,擔任耶魯大學校務基金投資長(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決定:他以原來五分之一的薪水回到紐哈芬(New Haven,耶魯校址)擔任新職。
他興奮地告訴住在威州的雙親:「我接受了一個最有意義的工作,去為教育賺錢;賺了錢是為了教育,而不是為那些華爾街的大亨們;我要把耶魯變成一個財力雄厚的長春藤大學。」
他沒有誇口。二十年前接任時,耶魯基金是十三億美元,每年投資賺來的錢,可以支持學校預算一○%;二十年後,耶魯基金已超過一百七十億美元,每年投資獲利的錢支持了學校三分之一的總預算。耶魯校務基金總額全美排名第二,僅次於哈佛,但是基金二十年來的平均報酬率高達十六%~十七%,成績遠遠超過同輩。因此校園中流行著一個說法:「耶魯有三個不可或缺的人物:校長、球隊教練及基金投資長;但是其重要性要倒過來。」
經濟學大師托賓在耶魯退休的酒會上致詞:「我對耶魯最大的貢獻,是把大衛從華爾街找回來。」站在旁邊的他靦腆地回答:「沒有托賓教授的指導,就沒有決定投資的知識,功勞全在我的老師。」掌聲響起時,他這兩年對耶魯的貢獻是每一年超過二十億美元,相當於六百六十億台幣。
(二)為第三世界打開耶魯大門
為母校投資基金賺錢,他最自豪的是:「沒有一個被耶魯接受的學生—大學生或研究生,尤其來自第三世界,會因為繳不起學費而進不了耶魯。」他接著說:「走在校園,看見膚色不一樣、性別不一樣、國籍不一樣的年輕人,都能在耶魯接受這麼好的教育,我再也不會覺得賺很多錢是難為情的!」
如果「世界真是平的」,那麼他與他的投資團隊(共二十位專家)剷平了通往耶魯這所貴族學校之路。事實上,我們中國第一位去美國讀書的學生,名字是容閎,就讀的大學就是耶魯,在一八五四年畢業。
以這位投資長在投資上的貢獻,如果用其他名校採用紅利分享制度,他的年薪應當是三千四百五十萬美元;但是他堅持年薪不能超過一百萬美元。他說:「一百萬美元對耶魯預算來說微不足道,對我來說已經是很大的數字,我不會接受超過這個數目。」
(三)樂當資本主義的異數
整天在數字中打轉,整年為耶魯賺幾十億美元的他,真是華爾街的「叛徒」、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數」。也許正如比爾.蓋茲與華倫.巴菲特一樣:賺錢時就要拚命賺錢,捐錢時就要拚命捐錢。
把他的成就移轉到台灣經濟起飛年代:那就是尹仲容、孫運璿、李國鼎、俞國華、趙耀東等,他們替社會做大事、幫企業賺大錢。他們對國家的重大貢獻,是視為「應盡的責任」;他們對自己的潔身自愛,是視為「理所當然」。
史文遜的投資獲利被視為「天才」,當華爾街的投資者不斷地向他請教時,他決定寫書,把他的經驗「不自私地與大家分享」。他的兩本著作分別是《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與《Unconventional Success: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Personal Investment》。這兩本書都登上《紐約時報》排行榜,他把版稅都捐出來。他婉謝很多以幾萬美元邀請他談如何投資的演講,但是選擇性地擔任了非營利事業的獨立董事(如布魯金斯研究所與卡內基基金會)。
當他常被問起:「你怎麼會有這麼重視教育、輕視財富的價值觀?」他的回答是:「我的祖父與父親是一輩子的大學教授,母親是牧師。全家都是基督徒,六個兄弟姊妹都擁有這種價值觀。」有時,他會再補充:「我還有一位使我本來要念數學而後改讀經濟的中國教授。」
他是我三十多年來在威大(University of Wisconsin-River Falls)教過品學最優的一位學生,選過我四門課,全是A。在贈送我的著作扉頁上,他寫了:「是你的教誨,打開了我學習經濟之門。」
當他去年七月底第一次來台北,接受《遠見》獨家採訪時,他也已經五十二歲了;望著些許白髮的他,我充滿了驕傲。聯想到台灣高等教育的預算不足,不禁要問:台灣的史文遜在哪裡?
(摘自本書【第二部】七個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