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的歲月三部曲之三：海平線

《幽暗的歲月》三部曲臺灣首版自序
序曲
第一章 我要當兵
第二章 奇遇
第三章 決裂與生死與共
第四章 懵懂而惶惑的若若
第五章 愛情圈套
第六章 姐姐與弟弟
第七章 姐姐的愛情
第八章 風雲突變
第九章 逃亡
尾聲
後記 往事如煙

 

推薦短評

　　遺忘是人的本能。如果不能遺忘，腦海將不是海，而是資訊壅塞的泥沼，痛苦的記憶會讓人發瘋。然而，遺忘又是陷阱。當人自以為擺脫了痛苦折磨的時候，必會因為遺忘而重蹈痛苦的覆轍。面對這種兩難處境，許多人選擇遺忘。作為優秀文學評論家與小說家的王斌先生則逆勢而動，為了捕獲塵封的往事並把它們押回來，他不惜與遺忘對峙，以驚人的小說家的筆做了搏戰的武器。勇氣令人欽佩，戰果尤為可喜。這厚厚的三部曲是啟示錄，也是紀念碑，以不容遺忘的筆觸鐫刻著不容遺忘的歷史之痕，必將在讀者的心靈那邊得到無盡的呼應。
 
作者序

《幽暗的歲月》三部曲　臺灣首版自序

　　若不是我在美國的好友吉米兄的提醒，恐怕我也不會想到，要為我的三部曲寫一前言，那是因為該說的話，都在《幽暗的歲月》中說了，好像我無須再畫蛇添足。

　　我一向認為，讓小說自己說話是一作家最好的選擇。現在看來，顯然我錯了。在大陸，某種我們曾經以往熟悉的「現象」又在風雲再起，從而恍若有一種責任在向我高叫：你真的應該說幾句了！

　　這一套以《幽暗的歲月》命名的三部曲，除了《六六年》在大陸出版過外（我專門為了這次的臺灣版，對《六六年》重新做了一次文字的修訂與增補），其餘的二部在我電腦裡已存放了七八年了，有的是因為「題材敏感」（《海平線》），被最高書刊審查機關束之高閣，且不告訴你任何原因；有的似乎因了一段不可觸碰的中共歷史（《浮橋少年》），而被告知不能出版。《六六年》之所以幸運，得益於七八年前，大陸的言路相對寬鬆，這才讓它幸運地得以獲得「示人」之身。

　　我是有意識地將三部曲命名為《幽暗的歲月》，若按這三部小說所涉及的題材內容，它似乎該以「文革三部曲」之謂更顯恰當―畢竟寫的是在大陸發生過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沒這麼做，是我個人認為我的「三部曲」已然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文革小說」，重點寫的乃是「人與命運」。也就是說，當多少年之後，文革歷史在人們的頭腦中逐漸遠去，那些未來的讀者再來讀你的小說時，他們會專門為了文革而來嗎？我想答案一定是否定的，那時他要讀的還是小說作為小說的「故事」和人物，以及人物在故事中所呈現的永恆的人之命運。

　　我厭倦於文革結束後在大陸文壇上一度時興的「傷痕」文學，我以為它讓小說獨有的使命過多地訴諸於政治控訴了。小說一旦被政治化了，它還能稱得上是一部純粹意義上的小說嗎？小說在本質上是超越政治的，若非要將小說之「敘」，納入一個文化範疇，那麼我個人認為它必當高踞於政治之上，歸屬於人類學的文化範疇。

　　在過去的文革小說中，我看到的更多乃是被簡單化的壞人作惡、好人受難，而在其中，文革的「參與者們」則缺乏最起碼的反省與懺悔意識，就好像那場席捲大陸的紅色恐怖僅僅是個別人在施惡，而與捲入這場風暴中的每個個體無關似的。

　　如此一來，文革小說作為一種特殊的中國化的文學類型，便被局隘地限制在了一個狹窄的甬道中了，無以勘破它之所以發生的人性本源乃至其存在本質，也由於此，普通人彷彿都成了在那場運動中的無辜者，只是一個個從這場空前的劫難中走出的「幸運者」，從而得以輕鬆地撇清了自己在這場災難中所應擔負的道義責任。

　　不，不是這樣的，這場涉及十幾億之民族的曠世災難，絕不僅僅是由個別人所為就能達到的，它之所以能夠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生、發展，最終釀成嚴重後果，乃是因為它首先具備了讓這一切人間罪惡得以橫行無忌地席捲中國大陸的土壤，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每個親歷者其實又都是難逃罪責的。我們不僅僅是這場史無前例之文革之禍的受害者，與此同時，我們也在無形中（或在不知不覺中）成了一名施惡者。當這場運動已成一個並不遙遠的記憶時，撫今追昔，回望在那個歲月中我們共同渡過的慘烈人生，以及在此人生中命運的浮沉，我們顯然不能再以簡單的政治眼光去看待了，那是浮淺的，非文學化的。

　　文化大革命在我的三部曲中，不僅僅只是對那個年代的一種文學敘述，同時，它也是我對自我的一個冷峻的審視、追問和反思，亦由此，它便自然而然地上升到了一個形而上的關於人之處境的命運高度，從而也就超越了作為特殊性的所謂「文革題材」，成為了具有普適價值的事關人與其命運的小說。

　　我一直認為，當歲月在無聲無息中悄然流逝之後，文革作為一樁發生在過去的遙遠的歷史「傳說」，存留於世，親歷過那段歷史的一代人，則帶著他們關於那段歷史的真切記憶，早已消失在了浩瀚的時空中，那些未來的讀者，究竟還想從描述那段歷史的小說中看到什麼呢？僅僅是一段殘酷年代的展示？抑或是在那個年代中好人受難、壞人當道？我以為不是的。到那時，那些走在未來之路上的讀者所渴望讀到的，還是在一部小說中所呈現的具有普遍之意義的人性以及人之命運。這才是超越時代的文學，亦由此，這類涉及文革的小說就不再僅僅是在陳述一段特殊性的文革歷史了，而是作為一種鏡鑑過去與未來的提示，警鐘長鳴，從而防止類似的悲劇再度捲土重來，因為它曾讓一個民族為此付出過巨大的血的代價。

　　歷史，從來就是人類走向未來的一面鏡子，藉由於此，人類得以看清自己這一路走來的曾經以往，由此也讓人類認識且從而盡可能地洗刷掉身上的那一層層被隱蔽著的人性之污垢，並對人性在歷史演化過程中的變異及社會機制的「失陷」，保持足夠的清醒和警覺，以避免人間慘劇的重蹈覆轍。這其中，文學最最重要的使命還是：認識你自己，文學也將由此而進入一個至高、至純、至真的境界。唯當如是，文學才能超越某一特定題材的局限，由特殊走向普適性，從而反觀在我們人性與社會中所存有的徵象。

　　即使在今天，我們依然還處在某種知或不知的命運劫難中，且無以脫逃。文革「十年浩劫」這一早已被國人定性的歷史共識，卻被暗渡陳倉地修改為「艱辛的探索」。那場波及中華民族的巨大悲劇，就這樣被人輕輕地一筆抹煞了，變成了是因了某個人為走向「正確的道路」所做出的必要的「艱辛探索」。幾代人為此付出的毫無必要的苦難乃至生命代價，就這麼被輕易地遮掩了，以致今天在中國大陸的許許多多年輕人，幾近不知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十年中，他們的上幾代人都曾經歷過怎樣的罄竹難書的人間苦難。

　　文革的發生，的確具有其歷史的特殊性以及制度性的邏輯必然，但卻絕不可以由此就認為，正是因了其特殊，我們就可以推卸我們自身所應承擔起的歷史責任；在當時嚴酷的政治處境下，發生在我們身上的種種不堪入目的人性「變異」與醜惡，就可以以特殊性為由，為自身的全情投入做出辯護。在一場空前的命運劫難中，個體的道義責任與義務，始終是值得我們去認真拷問和探究的。

　　文化大革命於今看去，似乎已成在歷史中消散的煙雲，但我們這些親歷者在回望那場慘絕人寰的民族劫難時，還當責無旁貸地捫心自問：在那場悲劇中我們在其中又做了些什麼？我們反抗了嗎？我們僅僅只是一名受害者嗎？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我們「放縱」了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肆無忌憚地任意作惡，以致犯下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

　　在那場文革運動中，一代人曾經歷過迷狂、困惑、迷茫及至最後的覺醒，但這個所謂的「覺醒」，又彷彿在隱約地暗示我們，我們似乎無須為這場人道災難承擔任何罪責。若真是如此，那麼我甚至可以說，其實我們並沒有真正地認識那一場波及整個民族之劫難的深重涵義。

　　文學的存在，其實是上蒼賜予一名作家的天賦與天職，饒是作家可以基於「實在」之真相，架構起一個以虛構之名抵達的人性揭示，而虛構在此的本真之義乃是對我們生存本質的一種直視與穿透。這才是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存在的根本理由，它所呈現的，皆是具體可感且經梳理與過濾後的真實存在的人生或命運之向度，與此同時，作家深邃的思考與認知，亦巧妙地隱身在此一被描述的諸多繁複「現象」的背後，最終以結構化的敘事形態，完成對命運乃至人生本質的追問、呈現與揭示。

　　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然抵達了我意欲抵達的目的地，我也不知道，《幽暗的歲月》是否如願以償地完成了我最終的心願？但我知道我為之努力了，這就足慰我心了。當有一天，我決意寫下這個事關文革歲月的三部曲時，我曾暗暗地告訴自己，我要寫下可以留給歷史及後人的小說，它將會延續我有限的生命，讓後來者從我的小說中獲得某種人生啟示。

　　我原以為在我的有生之年，三部曲中之二部將無以見晴空呢，最終我只能以遺囑的形式交代後人，幫我了卻此一夙願。但我萬萬沒想到的是，有一天，一位與我素昧平生的朋友給了我一個伊妹兒郵址，讓我不妨將小說寄去試一試。我一開始還以為這只是一個善意的玩笑。以我在大陸的感受，沒有點兒熟人引薦或背後搞點潛規則，遠在彼岸的臺灣，怎麼可能會有人願意出版我的小說呢？更何況我寫的又不是暢銷小說。我小說的敘事是沉重了，這便決定了它很可能只能是小眾閱讀。

　　我猶豫了幾天，後決定投去試試，我沒想到沒過半小時，秀威的編輯經理伊庭小姐就及時地給我以回覆，熱情地告我三星期後再告知我最後的審核結果，這讓我多少有些意外。她果然沒失言，臨到三週後的一天，一位名叫徐佑驊的小姐主動聯繫了我，告訴我她將是我小說的編輯，而我的小說她細讀後「非常非常感動」！

　　坦率地說，我聽了此言後也很是感動，因為這一疊加句式的「非常非常感動」足見她是認真閱讀了我的小說，且深度地沉浸其間，這才有了如此的「感動」一說。這麼認真的編輯在大陸已然鮮見了。佑驊小姐又說，我在信中道及的《六六年》，是否也能交予她們作為三部曲一併成套出版？這又是我沒想到的，我原本計畫只讓她們出版我在大陸出版不了的《浮橋少年》與《海平線》，若能出版這二本，我已然心滿意足了，我根本沒想到還能作為三部曲成套出版，儘管我確實是將此三部作為一個互有關聯的系列小說來寫的，它們分別展現了大陸文革的不同階段。

　　我愉快地答應了佑驊小姐的請求。此後，我們之間的溝通始終令我快樂，一切都是那麼地舒暢，沒有絲毫的交流障礙，這令我感到了驚異。我這才覺知，臺灣的讀書人猶在，臺灣的編輯中仍有人在熱愛著她們的職業，她們依然渴望出好書，並將此視為自己職業的一份榮耀，在此，我要向她們致敬。

　　對我而言，出版社之大小於我一點兒也不顯重要，我個人的所謂名氣也無須一家出版社來幫我獲得提升，況且我也從來不重視那些無聊的浮名。我是經歷過風雨的人。我更關心和重視的，乃是我是否能遇上知音與知己，她們是否真的認識到了我小說的價值和意義。顯然，秀威的伊庭經理與佑驊小姐認識到了，她們正是我在冥冥之中尋找的最好的出版社和編輯。

　　我期待《幽暗的歲月》三部曲的出版，我渴望看到它們以正體豎排的方式呈現在我的眼前，我始終以為中華漢字唯有以正體示人時，方顯出它的高貴與尊嚴，從此意義上說，我的《幽暗的歲月》能以這麼一種字體形式出版，也讓它們由此而獲得了在我心中的高貴與尊嚴。

　　再次感謝秀威公司，感謝伊庭經理與徐佑驊小姐，沒有比以書交友更讓人欣慰的了，雖然我們未曾謀面，但我已將你們視為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