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反哥倫布及其他/車前子(《百年新詩》語言天才)
一冊詩集:《君子書》。
一位友人:黃粱。
黃粱是君子。君子在物理界必死無疑,然後死而復生,黃粱常常置自己於死地這個事實,至於能否復生,他不管不顧,但也並非聽天由命。
所以黃粱在我看來,多少有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壯,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我早就決定什麼也不去弄明白。要是我想弄明白什麼,馬上就會背離事實,所以我決定站在事實一邊。」
我把《君子書》看做地圖,私人的公共地圖,冠名黃粱的地圖,他在這張地圖上發現──黃粱在這張新大陸地圖上發現舊大陸,他是另一個哥倫布:反哥倫布。
黃粱不懷舊,他是新制,他把舊大陸這塊醃肉逼出鹽分剔除糜爛,成就為抽象而具體的鮮味……彷彿可以返老還童的藥水。
黃粱有藥水般眼神,即使治療抑鬱的藥水其眼神也是憂傷的,憂傷裡,又天真。
憂傷黃粱,天真黃粱,他把島嶼當作海洋,他把海洋當作龍船。對了,龍船上有帆嗎?我想是有帆的,沒帆也沒關係,加一個,碧空,彩雲,一鼓作氣,一意孤行,以沉思、文字與信仰為帆。
雖然有句老話「黃粱美夢」,但我很少感到黃粱做夢,他是無眠的。
他是理性的,黃粱,並不「無限的狡猾」,克爾凱郭爾認為理性具有「無限的狡猾」性質,這是非成像詩人看法,成像詩人的理性在他行動之中凸現沉思、文字與信仰,猶如盲文而不會在黑暗裡解體或失聲。
黃粱的每一行詩似乎都是從一首史詩中突然按住的一行,「我們抓到了泥鰍」,與其說黃粱寫詩,不如認為他在編一部龐大的漢語言手冊,也許是處在源頭的六書與永字八法,「六條泥鰍」,「八條泥鰍」,也許是遣詞造句祕笈,「其中沒有加法」,在精神上束之高閣,在婚禮中琳琅滿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他的詩,即書──「這一整個由形象和記憶構成的宇宙,從不屈服於日常生活的現實。」(阿爾貝.卡繆,《第一個人》)大步流星,我們已經出發去參加婚禮了,它是「日常生活的現實」嗎?不!「親愛的語言」。
書,即宇宙。平行宇宙。多重宇宙。比較誰更真誠,只是:不是情感的、情緒的、情欲的,這種比較出自語言選擇:種子優選法。優選法契約下的眾詞平等。無論哪裡都不賣弄權威。
卻:在詩中允許一切。
真正的詩神聖而無意義。
詩:不斷對自己思維、習性……的質疑。
詩,不能只有跳躍,而沒有遷徙。
「不可靠敘事」。
他是另一個哥倫布:反哥倫布。
……
……
……
(此處需要引入省略號,碼頭下面波光粼粼。)
他是另一個反哥倫布的哥倫布。
在淡水某個街邊酒吧,二樓,憑欄而坐,兩條腿似乎可以伸到街上,好像宜蘭廣場章魚能夠一直遊入太平洋。
那天,黃粱和我談了他的隱居與寫作計畫。現在看來,他實現了對自己的承諾。
微風通透,碟子裡的檸檬完成一幅進攻性十足同時又尚未完成的圖畫:傑出詩人大概會和章魚做愛,他不需要擁抱和撫摸,他沉溺於糾纏與勒索。
「不可靠敘事」:反哥倫布及其他,其他波光粼粼,無法攫取碎片。因為反哥倫布的倒影如此完整,人,完整的人。
黃粱確是完整的人,君子出現,作為眉批。
2022.4.26下午,蘇州
誠的詩學/廖育正(廖人,成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這是一套「誠」的詩學,透過黃粱詩而彰顯。《中庸》言「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以塑造自我並推動社會。然而在現代詩虛張聲勢的流行裡,書名君子,乍看太過懷舊,其實宣告了一種轉向的大自信。黃粱回歸詩之「誠」,試圖以至誠的言語貫通天人,讓人心、詩心、天心相互朗現,這是他的詩學與眾不同的根本原因。
黃粱不只是寫詩的人,他的存在,即表明一種詩學態度的存在:詩品即人品。相信詩藝的品狀,必趨同於人格品狀。詩是文明的核心,是人文精神的永遠前引,也是最深層的自我教育。在黃粱那裡,「詩」凌駕於文字技巧或議題布置,不是標榜自我的社交遊戲,不是出題與解謎,無庸修辭結構的標新立異。詩必須整全身心,發乎至誠,始能經營。在這樣的觀點下,「詩」甚至超出文類,成為人溝通天地的唯一可能。
對黃粱來說,詩總牽涉到生命向度──隨著人的成長、墮落、衰老,而展現出的生命狀態與境界;經營為作品,則成就作品的狀態與境界。所謂「詩」,包含了「生命狀態」與「作品狀態」交會、互滲的總體過程。因此,詩必然嚴肅。並非不苟言笑的嚴肅,而是攸關生死的精神賭注。這意味著詩的鑑賞關鍵在於心靈奧義與精神氣場。在真詩中,智性與渾沌乃可相互辨識。因而真正的詩往往暗示了一套世界觀。人如器,如琴,詩則有音色。聽詩觀詩,可覺察一個詩人的身心靈全體。
黃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往往用語雅緻,基調冷冽,帶著少許的古意。時常指涉存有的整體,或者愛與死的試煉與變奏,多收入《瀝青與蜂蜜》(1998)。如他將愛情喻為黥面,愛就是永生的印記,盲聾又何妨,因為「愛過即是黥面唱出了歌」。那「血色黃昏」神祕而殘忍,晝夜交替燦爛而愛情短暫,終將沒入黑暗。就詩的語調而言,在部分作品裡,黃粱試著模糊敘述者和外在世界的界線,不以過度的我執操縱於存有之上,敘述主體適度的隱匿,大抵源於道與禪的藝境。如他寫菊,一念三千,具象為一念四十九菊花瓣。念與念之間的轉化也是念,一念淡泊出世,一念愛憎苟合,無窮無盡念念相依即生之實況。除了虛靜以外,他的詩也勇於進入歷史糾結,如《小敘述 二二八个銃籽》(2013)等作,讀之令人備感沉哀。
《君子書》裡相當動人的部分是懷人,那是浪蕩人子的還債紀。出乎至誠的詩句,有不捨,有回憶,有悲痛,有遺憾。年少不羈的人子,過了一段自我追尋的放浪歲月,源於直覺衝動而逃離原生家庭,直到父親躺入棺材才回來。多年後他照顧衰老的母親,盡孝盡心,看見「沒有皺紋的詩篇寫在媽媽臉上╱枯萎之後滿室馨香」。以及為一代巨匠葉世強,和琴士莊洗送行之書,皆是生死真詩。浪蕩人子看似瀟灑,但最放不下的還是這些包容他浪蕩的恩人。長久庇蔭的屋瓦終會傾圮,人子繼續獨行於天地,徒留傷逝和追悔。到底是什麼型塑了詩人的心靈,決定了生命的走向?又是什麼使人慈悲,願意不計回報,不計代價地包容善待一位無名少年呢?人子欠恩太多,時移事往,只能深自感懷,以詩相還。
「相對于老,我現在猶然少年╱視死更衣,病酒為樂╱萬壽菊枯萎在眼前╱一萬個閃念霹靂雷電」。詩人總是年輕,即使年歲老大,心態猶然少年,看待死亡也只是一件即將換上的衣服而已。年輕是一種永遠朝向未來的心情,一種展開新鮮局面,拒絕完成的可能性,萬念齊作,甚至到手的成就也可以輕鬆拋棄。一秉真誠,面向未知,堅守心中正義,看重原則,這是詩人永不變的性格或自我承諾。
在中文傳統裡,知音幾乎等同生命的禮讚,有志者覓得知音,即可忘卻潦倒。黃粱既尋求知音,也成為許多詩人和藝術家的知音,從他撰寫詩史,編輯詩叢,策劃藝展皆可見一斑。作為一位廣博深刻的詩評家,他的每次出手皆壯舉:編輯兩大套「大陸先鋒詩叢」(1999、2009),蒐羅中國當代先鋒詩人十九家,並一一撰寫深度評論;更寫出偉作《百年新詩1917-2017》(2020),視野遼闊,詩思精深。他根植臺灣,放眼古今中外,唯對淺薄作態的作品不屑一談。這樣的君子不僅孤高,根本是反世道而行;但他的逆反不是背叛,而是返回一種真樸的人文體性。他堅定關注詩的本質,唯一的價值判準就是詩心。他認為詩人的真正成就無關權力位置、媒體聲量等外在因素,而完全取決於詩歌本身的高度與深度,這使他的詩評論大異於學院著述,創見豐碩十分可觀。
黃粱欲以古典話語對白話文進行淘洗,懷著寓開新於復古之情,對中文傳統進行縱的繼承,企圖融通文言白話和方言。不論那樣的嘗試是否成功,這上溯文化源流的意向總是深刻的。我們的語言不會毫無來歷,我們的意識也不太可能全然懸空於語言和歷史。黃粱深契於古典情性,同時懷著臺灣本土的堅定意識,拒絕參與現代性耗費掏空的遊戲,面向傳統人文,接引廣闊的文化資源,此可見於《野鶴原》(2013)。他甚至自鑄格律,寫作雙聯詩體如《猛虎行》(2017)。凡此種種皆是文化體性的慎思明辨。
黃粱一秉誠的詩心,誠是至道,是至神,是形上之理,更是人世的總原則。唯有在誠的精神朗照下,詩才有合宜的定位。他對詩的一往情深與義無反顧,充盈了君子一詞的涵義:不學詩,無以立,若要學詩,則必須交付全副性命。由此,詩與君子合而為一。這是他以生命活出的真姿態。我會這樣看此書:君子應當作動詞。
誠是詩藝的必要條件。而詩是人真正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