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石頭上的人：花蓮光華村的記憶與哀愁

序一

再一次堆起石頭　構築我們的夢想家園
游淑貞（花蓮縣吉安鄉鄉長）

　　首先很感謝夏婉雲與孟慶玲兩位老師的抬愛，讓　淑貞有幸為這本地方重要的文史著作作序。

　　歷史不僅是書本上的流水記事，更是昔時每個地方人與人、人與事物產生不同的連結和互動，而形成豐富的生活樣貌與情感，或隱或現的體現成為在地文化。然而，隨著物換星移，聚落與生活型態逐漸產生新的樣貌，這樣的改變總是令人憂喜參半，在愛恨交織間常也說不清、道不明，可喜的是仍有如同本書作者夏、孟兩位老師等熱愛鄉土的好朋友，長期透過文獻的爬梳，以及田野調查、口述訪談，當此歷史的節點中，將「光華村原來的樣子」書寫成冊，讓後人能將記憶延續，也把我們對光華村的情感再次凝結不忘。

　　吉安鄉公所也曾在今（民國一一一年）年三月舉辦了「【一九四九彼岸到此岸──落土生根成家園】吉安榮民與眷村故事特展」，記敘吉安眷村榮民從戰爭遷徙到吉安鄉安身立命、開枝散葉的生活縮影及點滴故事。同樣的，我們的目的除了感念前人種樹的辛勞，也希望能將這樣的歷史記憶轉化成砥礪我們持續前行的基石。

　　光華村裡的每一扇門、一卡皮箱、每墩砌石，以及一碗麵，背後都有一段大時代的故事，幾十年來承載了許多歷史的哀愁。我們應該「鑑往知來」，用心感受前人行誼、體會每一段故事裡的「言外之意」，帶著感恩的心、族群共榮，在光華村牽起每一雙手，再次攜手堆起石頭，造就百福具臻的家園。
 
序二

默默承受吉安鄉垃圾的光華村
石福春（光華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光華村早年是一群老兵在木瓜溪河床邊開發出來的新社區。我剛來的時候，整片農地周圍到處都是老兵辛苦挖出的石頭所砌築的石頭牆。

　　我在新北市板橋區長大，求學時認識了內人，幾經交往後終於有這份姻緣，我隨她來到了花蓮。由於宗教信仰的因素，需要較大的庭院，那時到處看房子，都不合適，在高人指點下，終於在光華村找到了目前住的農地。只看了一次，就買下，因為有感受到這塊地是寶地。就在八十七年，我的家蓋好了，正式入住光華村。

　　的確，光華村很美，居住環境很好，從我家就可以直接欣賞奇萊山的美景，據說光華是全台少數幾個在平地可以欣賞奇萊美景的地點。

　　到了九十四年，鄉公所要在光華五街和華城路之間蓋吉安鄉垃圾掩埋場，當然引起村民的反彈，我也是在那時候開始參與村內的抗議活動。可嘆的是都只是陳情沒有收到絲毫實質的效果，垃圾掩埋場還是蓋了。當時有位伯伯說：「我們光華村終於勇敢向政府說不。」那是老兵第一次走出來抗議。

　　無效的陳情抗議完吉安鄉垃圾掩埋場之後，緊接著又陳情抗議龍巖納骨塔，就有了對話談條件的機會。到了一○五年陳情抗議縣政府的北區五鄉鎮垃圾轉運站，幸好這次抵抗成功，政府終於知道光華的能量，不能再對光華村予取予求。但吉安鄉垃圾掩埋場從一開始抗議失敗，演變成掩埋期滿卻變身為吉安鄉的垃圾轉運站，十八個村的垃圾，獨臭一個光華村，光華人要勇敢發聲、勇敢反抗，政府父母官請拿出能力，解除民瘼。

　　從陳情抗議接觸了鄰居，參與了社區業務，曾經擔任了光華社區發展協會第五屆的總幹事，光華村老人會的副幹事。那時農場場員還將近有五十位，常常聽很多伯伯講起光華村開墾的故事，很有趣。後來社區來了孟慶玲老師，從她口中才知道這些故事很珍貴，她也很積極記錄了他們的歷史，幸好記錄得早，這些耆老一個個離開總算挽救了一些史實，讓後來來光華村的人知道光華村的歷史。

　　孟老師做這些工作很辛苦，後來陸續有曾碧霞老師、邱秀蓮女士和劉春興先生的參與，對光華社區的文史工作大有助益。夏婉雲老師的積極申請計畫、協助出書，更是功不可沒。我謹代表光華社區向默默付出的文史工作者致敬，謝謝你們為光華社區的付出，因為你們，光華村的歷史將永遠傳承下去。

序三

漂流木般枯槁的身世與家園──推介《站在石頭上的人》
須文蔚（詩人、台師大文學院副院長）

　　在東華大學任教二十年間，我曾帶領同學深入中橫沿路的農場，探訪鑿山的造路人，也曾進入壽豐鄉的共和村，訪問拓墾荒地建立農場的榮民、眷屬與陸續遷入凋零村落的居民。聽到無數戰士解甲卻無田可歸，離散飄零於山巔、溪谷、平原間，如一截截漂流木的血淚故事。

　　中橫公路絕大多數的工程，是由退伍軍人以十字鎬與炸藥，冒著生命危險開通的，其中殉難者二一二人，受傷者高達七○二人。世人或許聽聞過工程的艱辛，但未必知道，中橫的開通也有著安置榮民的政策意涵，公路沿線開設了不少大小的農場與事業，讓退役官兵得以安身立命於深山與雲霧中。我曾寫下〈雨雪霏霏〉一詩，感念紀錄開路工人的艱辛，也把人們遺忘於山谷的幾代人身影描繪出：

　　採鳥巢蕨的孤兒眼淚落地成霜
　　凝結了父親遺留泥濘中的腳印
　　凍傷了正要結果的我
　　早夭的種子是無聲炸藥
　　重力加速度如萬千落石
　　沒有擊中築路的爺爺
　　沒有誤殺種菜的爸爸
　　新寡的婦人把農藥退給供應商
 　　開放高麗菜園給紋白蝶與小菜蛾
　　把兩代人的肝癌火葬骨灰罈中
　　歸還孩子的吉林鄉音給祖輩
　　我綻放白色哀思在母子的黑髮上

　　以高山上的雪山菫菜之眼，冷眼觀看榮民與孩子在谷地中種植，讓農藥傷害了身體健康而死去，道出雲霧中令人哀傷的故事。

　　接著在一九六○年代，政府進一步號召四千五百位榮民，以美援經費，成立兩個「開發總隊」，在花蓮和台東一帶，開始拓墾溪谷兩旁的荒地。於一批乾瘦枯槁的兵士，如漂流木一樣散佈在鵝卵石上，以鋤頭與雙手，堆疊石頭為堤防，將石礫地馴化為良田，我和同學們書寫的《共和流光》一書，就見證了花蓮農場所在地共和村的前世今生。

　　相較於位於甘蔗田中的共和村，享有日本殖民者設置糖廠建築群的遺澤，帶來文史工作者與觀光客的垂青，木瓜溪對岸的光華村就更顯得寂寥，村門口水泥牌樓上：「發揮戰鬥精神築堤與河海爭地，完成開發任務拓荒使沙礫為田。」寥寥數語，實在無法道盡此地人們的辛酸。所幸有孟慶玲與夏婉雲兩位老師及多位朋友以歷史學家的口述歷史方法，以報導文學作家的細膩筆法，讓弱小與邊緣的光華村民能集體發聲，在《站在石頭上的人：花蓮光華村的記憶與哀愁》輪番上陣，講述在國共內戰與韓戰的經歷、「開發總隊」勞動的艱苦、在石礫地上耕作的不易乃至飽受忽略下的各種生存挑戰。

　　《站在石頭上的人》一書的本質是口述史，有著珍貴無比的時代意義，一方面如同洛夫《漂木》中的哀嘆：「我低頭向自己內部的深處窺探＼果然是那預期的樣子＼片瓦無存」，呈現出讓時代棄置的人們，他們漂流木般枯槁的身世與家園。

　　讀來更令人唏噓的是，光華村不僅缺乏產業的協助，住民必須務農或打零工維生，更長期遭受鄰居「中華紙漿廠」空污的霸凌，但住民又多仰賴工廠提供工作機會，愛恨交錯的情結，也糾結在本書中。更讓人哀傷的是，千禧年後，光華村還要忍受垃圾掩埋場的肆虐。作為紀實文學，書寫本身有著抗議的意圖，孟慶玲與夏婉雲等人更有意為村民發聲，誠如蘭瑟（S. S. Lanser）在《虛構的權威》（Fiction of Authority）一書中所言，讓群體共同發聲至為重要，因為各種聲音的集合就是力量。

　　期待光華村民集體行敘述與發聲，能讓庶民的歷史啟發台灣人，理解無論是中橫或是花東的開發，都有先民的血汗與奉獻。雖然開發者都是飄零者，在今日他們所受的苦痛，也應是我們該重視的，當為之呼痛，為之呼籲，還村民真正的樂土與淨土。

序四

另類石頭記，一部光華史
王年雙（前彰師大國文系系主任、台文所所長）

　　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花蓮縣政府公告「光華農場旁牌樓」為歷史建築，過不久，我就驅車來到吉安鄉光華村的牌樓下，撫今追昔的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自己的部落格裡面。

　　那時我決計沒有料到，慶玲會置產於光華村，更沒想到她會鑽進人群，記錄在地歷史。

　　光華農場開發於民國五十二（一九六三）年，距今都快六十年了，當年場員凋零殆盡，面對這麼迫切的形勢，口述歷史成為慶玲最佳的選擇。就如我任教的彰師大，創於民國五十九（一九七○）年，也在耆舊日益凋零之下，傾全力出了好幾部口述歷史，至於真正的校史，還在等編纂時機。

　　口述歷史看起來很主觀，曾閱讀《李宗仁回憶錄》，這種感覺非常強烈，該書對很多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觀點和評斷，都和我以前在教科書看到的大不相同。這本書定稿於一九六四年，那時李宗仁還在美國，還沒回大陸定居，所以不是共產黨的宣傳品。不但如此，此書是由著名史學家唐德剛撰寫，應該十分嚴謹才是。

　　原來，歷史要求客觀，但自古史書就不客觀。所謂後朝修前史，不都為了後朝統治服務麼？《明史》記載鄭成功派人將魯王「沈之於海」的故事，要不是民國四十八（一九五九）年國軍在金門炸山採石，意外發現魯王陵墓，確定魯王哮喘卡痰，薨於鄭成功之後，這才讓大家明白，清廷為了宣揚平台部隊為正義之師，不惜捏造歷史，使正史成了誣史。

　　史料是死的，解釋是活的。中國史書有春秋筆法的傳統，演變到後來，對於同一人物，同一事物，卻有兩極的評論，我們過去稱太平天國之亂，大陸說成洪楊起義，王陽明曾有討平斷藤峽盜亂的軍功，後來也被說成殘酷鎮壓少數民族起義。

　　如此說來，客觀也只是理想，時代在進步，現代歷史學更應重視主觀的部分，畢竟，在歷史當口上，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歷史人物的主觀成分，在鴻門宴上，范增數度使眼色，三度舉玦，項王終究沒有戰勝自己的主觀。

　　慶玲的口述歷史是累積的，早在女兒和侄兒童蒙時期，她福臨心至的創辦了《我們的報》，聚集婆家、娘家的人力，搞集體創作，家母不識字，她就以口述歷史的方式，發表了一篇文情並茂的〈螟蛉女物語〉，生動的形象，讓我重新認識養我三四十年的母親。

　　光華村第一代場員所剩無幾，但第二代就有不少，有感於人力不足，在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石福春的協助下，曾碧霞、邱秀蓮投入寫作的行列。

　　有人說，歷史追求的是客觀的真實，文學追求的的是藝術的真實，所謂藝術真實，就是感情真實，將口述者的感情世界真實反映出來，真的需要一定的文學素養。至於客觀真實是理想，有賴撰述者採訪過後持續的努力。唐德剛說《李宗仁回憶錄》，「大概只有�5%是他口述，85%是我從圖書館、報紙等各方面資料補充與考證而成的。」我們不能要求相同標準來寫作，因為從圖書館、報紙找不到多少光華村的資料，但考證工作不可少，畢竟口述者會有記憶不準確的地方，撰述之時，必須詳查這些事件平行時空的史料，加以增刪和調整。我看這群寫手們，有的擁有豐富的教學研究經驗，有的具備練達的社會人生閱歷，在在顯示這樣神聖的歷史工作，必能將藝術真實和客觀真實妥切地融合在一起。

　　難得的是，作者夏婉雲教授在地關懷，成長於附近的空軍防空學校旁的眷村，深深被光華的石頭所吸引，得知慶玲等人早有口述歷史的工作，在這些基礎下，力邀著名導演陳耀圻《劉必稼》、學者胡台麗《石頭夢》兩部影片的主人翁之子劉春興加入，提出構想，申請計畫，希望以更寬闊的目標，保存光華過去的記憶，以行動展現理念，至深感動。

　　歷史是過去，政治是當下，經濟是未來，寫作團隊的聚焦工作很迫切。很榮幸在編纂期間，能受邀加入Line即時通訊平台的《光華村書寫群組》，深感寫作成員個個不服老，學習新知，運用新科技，更好地保障工作的縝密過程，更感受到群策群力，積極參與的熱情，有這樣殫心竭慮的團隊，一部在地書寫的典範是可以期待的。

　　民國一一一年九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