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性別作為扮丑──談崔子恩的《以性別及性史之名或曰丑角登場》
許仁豪
時至今日，當我們談到台灣的前衛藝術，台灣的性別運動，台灣的次文化爆發，我們必定談起九○年代。要追索當代台灣的多元文化炸裂奇觀，我們必然要回訪解嚴後的九○年代，那是我們對多元與自由的新時代想像之起點。筆者在九○年代後半進入台大讀書，剛好迎上了性別運動在台北即將爆發的時刻。南部小孩進入台北花花世界，一方面目眩神迷於正在勃興的台北都會景觀，一方面醉心癡迷於隨著運動捲起的諸種潮流性別理論。也就幾年的光景，汙名的玻璃圈，穿上了時髦的文化外衣，慢慢走上大街，出櫃成為爭取認同的同志，登台表演成了睥睨一切的酷兒。追著前人的步伐，筆者在二○○六年來到了美國，西天取經，皓首窮經，從第二波女性主義到第三波，從六○年代公民平權運動喊出的「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到千禧年後性別表演的非本質論（none essentialist gender performativity），上下求索想搞個明白，九○年代在台北餵養自己的那些西天經書，其原典奧義何在？諷刺的是，到了西天才想起中土，外來的經典怎麼能夠適用在台灣長大的自己呢？西天取經回到中土，經文轉譯是否會發生水土不服之事？於是博士論文階段，決定重新思考這西天中土之性別謎團，只是彼時華夷風（Sinophone）起，中華在台灣早已受到根本挑戰，是華是夷，已經成了南島語族起源地的問題。政治不正確的華腦還在想著中土，當時覺得處理不了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問題，是否通過酷兒同志一途，能開出新的逃逸路徑，舊社會與新中國，在兩岸酷兒比較研究之下，會不會突然裂開一道曙光，華夷風散，世界大同？
這是筆者遇見崔子的因緣所在。因為對「中國」的想像，對兩岸「酷兒」可能的團圓寄託，透過留美時期大陸學友的介紹，在某個夏天，終於來到了北京電影學院展開了第一次的訪談。第一次訪談之後便嘖嘖稱奇，此人既不「中國」也不「酷兒」，就當筆者分享該次在中國大陸田野的經驗，網路用到哪裡斷到哪裡的奇事，他卻不疾不徐，波瀾不驚地，大方分享自己被「監控」與禁止教學的長久歷程。言談之間沒有憤慨，沒有驚恐，他像是好久不見的親人娓娓道來，口氣是溫柔的，語調是問暖的，集體政治與個人生活，社會控制與情慾解放，在訪談中，他的語言就是一場性別表演，他的在場就是丑角登場，讓我看明白了，自九○年代起就投入酷兒影像製作與性別政治運動的他，並不簡單追尋西方取經之路，以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為性別解放的終點，以西方酷兒為中國同志之依歸。這些論理都是當前「後殖民酷兒研究」（postcolonial queer studies）的老生常談，但在崔子的語言與影像表演當中，他老早預示了這種極為前進（progressive）的性別觀──性別作為一種扮丑（gender as clowning）。遇見崔子也讓我對「落後」中國的想像轟然碎裂，冷戰以來透過兩個中國，最後在當代漸漸吹起的華夷風，驟然散落，丑角沒有真假，沒有你我，沒有楚河漢界，何必有華夷之分，中西與台海的對壘？
猶記得最後有幸邀請崔子到了康乃爾大學進行一場放映會與講座，那是筆者完成博論前的最後幾個月。當時挑了最通俗的《誌同志》，以中國同志運動三十年紀錄片為號召，試圖引發美國學生的偷窺慾望，吸引最大的觀眾人數入場，但卻同時心知肚明這與崔子酷兒美學的核心相去甚遠。當時大量觀看崔子的影像作品，斷裂的鏡頭敘事、跳躍的人物動機，還充滿著宗教寓言一般的象徵使用，都讓我對其影像的詮釋一再挫敗，最後聚焦在當時甫出版的《北斗有七星》，從酷兒家庭書寫的角度比較研究他與台灣陳俊志導演的《台北爸爸，紐約媽媽》。不得不說筆者通篇論文使用的「通俗與感傷劇模式」（the melodramatic and sentimental mode）分析工具，到了他的書寫時窒礙難行，不像陳俊志的書寫裡流露出的大量感傷情調以及滿溢情緒，崔子的家庭書寫極度節制與工整，細細數來歷史軼事，羅列記憶如同安置展品，新中國以來大大小小的政治動員事件，有時成了滾動更換的布幕，有時成了收音機調撥時不小心對上的背景音樂，那些紛爭與動盪都不是重點前景，而是人在其中該如何與時間搏鬥，繼續扮演、繼續生存，在某些懷疑生存的片刻，會有一絲絲北方緯度才有的溫帶冬天暖光照射進來，那是哈爾濱天主教堂窗戶裡透進來的光。彼時從閱讀中抬頭，恍惚間常常誤以為是綺色佳（Ithaca）教堂頂上的天光，後來查了查地圖，發現兩地的緯度差不多一個水平，不禁想問，是否成長於那樣寒冷地方的人都會追索宇宙與神的問題？而崔子，作為一個信仰天主教，成長於紅色年代的中國酷兒，又怎麼冷靜地去處理內在於生命經驗當中的中國革命、集體狂熱、邊緣性別欲望，還有一神信仰的矛盾與衝突？
筆者在博士論文中終究避開了崔子作品中那個無解的神的問題，躲回了熟悉的通俗感傷家庭倫理劇中。成長於熱帶島嶼的我，超驗的一神經驗只能想像無法體會，宗教經驗之於我更多時刻就是通俗倫理，保安宮裡的三太子，風風火火的父子關係，那是累生累世的冤親債主。論文寫完至今倏忽之間竟然又是一個十年，崔子的《以性別及性史之名或曰丑角登場》竟然要在台灣出版。為了寫這篇導言，於是突然穿越時空，再度彼此相逢，那些逐漸淡去的記憶瞬間鮮活起來，而這次細讀該書，或許也因為年歲增長，時空不同，對崔子的性別美學有了更細緻的認識。
「性別作為扮丑」在此書中表演得淋漓盡致。面對世界末日就要來臨，書中一幫寓言式人物（allegorical figures）還在積極地展開一場變性手術，他們既是寫實的真人亦是超現實的符號，有滿腔話術的性別理論學者，表演哲學家的面具也參不透男男女女；有不中不西的詩人，自我嘉勉桂冠，也談不完本體的問題；還有不同專業的科學家，用貌似冷冽的科學語言，也完不了改造的手術。不管是誰，是面具還是本體，他們都非常醉心於語言的遊戲，還有各種文化用典的徵引，但語言再多、徵引再雜，都無法觸及原始肉身的各種質感與氣味，道與肉身，欲拒還迎，往復來往，關於生死的命題，如同扮丑的性別，變得無始無終。
閱讀本來就帶著慾望，但崔子的酷兒文本卻始終讓高潮延遲，讓認同的鬧劇無法終了。崔子的性別作為扮丑，直視生存維度的所有矛盾：時間的始終，男女的差異，中西的二分，善惡的對立，這關於宇宙一切的二元認識論在這本諧擬《聖經》之作中演示得很清楚了，從宇宙最初三分鐘到宇宙最後三分鐘，人間喜劇既是一座劇場也是一座墳場，既是流血革命的共和國也是高潮射精的烏有鄉，上上下下的演員都是丑角，我們活在一個「戲劇丑角、道德丑角和政治丑角一同竄紅的年代」，三維的性別做為扮丑，那是宇宙真理之源頭活水。
而崔子如果是一位布道者預言家，他留給了我們一個做人處事的真理：「別忘了，也要教導你們的後代習丑角之藝為丑角之為，坦坦白白地立身立行立德立言。」
十年後，我終於明白了崔子的酷兒一神教，其所追悼的是宇宙原初的那個丑角，那個在生滅之間，矛盾之間，善惡正邪之間，誕生於渾沌之中，坦坦蕩蕩光明磊落扮丑的自己。
＊許仁豪，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學術專長領域為現當代華語文戲劇、性別及文化理論、戲劇與社會、西方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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