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真年代──臺灣作家手稿故事3

一代詩魔洛夫

一、

春分前兩日，春雨料峭而細密地落在臺北，驚聞詩人洛夫去世的訊息，不免寒意。中央社的報導，說他係因肺疾過世。洛夫一生寫詩，創作不懈，才剛於一月出版詩集《昨日之蛇：洛夫動物詩集》，他是一九六○年代以超現實主義詩風掀翻臺灣詩壇的元老詩人，他的去世，和去年十二月先他而去的詩人余光中一樣，都讓臺灣現代詩壇錯愕，惟兩人皆高壽而去，亦無憾矣。

回顧洛夫的詩路，始於一九四六年高中時期，當時他是故鄉湖南衡陽的高中生，就已在衡陽的報刊發表詩作，一九四九年隨軍來臺之後，於一九五2年發表來臺第一首詩作〈火焰之歌〉於《寶島文藝》，才開展了他在臺灣現代詩壇叱吒風雲的新頁。一九五四年他與張默共創「創世紀」詩社，次年邀瘂弦加入，形成「鐵三角」，透過詩刊編輯、詩作以及詩論的發表，在詩壇掀起不少漣漪與風暴。

在一九五○「戰鬥文藝」政策雷厲風行的年代，創世紀詩社高舉鮮明的戰鬥色彩，《創世紀》詩刊〈發刊詞〉揭櫫該刊旨趣有三：「一、建立新詩的民族路線，掀起新詩的時代思潮。二、建立鋼鐵般的詩陣營，切記毋互相攻訐、製造派系。三、提攜青年詩人、徹底肅清赤色黃色流毒」；此後的社論也強調「詩的時代性、戰鬥性、革命性」。一九五六年二月，當紀弦成立現代派，發表現代詩的「六大信條」之後，洛夫隨即於三月出刊的《創世紀》發表〈建立新民族詩型之芻議〉，以「中國風、東方味、民族性、生活化」來區別並對抗現代派的「橫的移植」。這是洛夫首次對現代詩壇投出的第一個主張。

不過，到了一九五九年四月，《創世紀》第十一期改版，轉而朝向超現實主義發展，洛夫也開始創作他具有超現實風格的《石室之死亡》，進入一九六○年代之後，隨著紀弦宣布解散「現代派」，創世紀詩社因而取代了現代派的位置，成為提倡超現實主義的火車頭。從「新民族詩型」到「超現實主義」，這是洛夫詩風與主張的一大轉折。

一九六一年七月，源於余光中在《現代文學》第八期發表長詩〈天狼星〉，洛夫也於《現代文學》第九期發表〈「天狼星」論〉，指陳其中有「標新立異」之嫌，也批評其中部分章節以重複詞語製造音樂性的敗筆。此論一出，余光中立刻在在《藍星詩頁》發表〈再見，虛無！〉一文，反駁洛夫的論點，並宣告向「虛無」的「現代詩」告別，從此兩人分道揚鑣，在詩壇分庭抗禮，互別苗頭。這場論戰，被稱為「天狼星論戰」。這是洛夫在詩壇掀起的第一波風暴。

無可否認的是，整個一九六○年代，是洛夫和《創世紀》提倡的超現實詩風擅場的年代。在這個階段中，洛夫先後出版了《石室之死亡》、《外外集》、《無岸之河》（自選集）等詩集及詩論集《詩人之鏡》。這時還是中壯之年的他，已在現代詩壇成為呼風喚雨的核心人物。

不過，他的詩與詩論，也引來這個階段出現的年輕詩人對他崇仰或批判、追隨或離棄。顯著者，如洛夫編選《一九七○年詩選》，引發當時的年輕詩人傅敏（李敏勇）批判他「暴露了嚴重的詩之無知和人格的缺憾」（「招魂祭事件」）；如當時就讀於臺大歷史所碩士班的陳芳明說他提倡的超現實主義「遠離中國的土壤，這是這個動盪的時代，這個動盪的國土所不見容的」（〈鏡中鏡〉）；如當時崛起的青年詩刊《龍族》、《大地》、《主流》、《草根》，乃至進入一九八○年代之後的《陽光小集》，對於他和《創世紀》所引發的西化、晦澀、遠離社會與鄉土的詩風的揚棄……更不用提顏元叔、唐文標、關傑明等詩評家對於他所強調的超現實主義的抨擊了。

面對這些來自詩壇外部與內部的批評，洛夫固然一一回應，但也做了修正和調整。身在風暴中的他，開始放淡語言，逐漸轉回傳統的、現實的題材，而有了新的超越與突破，如《魔歌》（一九七四）、《時間之傷》（一九八一）、《釀酒的石頭》（一九八三）、《月光房子》（一九九○）、《隱題詩》（一九九三），乃至於移民加拿大之後的《雪落無聲》（一九九九）、《漂木》（二○○一）、《洛夫禪詩》（二○○三）……等詩集，多已能化繁為簡、去澀留純，不再以意象的繁複、晦澀的語境和技巧的耍弄為能事了。

洛夫被詩壇譽為「詩魔」，與他出版詩集《魔歌》不無關連，更與他的詩語言的掌握，常有出人意表的魔幻語境，整體表現超脫不俗且變化多端有關，從早期的晦澀、濃稠，到晚期的寧靜、飄逸，他的詩風隨著生命的進程而不執著於一，卻又能在語言上維持一定的藝術性和統一性，足以魅惑讀者，引發無窮想像。這是他從年輕到老去窮研詩語言的結果，也是他在意象經營和意境琢磨上過人之處。他是個創造性的詩人，不斷地創造、超越，正是他的詩具有魔力和魅力的所在。

二、

我與洛夫先生認識，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當時我大三，開始認真習詩，被選為華岡詩社社長，透過已有詩名的渡也引介而有來往。開學後為了籌畫在十一月在華岡舉辦的新詩系列講座，邀請紀弦、瘂弦、管管、張默、洛夫和羅青等六位詩人來校演講。除了第一天講總論的紀弦因為遭逢母喪未能來校，其餘五場均如期進行。我留存的資料顯示，當時瘂弦講「中國新詩的沿革」、管管講「中國詩與禪」、張默講「詩的批評」、洛夫講「詩的語言與結構」、羅青講「中國新詩的展望」。連續五天，場場爆滿，聽眾約有在八十到百人之間，可見盛況。

當時的洛夫四十五歲，正處盛年，他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年初剛出版，《創世紀》在這年九月復刊（第三○期），並發表他改變風格後的名詩〈長恨歌〉，這時是他創作的巔峰。他接到我的邀請，很快就答應了，不嫌華路程遙遠、不嫌演講費微薄，也不擺大詩人派頭，這讓當時二十歲的我特別感動。

事隔多年，我還記得他的湖南腔，他談話時果斷而霸氣的臉容，至於演講內容則不復記得了，只知道當晚他朗誦了《石室之死亡》的第一首詩：

祇偶然昂首向鄰居的甬道，我便怔住

在清晨，那人以裸體去背叛死

任一條黑色支流咆嘯橫過他的脈管

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掃過那座石壁

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

我的面容展開如一株樹，樹在火中成長

一切靜止，惟眸子在眼瞼後面移動

移向許多人都怕談及的方向

而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

在年輪上，你仍可聽清楚風聲，蟬聲

對二十歲的我來說，這是相當新鮮的經驗。高中時我就讀完《石室之死亡》，只覺意象繽紛、語法奇特、想像詭異，但又晦澀拗口，難以理解。這一晚聽他親自朗讀，雖還是不懂，卻別有韻味，而最迷人的，是結尾兩行詩句：「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在年輪上，你仍可聽清楚風聲，蟬聲」。

洛夫先生朗讀這首詩，也意外地啟發了我的習作。一九七六年我開始發表「十行詩」，推敲形式時，之所以選擇十行，就受到這首詩形式的召喚；只有內容和語言的處理，我去除晦澀語法，改採古典意象，並以明朗句法加以變化。這是《石室之死亡》在形式上對我的啟發。

或許也因為這樣，當我大量發表「十行詩」後，他總是對我鼓勵有加。我的第一本詩集《銀杏的仰望》收錄第一階段的十行詩，他就對其中〈獨酌〉、〈未歸〉相當欣賞，要我繼續寫下去，讓我增加信心不少。一九八○年四月，我出版第二本詩集《種籽》，一樣收錄續寫的十行詩，他收到我寄去的詩集，很快就寫信回覆我：

「種籽」是一本光輝四射的抒情詩集，（中略）詩已讀過一部分，後記則已拜讀，感受極深，詩人中能有你如此之器識，執著，而創造力如泉湧者，實在罕見。我一直在期待一位既能繼承前人，而又能開拓新境的年輕詩人出現，而今你的氣候已成，我感到無比的欣慰，且將極盡全力為你鼓掌！

難得見你這樣具有自覺，自信，自負而又有自律的詩人，我希望為你做兩件事，一是寫一篇評介，題目暫擬為「新節奏，新風格的誕生」，但由於蕭蕭對你的形式已有定評，我能發揮的將稍受限制，我也許將以漫談的詩話方式來說，而不做嚴謹的理論是的鋪陳。（下略）

收到前輩詩人殷殷期勉的溢美信，對當時還年輕的我激勵自多。再過不久，我又收到他的信，說他已經寫好這篇評介，以〈新節奏的誕生－讀向陽詩集《種籽》雜記〉為題，七千餘字，將寄給《文藝月刊》和《創世紀》同時刊載。

《文藝月刊》登出後，我捧讀洛夫先生的大文，慚愧與感謝交雜於心，在語言和結構的處理上，我自知缺失仍然甚多，他應該是基於對新人的提拔，才花了時間寫長論吧。我注意到，他特別舉我的十行詩〈心事〉，分析其語言，指出「這首詩之傑出非凡，即在情與景之契合，意與象之貼切，寫盡了作者由沈鬱而無奈，由無奈而悲喜交集，由悲喜交集而怵然一驚的各種心境的變化。」

三十八年前的舊事了，在洛夫先生已然辭世的此刻，重睹此信，重讀該文，都不能不讓我對他當年的栽培之情、殷望之深，備感愧對！

三、

我的慚愧，部分也帶有年輕時對洛夫先生莽撞無禮的愧疚。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事，當年五月，洛夫先生在《中外文學》發表〈詩壇春秋三十年〉，回顧臺灣現代詩壇的發展與流變，這是他應《中外文學》之邀所寫的「現代詩三十年回顧專號」所寫的導論，雖然他自期以嚴謹的態度公正論述，但刊出後仍然引起詩壇大譁，當時老字號詩刊（如《藍星》、《笠》、《葡萄園》、《秋水》等）和我也參與其中的《陽光小集》對於洛夫的論點都有難以苟同之處。

《陽光小集》同仁討論後，決定針對洛夫先生的論點提出回應，並製作「洛夫〈詩壇春秋三十年〉的迴響」專輯，邀請各詩社回應。製作這專輯，對我來說頗為煎熬。洛夫先生對我如此看重，以專文論我，有提攜之情，而我主持的《陽光小集》卻準備製作迴響專輯，這樣妥當嗎？合於人情事理嗎？為此我輾轉再三，猶豫難決。

幾經思考之後，鑒於洛夫先生所撰〈詩壇春秋三十年〉乃是詩史論述，為詩壇矚目，屬於詩壇公共事務，與個人私交應當分開，只要態度平和、就事論事，洛夫先生應該也可接受才是。本著這樣想法，我才以署名方式撰寫〈春與秋其代序──對洛夫先生「詩壇春秋三十年」一文的幾點意見〉的社論，以詩社的立場提出了對洛夫論點的商榷。專輯部分，則約請現代派的司馬運（化名）、藍星詩社羅門、笠詩社李敏勇、葡萄園詩社文曉村、秋水詩社涂靜怡、龍族詩社喬林、詩評人蕭蕭，加上笠詩社桓夫（陳千武）來函，以及一篇讀者投書，與洛夫先生的論點進行對話。

各詩社的迴響並不代表《陽光小集》的立場，但我撰寫的社論則必須反映同仁的意見，我在〈春與秋代序〉中提出四點看法：一、洛夫先生如能以寫「創世紀與超現實主義」的內容與態度，來處理其他詩社，應該更其珍貴而可信；二、臺灣現代詩的歸宗於民族文化，不能不歸因於當年新生代詩人的覺醒；三、花費過多篇幅於反駁關唐，介紹評述近十年現代詩新貌則過少；四、洛夫先生認為鄉土主義有侷限、年輕詩人欠缺熱情執著，缺乏前衛精神和實驗新形式、新語言的勇氣，我們不敢苟同。

此一專輯出版後，隨即引起文化界的注目，詩壇更是沸沸揚揚，議論四起。這大概是繼「天狼星論戰」、「關唐事件」之後，對他造成的另一個風暴，對他在現代詩場域中的權力施為相當折損，或許也帶給他不少困擾和傷害吧？出刊後，我把專輯寄給他，隔天打電話給他，說明《陽光小集》製作專輯是基於詩史討論，對事不對人，請他諒解。電話中，他針對各詩社的迴響說了許多，也作了辯解，但仍堅持他的觀點並沒甚麼不對；倒是我寫的社論四點意見，他說，部分未必同意，但可以接受，「理性討論總是好的。」他說。

事件後，每想及此一事件，我總有遺憾之感，當時可以寫得更理性些，專輯討論可以更周密些的，但當然都來不及了。

《陽光小集》最後也解散了，很不幸地應驗了洛夫先生所說的「新人是成長了，但他們辦詩刊，推廣詩運的熱情和執著則不如前人」這段話；而我因為生涯的轉變，與詩壇的往來已日漸稀少；加上洛夫先生於一九九六年移居加拿大，既疏於聯繫，他與我也就漸行漸遠了。

四、

洛夫先生在詩集《魔歌》的〈序〉中曾提到他寫詩的目標就在追求「真我」，而這是通過意象的經營和語言的搏鬥才能企及的。他說：「詩人最大的企圖是要將語言降伏，而使其化為一切事物和人類的經驗的本身。」因此，「詩人首先必須把自身割成碎片，而後揉入一切事物之中，使個人的生命和天地的生命融為一體。」

收入《魔歌》中的〈詩人的墓誌銘〉頗能鮮活地闡證他的這個詩觀：

你把歌唱

視為大地的詮釋

石頭因而赫然發聲

河川

沿著你的脈管暢行

激流中詩句堅如卵石

真實的事物在形式中隱伏

你用雕刀

說出

萬物的位置

這論與這詩，大概是闡釋洛夫先生多變詩風、不變詩思最恰當的詮解了。他從高中時期的抒情浪漫，而來臺後在軍隊中組織創世紀詩社，提倡的新民族詩型，到一九六○年代呼風喚雨的超現實主義書寫，乃至於晚年向禪的世界索討詩的努力，無非都在追求並完成他的「真我」，通過語言的錘鍊、形式的試驗和意象的的翻轉，他企圖透過詩把自身與天地萬物融而於一。為了這個企求，他花了一生的光陰，窮盡可能技巧，打造了特屬於他個人的詩的天地。

如今，被譽為詩魔的洛夫先生回到天地中了，已經不再需要雕刀，不再需要把自身割成碎片，他已經是山、是海、是他詩中所形容的天地間的「一聲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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