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之地

“The Shamash is the candle that lights the others. Be a Shamash.”
─—Rabbi David Wolpe

在那天之後，他明白一切都會不一樣了。
所謂的那天，是世紀瘟疫發生的第一年，那年三月的第一個禮拜天。他一早就從鄰近柏林特雷普托爾公園的單人公寓，開車前往白湖猶太墓園。
這裡雖也是柏林，但距離他的住家車程要三十分鐘，到了白湖之後，連續拐了幾個小彎才找到這處僻靜的墓園。
沿著深藕色的外牆走著，心情慢慢平撫下來，數公尺的高牆上凸雕出數個一公尺高的猶太教七燈燭台，他看著那巨大的分支奮力向天空延伸，有如一棵無法撼動的生命之樹，這樣一想心裡突然多了些力量。
那天的天氣不算好也不太壞，標準的三月天，厚重的天空一片陰白，雨還落不下來。
從大門進去後，他憑著有些斑駁的記憶，尋找赫希（Hirsch）家族的墓碑。他記得很小的時候，跟著外公來過一次，當時的他只覺得這座墓園怎麼走都走不完，四周肅穆的氣氛讓他有些害怕，全程他都緊握著外公溫暖的大手，說什麼都不肯鬆開。
那座記憶中的墓碑是深墨色，雖不比其他宏偉氣派的墓碑，但在設計上卻有獨特之處。占地不到兩尺寬的墓台，就像敞開的小庭院，庭身向內延伸，壁上以金漆刻寫著墓碑主人的名字，是合葬在一起的赫希夫婦。兩段簡短的生平左右對稱，底下則有一幅精緻的北斗七星，象徵為家族後代子孫帶來好運。
這座墓碑的細節與設計上的巧思，以及這座墓園背後的歷史，都是他後來查資料才得知。但這時他腦中還被其他思緒占據，只想著找到墓碑也許能帶來什麼線索。在他努力對照著墓園分區標誌，左拐又右彎，幾乎以為自己要迷路的同時，赫然發現前方那座墓碑，似乎就是他正在尋找的記憶。但墓前還站著一個人，遠看是位身材瘦小的老婦人。
再定睛一看，那是長年待在家裡幾乎足不出戶的，翠姑婆？

柏林‧二○二○

時間得推回兩個月前，他在整理外公遺物時，意外發現一封擔保信，內容是赫希夫婦願意承擔蔣寧在德國的一切食宿費用，希望上海政府放行，讓蔣寧到德國繼續因戰爭中斷的學業。這封信件最底下押著日期：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
蔣寧是揚（Jan）的外公，赫希夫婦是揚的外曾祖父母，早在揚出生前就過世了。裝著擔保信的黑檀木盒裡，還有一枚精緻的銀戒指與一幀黑白相片，兩個十來歲模樣的孩子，在相機前笑得燦爛，男孩梳著西裝頭，穿著短袖襯衫和筆挺短褲；女孩面容清秀，褐色髮辮垂到胸前，額前一綹鬈髮，看來淘氣，一襲碎花洋裝巧妙遮掩略顯過瘦的身材。照片背面是褪色的兩排中文字跡：
N & S，一九四一年夏。
N應該是外公名字的縮寫，但S是誰？揚覺得這女孩有些面熟，好像在哪裡見過。雖然是老照片了，但從中透露出的親暱，讓人一看就明白兩人關係匪淺。
他倒是從沒聽外公提起過去在中國有青梅竹馬。再來，是怎麼樣的交情，會刻意將兩人合照和重要文件一同收藏在抽屜最深處，彷彿不想讓別人知道這個祕密？他再仔細觀察，這個木盒雖有年歲，但上頭不見一絲灰塵，肯定有人經常擦拭。
揚將這個木盒帶回家中，拿出照片細細端詳。他不曾看過外公年少時的身影，外公對外總聲稱自己來自台灣，唯有家人知道，外公的家族其實來自上海。但要再細究下去，揚就糊塗了。他不明白為何外公總堅持自己的國籍是台灣，聽媽媽說有次甚至跟戶政人員在辦公室吵了起來，只因對方在戶籍登記表上，將外公的國籍填上代表中國的PRC，當時德國戶政系統裡的國籍欄還沒有台灣。但外公才不管這些，他將所有文件一把搶回來，氣急敗壞告訴對方：「我這輩子都不會是中國人，那個鬼地方才不是我的家。」
小時候他曾坐在外公的腿上，央求他多說點關於那個遙遠國家的故事，他想知道，自己濃密的黑髮從何而來？自己血液裡屬於東方的部分，一直都是個謎。但外公只是摸著他的頭，跟他說等他長大了，就會明白了。如今隨著外公仙逝，他得自己找出答案。
揚的爸媽在他十五歲時離婚，他跟著媽媽，也是蔣寧唯一的女兒蔣思亞。即便如此，揚仍留著父姓，全名是揚．桑塔格（Jan Sonntag）。
揚的媽媽在離婚後，選擇從原本漢諾威的住家，搬到柏林，就近照顧年邁的父母親。她在柏林西南方策倫多夫（Zehlendorf）租了三房公寓，每天開車到位於夏洛騰堡區（Charlottenburg）的醫院上班。護理師的生活作息不固定，三班制的工作型態，讓她少有機會能好好坐下來和揚一起吃頓晚餐。因此揚在高中時期，放學後常直接到離家不遠的外祖父母家，外公燒得一手好菜，他到現在仍時常懷念。
也是從那段時間起，他才有較多時間和外公聊天，中文程度也漸漸隨著使用頻率提高而變好，從大略聽得懂、但說不出來，到能以簡單句子與外公對話。
那段日子祖孫倆常窩在書房，揚從有記憶起總見外公埋首厚厚的歷史書，或津津有味讀著從書報攤買來的報紙。看見揚來了，便隨手從書架抽一本書，洋洋灑灑告訴他中國歷史上不同朝代間曾發生的事。不同於學校教科書的一板一眼，外公口中的歷史人物有血有肉，這些幾百年前的過往被說得活靈活現，聽得他一愣一愣。
書房有一整面牆貼著外公收藏的剪報，其中一張裱框的照片裡，四輛龐然坦克高舉著砲管昂然前進，卻被一名穿著白色襯衫的瘦弱男子無畏擋下。
當時他還讀不懂當中的涵義，後來才明白這一切都與外公為什麼會離鄉來到德國有關，一整面牆的剪報透露出外公對於祖國的關切始終不減，但多年來卻矛盾地拒絕再踏上中國土地。從書房裡泰半書籍都寫著密密麻麻有如天書的中文字來看，揚更想不透為什麼外婆幾度提議回上海走走，都遭外公斷然拒絕。
過去在上海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外公過世後，這個謎團在他心裡日漸擴大，從遺物裡翻找到的擔保信，更坐實了揚的猜測：外公是因戰亂而離鄉，且是隻身一人來到德國。
這麼多年來，外公彷彿與中國斷了根、切斷了聯繫，既不承認、也不回望。
除了翠姑婆，外公在上海還有其他家人嗎？為什麼這麼多年來，從未聽聞過他們的消息？
揚所認識的外公，個性敦厚愛家，對家人的照顧無微不至，與奶奶更是人人稱羨的神仙伴侶，他不信外公會無端拋棄中國的家人。
這麼說來，也許他在那陌生的大陸，也還有未曾謀面的家人？
揚算起來只有四分之一華裔血統，奶奶蘿特（Lotte）是德籍猶太人，十歲那年隨著爸媽，也就是赫希夫婦，從德國逃難到上海，據說是在那時認識蔣寧一家，但雙方情愫要到十數年之後，才在戰火的餘燼中燃起。

上海‧一九二七

「有大消息了！秀秀啊，有大消息了！」蔣照生一回家，手提包都來不及放下，就急著奔往廚房，找尋妻子的身影。
天還沒黑，孩子還在房裡酣睡著，挺著七個月孕肚的王秀秀，正在廚房裡準備一家三口的晚餐，聽到丈夫大聲嚷嚷，停下手上的菜刀，抬頭問他：「怎麼啦？喳喳呼呼的。」
「不得了啦，聽說蔣介石大婚，找我們照相館來拍照啊。」蔣照生一口氣把口中的「大消息」說完，看著妻子兩眼瞪得大大的，「這是真的，我們老闆都同我說了，要請大哥去拍呢。」
秀秀聞言，呆了半晌，隨而眼角泛起淚水，「太好了，我們的好日子不遠了。」
蔣照生和王秀秀結婚剛滿三年，大女兒兩歲，還牙牙學語，家裡只靠照生在照相館的單薄收入，雖然不是什麼多賺錢的行業，但自從清朝政府在鴉片戰爭輸得一塌糊塗，一八四二年與英國政府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包含上海在內的五座城市通商貿易，自此帶起上海的風華時代。
隔年上海開埠，搖身一變成為極重要的埠口，許多洋人與國外傳教士，帶著當時已有的照相設備渡海而來，直到一九二○年代，多家照相館先後崛起，拍照逐漸蔚為風氣。
照生與秀秀的大哥王貴遜在「中華照相館」一同從學徒幹起，五年的時光一轉眼就過了，兩人不僅身懷好手藝，對拍照與研究相機技術更是充滿幹勁。他們都暗自覺得，「中華照相館」的老闆是宋子文的同窗，跟在他身邊飛黃騰達的日子指日可待。想到這裡，兩人工作起來更加賣力，期盼將來時機成熟了，自己也能開家照相館當老闆。
這樣的時機終於被他們等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蔣介石與宋子文的妹妹宋美齡舉行婚禮，負責掌鏡的王貴遜快門一喀嚓，留下影中彷彿天造地設的一對。蔣介石一身筆挺西裝，雙眼炯炯有神，宋美齡披著長頭紗、捧在懷前的大把鮮花將白色婚紗襯得更加脫俗，長長的裙襬拖曳在腳邊，更顯夢幻。
這場世紀婚禮的婚紗照一曝光，頓時掀起上海一股拍攝西方婚紗照的風潮，「中華照相館」也一砲打響名號。
當時上海最出名的是黃浦區南京路上的「王開照相館」，老闆王熾開深諳經營之道，該年八月上海主辦第八屆遠東運動會，除了地主國中華民國，還包括日本、菲律賓參賽，上海各家報紙無不天天大篇幅報導難得的國際賽事。王熾開取得拍攝權後，親自出馬搶拍重要賽事，當晚趕著沖洗、再以低廉價格提供給未派任專職攝影記者的報社，唯一的條件是要在照片底下加註「上海王開照相館攝」字樣。隨著賽事熱潮翻騰，看報得知比賽始末的民眾，也對「王開照相館」印象深刻，知名度隨之水漲船高。
「中華照相館」的知名度雖略遜一籌，但在蔣宋大婚後，稍稍扳回顏面，許多政商名流紛紛上門指定拍攝肖像照或是婚紗照，王貴遜的名號響亮，他和蔣照生都覺得，自立門戶的時機似乎成熟了。
恰好店裡一位常客有爿店面要出售，就位在與黃浦相鄰的虹口區，讓王蔣兩人暗暗叫好。這裡在清末上海開埠後快速發展，南端臨江地區，由於位於黃浦江轉彎處，擁有吃水深的天然地理優勢，設有二十多座碼頭，成為上海最重要的水路港口。
不僅如此，虹口區南側自一八四八年被劃為美租界，後與英租界合稱為公共租界；一八七○年代起又有許多日本人來到上海經商，聚居於虹口一帶。數十年來大量移民湧入，華洋雜居，商鋪雲集，報社、學校、教堂、醫院等紛紛成立，這裡正象徵著上海繁榮發展的一面。
王貴遜和蔣照生正是看中這一點，一來當時照相仍是有錢人的娛樂，在相館拍張肖像照得花去兩塊大洋，一般老百姓哪裡捨得拍？但洋人出手闊綽，先前他倆在「中華照相館」當學徒時，便不時有在上海經商定居的外僑，攜家帶眷來相館拍全家福，兩人也因此學會簡單英語交談，做生意勉強堪用。
二來虹口戲院雲集，早在一九○八年西班牙人雷瑪斯在海寧路、乍浦路口，租了一座溜冰場，簡單以鐵皮圍了一圈，裡頭擺放兩百五十張木頭椅子，就這樣開了中國第一座正式的電影院，取名為「虹口活動影戲園」。
由於大受好評，自此如雨後春筍般，外國人紛紛出資在虹口開設戲院，光是二○年代末這裡就有二十多家戲院。出名的像是海寧路上的維多利亞大戲院，能容納多達八百個座位，票價高得嚇人，包廂頭等席一元五角、特等席一元三角。當時黃包車拉伕一個月薪水約四元，一般平民只能看著戲院外的劇照咋舌，這兒出入的無非是有錢華人與外國僑民。
王蔣兩人算盤打得精，虹口相距南京路市中心僅隔著一條蘇州河，房租卻少了一大截，尤其是北四川路附近戲院眾星雲集，華商曾煥堂斥資改建的上海大戲院、剛成立兩年的奧迪安大戲院都在這條路上，只隔一條巷子的虹口大戲院更是市井小民憑幾個銅板就能進場看戲的好去處，將照相館開在這裡準能吸引人潮。
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十月，「耀華照相館」風風光光在北四川路開張了，蔣照生在《申報》刊載了一張啟事：「技術一流，名耀中華。名媛淑女，亮麗佳人，肖像照、婚紗照最專業選擇，開幕期間一律九折。」
同年十二月，蔣家喜上加喜，照生的長子、排行老三的蔣寧出生，額頭飽滿、四肢修長，來道賀的賓客都稱讚像極了父親。仍臥床休養的王秀秀只暗自擔心這孩子將來不知要面臨何種世道，盼望戰火別波及到照相館生意與家中三個孩子的安危。
秀秀的擔憂其來有自，去年初不時街上大批工人舉著長槍遊行，當時民間流傳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漸明，共產黨很可能會趁機作祟，在蘇俄的拉拔下「幹一票大的」。她雖不甚明白這兵家之爭，但這一兩年來政局變化甚大。就連市井小民也嗅出可能要變天了。
由蔣介石率領的國民政府北伐軍勢如破竹，一路挺進上海。蠢蠢欲動想從北洋軍閥手中奪回主權的上海工人們，則在中共領導訓練下，憑著槍枝、甚至一把斧頭，成立工人糾察隊，接連發動三次武裝起義。三月二十二日，電氣、郵務、鐵路等各業工人，加上上海、復旦、暨南大學的學生們，緊急發起全市總罷工，向各區警署、兵工廠、電話局、火車站與駐紮在上海的軍閥部隊直魯聯軍發動全面進攻，最後成功拿下上海，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
表面上北洋軍在上海的勢力是被驅逐了，但國共兩黨的主權爭奪才正拉開序幕，蔣介石在四月十二日解散上海臨時政府，將上海工人糾察隊繳械，結束工人政權。北伐戰爭期間，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內訌愈趨白熱化，蔣決定發動清黨行動，清除混在黨內的共產黨人，各地國民黨黨部進行整肅，手段不一。
蔣照生雖非政治狂熱分子，但也親眼目睹、聽聞不少遭誣陷是共產黨的仕紳，最後丟掉性命。他將國民黨（或更確切說是蔣介石）殘暴驅逐異己的行徑看在眼裡，更堅定這輩子不碰政治的決心。這些年不乏有人暗示要他選邊站，他都以對政治不感興趣為由推辭，只專心眼前剛開張的照相館。
時光荏苒，一九三二年九月，蔣寧的么妹蔣翠出世，才四歲大的蔣寧還記得第一眼看到妹妹紅撲撲的小臉，小小的身軀被媽媽用被巾緊緊裹著，怕剛出生幾天的嬰孩受到風寒。趁著媽媽剛餵完奶離開房間，蔣寧悄悄地走到小床邊，妹妹睜著圓滾滾的大眼睛，衝著他一笑，他覺得有什麼熱熱的東西從心裡漾開，兩人之間似乎產生一種奇妙的連結。
彼時耀華照相館生意正如日中天，隨著上海電影業蓬勃發展，捧紅許多女星，蔣照生透過在中華照相館的熟人，和一些電影公司搭上線，負責拍攝電影劇照。對方一聽攝影師是王貴遜，便明白出品的照片有一定水準，再加上蔣照生做生意講求信用，不因利潤多寡亂哄抬價錢。幾次合作下來，電影大賣，掛在照相館櫥窗的劇照更吸引影迷前來朝聖，甚至有人特地上門要求拍攝肖像照，刻意擺出和電影女主角同樣的姿勢，引起一股追星潮流。
蔣寧的大姊蔣茵跟二姊蔣雁，一個七歲、一個六歲，正是開始識字的年紀，兩人也常坐在店裡，跟著媽媽習字。她們還讀不懂報紙上的長篇新聞，倒是指認得出爸爸刊登在報紙上的廣告，蔣茵會興奮地指著上頭的「耀華」兩字，要媽媽將廣告內容唸給她聽。她覺得家裡開照相館神氣極了，店裡不時會有女明星來打招呼，這麼近距離看電影裡出現的人，這可是其他孩子不會有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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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緣起
推薦序：陌生之地，安身之所 楊翠

一、 離鄉
二、 亂世上海
三、 重返柏林
四、 一個承諾
五、 踏上台灣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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