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波經濟狂潮：從人口、債務、物價指數剖析未來十年全球經濟的贏家與輸家

導讀

好景不常

　　二○○八年危機爆發前幾年，整個世界享受了前所未見的經濟榮景，從芝加哥到重慶，無處不欣欣向榮。雖然這一段榮景僅僅維持四年，且其基礎並不穩固，但在危機爆發前，很多觀察家卻將之視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黃金時代的開始。很多人認為資金、商品及人的流動將繼續以創紀錄的速度擴張，從而使財富持續增加並繼續向外擴散。這些人也認為，未來將有愈來愈多貧窮國家會躋身富國之列，而這些國家也有愈來愈多國民將逃脫貧窮的宿命，國民所得漸漸達到能過舒適生活的水準，進而縮小世界排名前一％的富豪和其他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他們還認為，漸漸崛起的全球中產階級將發揮剛爭取到的影響力，對獨裁政權施壓，要求政府放寬審查制度、舉辦真正的選舉，同時開放更多新機會給人民。換言之，愈來愈多的財富將帶來更大的政治自由與民主，而政治自由與民主則將進一步讓經濟更加繁榮興盛。

　　但好景不常，二○○八年的風暴來襲，「危機前時期」

　　被「後危機時期」取代。危機爆發後，世人對所謂黃金年代的種種期望，被一個全新的現實取代。原本吹捧全球化魔力的宣傳聲浪，被「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怨聲取代。整個大局變得複雜且矛盾，原因是，並非所有因全球化而起的流動都趨緩或反轉。舉個例子，以網際網路流量衡量的資訊流通量仍繼續大幅上升，以遊客數量和航空業乘客衡量的人流，也還是大幅增加。不過整體而言，從窮國遷移到富國的經濟移民卻在減少，就算二○一五年敘利亞和伊拉克有大量穆斯林難民移出（這引發極大爭議），也未能扭轉這個趨勢。另外，影響經濟成長最為直接的貨幣流動─各國之間的資本流動與商品及服務貿易─也大幅趨緩。

　　在後危機時期，各個國家紛紛將胳膊往內伸，重新打造貿易藩籬，阻絕本國人和鄰國之間的交流。二○一○年代，全球貿易成長率開始低於全球經濟成長率，這是一九八○年代以來首見；大型國際性銀行也紛紛撤退回本國，害怕對海外放款；另外，資本流動歷經超過三十年的大幅成長，在二○○七年達到歷史新高的九兆美元─約當全球經濟規模的一六％，接著，便急速萎縮到一點二兆美元，僅約當全球經濟規模的二％，那等於是回到一九八○年的水準。

　　既然資金枯竭、貿易成長率縮減，經濟成長自然萎縮。國家型經濟體經常會因經濟衰退而受苦，但因世界上多多少少總有一些快速成長的國家，故整體計算下來，全球的經濟成長率鮮少萎縮。也因如此，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簡稱IMF）並不是以負GDP成長來定義全球經濟衰退，而是以所得成長的下降、工作機會折損和其他促使世人感覺經濟已陷入衰退的因素來定義。根據IMF的說法，過去曾出現四次這種情況：一九七○年代中期、一九八○年代初期、一九九○年代初期，以及二○○八年至二○○九年。以這四個案例來說，全球GDP成長都降到二％以下，低於全球經濟的長期成長率三．五％。二○○一年美國科技泡沫幻滅時，全球經濟成長也降到二％以下。所以，基於詳實表述的目的，我們可以說，一九七○年以後共發生五次世界性的經濟衰退，而這幾次衰退都有一個共通點─全都源自於美國。

　　不過，下一場全球衰退很可能會是「中國製」，近幾年來，中國已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全球GDP年度增長金額的單一最大貢獻者。以二○一五年來說，由於中國經濟趨緩，全球經濟成長率僅剩二．五％，而且到那一年年底，經濟已瀕臨另一次衰退的邊緣，搖搖欲墜。中國經濟的趨緩對其他新興國家的打擊尤其嚴重。剔除中國，其他新興國家的平均成長率僅略高於二％，比美國更疲軟（美國比那些新興國家富裕很多，故這種情況相當罕見）。這些貧窮與中產階級國家的平均所得不再追趕著世界領導型經濟體的平均所得。從巴西到南非，新興經濟體在發展階梯上的位階不升反降。原本這些國家的人民因全球經濟繁榮度上升而感覺前途似錦，但如今，他們卻只能奮力掙扎，努力設法找出一個能讓他們活下去的利基。

　　這是一個分崩離析的世界，原本世人指望經濟繁榮能帶來自由和民主，但隨著經濟成長趨緩，這個希望也開始幻滅。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統計，從二○○六年起，申報政治權利下滑的國家數已超過申報上升的數量。整體而言，過去十年間，有一百一十個國家（超過全球國家總數的一半）因其自由度降低而受苦。民主國家的數量沒有劇烈變化，但實施鎮壓行動的國家卻在增加，甚至連舉辦表面選舉的俄羅斯也一樣。另外，到現在還主張中國的繁榮將促使它變得更民主的觀察家已寥寥可數，他們改口說，一種愈來愈獨斷的全新威權主義正在興起，而俄羅斯和中國是這一批國家的領導者，它們共同的特色是拒絕承認「民主」乃普世價值，而且還將他們實施的溫和政治壓迫，美化成一種獨特國家文化的表達。

　　大約在二○一○年前後，隨著美國和歐洲的經濟趨緩的病徵擴散到新興國家，全球繁榮和政治平靜也嚴重遭到破壞。在那之前十年，每年全世界大約平均爆發十四個社會動亂情節，不過，二○一○年以後，這個數字暴增到二十二個，其中很多案例是導因於中產階級對貧富不均程度惡化的憤怒，以及對老舊政權的不滿─因為安逸的危機前時期讓執政者變得貪腐且自滿，最終引來人民的反撲。

　　第一大波起義潮是阿拉伯之春，當時外界殷切期許因食物價格飆漲而起的人民暴動，能讓全新的民主國家在中東紮根。但隨著埃及恢復獨裁政治，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國爆發內戰，那些殷切的盼望也化為烏有。二○一一年時，那一股起義風潮擴散到較大型的新興國家。全球經濟衰退、印度的通貨膨脹、俄羅斯的政治親信風氣，以及南非薪資與工作條件惡劣等，導致各國人民的經濟不滿升高，抗議活動因而四起。這股動盪在二○一三年夏天達到最高潮，巴西與土耳其等鋒芒不再的明星經濟體的大城市，處處可見動輒百萬人以上的示威活動。

　　美國劇作家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觀察到，當一個世代的「基本幻想消耗殆盡」，代表它的死期已到。如今，危機爆發前那種期待繁榮可以不斷擴大的幻想，終於也一個個破滅。最後一個破滅的幻想是「中國的榮景將永續不斷，並進而帶動俄羅斯到巴西、委內瑞拉到奈及利亞等國（這些國家的繁榮主要來自對中國外銷原物料）」的信念。原本的看好者認為，中國持續不斷成長的需求將驅動原物料價格持續上漲，形成一個「超級循環」，讓莫斯科到拉哥斯（Lagos）等地的財富持續成長。不過，從二○一一年起開始，銅價和鋼鐵價格開始下跌，世人對這個題材的信念也隨之動搖。到了二○一四年年底，由於油價在短短幾個月內重挫一半，這個幻想也徹底崩潰。

　　若要闡述全球趨勢的好景不常，最適當的例子莫過於二○○○年代被吹捧得最天花亂墜的新興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命運。市場人士將這些國家統稱為金磚四國（英文縮寫字為BRICs），用以強調這四個巨人即將取得全球經濟支配力量的概念。如今，這個縮寫字經常被用來當成諸如「broken」（破產）或「crumbling」（崩潰）等形容詞的同義詞，甚至被重組為「該死的荒謬投資概念」（bloody ridiculous investment concept），也有人直接重新組合一個新的縮寫字─如CRaBs─來強調如今的中國、俄羅斯和巴西看起來有多麼難堪。在後危機時代，中國的GDP年成長率從一四％降到民間估計的不到五％，俄羅斯從七％降到負成長二％，而巴西則從四％變成負成長三％。進入二○一○年代後，原來的金磚四國中，只剩印度還勉強可能實現接近二○○○年度的高成長率。

　　而由於前一個榮景的樂觀情緒過於膨脹，加上鮮少人預見到這場危機，故後危機時代的動盪也明顯加劇。原本這個世界期待好光景永遠也不會結束，但孰料情勢竟直轉直下，最後的結果變成整個世界一同陷入苦難。原本世人預期新興市場中產階級的需求將持續上升，但結果也是相反，很多國家的中產階級需求降低，而且憤恨不平。在這個緊張的全球情勢下，大家一向戒慎恐懼的通貨膨脹被害怕通貨緊縮（即物價下跌）的心理取代，某些國家的通貨緊縮甚至已經到達危及經濟成長的地步。

　　危機前時期的搶手明星如今已然過氣。隨著資金流入枯竭，進而轉為流出，新興國家的貨幣也大幅貶值。一九七八年以後，新興市場每年都享受正向的資金流入，資金連續流入的時間創下歷史記錄；但到二○一四年，新興市場的資金首度流出，到二○一五年甚至出現水壩潰堤的般的大量資金湧出。光是那一年，從新興市場流出的資金就超過七千億美元。由於這些國家突然失去融資奧援，當然也漸漸失去償還外債的能力。於是，很多原本力圖擺脫債務泥淖的新興國家故態復萌，再度成為問題叢生的借款人。在二○○五年危機前時期的高峰，IMF沒有施行任何拯救作業，而且看起來似乎已做好裁撤紓困業務的打算，但二○○九年，它再度大手筆紓困，而且從那時開始，每年都啟動十至十五宗新的支助計畫，接受支助的國家包括希臘與牙買加等。

　　到了後危機時代，終於有較多人體認到成長可能隱含的危險。二○○九年起的全球景氣擴張，堪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弱的一次成長軌跡。在危機來襲前的二○○七年，全球每二十個新興經濟體中，只有一個經濟體的成長率降低。但到了二○一三年，這個比例大增到五分之四，而且各國景氣「同步趨緩」的情況延續了三年，是近年來最長的一次經濟減速。這次經濟減速期比一九九四年墨西哥披索危機、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或二○○一年網路股泡沫後重創新興市場的「同步趨緩期」更久。隨著景氣低迷的狀況持續擴散，原本世人積極尋找下一個新興市場明星的心態，被一個新體悟取代：經濟成長不是上天賜予的權利，世界上的主要地區─包括拜占庭王國和工業革命前的歐洲，都曾歷經長達數百年幾乎零成長的漫長時期。

　　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研究人員回顧一百五十年的狀況後發現，長時間極低度成長的國家的平均所得，相對其他國家是下滑的。他們找出九十個經濟停滯至少六年的案例，其中有二十六個國家停滯超過十年。一八六○與一八七○年代的德國、一九九○年代的日本和二○○○年代的法國，都曾因這類經濟衰蔽而受到重創。最漫長的停滯期延續達二十三年，那是發生在一九三○年起的印度。第二長的停滯期延續二十二年─一九八二年起，南非因那一次漫長的經濟停滯而受到重創。這些經濟停滯案例並不像二戰後亞洲幾個長達幾十年的成長「奇蹟」（那段成長期促使一九九○年以前的日本和鄰近某些國家躋身富國地位）那麼有名氣，也比較少人深入加以研究。不過，事實顯示，經濟停滯至少和經濟奇蹟一樣常發生，而且，它在後危機時代特別攸關重大。

　　我們必須了解，即使是商業週期都無法以可預測且線性的方式促使國家恢復生機，這個理解極其重要。當一個經濟體衰退到某個程度，最後有可能會失去自我調整的力量。舉個例子，正常的經濟衰退會導致失業率上升、薪資降低，最終促成全新的雇用循環，經濟也將因此而復甦。但如果經濟衰退太久、幅度太深，就可能摧毀勞動力的技術能力，引發廣泛的破產風潮，並損毀工業產能，最後演變成更加漫長的衰退。這類威脅被稱為「磁滯現象」（hysteresis），那是指經濟成長趨緩或負成長會招致發更疲弱的成長，而非復甦。在經濟成長遲滯的後危機世代，一個新的恐懼產生：很多人擔心某些國家將陷入磁滯狀態。

　　目前來看，「強勢成長」在本質上是短暫且困難達成的，而這讓人產生一個簡單的疑問：在一個好景不常的世界，要如何才能預測出哪些國家最可能崛起，哪些又最可能沒落？ 要觀察哪些訊號才會知道一個國家的命運是否即將改變？ 最重要訊號是什麼？ 要如何解讀那些訊號？ 為協助讀者順利度過世界的正常狀態─所謂正常狀態是指一個傾向於步入榮景、衰退和爆發抗議活動或停滯不前的環境─本書條列了十個分辨一個國家是正在崛起、沒落或只是停滯不前的規則。這些規則結合在一起後，就成為一個足以掌握變局的系統。這些規則最適用於新興國家，部分原因是，那些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制度較不成熟，導致它們容易受政治及金融動盪傷害。然而，誠如我將陸續說明的，其中很多規則也很適合用來分析成熟國家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