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湯恩比到霍布斯邦：英國左派史家的世紀

導論

史學思想和現實意識的辯證

　　從一八八○年代起，英國的經濟日漸陷入低迷，各種政治和社會運動因而再度高潮迭起，不讓十九世紀上半葉專美於前。同時，許多學者更加專注工業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及其所釀成的社會問題。從這個年代算起，英國學術界研究社會史距今至少有一百多年的光景。回顧這一百年來的研究績效，社會史已由昔萌芽的時期，蔚然綻放成為史學界的主要園地。以勞工史這門社會史的支系來說，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起步，到了二十世紀六○年代，已卓然有成，不僅研究學者人數激增，學術團體相繼成立，而且研究取向也有重大突破，呈現一片繽紛景象。

　　談起英國的史學和政治思想，十九世紀和當今的觀念已有很大的差距。在前一個時期裡，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正值高潮。一八一七年，先有李嘉圖（David Ricardo）出版《政經及稅制之原理》（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三十一年後，亦即一八四八年，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也完成《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他們的觀點或許有些差別，並不完全吻合一致，例如，彌爾比李嘉圖較有社會改革的傾向。但是，基本上，兩位都相信：人們應該自求多福，以追求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為前提，而且社會上競爭的現象是無法免除的。生長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湯恩比（Amold Toynbee）曾經說：「亞當斯密（Adam Smith）早先所提出來的競爭之說，後來被李嘉圖和彌爾所接受。這種觀點如今仍然支配著時人的看法……」 這段話應該是可信的。在古典自由主義以中產階級為出發點的思想籠罩下，惠格歷史解釋（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自然而然也大行其道。到現今為止，所謂的惠格歷解釋仍然沒有嚴謹的定義。如果按照巴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喬治三世及史家》（George III and the Historians）的說法：惠格史家與口典自由主義的學者及中產階級頗有淵源。 大致來說：惠格史家偏愛政治史學研究領域，尤其是憲法、國會和制度史。他們強調菁英份子（elite）對歷史的影響，喜好以自由主義的眼光談古論今，認為一部英國史就是一部自由政治的發展史。此外，他們和傳統的史家一樣，講求文采，偏好敘述性的方法（narrative method）。

　　儘管古典自由主義和惠格歷史解釋風行一時，然而，時到今日，雙雙都已過氣，不合時宜。二十世紀初以來，工黨（Labour Party）取代了自由黨（Liberal Party），赫然與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並列為英國的兩大政黨。今日的英國是個社會福利的國家（Welfare State），已成為不爭的現實。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社會改革好比近代英國政治思想中的主流，在洶湧的浪潮衝擊下，古典自由主義日漸淹沒，同時，惠格歷史解釋也一再遭到挑戰。例如，巴特費爾德和柯林烏（R. G. Collingwood）都採信新觀念論（neo-idealism），從認識論的基石上震撼惠格的史學理論。 那米爾（Lewis Namier）則採新實證論（neo-positivism）的取向，提出新的歷史解釋，攻擊惠格史家。他所寫的《喬治三世登基之際的政治結構》（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含有新保守主義或新托利（New Tory）的立場。 是本當代英國史學界的革命鉅著。 另外有些社會主義史家，例如衛布（Sidney Webb）、柯爾（G.D.H. Cole）、陶尼（Richard Tawney）、湯姆森（Edward P. Thompson）和霍布斯邦（Eric John Hobsbawm）等等，都重新解釋國史。很顯然地，這幾種新史學取向的崛起，象徵著惠格歷史解釋的沒落。或者，反過來說，這些挑戰惠格歷史解釋的勢力，正是近代英國史學思想中的主流趨勢。這些挑戰者有些可以稱為新惠格（New Whig）史家。他們與十九世紀傳統的惠格史家不盡相同。例如，巴特費爾德在早年不遺餘力批判惠格解釋，但對艾克頓（Lord Acton）和屈衛林（Georg Macaulay Trevelyan）還是語多保留，相當推崇。其實這兩位史家，艾克頓被認為是位天主教的惠格（Catholic Whig），而屈衛林是眾多公認、相當重視文采的惠格（Literary Whig），兩人都是惠格解釋的嫡傳。後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自由主義的英、美、法等國聯合對抗集權主義的納粹德國，在國際環境的氛圍中，巴特費爾德轉變態度，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英國人及其歷史》（The Englishman and His History）中，極力頌揚惠格的政治傳統。這位新惠格史家一方面批評傳統惠格解釋的是非，另一方面又褒揚惠格的政治精神。 為了能較周延、涵蓋所有英國史學界中向惠格挑戰的學者，本書擬自創「惠格歷史解釋的批評者」（the Critiques of Whig Interpretation）一詞，以取代「反惠格解釋」（the anti-Whig Interpretation）。當代史家布拉斯（P. B. H. Blass）在《連續與時間錯置》（Continuity and Anachronism）中，提出「反惠格解釋」這個概念。 但是「反」，（anti）的用詞過於誇張，與事實不盡相符，不如「批評」在修辭上來得貼切，再說這個名詞可以涵蓋新惠格、新托利和左派的史家。

　　馬克思（Karl Marx）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中，曾經說：「人是社會的存在物。他的生命表現，即使不採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現這個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証。」 這句話，毫無疑問地強調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簡單地說，就是「人是社會的動物」。不過，二十世紀唯物史觀的人士把這句話扭曲了，說成外在的社會條件決定個人的思想，即所謂下層結構決定上層的意識觀念。其實，馬克思在這篇《手稿》中也提起：「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他的生命活動是有意識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於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 由此可見，依照馬克思的說法，人是有自主性的意識，而不是完全被現實環境所決定的。馬克思批判人們陷於「異化」（alienation）之中，他的目的是為了重建人的自主意識與現實環境之間的辯証關係。

　　由於「人是社會的動物」，史家屬於「人類」的範疇之內，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史家是社會的動物」。或者引申說，史家的主體意識與其社會環境之間，是不斷互動、交相影響的。研究史學史時，觀念論及新觀念論的學者多半貶低或忽略外在的因素。他們偏好切入認識論、本體論、形上學及倫理學的層面，直接由此剖析學術菁英份子的史學思想或史學理論。這個取向頗富有哲學的色彩，其研究成果也很類似哲學史的撰寫，或者換個名稱，直截了當地說，就是「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取向。例如，柯林烏和巴特費爾德都有這類的研究著作問世。我們肯定這種取向的成就，但也不諱言他們有所偏頗。在唯心論（idealism）和唯物論（materialism）這條譜系（spectrum）中，唯心論（或觀念論）太偏向思想、觀念或文化的因素，而唯物論又太傾斜到物質和經濟的因素。我們寧可接受馬克思的辯証法，強調：「思想、文化因素與物質、經濟因素的互動關係」。所以，為了分析近代英國社會史家的思想，本書一直扣緊現實政治和社會中的問題。

　　史家的內在思想至少包含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三個層面。所謂歷史意識，是指某個人具有變遷的意識（sense of change），覺得萬事萬物都不斷地變動。好比見了滾滾流水，而有「逝者如斯」的感觸。有了這項最起碼的認知後，才能發展出他的史學思想，處理有關歷史因果論、歷史認識論及道德價值判斷等問題。而所謂的社會意識，是指某個人對當下現實社會的關注，及對未來人類何去何從的看法。有了這項最起碼的立場以後，才能有個人的主張，在政治和社會思想上提出自圓其說的學理。可見，所謂的社會意識也是某個人的現實意識（presentism）。從史學史的演變來看，每位史家的社會意識和歷史意識其實都息息相關，互為一體的。或者說，史學思想和現實意識之間，是辯証的，無法任意切割成片面雜碎的觀念。而且更值得留意的是，個人的生命風格、主體性生命意識也是史家思想的元素，與歷史意識、社會意識環環相扣。研究史學史，除了外在現實環境，史家的歷史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應該是必要探討的項目。本書撰寫期間，除了閱讀各種相關的、已經出版的著作、短文和日記等資料，而且也參考未出版的手稿史料，以及親自會見霍布斯邦和湯姆森夫婦，進行口述訪問。從這些資料中，一再揣摩和體會，希望能感受他們的生命意識。

　　為了論證上述的觀點，本書以史學思想和現實意識的辯證關係為基調，專門研究近代英國幾位社會史家，即湯恩比、衛布夫婦（Sidney and Breatice Webb）、漢蒙夫婦（J. H. and Barara Hammond）、柯爾夫婦（G. D. H and Margaret Cole）、霍布斯邦、和湯姆森夫婦（Edward P. and Dorothy Thompson）。這幾位史家就出生年齡來說，可區分為三個世代：十九世紀中葉、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就現實意識或社會思想來說，湯恩比和漢蒙夫婦屬於左翼自由主義，衛布夫婦和柯爾夫婦提倡溫和的社會主義，而霍布斯邦和湯姆森夫婦則篤信馬克思主義。廣義地說，他們都是左派知識份子。然而，就史學思想來說，他們在「觀念論－實証論」、「唯心論－唯物論」這兩條譜系中，各有立場。本書為了避免空談各種「理論」、「思想」和「意識」，所以深入各史家的歷史作品，從他們的實際成果應証史學思想與歷史解釋的關係。這幾位史家都主修英國近代勞工社會史，同屬「惠格歷史解釋的批判者」的左派學者，將他們並列加以比較研究，多少可以看出英國社會史如何被書寫。希望藉此研究能增進我們對英國史學史和西洋史學史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