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約二十年前,為了撰寫《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書,我曾閱讀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這段歷史,以充實相關的知識。眾所周知,當時柯爾特斯(Hernando Cortez)只帶了六百名不到的隨從,就征服了擁有數百萬人的阿茲特克帝國。這麼一小撮人怎麼可能戰勝人口眾多的帝國呢?這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那些常見的解釋似乎都不夠充分。即使蒙提祖馬(Montezuma)和他的夥伴在剛開始時,錯把西班牙人視為天神,但沒多久,他們就從經驗中獲得實情了。或許在第一回合交手時,馬匹和火藥令土著既驚且怕。然而,在武裝衝突後,馬匹的血肉之軀以及西班牙人所舞弄的原始槍炮,自然會暴露出它們的極限。當然,柯爾特斯有辦法號召墨西哥境內多支印地安民族,合力對抗阿茲特克帝國,是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那些印地安盟邦要不是有理由認定柯爾特斯會贏,是不會選擇站在西班牙人這一邊的。
事實上,這則奇特的墨西哥征服記,只是更大謎團中的一部分(隨後不久,在南美洲又發生同樣驚人的歷史:皮薩羅征服印加帝國)。能夠漂洋過海來到新大陸的西班牙人並不多,但是他們卻能成功的把文化傳播給為數極眾的美洲印第安人。然而,單憑歐洲文明固有的魅力,以及西班牙人所精通的科技優勢,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為何印地安人會如此大規模的叛離歷史悠久的傳統生活方式及信仰。
譬如,為何墨西哥及祕魯的古老宗教會消失得這般徹底?村民對於庇蔭他們農田無數年代的神明和祭典,為何不再虔誠了?縱然在西方傳教士的心目中,這是因為基督教的真理是如此明晰,因此根本無需解釋為何能成功轉變數百萬印地安人的信仰;但來自傳教士的宣教以及基督教本身的吸引力,似乎也不足以解釋這一切。
一窺疾病角色
在柯爾特斯征服史的諸多解釋中,有一項不經意的說法(我已記不得它的出處了),為上述問題提供了一則解答。在審慎思考這個答案以及它背後的涵義後,我的新假說變得愈來愈有可能,且愈來愈有分量了。因為,就在阿茲特克人把柯爾特斯及其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傳染病正在城中肆虐、蔓延。那位率隊攻打西班牙人的阿茲特克將領也死於那場「悲傷之夜」(noche trista,這是後來西班牙人對這場疫病的稱呼)。這場致命傳染病釀成的癱瘓效應正足以解釋,為何阿茲特克人當時並未乘勝追擊潰敗的西班牙人,反而讓對手有時間、有機會喘息及重整,進而聯合其他印地安族人來包圍墨西哥城,贏得最後的勝利。
再者,像這樣「只殺死印地安人,而西班牙人卻毫髮無損的傳染病」,在心理方面的暗示也很值得考量。這種差別的遭遇,當時只能用超自然力來解釋,而在這場戰爭中,哪一方受天神的庇護也是無庸置疑的。在西班牙人信奉的神展示了卓越的神力之後,環繞著印地安神祇所建立的宗教、祭師與生活方式,再也無法維持下去。難怪,印地安人會如此溫順的接受基督教,向西班牙人俯首稱臣。上帝顯然偏袒西班牙人,而且此後每一場從歐洲(不久後又加上非洲)引進的傳染病大暴發,都不斷的重複這種教訓。
這類一面倒向侵犯印第安人的傳染病,提供了門路,以理解西班牙人如何在軍事及文化上,輕鬆的征服美洲。然而,這個假說立刻引發了其他問題:西班牙人是何時且如何獲得這種染病經驗,使他們能在新大陸無往不利?為何印第安人不具有能消滅西班牙人的地方疾病?只要試著回答這些問題,很快就會開始發現迄今仍被忽略的史學領域:即人類與傳染病交鋒的歷史,以及每當舊有疾病的疆界被打破,使得新傳染病入侵某個對它缺乏免疫力的民族時,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歷史也提供了許多十六、十七世紀發生在美洲的類似事件紀錄。本書的重點即在描繪這類致命接觸的主軸。我的結論將令讀者大吃一驚,因為在傳統歷史中備受冷落的事件,卻占據我論點中的樞紐地位。主要原因在於,負責篩檢人類在歷史上存活紀錄的學者,對於各種疾病模式可能產生的重大變化,缺乏敏銳的洞察力。
史學家忽略了傳染病
「從未遇過的傳染病襲擊人類族群時,會發生的慘劇」這類重大事件,歐洲歷史確實記錄了幾樁。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可以算是最主要的代表,其次是十九世紀的霍亂大流行,後者破壞性雖然沒有那麼大,但卻是比較近代且記載較完備的案例。然而,歷史學家從來不把這些案例,視作重大傳染病暴發這種大型事件,因為這類與新疾病慘烈交手的早期案例,被深深的埋藏在過去,那時的紀錄殘缺不全,使得事件的規模和意義都輕易的遭到後人忽略。
在評鑑古代典籍時,史學家自然會受限於他們個人對傳染病的體驗。由於現代人已歷經過各種疾病,對於許多熟悉的傳染病,都練就出相當程度的免疫力,因此總能很快的鎮壓住一般的疫病流行;訓練有素的史學家,生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不由得會把疫病造成重大傷亡的所有論點,都當成誇大之辭。
事實上,從前的史學家之所以沒能適度看重這整個主題,基本原因是在於他們不了解「疾病在普遍具有罹病經驗的族群中暴發流行」與「同樣的疾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間的重大差別。史學家若預設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所有傳染病的模式,都和歐洲地區的傳染病模式大同小異,那麼疫病流行自然就沒什麼好提的,因此,史學家也傾向採用隨興的方式,把這類資料輕描淡寫過去,正如我在柯爾特斯的勝利中所閱讀到的一樣。
於是,流行病史成為古文物研究者的領地,他們興致勃勃的抄抄寫寫,記下一堆基本上沒什麼意義的數據,就只因為這些資料剛好就在手邊。不過,還是有黑死病以及其他幾個流行病例,都是在軍營內突然暴發疫病,因而扭轉了軍情,有時甚至決定了戰爭的勝敗。像這類插曲當然不可能遭人遺忘,但是它們所帶有的不可預測性,卻令史學家深感不自在。我們都希望人類歷史的軌跡有理可循,而史學家為了迎合大眾需求,通常也特別強調歷史中可計算、可定義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素。然而,當疫病在戰時(或和平時期)成為決定歷史的關鍵因子時,這份解析歷史的努力恐怕徒勞無功。因此史學家總是低調處理這類重要的疫病事件。
當然,有一些圈外人會扮演提出異議的角色,例如美國細菌學家靳塞(Hans Zinsser),蒐集了一堆足以說明疾病的確舉足輕重的例子。因此,靳塞那本讀來令人津津有味的著作《老鼠、蝨子與歷史》(Rats, Lice and History)中,指出斑疹傷寒大流行,如何經常破壞國王與武士的錦囊妙計。
但這類書籍並未嘗試把疾病史擺進人類歷史中更重大的場景。這類書籍和其他書籍一樣,還是把偶爾暴發的疫病慘案,視為突發且無法預期的事件,這在本質上已超出史學詮釋的範圍,因此無法引起詮釋歷史的專業歷史學者的興趣。
本書藉由揭示各種疾病傳播的模式如何影響遠古與現代人類的歷史,想把流行病史帶入歷史詮釋的領域。我所做的諸多猜測及推論都仍在試探階段。我提出的這些論點,還有待精通各種難懂語言的專家,細心審視經典古籍,來加以確認或是糾正。像這類的學院派研究工作,往往需要寫成論文,做為「箭靶」,看是否經得起考驗。我提出的想法和猜測,應該合乎上述的要求,同時還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使他們關心人類歷史諸多舊觀念之間所存在的重要鴻溝。
除了我必須提出的細節內容外,想必大家都會認同「進一步了解人類社群在自然平衡中不斷變遷的地位」,應該成為我們解析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沒有人能懷疑,傳染病在過去及現在都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寄生」無所不在
在開始說故事之前,有幾項關於寄生、疾病、瘟疫的論點以及相關的觀念,或許有助於避免讓讀者弄混。
對於所有生物而言,疾病和寄生現象都是無所不在的。某生物從另一方生物身上成功取得食物,對後者(宿主來說),等於一場惡性感染或疾病。所有動物都依靠其他生物為食物來源,人類也不例外。覓食問題以及人類社群在覓食上的各種招式,充斥在經濟史中。反倒是「避免成為其他生物的食物」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少見,大體是因為人類早在相當遠古的時代,就已經不畏懼大型掠食者,例如獅子或野狼。話雖如此,我們或許還是可以把大部分人類的生命,視為一場介於「病菌的微寄生」以及「大型天敵的巨寄生」之間的危險平衡;而所謂的大型天敵,主要是其他的人類。
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指的是微小的寄生物(病毒、細菌或是多細胞生物),它們能在人體組織中,找到維生所需的食物來源。有些微寄生物會引發急性疾病,結果不是很快的把宿主殺死,就是在宿主體內引發免疫反應,讓自己被宿主殺死。偶爾這類致病的生物不知怎的,進入特殊宿主的體內,使宿主成為帶原者,有能力感染其他人,自己卻不生病;另外還有一些微寄生物,有辦法和它們的人類宿主,達成比較穩定的平衡關係。這類感染無疑也會吸走宿主體內的部分能量,但是它們的存在並不會妨礙宿主的正常功能。
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也展現出類似的多樣性。有些會立即致命,例如,當獅子、野狼在吃人或是吃其他動物時,勢必會令宿主立即喪命;有些巨寄生物則容許宿主無限期(indefinitely)的存活。
早在遠古時代,從事狩獵的人類,其技巧和威力便已超越了他們的動物天敵。人類於是竄上了食物鏈的頂端,從此不再那麼容易被大型掠食動物吞噬。然而從那之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互相殘殺」幾乎是兩相鄰部落的互動特色。這使得成功的人類狩獵者,真正躍上和獅群、狼群同等級的地位。
接著,當生產食物成為某些人類社群的生活方式後,另一種新版本的巨寄生方式也跟著出現。征服者可以從生產者手中取走食物,供自己消耗,因此對於生產者而言,征服者便成為另一種型態的寄生物了。尤其是在土地富饒的地區,甚至證明了人類社會可以發展出相當穩定的巨寄生模式。
摘自 緣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再版導讀
宏觀的疾病文明史
李尚仁
長年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加拿大裔歷史學者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於2016年7月8日以九十八歲高齡逝世。他的經典名著《瘟疫與人》中譯本在同一年度再版,可說是台灣對這位重要歷史學者極佳的致敬與紀念。麥克尼爾被視為是目前十分熱門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研究領域的先驅,成名作是出版於1963年的《西方的興起》,該書的主標題或許會讓人以為麥克尼爾談的是「西方」的歷史,其實他討論的是數千年來人類各種文明的互動,以及西方如何於短短五百年間在此過程中興起。麥克尼爾另一本世界史名著是1982年出版的《權力的追求》(The Pursuit of Power),討論軍事與科技如何影響權力關係與人類社會。
《瘟疫與人》的內容更廣泛、企圖心也更大。表面看來該書探討的是疾病史,而此類研究早已有之,畢竟傳染病的暴發常會對歷史有重大影響。例如斑疹傷寒對遠征俄國的拿破崙大軍造成巨大傷害,或是中世紀晚期的瘟疫對歐洲封建制度的衝擊。然而,《瘟疫與人》處理的範圍遠超過個別事件、疫情與疾病,而企圖討論史前時期直到現代疾病如何影響人類的歷史。
簡潔原理看疾病史
儘管涉及的範圍龐大,《瘟疫與人》的基本解釋原理卻相當簡單,它建立於簡單的免疫學與疾病地理學觀念。簡而言之,人群接觸到來自不同環境的新病原時,常會因為缺乏免疫力而導致嚴重疫情與大量死亡。這種接觸可能是因為人群遷徙到新的環境,也可能是外來的人群或病媒將新的病原引入。接觸過微生物而仍存活者,則會產生一定的免疫力,當病原與免疫力達成平衡後,該疾病往往成為當地的風土病,尤其是兒童疾病,其殺傷力大減。
溫暖潮濕的熱帶森林,致病微生物種類多於寒冷乾燥的溫帶地區;擁擠城市的傳染病多於地廣人稀的鄉間;農業耕作和畜牧也會帶來更多的傳染病。除了病菌這類微型寄生物之外,人們還常常面臨榨取其勞動果實的巨型寄生物,像是統治者、征服者與殖民者等等。本書從這些基本原理出發,來探討生態、疾病與人類歷史的關係;從史前時代到現在的人類歷史,就是微型寄生物、巨型寄生物以及被寄生者之間的互動過程與結果。
《瘟疫與人》是生態史與環境史的重要經典,但它不是唯一的先驅。麥克尼爾自承在寫作《西方的興起》時,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為何為數甚少的西班牙冒險家,能夠擊敗印加與阿茲特克等大帝國,進而征服美洲?許多證據顯示,其實是美洲原住民對西班牙人帶來的傳染病缺乏免疫力,遭到疫情嚴重打擊,而讓野心家有機可乘。麥克尼爾並不是頭一個研究此一課題的學者,美國歷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Jr.)稍早在1972年出版的《哥倫布大交換》,就是探討此一主題的生態史名著。
但《瘟疫與人》更進一步,試圖以生態因素解釋許多看似難解的歷史現象,像是玄奧的宗教教義。例如,相對於中國入世的儒教,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之所以教導人棄絕塵世,是由於印度溫暖的環境具有更多的傳染病,致使生產力低的人民在應付國家的稅賦之後,資源所剩無幾,因此發展出貶低物質世界的宗教。他還推測印度種姓制度的產生,是因為北方征服者為避免染上南方部落民族身上的寄生蟲病,所發展出的接觸禁忌。有趣的是,麥克尼爾在書中也否定過去疾病史常有的看法,像是梅毒是哥倫布的船隊從新大陸帶到歐洲的說法。
學界多方檢視
《瘟疫與人》一出版就廣受好評,學界大多讚賞其宏觀視野與大膽綜述所帶來的啟發。然而,如此充滿驚人之論的著作必然會引起批評,尤其是史料的使用與推論必遭到嚴格檢視。具有醫師資格,也專研疾病史與疾病地理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艾克納希特(Erwin Ackerknecht, 1906-1988),就稱《瘟疫與人》為「科幻小說」。英國醫學史學者阿諾(David Arnold)1996年出版的《自然的問題》(The Problem of Nature)一書就宣稱,麥克尼爾對於黑死病與蒙古帝國擴張之間的解釋,具有高度臆測性質。阿諾提出許多的質疑,例如鼠疫真的是起源於中國雲南?會不會在十四世紀時中亞的老鼠就已經帶有鼠疫桿菌了?鼠疫真的是借助蒙古大軍傳播的嗎?會不會是氣候變遷導致帶菌的老鼠從原棲地出走,而使得人類與牠們接觸的機會大為增加?
此外,中國史籍關於疫病的記載大多十分簡略,在1330年代與1340年代大量發生的疫病,真的是鼠疫?還是其他傳染病?這種對於將現代醫學知識套用於過去史料的批評,在1990年代的醫學史學界達到高峰。學者懷疑能否透過史料記載,對過去的疾病進行「回顧診斷」,畢竟古代人對疾病的認知與描述和現代醫學大不相同,而古代醫者所信奉的體液說等醫學理論,也和現代細菌學大異其趣。除非有好的遺體標本,否則今天的學者也沒辦法對古代病人做細菌學檢驗,怎能光憑文字記載就斷定當時的人罹患的是何種疾病,甚至進而做出各種令人嘖嘖稱奇的歷史推論?
歷史經典瑕不掩瑜
不過,正如任教於牛津大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哈里森(Mark Harrison)所指出,學者如果採取這樣徹底的懷疑態度,認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所描述記載的疾病,絕對無法對應到今天的疾病分類,那麼就不可能進行任何長時段、大地理範圍的疾病史研究,更遑論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
換句話說,要不要做回溯診斷以及進行疾病生態史的推論,需要看探討的是何種議題而定。如果學者追問的是社會文化與醫學理論,如何影響對疾病的認識與治療,那當然不需要借助現代醫學來做回溯診斷。但如果要宏觀了解生態、經濟與長時程歷史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透過現代科學知識來揣摩當時的疾病種類,仍舊是無可避免的。在《疾病與現代世界》(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這本書中,哈里森強調執著於這樣的爭論是沒有益處的,疾病史的研究應該要「百花齊放」。
《瘟疫與人》這樣的經典,影響力有時會出現在出乎意料的地方。法國學者拉圖(Bruno Latour)往往被視為是對科學與科技有著激進看法的前衛思想家,他有時也被某些人批評為極端相對主義者。然而,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書中,將微生物與人類帝國比喻為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以吞食消化來比喻族群與文明的征服、消長乃至滅絕,此種看法成為拉圖的《巴斯德的實驗室》一書的靈感來源之一,不只多次加以引用,而且還大為讚賞。
麥克尼爾以同樣的視野看待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正符合拉圖將人類與非人類(微生物、動植物、機械甚至整個地球)都當成網絡中的行動者的理論觀點。強調科學推論的環境決定論與前衛的相對主義建構論,在此出現奇特的交會,這也許就是麥克尼爾的史學想像,展現於《瘟疫與人》的奇特魅力。
家學淵源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麥克尼爾一家祖孫三代都是歷史學者。他的父親約翰・麥克尼爾(John McNeill)是長老會牧師,也是研究基督教史的學者。他的兒子約翰・勞勃・麥克尼爾(John Robert McNeill)是目前仍很活躍的傑出歷史學者,和乃父一樣專攻世界史與環境史,著有《太陽底下的新鮮事》,更和父親合寫了《文明之網》。這兩本書在台灣都已有中譯本出版。勞勃・麥克尼爾在史學上克紹箕裘,甚至在父親成名的疾病環境史研究領域也發光發熱,他在2010年出版的《蚊子帝國》(Mosquito Empires),探討歐洲殖民加勒比海區域以來,黃熱病與瘧疾等病媒蚊傳播的熱帶疾病,以及該區域頻繁發生的戰事,如何塑造此地的歷史。此書出版以來獲得學界極大的好評,讚譽不斷。《蚊子帝國》的卓越成就,或許正說明了《瘟疫與人》所開拓的研究途徑,在更細膩的分析方式下,仍可帶來豐碩的史學成果。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