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與20世紀中國史學：從先秦子學到清代考據，一場席捲千年的學術史革命

錢穆與〈劉向歆父子年譜〉

一、寫作背景與學術貢獻

〈劉向歆父子年譜〉（以下簡稱〈年譜〉）是錢穆的成名之作，這是一篇解決晚清道、咸以來經學上今古文之爭、破今古門戶的力作，1930年6月發表在顧頡剛主編的《燕京學報》第7期上。

1929年顧頡剛與錢穆在蘇州初識時，顧氏稱自己北上燕京大學任教並兼任《燕京學報》的編輯工作，希望他能為學報撰稿。錢穆卻中山大學聘後，去信向顧頡剛解釋。此時顧任《燕京學報》編輯委員會主任，學報七、八兩期由他主編，故回信催錢氏為學報撰稿，錢穆於是寫成〈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寄給了顧頡剛。

〈劉向歆父子年譜〉原名《劉向劉歆王莽年譜》，發表時由顧頡剛改為今名，這是錢穆轟動學術界的成名之作，也是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的不朽名作，它主要是針對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而作的。

1920、1930年代，支配當時中國學術界的是康有為的今文家說。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中力主古文經為劉歆偽造，把晚清今文家說發揮到極致。其後崔適著《史記探源》、《春秋復始》、《五經釋要》等書，進一步發揮康說，崔適的弟子錢玄同在〈重印新學偽經考序〉中又加以附議補充，以申師說。從此，劉歆媚莽助篡、偽造群經風靡學術界，統治了近代的經學研究。五四以後的疑古史學多受康有為今文家說的影響，顧頡剛就是受到《新學偽經考》的影響才由信古文轉向信今文的，他在廣州中山大學講經學時即主康說。

1913年錢穆在無錫盪口鴻模學校任教時，讀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已接觸到經學上今古文之爭。1922年任後宅泰伯市立圖書館長時，因到杭州購書，得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石印本一冊。讀後而「心疑」，「深疾其牴牾」。這是他治兩漢經學今古文問題之始。其後，隨著學力的加深，他對兩漢經學今古文之爭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對晚清今文家言，特別是康有為的劉歆偽經說深不以為然。當顧頡剛向他約稿時，他決定把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見諸文字，於是寫成〈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對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一書的主要觀點進行了全面批駁。

錢穆仿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的體例，以年譜的著作形式具體排列了劉向、劉歆父子生卒、任事年月及新莽朝政，用具體史事揭橥《新學偽經考》不可通者有28處，凡康文曲解史實、抹殺證據之處，均一一「著其實事」，詳細論證了劉歆偽篡古文以媚莽不能成立。他駁斥康文的28條理由概括起來主要包括如下幾方面的內容。

其一，劉歆無遍造群經之時間。

劉向卒於漢成帝綏和元年（西元前8年），劉歆復領校五經在綏和二年，爭立古文經博士在漢哀帝建平元年（西元前6年），距劉向之死不到二年，距劉歆領校五經不過數月。劉歆偽造群經是在劉向未死前還是在劉向卒後？如果說劉歆遍偽群經在劉向生前，其父為何不知？如果說在其父死後二年，劉歆領校五經才幾個月，要在如此短的時間遍造群經，於時間上說不通。

其二，與劉歆同時或前後時代的人並未留下劉歆作偽的記載。

首先，與劉歆同在天祿閣校書的人無一人說劉歆造偽。與劉歆同在天祿閣校書的人有尹咸父子、班游、蘇竟和稍後的揚雄。尹咸父子，歆從其受學，與歆父劉向先已同受校書之命，名位皆出劉歆之上，沒有說劉歆偽造群經。班游校書，亦與劉向同時，漢廷賜以祕書之副，也沒有說劉歆造偽。蘇竟與劉歆同時校書，至東漢尚在，為人正派，「無一言及歆偽」，且深為推敬。揚雄校書天祿閣，即當年劉歆校書處。楊氏書多言古文，可知他親見中祕古籍。如果說劉歆「於諸經史恣意妄竄」，揚雄為何看不出偽跡；其次，東漢諸儒，未疑及劉歆造偽。東漢時校書東觀的班固、崔駰、張衡、蔡邕，未疑作偽。桓譚、杜林與劉歆同時，「皆通博洽聞之士」，下逮東漢，顯名朝廷，「於歆之遍偽諸經絕不一言」，這又是什麼道理？再次，深抑古文諸經的師丹、公孫祿、范升，皆與劉歆同時，他們反對古文經的理由是「非毀先帝所立」，攻擊劉歆「顛倒五經」、「改亂舊章」，並不認為這些經書為劉氏所偽。最後，被認為最有可能與劉歆共謀偽造是當時被王莽徵召入朝的「通逸經、古記、小學諸生數千人」，此數千人者遍於國中四方，「何無一人泄其詐」？自此不到二十年，光武中興漢室，此數千人生活在東漢之初，為什麼沒有一人言及劉歆作偽？

其三，關於劉歆媚莽助篡偽造《周官》之說。

錢穆認為，劉歆在爭立古文經時，王莽已去職，絕無篡漢之象，何來偽造經書以助莽篡漢。說劉欲偽造群經獻媚王莽，主要是指《周官》。康有為稱劉歆偽經，首於《周禮》，以佐莽篡。然《周官》乃晚出之書，方爭立諸經時，《周官》不在其內。媚莽助篡，符命為首。而符命源自災異，善言災異者，皆今文學家，如京房、翼奉、谷永、李尋之徒。又，周公居攝稱王，本諸《尚書》，亦為今文家說。劉歆既不造符命，也不言災異，又不說今文《尚書》，何益於篡位改制。《周官》乃是王莽得志後據以改制立政，不可以說是劉歆媚莽改造《周官》助篡。王莽據《周官》改制的內容，如井田、分州及爵位等級等早見於以前之古籍。井田見於《孟子》，分州見於《尚書》，爵位之等詳於〈王制〉、《公羊》。其他如郊祀天地，改易錢幣之類，莽朝改制，元成哀平以下，多已有言之者，此皆有所本，劉歆何必再偽造此書，「以啟天下之疑」。再者，說劉歆偽造《周官》獻媚王莽，照理說王莽代漢後，應尊古文，抑今文。事實上，王莽當政後，今古兼采，當朝六經祭酒，講學大夫多出於今文諸儒，這又如何理解？

其四，關於劉歆偽造《左傳》諸經。

說劉歆在偽造《周禮》以前，已先偽造了《左傳》、《毛詩》、《古文尚書》、《逸禮》諸經。說劉歆偽造《周官》乃是為了媚莽助篡，那麼他偽造《左傳》諸經的目的又是什麼？錢穆認為，《左傳》傳授遠在劉歆之前，歆父劉向及其他諸儒，奏記述造，「引《左氏》者多矣」。西漢眭孟、路溫舒、張敞、翟方進、梅福、尹咸、何武、王舜、龔勝、杜鄴、張竦、揚雄等人皆引過《左傳》，像嚴彭祖、翼奉、京房、谷永那樣的今文學大家也兼治《左傳》。西漢師丹、公孫祿，東漢范升，諫立《左傳》諸經尤力，「並不為今古分家，又不言古文出歆偽」。甚至師丹在上漢哀帝的奏文中還引用《左傳》僖公九年「天威不違顏咫尺」之語。錢穆據《華陽國志》卷十引〈春秋穀梁傳敘〉云：「成帝時，議立三傳，博士巴郡胥君安，獨駁《左傳》不祖聖人。」認為反對者僅謂「『《左傳》不祖聖人』，並未謂古無其書，由歆偽撰也」。

錢穆在〈年譜〉中還引用漢書〈張敞傳〉、〈儒林傳〉等材料具體論證了《春秋左氏傳》在西漢修習流傳的情況。《漢書·張敞傳》云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跡盛衰，譏世卿最甚。」〈張敞傳〉又云：「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錢氏引《漢書·儒林傳》解釋道：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季友、趙衰、田完受封事，《公》、《穀》皆不著，敞治《春秋》，及見《左氏》審矣。敞又名能識古文字，《左氏》多古字，與其學合。譏世卿乃《公羊》義，敞引為說，當時通學本不分今古也。

張敞借用季友、趙衰、田完受封事，勸漢宣帝應抑制霍氏的勢力，否則不免會再現「世卿」之禍。接著錢穆引用〈儒林傳〉說張蒼、賈誼、張敞三人「皆修《春秋左氏傳》」。然後說季友、趙衰、田完受封事的記載僅見於《左傳》，不見於《公羊》、《穀梁》。張敞用此三人的事蹟勸說宣帝，說明他讀過《左傳》，〈儒林傳〉說張敞「修《春秋左氏傳》」是正確的。張敞上封事在宣帝地節三年（西元前67年），此時劉向年12，劉歆尚未出生，劉歆何以能假造他尚未出生時張敞就讀過的《春秋左氏傳》？且在張敞之前，漢初的張蒼、文帝時的賈誼就研修過此書，此二人比劉歆出生要早100多年，劉歆又如何假造出他們修習過的《春秋左氏傳》？

錢穆又舉翟方進修習《左傳》的例子：

按〈翟方進傳〉：淳于長陰事發，下獄，方進奏劾紅陽侯王立，並及其黨友，奏中有云：「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補注》，周壽昌曰：『案西漢文中無引《左氏》者，獨方進奏中引此數句，緣方進好為《左氏》學。〈韋賢傳〉中始見劉歆等引《左氏傳》，此尚在前也。』今按：路溫舒、張敞等引《左氏》尤在前，而方進之傳《左氏》，則有明證矣。必如康說，《漢書》全成歆手，則此亦歆所偽造以欺後世耶？

可見，在漢哀帝建平元年（西元前6年）劉歆請立《左氏春秋》於學官之前，西漢公卿、學者在奏議中直接或間接引用《左傳》中的文句或史事不乏其例，說明在此之前《左傳》早已在民間和學者中間流布傳習，根本無須等到劉歆居中祕時再來偽造。

康有為認為《左傳》是劉歆媚莽助篡偽造的，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隱西元年《左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康氏《偽經考》據此認為：「莽文居攝名義亦由歆。即此一言（《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歆之偽作《左氏春秋》書法，以證成莽篡，彰彰明矣。」錢穆反駁道：「按：《禮記·文王世子》：『周公攝政踐阼而治』，《說苑·尊賢》：『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居攝之名，何必始於歆？歆請立《左氏》，尚在哀帝建平元年，豈預知十年後莽有居攝之局而先偽經文以為之地？」顯然，康氏之說無據。

王莽代漢之際，碩學通儒都頌德勤勉，校書者也非劉歆一人，即便是有人偽造經書，也不必說偽經者必是劉歆。所以錢穆認為，既不存在劉歆在短短數月間偽造群經能欺騙其父，並能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之理，也無偽造群經媚莽助篡之說，這些純屬康有為出於「託古改制」的政治目的而有意編造出來的。他在《年譜·自序》中說：「余讀康氏書，深疾其牴牾，欲為疏通證明，因先編〈劉向歆父子年譜〉，著其實事。實事既列，虛說自消。元、成、哀、平、新莽之際，學術風尚之趨變，政治法度之因革，其跡可以觀。凡近世經生紛紛為今古文分家，又伸今文，抑古文，甚斥歆、莽，遍疑史實，皆可以返。循是而上溯之晚周先秦，知今古分家之不實，十四博士之無根，六籍之不盡傳於孔門而多殘於秦火，庶乎可以脫經學之樊籠，發古人之真態矣。」

錢穆與〈劉向歆父子年譜〉

一、寫作背景與學術貢獻

〈劉向歆父子年譜〉（以下簡稱〈年譜〉）是錢穆的成名之作，這是一篇解決晚清道、咸以來經學上今古文之爭、破今古門戶的力作，1930年6月發表在顧頡剛主編的《燕京學報》第7期上。

1929年顧頡剛與錢穆在蘇州初識時，顧氏稱自己北上燕京大學任教並兼任《燕京學報》的編輯工作，希望他能為學報撰稿。錢穆卻中山大學聘後，去信向顧頡剛解釋。此時顧任《燕京學報》編輯委員會主任，學報七、八兩期由他主編，故回信催錢氏為學報撰稿，錢穆於是寫成〈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寄給了顧頡剛...

緒論
論錢穆史學體系的形成
一、以求真為職志的考據派史家
二、治史方向的轉變
三、文化民族主義史學的形成
四、文化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
五、結語：錢穆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定位
論錢穆的歷史思想與史學思想
一、歷史的過去與未來交織於現在的歷史時間觀
二、以學術思想為核心的文化史觀
三、治史首貴識變的歷史漸變論
四、重史心、史德的史家素養論
五、學貴致用的史學目的論
六、歷史客體與史家的主體精神
「疑非破信，乃立信」
一、錢穆早年對古史辨派古史理論的評價
二、「所同不勝其異」——古史理論的分歧與批評
三、作為考古派史家的錢穆
錢穆與新考據派關係略論
一、傅斯年推薦錢穆進北大
二、新考據派的同盟
三、分道揚鑣
四、有若仇讎
五、並非冰炭之不相容
錢穆與《先秦諸子繫年》
一、《先秦諸子繫年》的成書經過
二、以古本《竹書紀年》訂《史記》之誤
三、對戰國史研究的貢獻
四、論諸子和先秦學術史的分期
五、考證諸子的方法
六、局限與不足
七、餘論
錢穆與〈劉向歆父子年譜〉
一、寫作背景與學術貢獻
二、學界反響
三、仍待研究之問題
「不知宋學，則無以評漢宋之是非」
一、近代學者的清學史研究
二、清代漢學淵源於宋學
三、錢穆論清代學術的發展演變及其學術貢獻
四、錢穆表彰「宋學」的原因
五、錢穆論清學史可商榷之處
錢穆與中國文化史研究
一、轉向文化研究的原因
二、論中國文化發展的地理背景
三、論中國文化史的分期
四、論中國文化的融合精神
五、中西文化兩類型說的提出
六、固守傳統與融會中西
錢穆與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
一、「非專制論」的提出及其內容
二、「歷史意見」與「時代意見」
三、對傳統政治弊端的剖析
四、「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錢穆與近現代史家交往述略
一、錢穆與柳詒徵
二、錢穆與呂思勉
三、錢穆與陳寅恪
四、錢穆與張蔭麟
五、錢穆與湯用彤
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

緒論
論錢穆史學體系的形成
一、以求真為職志的考據派史家
二、治史方向的轉變
三、文化民族主義史學的形成
四、文化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
五、結語：錢穆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定位
論錢穆的歷史思想與史學思想
一、歷史的過去與未來交織於現在的歷史時間觀
二、以學術思想為核心的文化史觀
三、治史首貴識變的歷史漸變論
四、重史心、史德的史家素養論
五、學貴致用的史學目的論
六、歷史客體與史家的主體精神
「疑非破信，乃立信」
一、錢穆早年對古史辨派古史理論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