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步入「衰敝期」的明王朝
盧象昇,生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三月,殁於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不足39週歲而亡。他一生短暫,卻在明末內憂外患的歷史畫卷上塗下了濃重的一筆。盧象昇是明末天啟、崇禎時期一位重要的地方實力派官員,歷任戶部主事、大名知府、大名兵備、鄖陽撫治、湖廣巡撫、中原五省總理、宣大山西總督(後加兵部尚書銜)等職,與明末黨爭、農民起義、明清戰爭,都有十分密切的聯繫。目前,有諸多記載盧象昇生平事蹟的較為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如《盧象昇疏牘》(有盧象昇所作近200篇奏疏和公牘),此外還有《明大司馬盧公年譜》、《忠肅集》、《茗嶺盧氏宗譜》等。然而,到目前為止,對盧象昇專門研究成果還十分缺乏,這與其在明末歷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符。本書即從原始文獻的研究切入,同時結合時人和後人的研究論述,希望讀者對盧象昇的生平事蹟有個較為全面的瞭解,以深化對複雜多變的明末政治時局的認知;進一步探究是怎樣的明末大歷史造就了一代名臣盧象昇,而盧象昇之所為又如何影響和豐富了明末大歷史。同時,本書也試圖將考察盧象昇挽救時局的努力與最終失敗,作為探尋明朝最終敗亡原因的一個視角。
盧象昇之所為與之所不為,皆離不開他所處的具體的歷史環境,那麼,盧象昇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呢?
第一節 晚明皇帝怠政與黨派紛爭
一、萬曆和天啟怠政
萬曆朝後期,皇帝怠政已經十分嚴重。後人在總結明亡之教訓時,多涉及萬曆怠政,如清人稱:「明之亡,不亡於崇禎之失德,而亡於神宗之怠惰,天啟之愚騃。」孟森亦有相似結論:「明之衰,衰於正、嘉以後,至萬曆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當代明史學者王天有持有類似之觀點,他將明朝歷史分為四個歷史階段:開創期、腐化期、整頓期和衰敝期;他認為,「從明神宗萬曆十年(1582)至明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是明朝的衰敝期」。
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死,萬曆帝親政,起初他還頗有些勵精圖治的態勢。當朝官員海瑞,曾對他稱頌不已:「自張居正刑犯以後,乾綱獨斷,無一時一事不唯小民之念。」然而,萬曆十四年(1586年)秋,萬曆帝竟然開始「連日免朝」。禮部主事盧洪春,質疑皇帝因身體健康之故免朝,並諷諫萬曆帝,惹惱了皇帝,遭到廷杖革職的處罰。此後,萬曆帝怠政愈加頻繁,尤其在「國本之爭」事件發生後,他甚至與群臣關係勢如水火。對於萬曆怠政的狀況,孟森曾有論:「帝既不視朝,不御講筵,不親郊廟,不批答章奏,中外缺官亦不補。」
學界對於萬曆帝長期怠政之因,已有探討。閻崇年認為,萬曆怠政原因有四:擺脫戒尺、居功自傲、沒有競爭、身體有病。米智也試圖從君臣矛盾的角度,來論述怠政之因;美籍華人史家黃仁宇,則從中國傳統道德的層面,來論述萬曆怠政之因,並提出:「中國兩千多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筆者以為頗有些可資之處。
另外,我們還可以從萬曆帝的性格和心理的角度,分析他長期怠政的原因。幼年時期的萬曆帝,生活在李太后、張居正和馮寶的交相訓教之中,個人的天性和興趣被強行壓制。比如,他曾與小太監在宮中嬉戲,被馮寶狀告至李太后處,並遭到太后跪罰。萬曆帝自然對他們三人十分敬畏,閻崇年稱這三人是懸在小萬曆頭上的「三把戒尺」。萬曆帝少年時的天性和愛好遭到扼殺,在其內心深處便產生了一種叛逆心理。[而一旦「三把戒尺」的威力不存,萬曆帝可能就會井噴式地自我放縱,甚至會對曾限制其自由的人實施報復。同時,親政的萬曆帝要有一番作為,也必須徹底消除「三把戒尺」的影響。或許,親政後的萬曆帝就是基於這種複雜心理的影響,才最終決定清除張居正、馮寶集團的政治影響。當然,萬曆帝不可能對自己的母親痛下狠手;更何況,他親政後,李太后也逐步放鬆了對兒子的管教。然而,「倒張運動」的結局卻事與願違,萬曆帝對朝臣道德說教的虛偽產生了很大的厭惡。不久後,爆發的立太子的國本之爭,最終使萬曆帝與朝臣的矛盾激化了。他無法擯棄歷史形成的傳統道德觀念和封建宗法制度,只好採取了逃避群臣的做法:深居內宮,不問朝政。正如為《萬曆十五年》寫書評的歐蒲臺所言:「在其皇帝角色裡表現活力的所有嘗試遭到普遍反對後,萬曆走上了罷工的道路,全身心地去陪伴鄭貴妃。」
同樣,天啟帝的怠政也絲毫不亞於乃祖萬曆帝。諸多史籍都稱其嗜好工匠造作之事,而將朝政委於寵宦魏忠賢等人。對此,明人筆記《先撥志始》、《酌中志餘》、《曠園雜志》和《三朝野紀》皆有記述。如《三朝野紀》有云:「上性好走馬,又好小戲;好蓋房屋,自操斧鋸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內官監、御用監辦進,日與親近之臣涂文輔、葛九思輩朝夕營造。造成而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當其斤斫刀削,解衣盤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窺視。王體乾等每伺其經管鄙事時,即從旁傳奏文書。奏請畢,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忠賢輩操縱如意,而呈秀、廣微輩通內者,亦如袍鼓之捷應也。」陳登原更稱天啟帝為「頑童」,「熹宗好走馬、好水戲、好起造,凡此等等,皆是頑童行徑」。既然熹宗如此愛玩,那就無心朝政了,朝中出現的權力真空自然就由他寵信的閹黨集團來填補了。而魏閹集團趁機鞏固自己的政治勢力,拉攏原東林黨官員的敵對派,打擊以東林黨為核心的正直官員,使業已存在的門戶黨爭進一步激化。
二、門戶黨爭的形成和延續
萬曆怠政,加之其他因素,朝野出現了門戶黨爭,而天啟怠政則加劇了黨爭的激烈程度,使明末朝政更加混亂,社會危機急遽加深,加速了明王朝的覆滅。
張居正被清算後,那些曾經因上諫忤逆而被貶官的官員們,皆先後被萬曆帝重新重用;朝中也沒有權臣再嚴控言路。因此,朝廷的諫言之風再次高漲。起初,有些官員對張居正一黨進行參劾,同時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萬曆怠政後,他們又對萬曆帝違背帝王之道的諸多做法進行諫諍,以表忠貞。例如,在「爭國本」中,不少朝臣都涉入其中。總體來看,對於這些諫諍,起初,官員們或許是堅持封建倫理綱常,較少摻雜派系的利益之爭,但後來則出現了門戶之爭。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事件,則成為引發明末門戶之爭的火藥桶。明末文人文秉曾評說「癸巳京察」事件:「門戶之禍堅固而不可拔,自此始也。」門戶之爭亦有愈演愈烈之勢。
朝中官員在議事中,往往依籍貫、師承關係等,按照各自的利益需求,結成相對穩定的不同利益集團,便形成了所謂的「黨」,如宣、崑、浙、楚、齊黨和東林黨。一般來說,前者五黨實為官場利益而形成的不同的政治集團;後者則是有正義感的在野士大夫,以無錫東林書院為聯絡基地,形成的群眾性組織,後來朝中一些正直的官員也與之相呼應,便演變成一個有政治利益訴求的政治集團,後被政敵稱為「東林黨」。東林黨不僅代表了江南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甚至還始終支持並參與市民階級反對封建特權的鬥爭。
萬曆末,黨爭激烈,周嘉謨出任吏部尚書後,吏治狀況才有所好轉。《明史》載:「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為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主。及嘉謨秉銓,唯才是任。光、熹相繼踐祚,嘉謨大起廢籍,耆碩滿朝。向稱三黨之魁及朋奸亂政者,亦漸自引去,中朝為清。」從此,三黨官員利盡而散,轉而投靠權勢方熾的魏閹集團。所以,啟、禎年間的朝中黨爭主要在閹黨和東林黨之間進行。
由於東林黨官員的積極努力,明熹宗終於順利地入繼大統。所以,天啟初年,朝中的東林黨官員勢力大盛,出現了「東林勢盛,眾正盈朝]的局面。然而,東林黨人卻專注於以「三案」為焦點,打擊政敵,以報萬曆末年所遭受其他黨派迫害之仇,反而矯枉過正,樹敵更多。不久,羽翼漸長的魏閹集團利用熹宗的恩寵與昏庸,代替東林黨人掌握了朝政大權。從天啟四年(1624年)至天啟末,閹黨集團與東林黨人之間的黨爭十分慘烈。結果,東林黨人遭到沉重的打擊,朝野出現了閹黨一派獨大的局面。
崇禎帝即位不久,開始欽定逆案,對閹黨勢力進行清算,魏忠賢等人被遣戍甚至處死,東林黨官員再次受到重用,原來被魏閹集團排擠的東林或親東林官員相繼歸朝任事。然而,崇禎帝卻是一位勤政嗜權的皇帝,他希望朝野臣工能「化異為同」,共濟時局,並嚴禁臣屬結黨相爭。據《明史》載:「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曰『化異為同』,曰『天下為公』。」所以,雖然東林黨人重返朝政,但未再形成天啟初「東林盈朝」的局面。同時,閹黨勢力雖遭清算,但還有不少殘黨隱而不發,甚至得到了與東林黨人有隙的首輔大臣溫體仁的保護。終崇禎一朝,東林黨及有「嗣東林」之稱的復社,與閹黨集團仍然明爭暗鬥。然而,由於崇禎帝馭下甚嚴,門戶黨爭並沒有發展至左右朝政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