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宰相：資治通鑑驚天下，千古賢臣司馬光-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9865168742

圖書名稱：史學宰相：資治通鑑驚天下，千古賢臣司馬光

「吾無過人者，但生平行為，無不可對人言耳。」

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年才成為宰相；
他，受封最高級諡號「文正」，北宋僅3人獲此殊榮；
他，同時也是與司馬遷並列的大史學家──

他是司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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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與王安石
司馬光曾說：「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之日，受而不辭。」意思是說，假如自己及得上王安石的十分之一二，臣在受到任命的當時，就會立即接受。可見，司馬光對當時的王安石是何等推重。
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因為後來的政見分歧，司馬光與王安石可能會當一輩子的好朋友。
但也有例外，蘇軾的父親蘇洵，早已對王安石表示懷疑，說：　
「以某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內翰何為與之遊乎？」
我們無法設想司馬光當時的反應。蘇洵老先生的判斷，是否使他感到震驚？是否會因此想到彼此日後的反目？

◆曠世巨著《資治通鑑》
如果說英宗還有可稱道的地方，就是《資治通鑑》這部大書的編纂。此前，司馬光在〈進通志表〉中說：

「臣聞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不可不思。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刪取其要，為編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

從司馬光的奏章裡我們可以看到，他編這樣一部書的目的，實際上很明確，就是要為帝王編一部教科書。至於編輯方法以及體例，都有相當成熟的設計，又因為工作量太大，申請了兩個助手，皇帝很快答應。我們今天不得不說，要不是英宗，我們不可能讀到《資治通鑑》。

作者簡介：

李金山，哲學系出身，現為傳記文學學會理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副主任。作品包括文學評論、散文、小說、傳記等，散見於各大報刊，著有《李鴻章：裱糊匠的慷慨與悲涼》、《重說司馬光》、《禹都滄桑》等。

章節試閱

蘇轍試卷

嘉祐六年（西元一〇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仁宗皇帝御崇政殿，選拔敢於直言批評朝政的人才，選拔對象是在職的官員。參加此項考試的人很少，包括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今河南省宜陽縣西）主簿蘇軾以及澠池縣（今河南省澠池縣）主簿蘇轍。蘇軾的試卷是第三等，王介的是第四等，蘇轍的試卷該是第幾等，意見有了分歧。
史書上說，蘇轍的對策切要而率直，講話直率，一針見血，大意是：自北方停戰以來，陛下就棄置了憂懼之心，已二十年。古代的聖人，無事時常心存憂慮，預先有所防備，所以有事時就不懼怕。而無事時的憂慮，是為了有事時的不懼。現在陛下無事就無憂，一旦有事，又大懼失措，臣以為有失其宜。臣聽說近年來，後宮的嬪妃，至以千數。陛下坐朝時不再徵詢、謀劃，在便殿也不再諮詢利弊，都是受女寵糟害的。內則伐性傷和，外則蠹國敗政。陛下不能說這只是好色於內，而不妨外事。如今海內困窮，生民怨苦，而宮中賜予，毫無節制。想要就給，宰相大臣不敢進諫，財政部門不敢論爭。國家內有養官、養兵之費，外有給契丹、西夏的歲賜，現在陛下自己又另挖一個無底洞，消耗其餘，臣恐怕陛下因此遭受詬病，民心將不歸。
蘇轍的批評直指皇帝的私生活，真是夠率直、夠大膽！
蘇轍的試卷，身為諫官的司馬光定為第三等。宋代的制科考試分五等錄取，但一般都是從第三等開始，前兩等形同虛設，從未錄取過，第三等此前也只錄取過一人；司馬光定蘇轍試卷為第三等，對蘇轍是很高的評價。翰林學士范鎮提出質疑，認為應該降等。蔡襄說：「我身為三司使，愧對『司會』（司會，古官名，主管財政）之名，不敢有怨言。」只有胡宿認為蘇轍所答非所問，而且，引唐穆宗、唐恭宗以喻當今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罷。
司馬光在〈論制策等第狀〉是這樣說：

右臣近䝉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其中𡇖（蘇軾）與𣭆（蘇轍）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而𣭆（蘇轍）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鎮同議，以𡇖（蘇軾）為第三等，𣭆（蘇轍）為第四等。詳定官已定從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為不當，朝廷又差官重定，復從初考，以𣭆（蘇轍）為不入等。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為取才識高遠之士，不以文字華靡、記誦博雜為賢。𣭆（蘇轍）所試文辭，臣不敢復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在四人當中，最為切直，今若以此不䝉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為朝廷虛設直言極諫科，而𣭆（蘇轍）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為諱，其於聖王寬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為臣已考為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𣭆（蘇轍）入等，使天下人皆曰，所對事目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

宋時，為防止透過筆跡作弊，考生的試卷在進入評卷程序之前，先要謄錄，然後以某字作為此試卷副本的代號。從司馬光的奏疏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考試已有初考官、覆考官及詳定官；如果對詳定官的裁定有異議，朝廷會另派官員重定。司馬光與范鎮當時同為覆考官，兩人經過商議，達成一致，以蘇軾所對為第三等，以蘇轍所對為第四等，蔡襄和胡宿可能同為初考官。
司馬光的奏疏上呈以後，執政大臣也將蘇轍的試卷進呈，打算黜落。仁宗說：「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求直言卻因其率直不取，天下人怎麼說我！於是降一等錄取，入第四等次。我們剛才說過，宋代的制科分五等錄取，第四等次算是為蘇轍特別設立的。
顯然，司馬光的堅持發揮了作用，授任官職的時候，知制誥王安石懷疑蘇轍尊宰相而專攻皇帝，將他比作谷永，不肯擬寫任命文件。宰相韓琦笑說：「他的對策中說宰相沒用，要找婁師德、郝處俊這樣的賢相來代替呢，你還懷疑他是谷永啊？」於是改命沈遘擬寫。據《漢書》卷八五〈谷永傳〉記載，谷永是漢成帝時人，漢成帝寵愛趙飛燕、合德兩姊妹，但當時掌權的是王太后的兄弟；谷永先後勸諫多次，表面上是對皇帝一片忠心，但骨子裡是為了王氏家族的利益。王安石將蘇轍比作谷永，將宰相韓琦比作王氏家族。事後諫官楊畋去見仁宗，說蘇轍是他推薦的，陛下赦免了蘇轍的狂直，予以錄用，此乃盛德之事，請通報史館，載入史冊，仁宗高興地同意了。
司馬光並不認為此事已經結束，其後，他又上〈乞施行制策劄子〉，說國家當初設置六科，大概要上觀朝政得失、下知黎民疾苦，非為士人設此，作為升官的階梯。臣昨受差覆考應制舉人所試策，竊見上等三人所陳國家大體、社稷至計，有很多可以採納的內容，伏望陛下取正本留於禁中，常置左右，數加省覽，以為儆戒；副本下之中書省，選擇與當今政務切合的，奏而行之。以此使四方之人知道，朝廷求直言之士，並非為飾虛名，而是要取其實用的。
大概認為前一奏疏不夠明確，不久，司馬光又與同僚王樂道一起，上〈論燕飲狀〉，說臣等竊見今年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氾濫，風雨成災，百姓多有菜色。這正是陛下反躬自省、克制自己的時候。而道路傳言，都說陛下近來宮中宴飲，稍為過分，賞賜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徵斂小民；何況酒這種東西，擾亂性情，敗壞品德，為禹、湯所禁，為周公所戒。總而言之，大概都不是上承天意、下憂黎民、頤養聖體的做法。陛下恭敬儉約的品德，為萬民所周知。輿論以為後宮奢侈放縱，互相攀比，左右近臣貪圖賞賜，陛下不願駁回他們的請求，曲意允從。天以剛健為德，人君務求堅定，為什麼要遷就後宮及左右的欲望，上忽上天的警戒，下忘百姓的疾苦，中不為宗廟社稷深自珍重呢？臣等愚惑，竊以為陛下不應如此。伏望陛下當此之際，盡罷宴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厚味臘毒之物對身體無益的，都不宜多吃損傷體內大和。這樣才可以解除上天的譴責，安慰萬姓的期望，保全承自上天的無窮年壽。天下眾生，不勝幸甚。
此疏上呈，史書上說：「帝嘉納之。」皇帝表示讚許，愉快地接受了。
我們注意到，司馬光的奏疏與蘇轍的對策，其實在內容上十分接近，都指出了皇帝的性生活過度、賞賜過濫等等。蘇轍的對策，遭到了眾多的質疑；而司馬光等人的建議，仁宗愉快地接受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潛規則，你若忽視它，得到的結果與初衷可能就會相去甚遠。大約在司馬光看來，雖有不可以明確說出口的話，卻沒有不能明確表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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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序論
「文正公」司馬光：史學大師，百官楷模

後世通常尊稱司馬光為「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這是他去世後朝廷的封贈，「太師」是官職，「溫國公」是爵位，「文正」則是諡號。
諡號是來自官方的總評價，宋人費袞在他的作品《梁溪漫志》裡說：

「諡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有此諡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諡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為文正，其實非本諡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之，而朝論迄不可。

意思是說，「文正」是文官諡號的最高級，北宋一百六十七年中，得到這個諡號的只有三位：司馬光、王曾和范仲淹。李昉、王旦本來的諡號是「文貞」，因為宋仁宗名趙禎，為避諱才改稱「文正」。夏文莊指夏竦，是宋仁宗的老師，宋仁宗要給他文正諡號，結果輿論反對，只好作罷。北宋的文正公只有三位，而北宋的宰相有七十二人，副宰相有兩百三十八人，加起來三百一十人！真的是百裡挑一。「文正」中的「文」主要指文化修養，意指學術成就高，或者文學造詣深。
歷史上素有「史界兩司馬」的說法，說的是中國史上最偉大的兩位史學家，一位是司馬遷，他的《史記》被魯迅讚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另一位就是司馬光，他主持編修的《資治通鑑》，是中國第一部通鑑體編年通史，今天我們關於歷朝興衰治亂的許多知識與見解，都是拜司馬光之賜。
《資治通鑑》是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是寫給帝王的歷史教科書，也被後來的史學家譽為中國傳統史學的空前傑作。宋末元初學者胡三省評價說：「《通鑑》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學者王鳴盛這樣評價《資治通鑑》：「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清代的文正公曾國藩則評價：「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僅憑一部《資治通鑑》，司馬光就配得上「文」這個諡號。
然而，司馬光還不僅僅是史學家。據蘇軾所作〈行狀〉，計有《文集》八十卷（指《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前十五卷是詩歌）、《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一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補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
司馬光的治學有一個特點，就是學問要實用。蘇軾所作〈行狀〉中說：「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這一點我們從《資治通鑑》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花了十九年時間編纂這樣一部書，就是為治國理政提供借鑑。
前文說過，司馬光的諡號是「文正」，這是文官諡號的最高等級。其中的「正」，主要指輿論評價，意思是說本人恪盡職守、眾人交口稱讚。換句話說，「正」指的就是官員的好口碑。
司馬光任門下侍郎即副宰相，是在元豐八年（西元一〇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據史書記載，從出任門下侍郎算起，到元祐元年（西元一〇八六年）九月初一日去世，前後不過一年多的時間，但患病就占去了一半。司馬光決心要以身殉社稷，親自處理政務，不捨晝夜，賓客見他身體弱，就勸他說：「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司馬光卻說：「死生，命也。」
那麼，輿論評價怎麼樣呢？史書上說，司馬光去世的消息傳開，京師汴梁的老百姓紛紛停下手中的工作，趕去弔唁；甚至有人為購買祭品而賣掉自己的隨身衣物。司馬光的靈柩回夏縣安葬，哭送的人成千上萬，就連封州（治今廣東省封開縣東南）的父老，也不遠千里相繼前來祭奠。
朝廷派去護送靈柩的官員回奏說，老百姓哭得非常傷心，就像哀悼他們自己的親人一樣；全國各地趕去送葬的有好幾萬人。京師的老百姓把他的畫像刻版、印刷，家家都要請一幅，吃飯之前必先禱告；各地也紛紛託人前來京師求購，還有畫工因此致富。老百姓表達好感就是這樣直接，這就是司馬光在當時的輿論評價。
蘇軾曾談到司馬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的原因，概括為兩個字：「誠」和「一」。「誠」就是信，說一不二；「一」就是同，表裡如一。蘇軾又轉述司馬光的話：「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意思是說我沒什麼過人之處，只是平生所作所為，沒有不能對人說的──這就是司馬光的過人之處。
史官認為：《傳》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而司馬光真的做到了。微小到肉眼不可見了，只有一個「誠」；即便在陰暗無人的地方，也要光明磊落，這就是「一」。「誠」和「一」表現在為官上，就是恪盡職守。
朱熹對於學者兼政治家的司馬光，評價說：「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智、仁、勇，又稱「三達德」，是儒家認為君子必須具備的三種德性。司馬光研究學問與治國理政相輔相成；換句話說，就是名副其實的「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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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

第一章　早年經歷
砸缸救人
父子多年

第二章　初仕、守孝
華、蘇判官
夏縣守孝

第三章　重返仕途
滑州判官
回到京城
身為禮官

第四章　追隨恩師
鄆州判官
并州通判

第五章　東京夢華（上）
求去虢州
四個好友
蘇轍試卷
婦人裸戲
談論財政
再論繼嗣
上疏帝后
談論民兵
談論國防
成立書局

第六章　東京夢華（下）
堅辭翰林
押班問題
農民可憐
誘降多患
皇帝作序
謀殺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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