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 殷光熹 (中國屈原學會顧問,中國詩經學會常務理事)
本書內容不僅在整體框架上自成系統,且在學術思想脈絡方面也是自成系統的,書中各篇作品的詞語注釋、寫作背景、篇次順序、層次分析等,均與秉高先生多年研究成果息息相關,他將這些相關成果分別融入到本書文本之中,可以說是一部“集成性著作”。注釋力求言之有據,準確到位。譯詩能緊扣原文,文白對應,傳情達意,雖時隔千載,亦如屈子之自陳。譯文採用七言句式,簡明整齊,便於朗誦。
關於古本《楚辭》的篇第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湯炳正先生在《<楚辭>成書之探索》中有過詳細論證,其中對出現篇次結構“淩亂現象”的原因有如下論述:“現在根據初步探索,其根本原因是:《楚辭》一書的纂成,既非出於一人之手,也不出於一個時代;它是不同時代和不同的人們逐漸纂輯增補而成的,故造成上述的淩亂現象。”(見《屈賦新探》,齊魯書社1984年出版。)面對這種“淩亂現象”該怎麼辦?確實值得反思。
屈原作品的篇第問題,自古以來就是個老大難問題,關鍵是涉及到作品的寫作時地問題,寫作時地弄清楚了,篇第問題自然順理成章地解決了。為了推進《楚辭》文本篇第的研究,秉高先生下了很大功夫,對屈原每篇作品的寫作時地進行深入研究,搜尋資料,考證辨析,用證據說話,最後得出自己的結論。2016年,在一次“屈原作品篇第研討會”上,數十位楚辭研究名家,專門對秉高研究楚辭篇第問題的成果,展開認真熱烈的討論,且在《離騷》、《哀郢》等主要作品的寫作時地問題上大致取得了共識。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在《光明日報》等報刊上先後發表過,為梳理古本《楚辭》篇第的“淩亂現象”奠定了基礎。正是有了這些成果作為基礎,他才有底氣和勇氣對古本《楚辭》篇第的“淩亂現象”動了一次“大手術”,即重新調整了屈原作品的篇第(按作品寫作時序排列)。應當承認,這是經他認真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才作出如此調整的,可以作為一家之言來對待。當然,“我們不能肯定說,他所排定的篇第,一定會被楚辭學界全然接受”(徐志嘯教授語)。這是實話。學術上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乃求索使然,實屬正常現象。這裡需要看到的是,他在這方面的探求,對於攻克楚辭研究中的難關是大有助益的。從這部“集成性著作”中也可以看出秉高先生在治學方面難能可貴之處:他那知難而上、有錯必糾的勇氣,咬住不放的執著精神,紮實深厚的學術功底,突破舊說的獨到見解,精細闡發的理論素養,尊重權威又不迷信權威的透明心胸等等,對讀者均有不可低估的啟迪作用,尤其是他的學術創新精神和自主性思維方式,更是值得學習和發揚。
關於楚辭作品的結構層次問題,向來是楚辭研究中的又一個難點,也是楚辭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
探討楚辭作品的章法問題,宋代初現苗頭。讀書很細心的朱熹曾覺察到這一點,這在其《集注》和《辯證》文字中曾有所論述,略顯其端倪。值得一提的是,在《楚辭集注》中他對《離騷》只分小節。全詩是按韻律排列,四句一小節(並作注),共分93個小節。宋人中也有將《離騷》分為若干段落的,如錢杲之的《離騷集傳》,將《離騷》分為十四段。至明代,《離騷》的章法問題引起學者的重視,說法漸多,分歧也隨之出現。延續至今,有關《離騷》的段落劃分法,已經多至數十種,五花八門,其中,獨具慧眼者有之,錯亂惑人者有之,意義不大者有之······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與品讀者選取的角度和個人的主觀判斷有關。同一部作品,不同的品讀者有不同的讀法,各有自己的選擇角度,各有自己的主觀判斷,所以出現了不同的劃分法。實際上,我們很難說某種劃分法是“標準分法”,只能從諸多劃分法中進行比較,做出評判,作為研究時參考。《離騷》恢宏浩蕩,波瀾起伏,回環跌宕,精深奧妙,若要對其結構層次做出科學分析而又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的確很難。但不等於說不去做這個工作,人們總是期待有志者能在這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拿出成果,與人分享。更需要指出的是,除《離騷》外,為數較多的其他楚辭作品的結構層次研究工作,古今罕見,即便有,也是十分有限的、零星片段的,仍留下了許多空白,需要有人來彌補之,豐富之。
的確,楚辭中的多數作品就像一座座“迷宮”,要真正讀懂像楚辭這樣富於個性化的新體作品,就必須找到破譯“迷宮”的“密碼”。因此,把握好作者的思路,理清作品的結構層次,對理解和欣賞作品就顯得十分重要。秉高先生多年前就注意到這一點,抓住不放,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專注於楚辭作品結構層次的研究。對秉高的這方面成果,張正明先生曾有“乃古往今來僅見”的評語。令人欣喜的是,在他的苦心經營下,居然對屈原的全部作品和宋玉的代表作《九辯》進行全面而系統地結構層次分析,使之成為《楚辭新編》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大開眼界。可以說,這是一次有的放矢的有益嘗試,既是補缺、充實,又是首創。
做學問,比如楚辭研究,所研究的問題,若能達到“近真”,也算難能可貴了。這裡所說的“近真”,是指近真之事與史,近真之情與志,近真之屈原與人物,近真之楚風與民俗······在我看來,秉高先生是一直朝著“近真”這個目標邁進的,《楚辭新編》就是他努力實踐這個目標的驗證。
當然,書中難免有美中不足之處。如說《大招》是屈原招楚懷王生魂,並列舉楚懷王“逃歸”事及文本中的句子為證,不無道理。不過,這並不能證明屈原生活時代就出現了招生魂的習俗。關於招生魂習俗,今知最早是東漢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大招》是屈原“自招其生魂”。可是,目前尚未發現戰國以前有招生魂習俗的確鑿證據,故《大招》是招(懷王)生魂的看法,可備一說,但不能作為定論,有待新材料的發現。又如個別作品的“藝術特色”,重在藝術特色分析,畫龍點睛,讓讀者得其要領,固然必要。若能再從審美的角度對作品進行出神入化的藝術賞析,將其中的原汁原味“榨”出來,使之更有感染力,讓讀者有身臨其境的感受,產生共鳴,久久難忘,則更理想。從總體上看,儘管書中有些不盡如人意之處,也無傷大局,《楚辭新編》是一部獨闢蹊徑、自成一家、古今僅見、別具特色的楚辭讀本。
以上是我初讀《楚辭新編》後的一些淺見,難免掛一漏萬,也可能有不妥之處,僅供參考。
2020年5月15日寫於昆明白龍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