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歷史原來可以這樣學（4） ：戊戌變法到清朝滅亡

大哥，治理國家不能靠腦補啊！——戊戌變法（上）

一
甲午戰爭是歷史給大清國打臉用的。
日本和大清同樣是儒家制度，同樣都是閉關鎖國。日本人口比大清少、土地小，國力要差很多倍，原本是中國的萬年小弟，明治維新運動比洋務運動還要晚七、八年才開始，結果各方面全部落後的日本，竟然在短時間內變法成功，站起來把大清國壓在地上隨便打，要是沒列強在旁邊攔著，直接打死都有可能。
我們很自然地會問一個問題：為什麼起步相同的兩個國家，日本可以變法成功，中國不可以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花點時間，講一下日本明治維新的過程，您可別嫌麻煩，因為日本的制度對清末的政局有深遠的影響，而且這還得從日本的古代史講起。
　　古代日本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從唐朝開始，日本在文化、制度上都高度模仿中國。那時，日本模仿中國建立了自己的皇權體系「天皇」，但和中國不同的是，日本皇室對地方的控制力很弱，無法像中國那樣建立政令統一的郡縣制，而是要把治理地方的任務委託給領主。換句話說，古代日本實行的是封建制，一個日本被分割成很多相對獨立的小國，就像唐朝把各地獨立的軍鎮稱為「藩鎮」一樣，日本把這些小國稱為「藩國」。
我們還記得，當年周朝採用的就是封建制，結果到了周朝末年，各個諸侯國都不聽周王室的話，紛紛造反。
類似的情況，到了中國南宋的時候，日本一些藩國實力變強大，它們也不聽天皇的話，互相征戰攻伐，最後，一個最強的領主用武力征服了全國，但是這種征服和秦始皇把六國都滅了不同，最強的藩國只是讓其他藩國表示臣服，沒有能力把這些小國都滅掉。
這個最強藩國的領主統治了日本，但是他沒有廢掉天皇，而是把天皇架空，尊為名義上的領導人，自己以「征夷大將軍」的名義掌握全國實權。「征夷大將軍」死後，職位可以傳給自己的兒孫，所以這些「征夷大將軍」其實是日本真正的君主，只是缺一個名分而已。古代日本的這種政治形態，稱為「幕府政治」：在中央，有一個掌握實權的強藩（即「幕府」）和一個被架空的天皇；在地方，有保持相對獨立性的藩國。
像中國改朝換代一樣，有時幕府也會被其他藩國攻滅，把「征夷大將軍」的職位拱手讓人，但是「幕府政治」的制度沒有改變，天皇也沒有被廢掉，只是換了一個幕府統治。這個幕府制度從南宋一直延續到清末，日本最後一代幕府將軍姓「德川」，所以被稱為「德川幕府」。

二
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敗給列強，清廷自己沒有多大的反省，卻給日本人帶來了巨大的震撼。不久，列強的軍艦也來到了日本，在槍炮的威脅和大清的前車之鑒下，幕府被迫簽訂了和清朝類似的不平等條約，也答應了開放港口，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等條件。
古代日本與古代中國一樣，它的世界觀也是「儒家文明最偉大、越往周邊越蠻夷」，現在這些夷人來到我們的土地上肆虐，日本與清政府的第一反應一樣：必須反擊回去！
幕府作為全國的領導者，抵禦外敵是它的職責—幕府將軍的全稱是「征夷大將軍」嘛！征討眾夷是他的本職工作，可是幕府看到清朝的前車之鑒，知道這些外國人太厲害，無論國內呼聲多高，就是不肯與外國人開戰。
這時候，有兩個叫做「薩摩」和「長州」的藩國不同意，這兩個藩國位於日本的西南角，在列強的入侵中處於第一線，受外國人的欺負最厲害。這兩個藩國一看幕府不去打外國人，好，那我們不靠你了，我們自己打，兩藩主動向列強開戰，突然襲擊了美國、荷蘭、英國的商船。
結果我們都能猜到：列強遇襲後，立刻用大炮朝著這兩藩的港口一頓亂轟，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兩藩只能投降。
這裡，日本與清政府出現了一個重要的區別。
太平天國運動前，清朝的權力都集中在朝廷手裡，地方督撫的權力很小，尤其是改變政治制度這種大事，就算是在太平天國運動後，地方督撫也不可能自己說了算。然而日本的地方領主相當於一個小國國王，在自己的領土內有極大的權力，而且在封建制下，各個藩國之間是互相競爭的關係，誰的實力強大，誰就能壓過別人，所以各個藩國為了自強都會不惜一切代價。
在這個背景下，當薩、長兩藩被西方列強的武力洗禮後，他們改變了主意，決定與列強全面合作，用西方的先進武器來壯大自己。
薩、長兩藩與列強合作，軍事實力猛漲。在成長的過程裡，他們既恨外國人倚強凌弱，也恨幕府白白占據著統治者的位置，卻不擔負抵禦外敵的責任，而且兩藩原本就和幕府有衝突，於是兩藩就公開提出要幕府下臺，把權力還給天皇。
當時天皇雖然沒有實權，但是日本傳統觀念認為天皇是神不是人，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擁有相當大的聲望。兩藩的主張是幕府喪權辱國、不思自強，已經沒有資格再統治日本了，我們這些藩國應該重新輔佐日本天皇，在天皇的領導下統一日本，一起對抗西方列強。
於是兩藩和幕府之間發生了一系列戰爭。
幕府和當時的清政府一樣，因為統治太久，已經是江河日下，再加上其他一些強藩也不支持幕府，於是經過一系列戰爭，幕府將軍決定投降，把權力讓給了兩藩和天皇。
這樣一來，薩、長兩藩就掌握了國家的權力。兩藩與列強合作的過程中，已經在自己的領地內進行了初步的經濟、軍事改革，國力突飛猛進，兩藩中的許多人因此認知到，想要讓日本強大，打敗列強，最好的辦法，是在全國範圍內學習西方的文化和制度，進行全面改革。新上臺的明治天皇只有十六歲，年紀輕輕的他也希望能來一次猛烈的改革，立刻讓國家崛起。
　　於是在兩藩實權派的主導下，明治政府打算在國內實行西式改革。
前面曾說過，進入工業時代的關鍵是建立成熟的商業市場，建立市場的關鍵是取消特權階層。當時的日本還是封建制，各地還有很多藩國，藩國的藩主都屬於特權階層；另外，日本還存在武士制度，武士在日本也屬於特權階層，不事生產還能得到百姓的供養，甚至可以隨意砍殺下層百姓。
日本要進行維新改革，就要消滅掉這兩個特權階層。可是現在的中央政府是在兩藩扶植下建立起來的，連自己的軍隊都沒有，如何能打擊這些特權階層呢？
為此，薩、長兩藩中支持維新的政治家們促成了兩件事：
第一，薩、長和另外兩藩率先帶頭，把政權交還給政府，同時要求全國各個藩國都也都這麼做，讓國家統一。由於是最強大的藩國帶頭，其他各藩只能同意。
第二，薩、長和另外一藩主動交出一部分軍隊給政府，幫助政府建立自己的軍隊。
在這些努力下，國家權力逐漸集中到中央政府的手裡，維新派的政策才能推廣下去。中、下層武士是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是維新運動裡損失最大的人，他們不滿意維新，也反對新政府與外國人合作，因此爆發了一些叛亂，但這些叛亂都被新建立的中央軍鎮壓下去。
隨著新制度的展開，人們發現國家的確富強起來，政府的實力越來越強，維新也就逐漸暢通無阻了。

三
我們回頭看，日本維新能夠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明治維新以及後來清政府的維新變法，它們與歐洲民權民主革命有個巨大的區別：歐洲的革命是由下至上慢慢改變的，是先出現了強大的商人階層，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之下，上層被迫去改革。中、日的變法是由上至下突然改變，當上層有些官員、知識分子發現不立刻改革就要被列強瓜分，想要推動維新變法的時候，下層百姓大多還是舊社會的農民和鄉紳，他們還不懂得這些變革有什麼好處，這樣一來，在變法中就會遇到一個強大的阻力：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在歐洲的革命中，革命爆發的時候，社會上有錢的人早都是大商人、大工廠主了，少數不靠工商業發財的舊貴族也成不了氣候，他們沒有力量阻止革命。在中、日變法中，全國還停留在自然經濟時代，大部分有勢力的人，都還靠著舊制度發財得勢，他們當然不希望變法。想要變法，就得先把這些人消滅掉。
中、日變法又要快，不能慢來（慢就會被列強瓜分了），那麼唯一快速除掉既得利益者的辦法，就只有武力了。
所以，明治維新成功的關鍵，在於維新派如何掌握武力。
明治維新時，日本武力最強的是薩、長兩藩，維新的骨幹都是這兩藩的中、下層武士，是靠他們的軍隊推翻了幕府，靠他們的威脅讓各藩交出了權力，靠著他們的武力，鎮壓了對維新不滿的武士叛亂，最後維新才成功。
從這個角度看，明治維新的成功，有很多偶然因素，是不可複製，首先，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封建制。
中央集權制的特點是地方與中央之間是上、下級的關係，地方官都是中央直接委派，地方官想要升職的唯一辦法是揣測朝廷的意思、聽朝廷的話。在這種制度下，地方上沒有率先改革的動力，保持穩定才是施政的首選，所以當這些省分被列強打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是：「哎呀！媽呀！惹禍了！這可不要告訴皇上，我們不如去勸夷人攻打其他省分，然後向皇帝報告說夷人被我們打跑了好啦！」
封建制不同。在封建制下，地方和中央之間是競爭的關係，藩國是藩主的私產，藩主對藩國的內務有高度的自主權，而且藩和藩之間還是競爭的關係，哪一個藩的實力強，哪一個藩主在全國就更有話語權。這就形成了一個關於「社會制度」的開放性市場：各個社會制度在一個相對開放的市場裡競爭，哪一個制度能創造的國力大，哪一個制度就會勝出。
在這種制度下，最先接觸列強的薩、長兩藩，他們雖然也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但是一看到列強的槍炮那麼好，第一反應是：「這些武器要是咱們也能弄來，打敗其他藩和幕府不就輕而易舉了嗎？」趕緊先學一學，別的回來再說。
　　封建制的另一個特點是中央朝廷對地方的管轄能力很弱，地方上想偷偷做點事，朝廷沒法管。在幕府還施行鎖國政策的時候，薩、長兩藩就偷偷派人到西方留學，這些人到了國外後深受震撼，瘋狂學習西方知識，後來都成了維新事業的中堅力量，這在清政府也是難以實現的。
在封建制下，薩、長有變法的動力和能力，率先引進了西方的武器、軍隊訓練方式，因此兩藩才能擁足夠震懾全國的武力，足以擊敗幕府、各藩和中、下層武士，也因為兩藩提前派人留學歐洲，開闊了眼界，看到了大清被凌辱的先例，有了「不在全國變法，國家就會毀滅」的危機感，兩藩中的維新人士才會願意把權力交給天皇和議會，努力建設一個模仿西方制度的近代國家，而不是貪圖一己私利，去當新的幕府。
還有，在封建制下，各藩主的升降不靠朝廷任命，也就不像清政府那樣存在地方對朝廷的瞞報情況。各藩主相互獨立，挨打的藩主想瞞也瞞不住，這邊一被打，全國立刻傳遍列強天下無敵的消息。天皇、幕府、各藩主、武士和知識分子，人人都清楚自己和列強之間的差距，這樣，維新思想才能克服千年的儒家文化，降低了維新的阻力。
至於明治天皇本人的意願如何？那是非常次要的問題了。
除了以上的制度因素外，日本能維新成功還有很多無法複製的客觀原因。
首先，日本國土大小適中。
太小了，國力不足，列強一口就把它吞併了，不會給它維新自強的機會。只有國家足夠大、距離歐洲足夠遠，一國列強無法獨占它，需要有數個列強競爭的時候，才會出現西方國家願意合作，積極借款，引進技術的情況。
但是日本的國土又不能太大，如果太大，像中國那樣有大量的內陸地區，就會出現沿海各省思想開放，內陸各省思　　想封閉的情況。沿海的維新勢力無法統一國家，就會出現分裂和內戰，那樣國家就更亂了，也談不上維新和自強。
還有一個客觀原因，是日本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商業就比中國繁榮。
日本被海包圍，近海運輸業發達，天生適合商業活動。日本在戰國時代，豐臣秀吉就知道利用商業的力量。在爭奪天下的戰爭中，他曾經利用商人和對手打經濟戰，又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立大阪城，靠優惠的政策吸引商人，獲得了巨額稅收。因為豐臣秀吉的影響，日本統治者很早就認知到商業的力量。在封建制下，各個藩主都不願意失去商人這支力量，所以不會像傳統中國那樣打壓商業。
豐臣秀吉之後就是德川幕府的時代了。德川幕府為了便於控制，規定武士作為常備軍，必須離開自己田地，常年住在城市裡。他們的生活費是來自於農村的「年貢」，年貢的主要形式是稻米，這是個和傳統中國很不相同的制度。
舉個例子，在《紅樓夢》裡，賈府有自己的莊園，莊園每年要交租給賈府，交租的內容有個單子：

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麃子五十隻、暹豬二十個、湯豬二十個、龍豬二十個、野豬二十個、家臘豬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鱘鰉魚二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各二百隻、風雞、鴨、鵝二百隻、野雞、兔子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乾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雜色粱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乾菜一車、外賣粱穀、牲口各項之銀共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姐兒頑意：活鹿兩對、活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鴨兩對。
就是說，中國農民交給地主、貴族的租金裡，除了銀子外，還有大量的實物，而且種類非常多，包括米、菜、肉、柴，甚至連寵物都有，基本上農業產品這一塊，賈府就不用再去購買了。這就是典型的自然經濟，需要什麼自己生產，不特別依賴商業買賣。
　　但是日本規定武士收入只能以稻米為主，武士在分到稻米後，就必須把稻米兌換成錢，再用錢購買各種生活用品，這就創造了巨大的利潤空間給商人。在稻米收穫的季節，眾多武士急於出手稻米，商人趁機壓低稻米價格，這些商人逐漸壯大，反倒成了武士的剝削者。
較為強大的商人階層成了維新運動的堅決支持者，這也是清政府不具備的條件。
另外在德川幕府時代，日本還有個獨特的「寺子屋」制度，即由寺院開辦，面向普通百姓的初等學校，這促成日本在維新之前，全國識字率已經在全球居前列。技術工人需要有一定的知識基礎，愛國主義需要初等學校的支持，日本的高識字率為維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最後，從知識分子的思想上講。日本知識分子和舊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期待也不一樣。在過去幾千年裡，中國一直認為自己是世界第一，是全世界的模範，所以在遇到西方列強時，中國知識分子很難接受現實，不願意相信自己在世界上已經排行末尾；日本不一樣，日本把自己定位成中國的萬年學生，自己要做點什麼事，都先看看海峽對面的中國是怎麼辦的，所以當列強輾壓中國的時候，日本不會捂上自己的眼睛，而是充滿驚訝地看著這個萬年的老師被海扁，再好好想想這是為什麼？老師被打了還不思進取，學生就換一個老師，這個心態轉變起來比較容易。
看了上面的總結，我們不難發現，日本能維新成功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上述一大堆因素裡，有一個不具備，有一個步驟沒成功，都有可能功虧一簣，而且之後的歷史也證明日本的維新是不穩定的。
議會制國家裡最危險的因素是軍隊，誰掌握了軍隊誰就可以擁有特權、踐踏法律，各種國家制度也就毫無意義了。為了避免軍隊被私人占有，近代國家都會對軍隊極大的限制，要求軍人不能參與政治活動、不能參與黨派、不能有政治傾向，只能無條件聽從議會的決定，而且議會也不能隨便指揮軍隊，還要受憲法的約束，比如：不能有一個黨派控制議會後，投票命令軍隊去把其他黨派的人都抓起來，總之，任何人都不能隨意控制軍隊。
但日本不一樣，日本變法太快，中央政府在剛成立不久就要集中武力鎮壓舊勢力，需要最高效率地使用軍隊，所謂高效，就是軍隊事務不能由議會慢慢地吵架、互推責任來決定，得有一個人獨斷專行，一言九鼎地去控制軍隊，因此當時規定軍隊不聽命於議會，而是直接聽命於天皇（所以從那個時候起，日本的軍隊就稱為「皇軍」）。
可是，軍隊直接聽命於皇帝，並不等於皇帝對軍隊有絕對的控制權，這個道理在講唐末和五代的時候就說過：皇帝本人並不能天天處理軍隊事務，總要把軍隊交給其他人管理，唐末皇帝把軍權交給了最信任的宦官，最後導致宦官專權，可以廢、立皇帝；五代皇帝把軍權交給了禁軍首領，結果就是禁軍首領屢屢政變。
　　同樣地，明治時的日本「皇軍」名義上聽從於天皇，最後變成了只聽命於少數軍人，再加上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一連串勝利，讓日本誤以為不斷發動對外戰爭是富國強兵的唯一辦法，讓軍隊的勢力不斷抬頭，最終導致軍隊凌駕於政府之上，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
這一大段的意思是說，以事後諸葛亮的觀點來看，日本的變法之路千難萬難，是根本沒法學的，可是當時的清朝人並不知道這一點。

四
甲午戰敗對清朝帶來的震撼，遠比兩次鴉片戰爭厲害。
甲午戰爭開戰之前，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以為日本是個萬年弱國，打贏是輕而易舉的事，結果這次輸得比兩次鴉片戰爭都慘，賠款數目是鴉片戰爭的近十倍，割地也不再是香港那樣的小荒島，而是偌大的臺灣，連清政府的「龍興之地」、近在京畿家門口的遼東半島都差一點要賠出去，而且失敗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人家變法了，人家本來是弱國，一明治維新，立刻就打敗你。
在這強大的刺激下，清廷上下都知道—我們必須要變法，而且要快點變，不立刻變法就得亡國。甲午戰爭後，上層社會的風氣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還記得當年英國發動兩次鴉片戰爭，主要是為了打開清朝的國門，要求清廷開放口岸對外貿易，而到了甲午戰爭後，有些中國城市竟然選擇主動開放，主動邀請外國人來做生意，這就是因為很多官員的思想已經轉過來了，意識到開放對我們有好處，甚至連翁同龢這種超級清流派的口風都變了，也開始主張變法。
其中最著急的就是光緒皇帝，因為這個國家是他的。光緒不到二十歲就接掌國家，他年紀輕輕，恨不得國家立刻能強大起來，可是他親政以後，剛體會了兩天君臨天下的感覺，就遇見了甲午戰爭，被人一巴掌直接打到地下。天下是皇帝的私產，這巴掌別人還不覺得疼，但是打在他臉上可是火辣辣的。
戰敗後，光緒心急如焚，廣開言路，讓各級官員趕緊獻計、獻策，都說說有什麼辦法能讓國家立刻富強起來。
剛開始，光緒還在各種建議中挑挑揀揀，猶豫不決。就在甲午戰爭結束兩年半以後，又出現了一個事件，加快了清廷變法的進程。
在西方幾個大國中，德皇野心最大，前面說過，因為德國統一的時間最晚，附近沒什麼殖民地好搶了，所以把目光放到了中國的身上，再加上「海權論」的影響，德國高層特別希望能在中國占領一個優良的軍港，作為在亞洲擴張的海上基地。
很早的時候，德國就看上了中國山東省的膠州灣。「三國干涉」後沒過幾個月，德國外交官就正式向清方提出要一處軍事港口，對此，德國沒有任何站得住腳的理由，純粹就是厚著臉皮硬要，清廷當然不答應，李鴻章斷然拒絕了。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強硬傲慢，認為對於中國這樣的「野蠻國家」用不著講理，使用武力教訓是最好的辦法。
甲午戰爭結束兩年半後，山東地區有兩名德國傳教士和當地百姓發生衝突，被中國百姓打死，德皇喜出望外，立刻命令德國艦隊出動。清廷方面知道德國會借此生事，山東地方官立刻抓捕了四十多名嫌疑犯，處死其中兩名「主犯」（可能是無辜的替罪羔羊），但是德方根本不聽案件的處理結果，直接派兵占領了膠州灣。按照國際法，本國人在他國被殺，最多要求懲治凶手，絕沒有出兵的道理，德國這麼做，就是赤裸裸的侵略。
清廷對此反應強烈，有的大臣力主開戰，但是高層普遍認為開戰肯定打不過—剛慘敗給日本，元氣還沒恢復，更不可能去打正牌的西方列強了。李鴻章寄希望於利用俄國與德國的衝突，讓俄國出面阻止此事，因為俄國也曾向清政府索要過膠州灣，清政府雖然沒有答應，但是允許俄國在冬天北方海港冰凍的時候，派軍艦到膠州灣來過冬，現在德國占了膠州灣，不就可以借用俄國的力量逼迫德國退兵了嗎？
可是，這就等於期待一個流氓保護自己免受另一個流氓的欺負，怎麼可能呢？俄國與德國早就私下達成協定，由德國占領膠州灣，俄國占領旅順和大連。清廷向俄國求援，俄國就藉口對德國不滿，派出軍艦，然而這些軍艦卻開向了旅順港。俄國對大清說：你說好了借給我膠州灣，現在膠州灣被德國人占去了，怎麼辦呢？我只好停到旅順去了。結果兩大國家就靠耍流氓的手段，一個占去了膠州灣，一個占去了旅順。
德國占領膠州灣事件給清廷很大的刺激，清廷最擔心的是這會打破列強在華利益的平衡，其他列強會援引「最惠國待遇」，也在中國爭權搶地，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在德國、俄國後面，其他列強一擁而上，英國占領威海衛，法國索要郵政經營權、鐵路修築權等等，都怕在華利益被其他國家先搶光了。在近代史上，這段時期被具體地稱為「瓜分狂潮」。
原先列強還只是要錢，現在是直接要地，你一塊我一塊，眼看就要把中國分乾淨了，清政府預感到亡國就在眼前，慢吞吞的變革已經來不及了，必須要立刻、馬上變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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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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