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殼：給母親的道歉信

 

 

 

　　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跨年倒數最後幾個小時，我在公司附近的咖啡館見著了佩津。

 

　　在新加坡讀MBA的她回來過新曆年，問她新的一年即將來到，可許了什麼新願望？「我不許願，今年發生的事情，讓我對跨年非常恐懼。去年，媽媽得了癌症，跨年的時候，朋友一樣要我許願，說哀傷的一切都會過去的，結果一跨年就來一個更大條的……我已經不會對未來有過分的期待，因為不知道接下來有什麼會發生。」

 

　　佩津口中講的更大條，是指去年一月一日，罹癌的母親在家燒炭自殺，「我回家一發現第一件事是在我們的朋友群組講這件事，我丟訊息說，幹，我媽好像燒炭。他們就問還有沒有呼吸？趕快送醫院！我說，硬掉了。」

 

　　她說，那時候，警察男友還沒變成前男友，面對這種事，心裡已經有一個SOP，身邊有人陪著，通報、葬禮、拋棄繼承、除戶……後事很快就處理好了。時值農曆年前後，她在母親住處整理遺物，發現一疊發票，有一張發票是她去旗津散心買的波士頓派，消費金額一百五十塊，一對獎，中兩百元，兩相扣抵，賺五十元，她擠出笑容說，這應該是母親給她的過年紅包。

 

　　這件事同樣寫在佩津的《卸殼》，該書行文基調，一如坐在我面前的她訴說往事的口氣，淡淡的，冷冷的，情感上自我壓抑、自我克制，甚至有點自嘲，娓娓道來一個家庭的成住壞空。書中交代，小學校園作防空演習，小一、小二的女生，認識的字不多，以為「防空警報」該寫成「皇宮警報」，因為童年的記憶跟在皇宮也沒什麼兩樣：她在國賓飯店喝下午茶，穿著品味無懈可擊的母親調教著她的餐桌禮儀，嘴巴含著食物時不要講話、舀湯的順序是由外而內……她像個公主一樣被嬌生慣養著，印象中，家中堆滿禮盒，母親時不時要她拿一盒腰果去學校送老師，或者給同學吃，如此才不失禮數。

 

　　母親在娘家家族企業當會計，後來不顧家人反對，和心愛的男人結婚，生下了她。婚後，父親嗜賭，欠下千萬賭債，母親和父親離婚，父親離家，母親一個人開旅行社，事業經營得有聲有色，但後來又幫親人作保被倒債，房子被拍賣，一無所有的母親，流浪在大賣場當清潔工，佩津大學寒暑假最怕回高雄，寧可一個人待在宿舍，怕不知下來又是什麼奇怪的狀態，「那時候最讓我感到煩心是家裡房子沒有了，我媽跟我借存摺，我拒絕，她很受傷。對我來講，跟我們家裡互動充滿壓力。」

 

　　二○一二年，在台中工地打零工的父親意外身亡，年僅四十八歲。二○一九年母喪，年僅五十五歲。眼看自己就要滿三十歲了，所謂三十而立，就是一個人佇立在人生的十字街頭，不知何去何從，「一直以來，父母的狀況會讓我很害怕被拖累，我知道接下來我不會再有潛在的風險了，其實有種鬆一口氣的感覺，但同時也告訴自己，從此之後，妳再也沒有人可以怪罪了。這種事情你很難跟同輩的人講。聽他們抱怨爸媽時的心情是很奇怪的，因為你不能跟他們說，至少你們還有父母可以抱怨啊。」

 

　　無父無母，無牽無掛，自由某種程度跟孤單同義，去年春天，她一個人來到新加坡念商學院，明明生命中最沉重的負擔卸下了，但心裡總是空蕩蕩的？她在課餘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寫下來，一周規定自己寫一篇，想到什麼，就寫什麼，靠這樣的方式度過時間，「以往是不大讓身邊的人知道家裡的事，怕他們知道會很有壓力、會嫌棄，但後來想想也許有人會碰到跟我一樣的事，畢竟這是我們這個年紀很容易遇到的事情，家中長輩身體有恙，大家的人生都被迫慢下來的，內心的焦慮很多的……」家醜外揚，寫成文字，集結成冊，無非是如果你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事，那麼有類似際遇的你也許不會這麼孤單，也許會覺得安慰一點點。

 

　　佩津和我在壹周刊曾經共事，同樣負責人物採訪，寫眾生百姓的「坦白講」、寫苦勞大眾的「後來怎麼了」，她學生時期關注社運、學運，做這樣一份工作極有熱忱，她很執著，認真，對人有同理心，某個六百字小人物故事採訪，她打了三萬字的逐字稿。如今角色互換，採訪者變成受訪者，她坦白得驚心動魄，某些段落讀來，不免要在心中深吸一口氣：「這個你也寫出來？太苦了吧。」她善待他人，但對自己比誰都殘忍，把自己身上一層皮都扒下來，但她並不抒情，也不訴諸同情，出版市場從來不缺家族書寫，但孤女追憶高雄媽媽、台中爸爸的家變往事，她借助社運和學運學來理論，試圖去回應母親下半生對生命的那一句叩問：「我一生沒做壞事，為何這樣？」《卸殼》是做工的人，做工的女人，和她女兒的《俗女養成記》，母女的生命故事背後是一個時代的景深，何以力爭上流的人，最後還是向下漂流，還是翻不了身？

 

　　那個跨年的會晤結束前，我感慨因為整本書寫得疏離而冷靜，更不敢去想像那個情感的核爆現場有多慘烈和驚心動魄，努力不讓一滴眼淚不掉下來，比公司樓下停車，挪開一輛機車需要更大的力氣，但佩津依舊是淡淡地說：「這是一種保護自己的策略吧，我很習慣把情感都壓抑住。」

 

　　「人到後來都會變得很麻木的，不去急於去節哀，哀傷不用節制，哀傷是很珍貴的禮物，哀傷不是感冒，不是拿來治癒的，哀傷來臨時，你要好好感受哀傷的來龍去脈，想哭就哭，你願意花多少時間在哀傷的情緒，就花多少時間。」當下我想這麼說，但我沒說出口，只是說聲「新年快樂」就互道再見，但在這邊我說了，祝福這本書，也祝福佩津。

 

 

 

　　二○一二年的五月，我正在聲援死刑犯鄭性澤的記者會中，電話響起，我躲到廁所去，接起電話，電話那一頭的人是警察，他告訴我，我十年來未曾見過的父親剛剛過世了，因為一場工安意外。

 

　　二○一九年，一月初始，推開家門，我找到了母親，她躺在地板上，周邊散佈著她的診斷證明書、藥物。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煙燻味，我碰觸她，冰冷而僵硬。我知道，她已經離開了。

 

　　從那一刻起，我是一個人了。

　　四十八歲、五十五歲，父親與母親的生命就停在這樣的歲數，而我的年紀從二字頭來到三字頭。

　　從大學畢業後，我換過幾份工作，最後以寫字維生，透過一只錄音筆竊取他人的人生。

 

　　很多時候，我並不知道怎麼跟人介紹自己寫什麼字，總半開玩笑地說：都是些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故事。因為名人與成功總是那樣遙遠，但只有失敗與悲傷，是我們彼此共有，也終會遭逢。這些受訪者的故事尚未走遠，而這一次，輪到我寫自己了，由我來寫出自己的坦白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