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遊者

 

 

　　也許是拜多難興邦之賜，波蘭這個三千八百萬人口的東歐國度，至今竟然已經產生了六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繼1905年辛基維茲（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1924年雷蒙（Wladyslaw Reymont, 1867-1925）、1978年辛格（Isaac Singer, 1902-1991）、1980年米洛茲（Czeslaw Milosz, 1911-2004）、1996年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 1923-2012）五位大家之後，小說家朵卡萩（Olga Tokarczuk, 1962-）摘下2018年諾貝爾文學桂冠。這不只肯定朵卡萩作為二十一世紀代表性文學家的尊榮，也確立了波蘭國際文學祭酒之一的關鍵地位，即便進入了新的千禧年，依然強勢延續。

 

　　朵卡萩從1989年發表第一本詩集《鏡中城市》（Miasta w lustrach）開始，逾三十年的寫作生涯屢創高峰。尤其難得的是，一路走來，她的作品既叫好又叫座。除了出書每每榮登暢銷書排行榜，作品改編為電影在國際影展掄元，也數度奪得波蘭文學界最權威的「尼刻獎」（Nike），而且難能可貴的還是讀者與評審所見一致。當她2018年以《雲遊者》（Flights）奪得英國「曼布克國際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時再攀高峰，那時沒人料想得到朵卡萩同年稍後還會直接攻頂奪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史上唯一的雙料冠軍。

 

　　朵卡萩作為曼布克國際獎的首位波蘭得主，固然實至名歸，但是《雲遊者》的英譯者柯羅芙特（Jennifer Croft）也許一樣居功厥偉，畢竟此獎的獎勵對象是以英文書寫或是翻譯的作品。何況距離《雲遊者》獲得波蘭《尼刻獎》的2008年，已然整整十年過去，如果不是大獎奪冠讓文壇對朵卡萩的創作關注鵲聲再起，豈知諾貝爾獎最後獎落誰家。

 

　　儘管得獎無數又名利雙收，在老派專擅、依然故我的波蘭，朵卡萩仍舊不待見於主流價值。然而，不畏保守派譏謗其為「賣國叛徒」，朵卡萩不讓孜孜不倦的書寫成就專美於前，眼見世道失序無法置身事外，堅持左翼路線，在環保、人道與社會議題上採改革行動派，激進舉旗與直言倡議的表現，不遑多讓。

    

　　她認為同理心（compassion）才是讓人類彼此溝通與互相了解的不二法門，所以作家因為無法旁觀他人受苦受難。有鑒於此，作家當扮演治療師的角色，引其讀者逼視一向逃避的自身與國族的歷史，以便能超越現況走向未來。她不諱言終生以此為職志，自己已然是專治過去疑難雜症的心理治療師（psychotherapist of the past），至今頗引以為傲。

 

　　閱讀朵卡萩的著作，若要盡得其微言奧義，必得理性感性並行，細心耐心兼具；需要重蹈她的步履進行踩踏，追隨她的路線體會成書的心路歷程。創作的起心動念，始於服膺好奇心的驅使。起初她會透過感官體驗周遭一切，領略眾美的感受猶如領受天啟。然而靈思付諸文字後，感應的波動並未幡然靜止，繼續藉著意念不斷移動流竄，成為思想經緯縱橫的串流，助人循線追尋到生存意義的所在。這樣一絲一縷逐步紡織出大塊錦繡的寫作法，朵卡萩自比為建構星系（constellation）一樣的道理。當凡人仰望星空，眼觀滿天星斗，想像出繁複星宿為寄託，洞見星辰間的明月天心，方才能解得天上人間的眾妙華法。 

 

　　《雲遊者》的寫作風格，延續著朵卡萩的標準手法，以百科全書式的關照，彙集史詩、神話、真人實事互為文本，糅和現實與魔幻，書寫波蘭的自然、地理、人文、歷史如何賡續，遞嬗出斯土斯民獨到的生活觀與生命哲學。

 

　　《雲遊者》書名的波蘭原文是Bieguni，係指因怯禍避難而游離流亡的宗教信眾，嚴格說來只能意譯無法直譯。波蘭作為天主教大國，假使以朝聖（pilgrimage）為原型視之，誠然得以美言雲遊是基於宗教情操。不過相較於東方的雲遊者——遊方僧出世避世棄世，苦行僧清貧帶髮修行，羅漢損形蔽衣行腳救難——則大有差別。倒是中世紀以來，不見容於體制的西方知識份子，選擇自我放逐，或者為了精進、傳播、發展，因此逐藝術文化而居。因此，如果視《雲遊者》為此文人脈絡的遺緒，那麼將之對照類比，例如十五世紀布郎特（Sebastian Brant, 1458-1521）描繪一百一十一位登場人物的的《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 1494），應當更加貼切而有趣。

 

　　追憶似水流年般的回憶錄，私密個人又牽動我們都似曾相識的人情世故。朵卡萩心理學專業的背景出身，一度以臨床心理諮商師為業，嚴正面對真人實事重演日復一日地自我拆解與重組，夜裡夢境中感官全開的徹底解放或者崩裂，卻在白日夢醒時自動重組為行禮如儀的拼裝車上路。

    

　　《雲遊者》這齣「穿越劇」，時空背景橫跨十七至二十世紀間的，亦即跨距從啟蒙時代橫貫至上個世紀末。平行時空中，多線發展出變換視角，琳瑯鋪陳出的各色人物的殊相與人類的共相，畢竟人人都是彼此多重視角中的存在。任何一個高度自覺的旅者，移步換景間，彷彿和主述者、角色們共命共生，真真切切地一同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蛻變之旅。然則本身也是一名雲遊者的朵卡萩，在書中明白自證，自己此生成不了旅行家，因為雖然很想隨遇而安，實情是旅行異域途中，作客者自始自終歸心似箭，心繫祖國。

 

　　朵卡萩嘗試在書中回應歐洲文化吟遊詩人（bard）與漫遊者（flaneur）的意圖也隱然其間。始自中世紀資訊流通的需求，吟遊詩人因運而生。無論是以徒步駕騎行船遷徙，在落腳處客居期間，這些能說善道的樂手、歌手、小丑、雜耍特技演員，利用說學逗唱的十八般武藝生動地傳遞常識知識，百見千聞盡付樂音韻文，天籟地籟人籟得能合一，都是為了讓彼此的存有，因為交流彼此豐富，不再絕然遺世獨立。

 

　　西非的種姓制度中，有個通稱為「歌理侯」（griot/griotte）的階層非常特殊，為該文化圈獨有，諸侯權貴的家族或者部落，世代供養男男女女的歌理侯。雖然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至今不乏靠口述歷史代代相傳無形資產的民族，但歌理侯不只是寓言、傳說、神話的說書人，他們也是族譜家、史學家、預言家、太子太保、仲裁者、媒人等等，何止捍衛維護種族的血緣，更是傳承文化命脈的文脈所繫。

    

　　歷史無法訴諸文字，依賴行者以方言口耳相傳的時代畢竟不再，文字時代以降的說書人，必得成為寫書人。有形的巴別塔，其實未曾因實體被摧毀而消失無蹤，世界還是不斷地築造高聳入雲的巴別塔。然而單純地複誦抄寫並從不質疑，不再能滿足多語（polyphonic）的世界，以及多語境的世道。

 

　　傳說中的巴別塔位於兩河流域，而精妙掌握語言傳播的吟遊詩人，歷來自有其為代稱的地理人文流域，比如莎士比亞被稱為雅芳河的吟遊詩人，而泰戈爾則被稱為孟加拉流域的吟遊詩人。朵卡萩不啻正是當代的說書人、歌理侯、吟遊者（minstrel）與漫遊者，有如信使（herald），可比抒情詩人（troubadour）。只是在當代，一步一腳印的踽踽前行，不需要也不可能，朵卡萩以及其他藝術家的藝術流域，如今隨著網路傳播更加淵遠流長。

 

　　當性別認同不再是議題、雌雄同體不再是妄念，要剖析社群網路充斥的當代，即便朵卡萩即使再心儀榮格（Carl Jung, 1875-1961），也必須承認他的心理分析模組，恐怕已經不敷應付。小說家不太可能隱匿身分、讀者不可能單純作為一個讀者，旁觀者必然成為主角，所有虛擬的真實比真實還要真實，社會寫實卻比虛構更為虛幻。

 

　　朵卡萩善於化整為零、多線發展。以《雲遊者》為例，採用無名者的主述為敘述觀點，從〈我在這裡〉起首，分成總計一百一十六個單元繁衍。單元的長度參差交錯，短則一個長句，長則幾十頁，創造了韻律有致。精心布局的系統性碎化，將情節凝聚為小節，也將情結抒發為情感，透過縮影投射（vignettes）打破線性思考，不斷挑戰循慣性閱讀的讀者。細心的讀者甘之如飴，因為掩卷時能完成巨幅的記憶拼圖。她的文風文白夾雜，一如讓史實夾雜於虛構，互為形影掩抑虛實相生，在廿世紀末借古喻今，穿越四世紀時空。

 

　　此外，在深入探究之下，輾轉向歷代被辜負的女性與近代勇敢的女性主義者致敬的橋段，行文間比比皆是。自信、聰慧、練達、幽默、怡然，如果姑且視為前後兩位波蘭諾貝爾文學女桂冠的共通點，那麼辛波絲卡精煉成雋永的詩，朵卡萩則娓娓道來鋪陳成長篇小說。有別於其他波蘭出身的男性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關注外顯的政經權勢，這兩位女性的靈巧機鋒，更顯得以女性慧黠智取。

 

　　對「男主外、女主內」的約定俗成，朵卡萩有獨到看法：「男人掌事業，女人管預言。家庭主婦時時有此天賦。」朵卡萩的女權意識，從處女作到成名作，莫不昭然若揭。參照《太古與其他的時間》、《收集夢的剪貼簿》知悉，不只朵卡萩的敘事線女性為主角，爬梳神女、聖女、烈女、貞女的歷史典故，自然不在話下。最耐人尋味的正是朵卡萩不採正面批判男性中心思維主導的歷史，而是透過女性當事人角度，重述再現廣為人知的事件。

 

　　從受難的殉道者到無聲的女性當局者，如非朵卡萩引我們易位而處再深探，約定俗成的偏見與根深柢固的偏執，註定讓史實在折衷於神格化或戲劇化之下，更加窄化扁平化。許多在文獻上聊備一格而被寥寥數語一筆帶過的女子，因此有血有肉立體化。《雲遊者》中，蕭邦胞姊露德薇卡（Ludwika Chopin Jędrzejewicz, 1807-1855）一經重塑，從歷史的配角躍升為主角。

 

　　無獨有偶，蕭邦胞姊露德薇卡死於席捲華沙的瘟疫，而在「世紀大瘟疫」新冠病毒COVID-19蔓延的此時，展讀《雲遊者》感覺尤其微妙。人類的旅行方式，陸運、海運，尤其空運的密集更是史上前所未見，但隨病毒肆虐全球，交流頓時停擺。但愛在瘟疫蔓延時是真，而人在隔離之中，閱讀與關心自身以外的世界如何再現也是真。瘟疫肆虐時始終是藝術文化的轉捩點，而誰又能知道大難之後，世人以及朵卡萩，會有什麼樣的轉變？

 

　　有個版本的《雲遊者》封面，吸睛又動人。波蘭地圖上乍看的紅點，仔細觀察才恍然大悟開了一個孔，看穿的是赤誠心臟的一瞥。心在祖國，一心為國，是歷代所有波蘭藝術文化工作者跨世代傳送的心聲吧。波蘭在朵卡萩的作品中從未缺席，難怪她拒絕被冠以叛徒之名。不過文人不可能只屬於同文同種的子民，一如藝術家的心心念念，即使在心跳告終，肉體崩殂，依然是具無比感染力的宇宙懸念。

 

　　「我身睡臥，吾心卻醒。」（Ego Dormio cum ego vigilant.）

　　朵卡萩從聖經雅歌援引的詩句，為我們下了最佳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