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邊vượt biển：難民神父阮文雄的口述生命史

你要活的話，你不能只用你的心

一九七五年三月，已經有我爸爸的親戚搭船跑去Nha Trang（芽莊）或是Phan Thiết（藩切）那邊去躲了。我記得爸爸跟我說，如果我們家有錢的話，我們也可以去，但是因為沒錢，所以我們就留在村莊裡了。

一九七六年，我突然聽到我的一位朋友不見了。我想：他不見了？他去哪裡？原來他逃難去了。幾天後又聽說另一個人不見了，是教堂裡、學校裡的朋友，因為他們家有船，所以他們先逃。那時候開始就聽到vượt biển（渡海）這個詞，那是非常普遍的，國際媒體也常常報導。我也曾親眼看到，有人抓到很大隻的「鯊人」，就是把鯊魚拉到岸上的時候，鯊魚才從肚子裡吐出人的手和腿。那時候我很害怕，媽媽也跟我們說過：不要逃難，不然會死在海上。其實我當時也已經有逃難的想法。在南部，他們不只是用思想控制我們，外部的約束也慢慢開始形成。

共產黨來了以後，教區的Seminarium（大修院）被解散了。大修院教育的標準很高，只有考試過了，才可以進去當學生。一九七五年以前很多南部優秀的軍官，都是離開修院、還俗成家了以後進到軍隊，才開始他們的事業。大修院被解散、土地被沒收的時候，我還不是大修院的學生。有些同學在小修院讀書，那裡是中學到高中畢業去讀的。我之所以能入修會，是因為那個修會在我的省。那裡是本篤修會（Ordo Sancti Benedicti）的Châu Thủy（洲水）修院，他們自給自足、以勞動為主，但共產黨來了以後，就不能收新的修士。我們不能到別省去讀書，因為政府不允許遷戶口。修院為什麼會收我跟我的同學，我不曉得，那個院長說，「你們就來，我這邊會收你們。」後來我被地方政府趕出修院，也沒辦法上大學，因為爸爸媽媽是從北部逃難到南部，而且爸爸曾經在美國公司工作，我們又是天主教家庭，共產黨審得很細，要讀書的話，你學習的程度不重要，你的背景比較重要。

真正讓我下定決心要逃難的是戰爭因素。一九七九年，越南發生跟柬埔寨的戰爭，我們聽到的消息是：柬埔寨的總理Long Boret（隆波烈）把柬埔寨那邊的越南人殺了。不過，我們兩邊的戰爭並不是從那時候才開始發生。在一九七三年，柬埔寨還是Sihanouk（西哈努克）執政的時候，就已經發生對越南移民的歧視。越南話有個詞叫Cáp Guồng，意思就是「去抓越南人來砍頭」。當時，南越政府派飛機去柬埔寨接了不少人回來越南。

所以當一九七九年再發生這場戰爭，我個人也沒有那麼驚訝。越南共產黨為了打仗，就徵召我們學生去柬埔寨。我很好奇的是：為什麼越南共產黨之前幫過柬埔寨共產黨，對抗之前的國王西哈努克，現在兩邊卻又要打仗？在學校發現了這個事實以後，我找了七、八個對這個政府不滿意的同學組成小圈圈。那時候召集小圈圈非常困難，我們非常謹慎，都是在休息、在玩排球的時候聚在一起。那時候沒有球，我們是用想像來玩球。我們玩了之後，就坐在一起分享一些事情。我們討論到：打仗的時候我們被共產黨徵兵，如果之後不需要我們了，我們就變成他們的羔羊。再來，共產黨犧牲越南人民的生命，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共產黨。還有，越南共產黨是靠蘇聯、柬埔寨共產黨是靠中國，兩邊才能打仗；越南共產黨中途又跟中國共產黨打仗……

跟柬埔寨打仗的時候，我們村莊裡有人在當兵時死掉了，很多年輕人就很慌。那時候我的年紀是二十一歲出頭，我哥哥二十三歲，我弟弟十八歲，所以我們家就有三個孩子符合徵兵的標準。但幸運的是，當時我們家被列為反動份子，所以沒有很快點到我們的名字。後來是因為地方政府辦公室終於找上我們，我才開始認真想逃難的事情。他們來的時候沒有問什麼，只是說，「你們可以加入共產黨的軍隊，去為了越南人民打仗。」

他們用同樣的方式在北越宣傳，影響了很多年輕人，讓他們高興地離開自己的家到南方。這些年輕人都被洗腦了，以為南方是一個很剝削、被壓迫的地方。無論如何，我認為，在這樣子的地方沒有自由，沒辦法發揮我們的潛能。如果被徵兵去柬埔寨，不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國家，而是為了共產黨而打的仗，我覺得很浪費、不值得。所以我就跟我媽媽說：我想逃難。

還有，那時候我就想要當神父了。我是很早熟的人，小時候有個印象滿深刻的，在炎熱的越南夏天裡，太陽很大，在路上走路的時候，我看到那些挑扁擔的阿嬤，我問自己：生活的意義在哪裡？ 如果我們出生長大，生病然後死亡，如果只是這樣子，我不願意，我想要選擇不同的生活，那時候我大概十二、三歲而已，腦子裡就有這樣的觀點跟思考。一直以來我也是很主動，又很有「創意」的人。

時間越來越緊迫，又快要被拉去當兵。我的朋友陳清龍的經濟狀況很好，他就說，「我們逃難吧，到國外去，就可以自由地入修會。」我答應之後，他就跟他的姊姊講，他姊姊也同意讓我跟他一起逃難。

一九七八到一九七九年間，我逃了七、八次，但都不成功。我記不清楚第一次逃難的經驗了，那是陳清龍的家庭組織的，我就配合而已，後來幾次也都是跟他一起逃，最後一次我們也在同一條船上。我記得通常的狀況是這樣的：陳清龍會突然跟我說：今天晚上去他家。在我家裡，這件事只有我媽媽知道，我把一些衣服放進一個小包，就跟她說，「我要逃難」。我媽媽問，「你沒有錢要怎麼逃？」我說朋友會幫忙我，她就哭著說，「好吧，那你去吧。」我朋友叫我到森林裡的一個地方去等他，他來了又帶我去他親戚指定的地方，結果我們只是在那邊等了整個晚上，什麼都沒有發生，船沒有來，也沒有人來接我們，白天我們就回去了。很多次逃難的經驗都是晚上哭著跟媽媽道別，隔天早上又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地回到家，但是每一次離開跟道別，還是會非常傷心。

現在想想好像也有一點殘忍，因為可能晚上出去，隔天早上就不會回來了，而且那個不會回來也不知道是生是死，該高興還是該傷心，所以等到之後我們真的安全到達日本，第一時間就是想辦法用電報跟母親報平安。

離開修會之後，我沒機會上什麼課，我就回家到媽媽住的土地去耕田；天氣好的時候，我會去當漁工。這樣的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工作一段時間後，我跟我的船主講，「我很想逃難。」他知道我之前在修會待了差不多七、八個月，在越南如果你有這樣的背景，別人會比較信任你。船主說他也想走，但他雖然有船，卻沒有地方可以把人藏起來；我是沒有船，卻有地方，所以我們就合作來逃難。我逃難的時候之所以不用付一毛錢，就是跟這個船老闆有關係。

我找了我的舅舅。他住在海邊，之前是南越的一位警察，他有一些組織的概念，也知道怎麼運人，所以負責幫我們買油、買水跟買食物。我負責跟船老闆聯繫，我們就一起合作。當時，我的哥哥、弟弟都不曉得這件事，因為共產黨造成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懷疑，所以我沒辦法把我的思想、我的計畫跟他們分享，我也不曉得他們在想什麼。到了最後一個禮拜，我才告訴他們，邀請他們跟我一起逃難。又比如說，這艘船有兩個船主，哥哥與弟弟，跟我合作的是弟弟，另外一個是哥哥，我是跟弟弟合作，哥哥就不曉得。當時的保密是必須做到這個程度的。我信任這個弟弟主要是因為他的個性很善良，也是信天主教，他自己也想逃，不是想要透過這些事情賺錢，他的目的就是讓他和他的孩子、太太，以及哥哥全家一起逃難就可以了。

基於我跟這位船主的信任，我介紹舅舅進來。我把我的地方當成藏人用的。西貢的人再加上船主的親戚十五個人，從我家這邊被運到舅舅那邊藏起來。在這時候，舅舅買的油卻被人偷走了，這代表秘密已經被洩露了，很危險，但那一次我們沒有告訴船主，我們想要賭一把。

當天要出發的時候，我的親戚本來不要去，但他最後還是決定去了。我還負責抱我大概四、五歲的表妹。她爸爸已經餵她吃了一些藥，讓她睡覺，但我把她抱起來的時候，她突然醒來哭了。等她不哭了以後我才跑出來，卻發現整群人已經往前走了。當下真不曉得怎麼辦，我就靠著我的直覺（靈性）跑，最後才看到一群人在那裡。走到一半，我們又發現對面有一群軍隊，我們只好躲起來，他們沒有發現我們，就只是走過去。我想如果不是天主的安排，我們真的沒辦法度過這關。

我們去到之前有人逃難被殺死的Đồi Dương（楊坡）海灘。為什麼選那個地方？因為我們想：最危險的地方是最安全的。當天晚上，另一個年輕的舅舅帶著他的女朋友過來，他躲在田裡，狗一直對著他叫。因為怕公安來抓，我們全家都躲在河邊的灌木叢裡。

我們是約在晚上集合，凌晨兩點，船就會來接我們。但是因為這些狀況，我們聯絡的方式開始亂了，一直等到早上五點，船才進來。到了船上，我點名點到十幾個本來不在名單上的人，是一些每天早上就在海邊等著跟著別人逃難的人。有人問，「那他們現在怎麼辦？ 把他們丟下嗎？」我說，「他們已經跟我們在一起了，就救了他們吧。」記得那是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七號。

整件事，如果把前面失敗的經驗也算進來，我後來發現能夠逃難成功，除了那些沒辦法控制的因素之外，準備階段最重要的就是談判的能力，要怎麼樣跟船主交涉，看自己有什麼條件可以交換，還有最重要就是找對人。七、八次沒有成功，很大的原因就是沒有找到對的船主，能夠找到目標相同的人，應該是最後能成功逃走的關鍵。在越南，我們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你要活的話，你不能只用你的心，你用你的頭腦，用毅力而活，不是感覺而活。」

我自己解決事情的方式是，一步一步做，然後慢慢觀察整件事的進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想，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有方法解決，就算是有挫折，我也把它當作必經的過程。所以挫折是給我力量，讓我能夠往前走，挫折不是停下來找個地方難過，然後就不要做。我很少用「挫折」這個詞彙，我用的是「挑戰」。

你要活的話，你不能只用你的心

一九七五年三月，已經有我爸爸的親戚搭船跑去Nha Trang（芽莊）或是Phan Thiết（藩切）那邊去躲了。我記得爸爸跟我說，如果我們家有錢的話，我們也可以去，但是因為沒錢，所以我們就留在村莊裡了。

一九七六年，我突然聽到我的一位朋友不見了。我想：他不見了？他去哪裡？原來他逃難去了。幾天後又聽說另一個人不見了，是教堂裡、學校裡的朋友，因為他們家有船，所以他們先逃。那時候開始就聽到vượt biển（渡海）這個詞，那是非常普遍的，國際媒體也常常報導。我也曾親眼看到，有人抓到很大隻的「鯊人...

自序／阮文雄
沒有任何旅程不是從向前邁出一步開始的

我出生那一年，一九五八年，越南剛剛經歷了一場民眾逃離北越共產主義到南越尋求自由的大遷徙。一九六三年，也就是我五歲那年，我聽到了大人們討論吳廷琰總統遭受政變，我還記得他被謀殺的時候，我大概只有五、六歲，我看到天上突然有很多飛機飛來飛去，我爸好像在哭，臉上全是震驚與擔憂。對於一個年幼、還無法理解南越政治命運的孩子來說，我能做些什麼呢？然而，即便我夠成熟懂事，我又能擔憂些什麼呢？

隨後，我逐日在戰爭中成長。換句話說，自童年到一九七五年，戰爭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清楚地記得在羅夷、協安和西貢清多的寂靜夜裡，突然傳出的槍聲、炮火和地雷的爆炸聲，以及懷著身孕的遺孀們抽泣的聲音。遺孀們頭上裹著哀巾，圍繞覆蓋著越南共和國國旗的棺木，年幼的孩子也在一旁哭泣。我也還記得薰香與蠟燭的氣味和屍體的惡臭混合在一起，彌漫在這些喪家的客廳裡。奇怪的是，一九七五年後就再也沒有槍聲，但和平難道僅僅只是沒有槍聲？ 我和我的家人在新政權下生活，充滿了焦慮與恐懼。一九七五年後，我的祖國越南真的實現和平了嗎？

在戰爭中我很有意識地選擇渡過奇妙的童年。我喜歡自然、動物以及和同齡的伙伴 們玩耍。我在森林裡遊蕩，尋找喜鵲的巢穴；我在西貢清多的水塘裡捉石頭魚，在剛收 割的稻田裡捉蟋蟀；雨後，我去釣魚、捕蛙、釣線鯉和鯰魚。戰爭和童年，我想享受童 年，不願選擇戰爭。但是戰爭是人類的權力遊戲，導致許多年輕生命受苦，並喪失了享受童年的機會，就如同我一般。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之後，我才體會了命運的殘酷。我竭盡全力尋找自由。感謝天主的恩典，我和家人的海上逃亡最終讓我們平安抵達日本。我相信這是一種安排，為 我在台灣超過三十年的使命做好準備，協助越南、菲律賓、印尼和泰國勞工，並為他們爭取人權和正義。

您正在閱讀的這本書記錄了我經歷的戰爭、童年和人生旅程。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激勵那些對我這樣的人的人生和貢獻感到好奇的人；能夠瞭解「問題」不是障礙，而是讓我們更奮力躍起，為自己、環境和所服務的人群創造積極變化的機會。

我由衷感謝陽明交通大學的林淑芬教授與劉吉雄導演的訪談，以及林淑芬教授的團隊，將一系列訪談整理成書。

沒有任何旅程不是從向前邁出一步開始的。改變始於行動，無論多麼微小。

自序／阮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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