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名家經典新譯）

第四部（節選）

「不過他有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床頭擺著一本大大的鐵路指南。並不是因為他是個常常旅行的人，他不過就是放假時會到布列塔尼半島，去他那間度假小屋而已，但他可以準確無誤地告訴你巴黎到柏林列車的出發和到站時刻，從里昂到華沙應該怎麼轉車，任選兩國首都之間的實際公里數。你有辦法說出該怎麼從布里昂松到夏慕尼去嗎？這恐怕連火車站站長都摸不著頭緒，但我父親可是清楚得很。他幾乎每天晚上都在鑽研此書充實相關知識，對此他覺得頗為得意。我覺得很有趣，也常常考他，再翻指南查證，發現他都沒答錯就開心得不得了。這些小小問答讓我們感情變得很好，他很開心有我這個誠意十足的聽眾，而我也覺得父親在鐵道知識方面的優異表現跟其他領域的成就是一樣值得讚揚的。
「忍不住說了這麼多，恐怕太過強調這位正直好人的重要性，因為說到底，他對我所下的決心其實只有一點間接影響，頂多也就是提供給我一個機會。在我十七歲那年，我父親邀請我去重罪法庭旁聽一個重要案件，他肯定是想讓我看到他最好的一面，我覺得他也想利用法庭上的莊嚴場面，激盪年輕人的想像力，讓我去繼承他的衣缽。我答應了，因為一來可以讓他開心，二來我也好奇想看一看，聽一聽他在家庭以外扮演的那個角色。我什麼都沒多想。之前，我總覺得法庭上的事就跟國慶閱兵或頒獎典禮一樣自然，我其實完全沒概念，也完全不在乎。
「然而，我那一整天下來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罪犯。我想他真的是有罪，什麼罪並不重要。但這位留著稀疏紅髮的三十來歲小個男，似乎堅決想坦承一切罪行，似乎被自己所做及接下來的處罰嚇得魂不附體，以至於幾分鐘後，我眼裡除了他再也看不見其他的，他就像隻受到強光驚嚇的貓頭鷹，領結沒打正，一直咬著手指甲，只咬右手……總之，無需多說，您也已經明白了，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而我突然間理解到，在此之前，他對我而言，就只是個『被告』，一個方便好用的分類。我不能說我忘了父親，但我心頭整個揪在一起，使我將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這犯人身上，無法分心。我幾乎沒在聽他們說話，只感覺他們想殺死這個活生生的人，一股奇妙的本能如浪濤般執拗而盲目的將我推向他身邊。直到我父親開始陳述起訴狀時，我才真正醒過來。
「穿上紅袍的父親，整個變了個人，不再是那個好好先生，也不再充滿關愛。嘴裡不停吐出冠冕堂皇的長篇大論，猶如萬蛇鑽動。我聽懂他以社會之名要求判他死刑，甚至要求把他頭砍下來。的確，他只說了：「這個人頭理應落地。」但最終的差別不大，其實結果是一樣的，因為他還是得到了這個人頭，只不過動手的人不是他。而在法庭上從頭聽到尾的我，唯獨和那個不幸的人產生了一種莫大的親密感，一種和父親從未有過的感覺。然而依據慣例，父親仍得參加那美其名稱為罪犯生命的最後時刻，但其實應該稱之為最卑劣的謀殺時刻。
「從那天起，每次看到鐵路指南，就讓我感到深惡痛絕；從那天起，我開始心存恐懼地留意起司法體制、死刑的判決與執行，還留意到父親曾數次參與這謀殺行為，而且都是他得特別早起的日子，想到這就讓我感到一陣天旋地轉。沒錯，碰到這些時候，他都會撥鬧鐘。我不敢跟母親說，但我更仔細地觀察她，發現她跟父親關係已經淡如水，她過著自我放棄的生活。這讓我比較能原諒她，當時的我是這麼想的。但後來想想，其實也無所謂原不原諒，因為她在婚前窮了大半輩子，而貧窮讓她學會了逆來順受。
「您一定等著我說我馬上就離家出走了。其實沒有，我又待了好幾個月，將近一年的時間。但我的心病了。有一晚，父親在找鬧鐘，因為他隔天要早起，結果我整夜沒闔眼。第二天，他回到家時我已經走了。當然，我父親就派人去找我，我去見了他，沒做任何解釋，只是平靜地說要是他強迫我回家，我就自殺。他最後接受了，畢竟他本來就是個性情溫和的人。他跟我講了長篇大論，說想要隨心所欲地過日子有多麼愚蠢（他是這樣詮釋我的舉動，我並未加以反駁），然後又千叮嚀萬囑咐，還強忍住眼眶中打轉的淚水，那些真情流露的淚水。事後，其實是過了很久之後，我會定期去探望我母親，也會因此遇到他。我想對他而言這樣的碰面就夠了。至於我，我並不恨他，只是心中有股淡淡的悲傷。他死後，我把母親接來同住，若不是母親後來也走了，她現在還跟我一起住呢。
「我開頭著墨特別多，是因為這其實是一切的開頭。接下來我會講快一點。十八歲那年，離開了優渥的生活，開始嘗到貧窮的滋味。為了生活，做過五花八門各式工作，都還算做得不錯。但我真正感興趣的是──死刑，我想跟紅毛貓頭鷹把帳清一清，所以我就像人家說的去搞政治，我只是不想變成染上瘟疫罷了。我當時認為我身處的這個社會就是奠基於死刑之上，如果去對抗這個死刑制度，就能對抗謀殺。我是這麼相信的，其他人也這麼告訴我。至今，這想法大部分都還算正確。於是我就跟著一群我喜愛的夥伴們並肩作戰了非常久，我一直都還非常愛他們，歐洲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抗爭活動是我曾缺席的。這就暫且不提了。
「當然，我知道我們偶爾也會給人判死刑，但是他們告訴我為了建立一個沒有謀殺的世界，死幾個人是必要的。從某個角度來看，這話確實也有幾分真實性，但也許我終究無法接受這種真實，總之可以確定的是，我猶豫了，但只要再想到貓頭鷹，我就又可以堅持下去。直到有一天我參加了一場行刑（那是在匈牙利），孩童時揪住我的那種天旋地轉的感覺，又襲上成年的我，讓我眼前一片昏暗。
「您從未看過一個人被槍斃吧？當然沒有，這通常得受邀，而參觀群眾也是事先經過挑選的。所以您就一直停留在圖片和書本上的描述，蒙眼布條，一根柱子，還有遠處站著幾位士兵。其實不然！您知道行刑的槍手其實站得很近，離犯人只有一米半嗎？您知道如果犯人往前走兩步，胸口就會碰到槍嗎？您知道這麼近的距離下，槍手們個個瞄準心臟部位，當所有人都射出大大的子彈後，會開出一個拳頭大小的洞嗎？不，您不知道。這些都是大家不會討論的細節。對這些染疫者來說，睡眠比生命更神聖，我們不該害善良老百姓晚上不得好眠。害好人不得好眠，是非常沒品的行為，有品味就不該堅持，這點大家都知道。而我，從那時起就沒睡好過，嘴裡也一直殘留著一股沒品的壞滋味，而且一直不斷地堅持，也就是一直不斷地思考這問題。
「我於是理解到，至少我個人在這些漫長歲月裡，一心以為自己是在對抗瘟疫，但其實我從頭到尾都是個染疫者。我發現有數以千計的人都是經過我間接同意而死的，而且他們的死甚至可說是我直接挑起的，因為我認為那些導致他們喪命的行動與原則是正確的。其他人似乎對此毫不在意，至少他們從未主動提起。而我卻覺得喉嚨像打了結，我雖和他們在一起，卻備感孤單。我偶爾提起我的顧慮時，他們要我以大局為重，他們常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讓我吞下那些我難以下嚥的東西。但我回答說照這樣說的話，那些染上瘟疫的大人物，那些穿著紅袍的人，他們也同樣有非常正當的理由，假如我接受了染疫小人物所提出那些不可抗拒的理由或此舉的必要性，那我就無法來否定大人物他們的理由。他們提醒我說如果把生殺大權全交到紅袍加身的大人物手上，那就變成他們是對的一方。但我心想一旦讓步一次，就沒有理由不繼續讓步。歷史的演變似乎證明我的想法是對的，今天大家都在比賽誰殺得多，大夥全都殺紅了眼，想停也停不下來了。
「但無論如何，我在乎的並不是論證分析，而是那隻紅毛貓頭鷹，在這個骯髒卑劣的過程中，幾張滿是瘟疫病菌的臭嘴向一位上了手銬腳鐐的人宣布他就要死了，而且將一切安排妥當，他就在這一夜夜漫長的掙扎折磨之中，睜著雙眼等著自己被謀殺的時刻到來。對我而言，我在意的是胸口的那個大洞，我跟自己說在現階段，至少就我個人而言，我絕不接受這卑鄙的屠殺會有任何正當理由，一個都沒有。對，在能把事情看得更透徹之前，我選擇了這種固執的盲目。
「直到今天，我依然沒變。長久以來，我一直因為自己也曾是個殺人凶手而感到羞愧，羞愧得要命，即使我未曾直接造成他人死亡，即使我是出於善意，但無法改變我也是個殺人凶手的事實。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只發覺到即使那些高人一等的人也還是難免去殺人或放任他人殺人，因為這是他們的生存邏輯，而在這世界上，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有可能致某人於死地。對，我依然感到羞愧萬分，我發現我們大家都身陷瘟疫風暴之中，於是我失去了內心那股平和，到了今天，我仍尋尋覓覓想找回它，我試圖去理解每個人，試圖不要成為任何人的死敵。我只知道該做的都得做，才得擺脫染疫者的身分，也唯有如此，內心的平和才有可能，且即使得不到平和，但至少也能死得心安理得。唯有這個，才能為人類帶來些許慰藉，或甚至帶來解脫；也唯有這個能至少盡可能減低對人類的傷害，或甚至為他們帶來些許慰藉喜樂。也因此我決定拒絕一切導致殺人或為殺人行徑背書的行為，不管是直接或間接殺人，也不問理由正當或不正當。
「這也是為什麼這場瘟疫沒什麼可以教我的了，除了一件事，就是讓我學到得和你一起並肩作戰。我很確定（是的，李爾，您也看到了，我對生命瞭若指掌）每個人身上都有瘟疫，因為這世上無人能倖免。我們得無時無刻小心提防著，別因一時分心，就往別人臉上哈了一口氣，把病菌傳染給他人。這裡頭唯一自然的東西是細菌，其他諸如健康、正直、或純潔，這些都是意志力的產物，而且是一種永不止息、專心一致的意志力。幾乎不會散播病菌的好人，就是最少分心的那位，不僅要有意志力，還要神經繃緊，才能永不分心鬆懈。是的，李爾，當個染疫者是很累人的，但不想當染疫者更累人。也因此大家看起來都疲憊不堪，因為現今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染上了瘟疫，但這也是為什麼有幾位不想再當染疫者的人會筋疲力竭到了極點，而他們唯一的解脫，就是死亡。
「在那之前，我知道我對這個世界本身已經毫無價值，從我放棄殺人的那一刻起，我就被永久流放了。歷史將由其他人去創造，而我也知道我似乎不能去評斷這些人。要成為一位理性的謀殺者，我還少了一種特質，所以這並非一種優勢。然而現在我願意就做自己，我學會了謙卑。我只能說在這世界上有災難也有犧牲者，而我們要盡可能拒絕與災難同流合污。也許您會覺得這有什麼難，我不知道這是否很容易，但我知道這點是真實無誤的。我聽過無數的論調，險些被沖昏了頭；然而這些論調已經沖昏了相當多人的腦袋，好讓他們都來認同謀殺一舉。我理解到人類最大的不幸就源自於他們用詞模糊曖昧，所以我決定無論說話或行為都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以便能走在正道之上。也因此，我說了世上有災難與犧牲者，如此而已，餘者皆不談。如果因為說了這些，反而讓我自己成為了災難，但這並不是出於我的意願。我試圖當個無辜的謀殺者。瞧，我其實野心不大。
「當然，應該還要有第三種類別，就是真正的行醫者，不過這種人不常見，且這工作應該有相當難度。所以我決定不管在任何情況下，我都選擇站在犧牲者這一邊，以便盡量降低損害程度。與他們同在，我至少可以找找如何能進入第三類別，也就是求得內心的平和。」

說完之後，塔胡晃著一條腿，輕輕踢著露臺。醫生靜默片刻後，微微坐起身子，問塔胡是否知道該走哪條路才能找到內心的平和。
「知道。同情之道。」
遠處傳來兩次救護車的警鈴聲，一開始那模模糊糊的叫喊聲，這回往城邊上靠攏，就在那山石滿佈的小丘附近。同時還聽到一聲疑似槍聲。隨後再度恢復寧靜。李爾數著燈塔的光又閃了兩次，微風似乎增強了些，就在此時，一陣海風吹來鹹鹹的大海味。這會兒海浪拍上崖壁的低沉呼吸聲，清晰入耳。
「總之，」塔胡平淡地說：「我最感興趣的，就是如何能成為一個聖人。」
「但您又不信上帝。」
「正是！沒有上帝，那還能成為聖人嗎？這是我目前所知道唯一具體的問題。」
遠處喧鬧聲那一帶突然冒出白亮閃光，隱隱約約的喧囂聲順著風勢，傳至兩人耳中，閃光旋即隱滅，遠處露臺邊上僅僅留下一抹紅霞。晚風止息，人們叫囂聲清晰可聞，接著傳來一記槍聲及一陣人群喧囂，在夜裡都聽得清清楚楚。塔胡起身傾聽，卻再也聽不見任何聲音。
「又有人在城門那兒打架。」
「結束了。」李爾說。
塔胡喃喃自語說永遠都不會有結束的一天，還會不斷有更多的犧牲者，因為這就是自然的法則。
「也許吧。」醫生回答道：「但您知道的，比起對聖人，我對失敗者有著更深的感同身受、休戚與共之感。我想我對英雄主義或聖人行徑都不感興趣。我只對如何當個人感興趣。」
「是，我們的目標相同，只是我的野心比較小。」
李爾以為塔胡在開玩笑，便轉頭看他。但在夜空微光下，他看到一張憂傷而嚴肅的臉。又起風了，李爾感覺風吹上皮膚溫溫熱熱的。塔胡振作起精神來。
「您知道我們該做點什麼來慶祝我們的友誼嗎？」他問。
「您想做什麼都行。」李爾說。
「來泡個海水浴。即使對一位未來的聖人而言，這都算是項高尚的娛樂。」
李爾面露微笑。
「拿著我們的通行證，我們可以到防波堤那兒。把生活全然局限於瘟疫之中，實在太愚蠢了。當然，人類應該為犧牲者奮鬥，但如果從此斷絕一切喜愛享樂，那奮鬥的意義何在？」
「說得好。」李爾說：「我們走吧。」
過了一會兒，車子在城門前的柵欄停了下來。月亮已經高掛天空，皎潔柔白的月光下，淡淡陰影四處散落。在他們身後，是層層疊疊的歐蘭小城，從城內吹來一股溫熱、充滿病氣的風，將他們推向大海。他們出示證件後，守衛檢視許久才放行，他們經過一片放滿木桶的空地，穿越滿是酒氣與魚味的區域，朝著堤防走去。快要抵達時，一陣碘與海藻香氣撲鼻而來，宣告著大海近在眼前，接著就聽到大海的聲音。
防波堤上巨石腳邊傳來大海輕柔的低吟，他們爬上石塊，大海躍入眼簾，厚如絲絨，柔軟滑順如頭野獸。他們坐到面海的大石上，海水緩緩膨脹鼓起，又緩緩消落退去，水面上一層油亮泛光隨著大海這平靜的呼吸節奏一閃一滅。在他們眼前，是無垠的黑夜。李爾用手指去感受石塊那坑坑疤疤的面容，內心盈滿一種奇特的幸福感。他轉向塔胡，彷彿看到友人平靜嚴肅的臉龐上，也洋溢著同樣的幸福，那種一切都未曾遺忘，甚至連謀殺也都記得的幸福。
他們脫下衣服，李爾先跳入海中，剛入水覺得水很冷，再浮上來時覺得水是溫的。游了幾下，他便知道今晚的海水是溫的，秋季的海洋吸收了大地漫長數月以來所儲蓄的熱量。他規律地游著，他踢動雙腳，在身後留下一條泡沫水痕，海水順著手臂滑過，緊緊靠向雙腿。聽見重重的嘩啦一聲，他知道塔胡也下水了。他翻過身來仰望天際，一動也不動，看著星月滿天的穹蒼。他深深吸了幾口氣，聽到拍水聲愈來愈清晰，尤其在這孤獨的靜夜中，更顯得格外清亮。塔胡游近了，不久後便聽到他的換氣聲，李爾再次翻身，游到朋友身邊，以同樣的節奏並肩同游。塔胡游得比他快，他不得不加快速度。有幾分鐘的時間，兩人以同樣的節奏，同樣的力道，孤獨地往前游著，遠離塵世，終於擺脫了歐蘭城與瘟疫。李爾先停下來，然後他們才慢慢往回游，回程突然遇上一道冰冷水流，大海這突如其來的奇攻，讓兩人什麼都沒說，雙雙加快了動作游回岸邊。
重新穿上衣服，兩人一言不發地離開。然而兩人心意相契，留下這一晚溫柔的回憶。當他們遠遠看到瘟疫之城的守衛時，李爾知道塔胡跟他一樣，心裡想著剛才瘟疫把他們給忘了，真好。然而現在又得重新來過。

第四部（節選）

「不過他有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床頭擺著一本大大的鐵路指南。並不是因為他是個常常旅行的人，他不過就是放假時會到布列塔尼半島，去他那間度假小屋而已，但他可以準確無誤地告訴你巴黎到柏林列車的出發和到站時刻，從里昂到華沙應該怎麼轉車，任選兩國首都之間的實際公里數。你有辦法說出該怎麼從布里昂松到夏慕尼去嗎？這恐怕連火車站站長都摸不著頭緒，但我父親可是清楚得很。他幾乎每天晚上都在鑽研此書充實相關知識，對此他覺得頗為得意。我覺得很有趣，也常常考他，再翻指南查證，發現他都沒答錯就開心得不得了...

〈導讀一 文學作為一道反抗災難的陽光〉
耿一偉（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
二戰時期，法國被納粹佔領，他們的軍服是褐色，所以法國人稱納粹為褐色瘟疫（la peste brune）。當小說《瘟疫》於一九四七年六月出版，戰爭才剛結束不到三年，大眾很容易將書中提到的瘟疫解讀成是納粹主義，而卡繆也不否認這一點。只是在一九五五年，正在崛起的評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發表一篇名為「《瘟疫》：一部傳染病史冊還是孤獨之小說」（La Peste, annales dune épidémie ou roman de la solitude?），批評《瘟疫》作為一種抵抗納粹的象徵作品，缺乏足夠的歷史化脈絡時，卡繆則回應:「對《瘟疫》的解讀應該是多樣的。」
二0二0年適逢卡繆逝世六十周年，本來就有不少紀念活動與書籍出版，恰巧碰到新冠肺炎的肆虐，一下子人們對《瘟疫》的興趣又高漲了起來。不少讀者都意識到小說中的諸多情節，幾乎是對當下疫情狀態的一種預言。像紐約時報、英國BBC廣播電台等重要媒體都有專文，探討如何解讀《瘟疫》與新冠肺炎的關係。被稱為法國CNN的法蘭西24台（France 24），也於二0二0年的十二月二十二號，播出一個關於卡繆的特別節目，邀請書店經營者、評論家等，一同討論卡繆再度熱銷的現象，以及如何在這個時代重讀《瘟疫》。
《瘟疫》述說了歐蘭（Oran）這座城市在發生瘟疫的近一年間，所發生的故事。歐蘭是真實存在的地點，它是阿爾及利亞的第二大城，面向地中海。卡繆成長於首都阿爾及爾（Alger），但是一九四一年到四二年前半的大部分時光，他都居住在歐蘭。一九四一年七月，阿爾及利亞爆發大規模傷寒傳染病，同年十月，卡繆始閱讀瘟疫的相關歷史與文學資料，包括英國小說家笛福（Daniel Defoe）的《大瘟疫紀事》，而《瘟疫》最開頭引用的那段話，就是出自笛福。我們可以在《卡繆札記》裡，發現相關線索，比如一九四一年一月的札記裡，當時已住在歐蘭的卡繆提到:「小老頭從陽臺上把報紙撕碎，丟下去吸引貓兒的注意。然後他朝他們吐痰。要是吐中了，他便笑了起來。」這段情節也在本書中出現好幾次。
我們可以把鏡頭拉遠一點，小說《異鄉人》完成於一九四0年，哲學論文《薛西弗斯的神話》則是一九四一年。這兩部作品代表了卡繆的荒謬主義階段。《瘟疫》則是他從一切偶然皆無意義的虛無主義出發，轉向充滿道德感的人道主義，而小說所搭配的論述，是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反抗者》。
小說主角李爾醫生即是這種具有人道主義的人格者。李爾不相信上帝，無法解釋為何瘟疫會降臨這個世界，雖然經常感覺到孤單與疲憊，他依舊堅持每天工作二十小時，對他人充滿包容。小說中經常被評論者提到的一個高潮場面，是神父潘尼魯在佈道大會上強調，瘟疫的出現背後有著上帝意旨。可是當神父與醫生在面對一位小孩因瘟疫而死亡的痛苦場面後，李爾說：「我對愛有不同看法。我到死都絕不會接受這個連孩子都要折磨的創世主及其世界。」
我們應該留意卡繆的阿爾及利亞背景，作為一位法國殖民者的後代，從小生長在貧民區的卡繆讚嘆北非的陽光與海洋，強烈的身體存在感，讓他懂得愛當下這個世界。年輕時的隨筆集《反與正》（1937）於一九五八年再版時，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卡繆於再版前言寫道：「每個藝術家都在自己內在保存某種獨一無二的泉源……在那個我曾經長久生活過的貧困與陽光並存的養分裡。」。
阿爾及利亞的緯度與台灣相當，都處在北回歸線上，而且阿爾及爾與歐蘭都靠海。卡繆所訴諸的道德感，是來自他所謂的地中海精神，這種精神與寒冷歐洲的思辨精神不一樣，充滿了身體的直覺與自信，也反映在卡繆對足球與游泳的喜愛上（同樣也滲入《瘟疫》當中）。他在《反抗者》最後一章〈地中海思想〉（La pensée de midi）強調：「歷史的專制主義儘管節節取勝，卻始終不斷地遇到人類本性不可征服的要求，而地中海保存著它們的祕密，在那裡，熾熱的陽光伴隨著智慧。」
為了幫這個新譯本寫導論，我開始重讀這部大學畢業之後就沒再讀過的小說。才開始沒幾頁，我就有一個強烈的感受，覺得書中對歐蘭的描述好像也可適用於台灣，畢竟我們也被殖民過，有著類似的大海與陽光，如同小說一開始提到:「我們的市民工作勤奮，但都是為了賺大錢……而我們這個坦率、和善且充滿活力的民眾，總是讓旅行者對我們留下不錯的印象。」
《瘟疫》採取某種報導文學的形式，呈現了不同人物對瘟疫與封城的看法，這位敘述者強調內容都出自他的調查，而他的真實身分，要到小說最後才會揭曉。紀實報導的風格，脫離不了卡繆於一九三八年起擔任《阿爾及爾共和報》的記者，以及一九四三年底起加入抵抗運動地下刊物《戰鬥報》的經歷。卡繆總是喜歡將真實經驗融入小說中，比如他母親的堅毅形象就深深烙印在對主角李爾的母親的描述上。
如果說《瘟疫》與當下全球疫情有何不同？那就是網路的存在，使得原本小說中因封城所產生的疏離感，以及疫情威脅下對親情與友誼的渴望，都被大量媒體訊息與各種新開發的社交軟體所沖淡。死亡變成舉無輕重的新聞數字，so close, far away。我們在現實已看不到真實，一切都是破碎的，這時候只能靠閱讀小說，發現對真實的深刻理解。
不論是瘟疫或納粹，都是能造成大規模死亡的無差別力量。《瘟疫》作為一部經典，在於可以隨著時代變化而有新的解讀。《瘟疫》描繪因災難所造成的大規模孤立狀態，在未來有可能以生態危機或是恐怖主義的形式再度造訪，而那時，讀者依舊能從中找回反抗的力量。
〈導讀二 不只是瘟疫〉
翁振盛（中央大學法文系助理教授）
卡繆的《瘟疫》（La Peste）出版於一九四七年，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為了創作《瘟疫》，卡繆的準備工作絲毫不馬虎。他努力鑽研歷史上、醫學上的各類文獻。《瘟疫》的寫作過程頗為漫長。早在一九四一年，他就曾提到要書寫一部瘟疫的小說。
《瘟疫》可能是卡繆除了《異鄉人》之外大家最熟知的作品。小說甫出版即廣受讀者歡迎，並且獲得「批評獎」（Prix des Critiques）。
《瘟疫》和卡繆的其他作品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小說中觸及的諸多主題（生命、死亡、愛情、幸福）延續卡繆的《反與正》（L’Envers et l’endroit）。《瘟疫》一書中透過一個雜貨店老闆娘談到一則發生在阿爾及爾的社會新聞，明顯指涉先前問世的《異鄉人》。
《瘟疫》是卡繆「反抗系列」（Cycle de la révolte）中的一部作品。小說中以李爾醫生為首的幾個人物竭盡一切反抗瘟疫，拒絕不戰而降。和《異鄉人》不同的是，《瘟疫》的文本生成無法與其歷史情境切割開來。《瘟疫》中有許多片段和卡繆在二次大戰期間在地下抗暴刊物《戰鬥報》（Combat）發表的文章以及《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Lettres à un ami allemand）極為相似。有別於卡繆早期的著作，《瘟疫》讓卡繆真正進入了歷史，讓他從個人邁向群體。
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今日，這部「應景」的作品不僅在法國，在世界各地，都重新燃起讀者的興趣，銷售量也扶搖直上。小說中刻畫疾病的變異、防堵的措施、隔離檢疫、防疫宣導、疫苗注射，一切與現今何其相似。
書寫災難   
小說名稱明白預告了即將發生的事件：名為《瘟疫》，也真的會爆發瘟疫。書中多次提到歷史上的大瘟疫以及宗教典籍上出現的瘟疫。西洋文學史上與瘟疫或大型傳染病相關的作品並不罕見。比較遠的有薄伽丘《十日談》、笛福《大疫年記事》；比較近的像是湯瑪斯•曼《威尼斯之死》，吉歐諾《屋頂上的騎兵》。瘟疫或為故事的核心議題，或作為故事背景框架，或變成推動故事的主要驅力，或左右故事的關鍵元素。
如果卡繆習慣透過虛構的作品來宣揚其理念或道德觀的話，他鮮少會因此而犧牲故事，《瘟疫》也不例外。不論故事的架構、演進、時間安排、空間描繪、敘述和對話的調配還是人物的營造，在在皆可看出這是部成熟作家的成熟作品。
李爾醫生為貫穿整部小說的靈魂人物。醫生之所以雀屏中選，主要因為他的專業讓他可以對疾病作出適切的觀察和處置，並且讓他接觸到許多歐蘭城的居民，知曉許多內情，獲取的訊息也成為故事推進的主要動力。
紀事和／或敘事
《瘟疫》有別於典型的傳統小說，遊走在記事和敘事之間。紀事與敘事存在著矛盾，因為紀事依照事實的時間先後依序羅列出發生的事件，而敘事則建立在邏輯因果關係上。也因此，通常會打亂時間次序，重新安排組織。
這部小說採取常見的事後追述的方式，也就是說，敘述的事件在敘述之時已經發生。小說從頭到尾，時間指示十分清楚。事件大致依循時間次序敘述，但是免不了出現回溯的情形，比如在門房過世後敘述者提到尚•塔胡的雜事本，談到他初到歐蘭城的時候。
小說中的紀事者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逐日逐月詳實記錄下他的所見所聞。他可以證實、擔保發生過的事情。紀事者偶爾洩漏他的形影。不時出現的「我們的市民們」證明他很可能亦是其中的一員。
此一紀事者亦是敘述者。當他說明其敘事策略、走向或選擇時，也會讓讀者意識到他的存在（例如，「在詳述新時期的種種事件之前，敘述者認為提供另一位證人對於上述時期的觀點，該會有所助益」）。
特別的是，敘述者使用第三人稱（「他」）來指稱自己，就像一個全知全能的敘述者。他巨細靡遺地敘述某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比如藍伯），就好像他一直待在他的身旁。但有些地方他似乎又暗示他並不是全知全能的敘事者，比如，「敘述者深信他可以代表所有人來寫下他的感受，因為他跟所有市民共同經歷了這段時期」。整部小說不斷擺盪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之間。一直要到故事最後敘述者才會披露自己的身分。
除了敘事視角的混淆，口語化的語言是小說的另一特色。人物說話直白，大半時候只說該說的話，彷彿目的只在於傳達字面的意思。敘述的部分也類似。大致都是訴諸再尋常不過的語彙，甚至就像日常談話一樣，不假思索就脫口而出。話語除了字面的意思外，常常還蘊含有意無意抑制的情感。表面的平和掩蓋不住內在的溫熱，就像小說起始李爾醫生和妻子車站道別的那一幕。或許因為詞語大都安然置放在應該放置的地方，因而，即便醜陋可怖的畫面也往往會發散出奇異的魅惑。第一章中不少場景刻畫垂死掙扎、奄奄一息的老鼠，生動而鮮明。
封鎖的城市，囚禁的人
小說一開始的題詞預示了歐蘭城居民未來的命運和處境。他們面臨的不只是實質的禁錮，更是心靈的禁錮。封鎖的城市隔離了人們。裡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進不來。
卡繆筆下的歐蘭城，骯髒沉悶卻同時又迷人。卡繆對於這個城市並不陌生。一九四0年初，他人就在歐蘭城。此時他的肺結核又復發。卡繆在歐蘭城一直待到一九四二年八月。小說起始，時間的故意模糊（「這篇紀事報導中的詭異事件是發生在一九四幾年間的歐蘭城」）並沒有降低或移轉自傳的色彩，反倒使其顯得欲蓋彌彰。
李爾醫生因為封城無法與他的妻子相見，藍伯也被迫和愛人分開。分離和放逐的苦痛，卡繆本身也經歷過。二次大戰期間，卡繆離開歐蘭城到法國治療，由於政治局勢的丕變，有兩年多的時間他被迫與待在北非的妻子和親人分隔兩地。
卡繆在年輕時曾罹犯肺結核，長期治療和休養。書中對病人（例如門房）發病症狀、病況的變化、瀕死的身體的描述十分貼切。Jacqueline Lévi-Valensi亦指出，肺結核和某一類型的瘟疫症狀極其相似。
《瘟疫》聚焦於瘟疫底下生活的歐蘭城居民。歐蘭人的態度大相逕庭，每個人以自身的方式回應這場瘟疫。紀事者或敘述者統籌這一切，消化、轉述他從居民接收到的訊息，並發表評論。
災難和極端的情境改變了人們，讓他們正視自己的情感，就像老醫生卡斯特和他的妻子。景物的描繪適時反映了人物心境的變化。李爾醫生不停移動，隨時隨地觀察周遭的景物（「醫生依然看著窗外，窗戶外是一片春天清澈的天空」）。景物的描繪突顯了瘟疫爆發前後的對比，例如，「這一帶的人平時都在門口坐上一整天，而現在各個大門深鎖，百葉窗拉下」。不僅如此，景色和物件還不時被賦予象徵的意涵。例如，在疫情趨緩的一月，天空終於浮現「前所未見的湛藍」。
不只是瘟疫
卡繆宛如時代的眼睛，對世上任何不公不義都無法視而不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前到戰後，卡繆可以說是無役不興，尤其在大戰期間積極投入抗暴運動。
納粹黨被稱為「褐色的瘟疫」（Peste brune） 。卡繆明白揭示：《瘟疫》遙指二次大戰德軍佔領下的法國。小說中有多處類比瘟疫和戰爭：「世界上的瘟疫跟戰爭一樣多」;「疫情已全線撤退[……]最後終於讓眾人確信勝利業已在握，瘟疫正在棄守陣地」。小說第五部，瘟疫終結，禁令解除，眾人歡欣鼓舞，湧上街頭，不正像是大戰結束，熱烈慶祝解放的法國？依循卡繆的解讀，瘟疫暫時跳離了歐蘭城，沾染了濃郁的政治色彩。事實上，小說中有不少細節都可以和大戰產生連結。閱兵廣場蒙塵的共和女神像似乎暗指被德軍佔領的法國。屍體草率的集體掩埋，焚屍爐火化的場景更讓人聯想到納粹的集中營。
如果戰爭也是一種瘟疫，恐怖主義、新集權主義等風潮亦可視為瘟疫的變種或變異。一如瘟疫，政治的狂熱激情也會相互感染，在短瞬的時間之內蔓延開來，一發不可收拾。面對這些新舊型態的瘟疫，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卡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致謝詞清楚闡明他的藝術理念以及對作家的定位。他認為作家的角色「離不開艱困的責任」。藝術家不能孤芳自賞。他必須認知到他與沉默的芸芸眾生是相似的，並且願意為他們發聲。真正的藝術家勇於面對社會的問題，擔負起時代賦予的責任。
卡繆一生熱愛的工作都是一些「團體」的活動。踢足球，參與劇場演出，投身新聞業，他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夥伴之間相濡以沫，並肩作戰，就像小說裡的李爾醫生、尚•塔胡、格蘭……       
如果承認人與人的命運休戚與共，一如瘟疫籠罩下的歐蘭人，也許承擔責任和互助團結才會是對抗瘟疫的終極藥方。今日，距離《瘟疫》問世已有七十餘年，卡繆的思想隨著時間開枝散葉，深入人心，過往的實踐和經驗已經一次又一次證明其效力與價值。

〈導讀一 文學作為一道反抗災難的陽光〉
耿一偉（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
二戰時期，法國被納粹佔領，他們的軍服是褐色，所以法國人稱納粹為褐色瘟疫（la peste brune）。當小說《瘟疫》於一九四七年六月出版，戰爭才剛結束不到三年，大眾很容易將書中提到的瘟疫解讀成是納粹主義，而卡繆也不否認這一點。只是在一九五五年，正在崛起的評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發表一篇名為「《瘟疫》：一部傳染病史冊還是孤獨之小說」（La Peste, annales dune épidémie ou roman de la solitude?），批評《瘟疫》作為一種抵抗納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