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四百個朋友,卻沒有一個可以依靠
數位時代裡的孤立感
我們看似交遊廣闊,臉書上有四百個朋友,卻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人。諷刺的是,即使社群媒體發達,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卻是不斷加劇的流行病。不論幾歲的人都有可能被影響,好比在IG上人人迴避的青少年、約會網站上乏人問津的Y世代、鴉片類藥物成癮的家人,或無人關心的獨居老人。二○一四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報告指出,自一九八五年以來,沒有親近朋友的人數已經增加了兩倍。每四名美國人當中,就有一個找不到人可以傾訴自己的感受或擔憂。
如果家人朋友離得太遠、沒有空連繫,或者遭遇困境連自身都難保時,我們可能就會覺得自己陷入孤立,儘管這不是誰的錯。生了重病、丟了工作、所愛的人離世,或者只是想要找人談談心時,你會找誰?交心深談似乎太麻煩人又不方便,電話問候感覺是一種打擾,所以我們卻步不前,更不用說開口找人幫忙。
多數人都活在生存模式下,汲汲營營賺錢,搞得慢性病纏身,挫折壓力不斷,根本沒有時間好好說話。我們不斷檢查手機訊息,希望別人都能立即回覆。網路的便利性讓我們上了癮――斷了網路,就斷了連結。別人不給「讚」或善意的回覆時,我們就覺得被排除在外。更糟糕的是,我們會互相比較,覺得別人似乎都過得更好。我們一心想跟上每個人的動態,即使朋友就坐在身邊想要聊些有意義的話題,我們還是抓著手機。心不在焉又經常被打斷的對話一點一滴累積成孤單的體驗,讓我們感到更加孤立。
社會孤立會打擊我們的信心。孤立不只讓人覺得孤單,也會讓人引以為恥,因為我們的社會給孤立無援的人貼上汙名的標籤。我們不希望別人知道我們實際上有多孤單,所以我們會刻意表現出快樂、受歡迎的模樣,特別是在社群媒體上。當我們感到脆弱時,結交新朋友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跟別人就是聊不起來,何必費心呢?如果說獨自參加聚會、上烹飪課或加入團體活動你都還做不到的話,那就更別說在遇到困難時找人幫忙。倒不如就舒舒服服待在家裡,抱著心愛的貓咪、追著劇,再倒一杯夏多內白酒?
除了害怕被孤立,可悲的是,我們還會把陷入孤立的種種原因都怪罪到自己頭上。而這樣的自責只會讓我們更加孤立。我們思索著為什麼情況會變成這樣,然後不斷挑自己的毛病。我為什麼交不到更多的朋友?我有什麼問題嗎?我討人厭嗎?不知不覺中,信心逐漸消蝕,孤立的牢獄築起。
二○一二至一三年間,我站在孤立的深淵裡,墮入惡性循環:自責、自我挑剔,以更加孤立。接下來我想分享我如何得到重要啟發、打破孤立牢籠的故事。
我在波士頓的故事
我有二十二年擔任復健諮商師和個案管理師的經驗,協助過數百位面對重病、喪慟、失業、癮症、家庭暴力或無家可歸等困境的案主度過孤立的時刻,重新建立起支援體系。對於這些案主,我向來鼓勵他們要相信,「需要一整個村子的力量」才能突破孤立,找到他們需要的救生索。我對於自己的資源和廣大社會網絡感到自豪,從來沒想過我會被孤立。
二○一二年六月一日,在緬因州的醫院,我卻發現自己完全孤立無援。當時我剛動完一場大手術,在醫院醒來時看到朋友發來簡訊,說她不能來幫我,我敢說那真的是人生最孤單的一刻。我虛弱、全身痠痛,又綁著點滴,沒有人可以開車送我回家,更不用說到家以後會有人照顧我。儘管事前原本都安排妥當,做完子宮切除術後請朋友來幫我,但當下我只能靠自己跟我的手機,還有即時線上連線。我連腳步都站不穩,茫然到無法搭計程車回家,可是直到下午三點護士同意我出院前,都沒有人回應我的訊息。我一個人孤零零在醫院大廳坐了一整晚,看著別人的親友急急忙忙搭電梯去探視他們關心的人。我拉下臉到處懇求,終於找到一個朋友的朋友可以載我回家。
手術後我慢慢痊癒,但我的社交信心蕩然無存。我認為我需要搬到一個更大的城市裡,比方說波士頓,找份更好的工作,負擔得起醫療照護,當然也要結交更多朋友。我告訴每個人,我必須「遷往麻州,遠離麻煩」。但是初到波士頓的第一年,我的社交信心面臨考驗,對於建立友誼和社群關係的信念也動搖了。事實上,我覺得別人都無視於我,我就跟在緬因州一樣只有自己一個人,我認為我一定有什麼問題――社交焦慮症。我運用身為諮詢專家所具備的知識和同情心來調整自己,但我依然害怕我的孤立狀態是焦慮所造成的。
更慘的是,我的新工作是在社會服務機構擔任個案管理師,而我有點適應不良。我的上司露伊是個速度很快、可以一心多用的Y世代,但我已經五十八歲,行事嚴謹小心,不能同時做好幾件事。她有一頭紅髮,目光銳利,快速開完一個又一個會議、匆匆回答我的問題,而且沒有耐心教我製作Excel試算表。我猜她可能有注意力缺失,或酒精成癮,要不就是很討厭這份工作。我鼓起勇氣,帶著笑容問她能不能看看我的想法、傳單、信件、預算計畫跟報告,卻得不到她的注意,她不願意花時間多理我。
我跟同事佩特在一間又小又擠的辦公室裡共用一張桌子,她也是個案管理師,年紀跟我差不多,在這個單位已經待了十六年。佩特脾氣不好,很在意自己的地盤,命令我把東西放在辦公桌左邊,布告欄也要掛在左邊的牆上。第一天上班時,我很有禮貌地問她能不能把皮包放在檔案櫃的最下層裡,她說:「妳不覺得那很浪費空間。」我再問,她認為我可以把皮包放在哪裡,她充滿優越感地叫我去問上司,因為「那不是我能決定的」。
我性格內向又敏感,要在很安靜的地方才能集中注意力,若無法專心,工作也做不好。露伊開始發火了,說我太「一板一眼」,其實只要「把事情做完就行了」。我甚至察覺到露伊跟佩特對我帶有嘲諷和被動攻擊的敵意。難道她們本來想找其他人,卻因為無法掌控的因素只得用我?還是我對她們來說太嚴謹了?
我本來就有慢性結腸炎,因為工作壓力又復發,晚上常常睡不著。我疲憊無力,腦袋混沌,社交焦慮跟著發作。佩特跟露伊當然看得出我緊張不安,知道我一定是病了。我開始避著她們,擺低姿態,只要能把工作做好,但我還是跟不上。到職四個星期後,我很擔心她們會叫我滾蛋。
然而,二○一三年四月十五日的下午,一切都停止了。我們收到簡訊,得知波士頓馬拉松的爆炸事件。我們急忙各自回家,待在家裡等封鎖結束,一天到晚守在電視前面看最新消息。
災後最混亂的時刻結束,察爾納耶夫(Tsarnaev)兄弟先後遭到逮捕,一切整頓完畢,波士頓的人們總算能夠恢復正常工作了。那天早上,跟麻州其他幾千名上班族一樣,我手裡拿著咖啡,應該算準備好回到辦公桌前。但是那一整天我都覺得很恐懼,我決定麻痺自己,躲在一間小小的會議室裡,做一些文書工作,還打電話改掉會議時間。我看到佩特從走廊遠處慢慢走來,攪拌著碗裡的即溶麥片。我很想朝她走過去,讓她知道我的存在,但我覺得留在沒有人注意的地方比較安全。
兩個小時緩慢地過去了,我站起來伸伸懶腰。露伊發了簡訊,説她不會進辦公室。天啊,太棒了,我呼了一口氣。奇怪,居然聽不到佩特在辦公室裡的聲音,她平常講電話時都會扯著嗓門。我突然心生好奇,緩步走過去看看她在不在裡面。她在。沒看到我。我停下腳步,在心裡擬草稿,設想要對她說什麼。起碼我可以問她這段日子過得怎麼樣,順便告訴她我會在會議室裡趕工。
我走進辦公室,看到佩特用手撐著頭,手肘靠在辦公桌上。她雙手握拳,陷入沉思。我遲疑了,或許我不該打擾她。但她看起來很焦慮,我就這麼走開感覺不太對。
我出聲:「哈囉,佩特。還好嗎?」
她瞥了我一眼,又低下頭,嘆口氣。「說真的,糟透了。」
「因為爆炸案嗎?」我大著膽子問下去。
「我今天什麼都沒做。我不應該來上班的。我還是忘不了。我忍不住一直想。」
「真的很可怕。」我怯生生地回應。
「我一直想到我兒子。他也在現場。他看到他的朋友被波及,那個朋友差點被炸斷了一條手臂。他看著朋友受苦,覺得很無助。他到現在都還是不好過。」
「太可怕了。只是……你兒子目擊一切真的很恐怖。聽到這種事,我也很難過。」
「我兒子嚇壞了。他跟我說他要去醫院看朋友,但他很怕自己什麼都說不出來,或者說些傻話。他什麼事都沒辦法做,充滿罪惡感。」
「還好他願意跟妳講,起碼他沒有把這些感覺都藏在心裡。」
「拜託,別跟我說帶他去看治療師。我最討厭別人說,你該去看他媽的治療師,可是他們卻怕到不敢陪你一起去。妳懂我的意思嗎?」
「不,佩特,我不會叫你們去看治療師。我也同意這麼做實在很差勁。」
「對啊,可是現在我不知道該跟他說什麼。我毫無頭緒,我是他媽媽,卻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我無法形容這件事對他、他的朋友、他朋友的家人來說,到底有多可怕。我實在無話可說。對了,妳到底在做什麼?」
「妳說他還沒去醫院看他朋友嗎?」
「沒有。我知道這樣不好。他應該現在就去,但他就是不肯出門。」
我們的對話停頓了一分鐘。我想到我一個人躺在緬因州的醫院裡,孤立無援、無處可去、擔心害怕。沒有什麼比沒人陪伴還糟糕的了。
「一個人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沒有人來看你,真的是全世界最孤單的事。」這句話突然從我嘴裡冒出來,我自己也嚇了一跳。
佩特若有所思。「妳說的對,我有同感。躺在醫院裡,想到朋友們完全不把妳放在心上,一定很難受。」
我沒有把我的事告訴佩特,但她應該懂我想說什麼。「對啊,佩特。我就不拐彎抹角了,妳應該叫妳兒子立刻去醫院。他什麼也不用說,人到就可以了。這樣就夠了。他的朋友會覺得被關心,就算他不知道該說什麼也無所謂。或許,本來就沒什麼好說的。」
佩特緩緩點頭。「我兒子該去探望的。我會把妳說的話告訴他。他應該要知道沒有人探視的感覺有多孤單。我會告訴他,不知道說什麼沒關係,只要人去就好,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就好,我想他一定會去的。他不可以不聞不問。」
「我可以開車送他去,或者乾脆跟他一起去。這樣他比較不會臨陣脫逃!」佩特露出笑容。
我也笑了。「妳的任務艱難啊,祝妳順利!」
她有點不好意思地輕聲道謝。「謝謝……芙爾,謝謝妳。今天晚上我就跟我兒子聊聊。」
那天佩特跟我都決定不要再拿工作壓自己。她先我一步離開辦公室。我坐在她的辦公桌前,很訝異兩人之間的僵局就這麼打破了。佩特不再只是壞脾氣且會挖苦我的同事,我也不再只是那個做不好工作的可憐蟲。她很擔心她的兒子,我不能默不吭聲地走開。馬拉松爆炸案的餘波令人難過,卻也以微妙的方法讓我們走出日常的刻板角色。今天,我們就是兩個被這座城市的災難給嚇壞了的中年婦女。而辦公室就像是個避風港,讓我們可以分享內心的脆弱。我想起九一一事件,還有事發後那幾天或幾個星期,人們即使到了工作場所,也不吝展現謙卑、人道和同情。可惜的是,這個避風港只提供短期的慰藉,很快就會消退了。我猜再過幾週,佩特跟我會慢慢回到緊張對立的狀態,再次築起防禦。但起碼此刻,我們以信任拉近彼此距離。
沒想到一週之後,佩特帶了好消息給我。她兒子鼓起勇氣去醫院探望朋友。不只是探望,他朋友還把他介紹給病房裡同樣因爆炸案而受傷的患者。佩特驕傲地說,他跟那些人「建立友誼」,現在他們會一起聚會。他去了醫院,即使不知道該說什麼,卻交到了新朋友。
佩特一臉欣慰。「才過了一個星期,他就好像成熟了五歲。他昨天說了一段很棒的話:『Boston Strong這個標語不代表你要夠堅強才能站出來。你只要站出來就對了。』」
他說得對。說得太好了。我回想自己的經驗,重點確實不是堅強,而是陪伴。你不需要很堅強才能對別人付出關心。不需要力量、勇氣、智慧或自信。你只要記得被孤立的感覺有多糟糕、多讓人受傷。我們只希望有人來看看我們就好。一個人躺在醫院裡的那天,我學到了這一課,還好,這段令人痛苦的體驗讓我能夠幫助佩特、她兒子和他的朋友們。
我們何其幸運,懂得把痛苦轉化為智慧,再去幫助其他人。即使不夠堅強,即使缺乏自信,只要陪伴就能打破孤立。就算我們需要支持也可以給別人支持。事情會如何發展永遠無法預料。
對我們有害的迷思
與佩特相處的經驗只是我在孤立多年後的少數重要突破之一。每一個讓我得以掙脫孤立牢籠的經驗啟示,底下都有一個必須打破的迷思。這些迷思誤導我,讓我繼續陷於孤立,也呼應我們文化給孤立者貼上的汙名。
不幸的是,面對孤立的處境,我們經常會自責,以社會汙名來評判自己。事實上,當我們最需要向外求援時,我們往往會阻止自己這麼做。孤立背上汙名,對它的迷思和信念打擊著我們的信心,摧毀我們努力建立新連結時所需要的勇氣、希望和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