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路中國（非虛構寫作大師、《紐約客》記者何偉的「中國三部曲」之3——全新修訂版）

【Ⅰ】
中國人提到成吉思汗時總把他當成中國人，至少從文化意義上是這樣的，因為他建立的朝代統治過中國。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來，蒙古是帝國的一個自然組成部分，它曾在清朝的統治下，直到清政府在一九一二年倒台。蒙古在二十世紀期間成為蘇維埃的附庸國，繼而成為獨立國家，但內蒙古則繼續處於中國的統治。毛澤東掌權後，鼓勵漢人移居至此，現在內蒙古的人口已有超過八成是漢人。

中國人占領歷史也一樣有效率。成吉思汗陵裡並沒有這個偉大領袖的遺體，儘管歷史學家相信成吉思汗葬於蒙古境內，但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的埋骨之地是在何處。中國人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建了這座陵墓，以標誌自己在內蒙古的管轄權。展覽對蒙古歷史的描述加入了中國的色彩：

成吉思汗的孫子之一忽必烈建立了疆土遼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元朝。他發揚了中原的優良傳統，通過改良製造工藝和科技，鼓勵農業、手工業和紡織業的發展。貿易和航海得到大力發展，促進了與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

陵墓的中心房間有兩排棺材，據稱是成吉思汗和他的近親的。房間外，有個蒙古導遊向我走來，用中文問我是哪裡人，我回答了，她充滿渴望地微笑起來。「偉大的美國，」她說，「正如成吉思汗曾經做過的那樣。」

我對此不知該如何反應。這位女子在一群幹部中間，就像我的搭便車者一樣格格不入；染成紅色的頭髮、銀耳環、緊身牛仔褲。她二十四歲，生著草原人那種高顴骨和細長眼睛。當她再度開口說話時，我還在想著「偉大的美國」。

「這裡不是成吉思汗真正的陵墓。」她說，「我在這裡工作。不過我想讓你知道這地方是假的。那些棺材是空的，沒有人知道他陵墓的真正地點。總之，根據傳統，那裡有承載了他靈魂的特別禮器。」

她提到那些禮器的名字，但那些字很不常見。我請她寫在我的記事本上。她無助地對著筆和紙盯了一陣。「對不起，」她終於說，「我喝得太多，寫不了。」

她給我做了一次即興的展館導遊，指出館內的錯誤和誇大之處。她告訴我，成吉思汗出生於現在的蒙古國——這個細節對她而言很重要。她認為內蒙古已經成為生態災難之地，而這要歸咎在當地實行的中國式農業。「這就是為什麼北京每年春天都有沙塵暴的原因。」她說，「總之，我們是一個沒落的民族。我們以前很偉大，但現在我們什麼都不是。我們沒有統一的國家——蒙古國、內蒙古，還有俄國的布里亞特（Buryats）；可是我們曾經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蒙古人喜歡自由，但中國人根本不關心。你有沒有發現蒙古人酒喝得很多？」

我說有，這正是我留意到的。

「這是心理因素，」她說，「沒落到這種地步對心理有不好的影響，但蒙古人又無計可施，所以我們只好喝酒。」

我們走到館外炫目的陽光中。我看得到陵墓的圍牆後有一片平坦枯乾的灌木叢，風把她的頭髮吹到臉上。「當然，蒙古人以前殺了很多人。」她說，「但他們同樣推動了文化和宗教發展。就像希特勒，雖然大家說他是壞人，但至少他有能力領導國家。這是無可否認的。」

「你認為希特勒是好人還是壞人？」我說。

「這不重要。」她說，「我怎麼認為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在歷史留了名。你可以稱他為法西斯分子，或愛怎麼叫他都成，但他把自己的名字成功地留下來了。成吉思汗也是這樣，全世界都知道他，而且現在大家還是知道他是誰。賓拉登也一樣。當他襲擊美國時，我為他和阿富汗人高興。我不是對美國有什麼意見，只是塔利班是一小族人，他們想被注意。現在誰都知道賓拉登了，他在歷史留了名，這一點我很敬佩。」

她被風吹得搖搖晃晃，問是否可以坐下。我們在博物館入口外面找到一張長凳，她坐了下來，在陽光中閉上眼睛。「我喜歡和陌生人交談。」她說，「有時和不認識的人說話比較容易。今天更容易一些，因為我喝醉了。通常我不會喝得這麼醉，我平時說話也沒有這麼無拘無束。但中國有許多東西我不喜歡。你來參觀這個博物館，他們說成吉思汗是中國英雄，那是胡說八道。他打中國人。這博物館全是個垃圾。」

不時有其他員工走過，同行的還有一群群喝醉的幹部，每個人看到我們在一起都壞壞地笑著。那女子看起來並不在意。「我剛開始當導遊的時候，」她說，「他們投訴我，因為我講了太多蒙古的事——蒙古的領袖、蒙古的勝利、蒙古的皇帝。他們要讓我說那全是中國人。所以領導批評了我，現在我必須說那是中國人，但我心裡才不相信。即使如此，我和其他導遊說故事的方法還是不一樣。不一樣是別人告訴我的，我不大清楚是哪兒不一樣，只知道某些方面有所不同。」

我說：「可能是因為你說這博物館全是垃圾，所以不一樣吧。」她笑起來。

她回答：「不一樣是因為我和其他人不同。我會和陌生人交談，通常女人不應該這樣做。我男朋友不喜歡。」

她在長凳上擠近了些，我現在感覺得到她的腿貼著我。她的呼吸變重了，是一種甜得噁心的白酒味道。

「其實，我不太喜歡我的男朋友。」

這似乎是轉換話題的好時機，但我想不出有什麼可以說。她仔細打量我的臉，盯著我的眼睛，最後終於說：「你是間諜嗎？」

「不是。」我說，「我是個作家。我說過了，我寫文章和書。」

她又靠近了一點。「如果你是間諜，可以告訴我。」她低聲地說，「我保證不會告訴任何人。」

「是實話，我不是。」

「說嘛！」她的聲音帶有請求的語氣，「你一個人來這裡，會說中文，還自己開車去過內蒙古。當然是間諜啦！跟我說實話嘛！」

「我是跟你說實話沒錯。」我說，「我不是間諜。再說了，間諜為什麼要來成吉思汗的陵墓？」

她認真想了一下，看起來垂頭喪氣。「我一直想遇上間諜。」她小聲說，「真希望你是。」

這女子現在看起來沒那麼醉了，她要求把她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寫在我的記事本上，以備我還會再來。她寫得很仔細，用上了中文和蒙古文，接著她還畫了太陽——孩子氣的光芒圍繞著一個火球。

（本文節錄自：第一部「城牆」）


【Ⅱ】
我住在三岔的那幾年裡，野豬變得很常見。雖然叫「野」豬，但它們多半是逃走的家畜的後代。豬一旦開始靠自行覓食為生，體型就會改變：肩膀變寬，長毛覆蓋身體，獠牙從嘴角伸出來。這樣的動物在過去很快就會被捕獲，因為農民待在高地上的時間比較多。但現在，那麼多人移居到別處，留下來的人也有了新的生活形態，農民的閒暇時間用在建築工地或做生意上，注意力越來越常轉向城市，周圍的土地變得更荒野了。在三岔，最高處的梯田已經荒廢，野豬就在這些地方繁衍起來。有時牠們會冒險下到山谷，掠奪農民的玉米。

一些村民在冬天設了些陷阱，而魏子淇在二月分捉到一頭四十五公斤重的野豬。他把陷阱設在海字口的山口附近，陷阱很簡單，就是連在樹上的一圈鐵絲。但那隻動物正好踏進鐵絲圈裡，於是被緊緊套住。當魏子淇和鄰居來檢查陷阱的時候，這隻母豬還在猛烈地掙扎。他們在旁邊找到一棵樹，砍下兩根樹枝，把牠活活打死。魏嘉和我隔天走路上去看那個現場。灌木叢被掙扎的野獸壓平了，但留下了牙齒的痕跡。一滴滴的血跡一直延伸到村子，整整三公里，描繪出兩個男人抬著戰利品歸來的路徑。

魏家好幾個星期晚飯都吃野豬肉。這種肉比豬肉瘦些，顏色深，味道濃郁刺激。曹春梅用洋蔥炒野豬肉絲，但她絕不參與殺豬和屠宰的工作。這是惡業，她告訴我，她把這部分工作留給魏子淇做。如果對因果報應的擔心曾經困擾過魏子淇，那他一定勇敢地克服掉了。他在宰殺野豬的時候發現這隻動物懷了孕，他把胎兒割了下來，泡在一瓶白酒裡。一隻小白豬被透明的液體包圍著，看上去像孩子的塑膠玩具。我第一次看見這東西的時候，震驚得無法移開視線，最後我終於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用來做藥。」中國人經常泡藥酒，在一瓶酒裡裝滿藥草甚至爬蟲類動物，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蛇。但我從來沒有見過用白酒浸泡哺乳類動物，魏子淇也說不清楚這種飲料對健康有什麼具體的好處。「這能補氣。」他含糊地說。「氣」也就是能量。但我注意到他從來沒碰過這東西，也沒別的人碰過。有一種動物產品連村民們都覺得太可怕而不敢碰，這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那個瓶子被展示在魏家的主房間裡。在最近一次改建時這個房間被擴大了，此後魏家的人在裡面堆積了更多物品。房間的布置顯示出一種風馬牛不相及的交流：野豬的胎兒漂浮在離佛像神龕一公尺多遠的地方；丹佛的天空正對著人民解放軍的坦克。兩瓶約翰走路威士忌和兩門魏子淇從長城上搜尋來的明朝信號炮放在一起。還有一本展現懷柔基礎設施的月曆。有時候，當我們坐在餐桌旁吃晚飯，我環顧四周地想：誰能弄明白這個世界？

對曹春梅來說，這個家庭的轉變似乎特別難以接受。一開始貸款和投資的壓力給了魏子淇負擔，但現在生意已經穩定了兩年。他對自己上升中的地位很自豪，走在村裡的姿態帶有一種新的自信。不過在三岔，女性極少擁有這樣的角色。對曹春梅來說，顧客更多不過代表要做更多的活。她在忙碌的周末裡極少離開廚房，大多數的早晨她一醒來就得面對前晚客人留下的大堆髒碗碟。她從新收入當中幾乎得不到什麼愉悅感，而且她與外界的接觸正在消逝。他們教給她最重要的東西是信仰，但即使佛教也只能給她不確定的慰藉。她憎恨餐館裡對魚和動物的屠殺，過去這並不會讓她困擾，但佛教書籍看得越多，她就越不喜歡屠殺。如果魏子淇在，他會負責這項工作，但有時他會因為工作待在懷柔。

曹春梅告訴我，她早上在神龕前供奉的時候會祈求寬恕。在這個家裡，她是唯一沒有在共產黨監督下進行自我批評的人，她不像其他人那樣可以靠著說自己工作不努力就能輕鬆解脫。曹春梅的自我批評是真誠的，她對自己做的肉類菜餚極端內疚。「如果我得殺魚或殺雞，我會為牠們禱告。牠們是無辜的，原本活得好好的，但我卻殺了牠們。所以我祈禱讓這些牲畜的靈魂超生，如果我不這麼做，我怕牠們的靈魂會回來懲罰我。」

她也擔心自家周圍的妖精。這些是古老的農村信仰，比新近復甦的佛教更古老，也比對法輪功的短暫癡迷更久遠，甚至比共產主義革命更古老。村民們談論蛇精、狐狸精、兔子精和黃鼠狼精，這些動物全都能棲居於某個家庭，讓這個家走運或衰敗。某些人有理解這個世界的天賦，村民們稱這種人是「明白人」：開了天眼的人。三岔以前住了一個很有名的天眼通，人們經常遠道而來見他。訪客到來的時候，天眼通會握著他的手腕，感覺他的脈搏，詳細告訴他影響他的動物精怪的情況。那時候，天眼通住在「攪屎棍」小時候的家附近，「攪屎棍」那時經常在天眼通的儀式上倒茶。但這一切都在文革期間共產主義增強對宗教的打壓時結束了。最後，天眼通離開了人世，村子從此沒了先知。

但宗教信仰和其他傳統一樣，開始在改革年代復甦。中國政府對法輪功的鎮壓只是個別現象，因為政府把這個組織視為一種政治威脅。大部分情況下，共產黨允許個人尋求信仰，一九九○年代後期到二○○○年代前期，信仰的環境變得充滿生氣。天眼通們開始悄悄重現江湖，連三岔也不例外。有些村民相信「攪屎棍」有這樣的能力，他在孩提時在和本地先知的接觸中感染到這一能力。偶爾會有人去「攪屎棍」那裡算命，但曹春梅寧可去別的地方。她認識懷柔一個以天賦高超著稱的天眼通，並在二○○六年的時候去見過他。他告訴她有隻狐狸精在她家裡作祟，建議她設個神龕。於是主房間出現新一輪的香火，加入兩尊佛像、野豬胎兒、約翰走路威士忌、基礎設施月曆、明朝信號炮和丹佛照片的行列中。

狐狸精會給家庭帶來不幸，曹春梅和魏子淇現在也的確比以前更常吵架。他們共同承擔生意的責任，但又不是合作夥伴的關係；毫無疑問，在關鍵問題上做決定並得到大部分利益的是男人。他在黨和生意的規則中越陷越深，對自己家也越來越沒興趣。如果沒有顧客，他會幾天都不回家，而在懷柔訪友，有時晚上會喝得爛醉地回來。對曹春梅來說，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忽視這些問題。「我不管他。」她經常說，「我不知道他去做什麼，那不關我的事。」

她經常採取一種疏遠，甚至是放棄的姿態。從表面看這似乎是因為佛教，她被從這個世界中抽離了。但平靜的表面之下湧動著挫折感的暗流，而且其中消極挑釁的意味還不小。當魏嘉不乖時，她強調自己無能為力。「他不聽我的。我對他沒辦法。」如果我問到村裡的政治，她擺擺手。「我完全不懂那些東西。那不是我的事。」有一次，當魏嘉和我複習學校的功課，我問曹春梅中國的主席是誰。「江澤民？」她說出這個已經退位幾年的政客的名字。「我不知道這些事。」這有可能是真的——農村人忽視國家大事的能力非常出色——但三岔的宣傳廣播從二○○二年開始每天都會吼到胡錦濤的名字三次。我懷疑她只是在強調自己對生活的態度，強調她努力疏遠自己無法控制的東西。對她來說，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避世之所。即使當村莊變得癡迷於物質主義和現代進步，仍然還有像曹春梅這樣朝反方向走的人，走向更古老的傳統信仰。

（本文節錄自：第二部「鄉村」）

【Ⅰ】
中國人提到成吉思汗時總把他當成中國人，至少從文化意義上是這樣的，因為他建立的朝代統治過中國。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來，蒙古是帝國的一個自然組成部分，它曾在清朝的統治下，直到清政府在一九一二年倒台。蒙古在二十世紀期間成為蘇維埃的附庸國，繼而成為獨立國家，但內蒙古則繼續處於中國的統治。毛澤東掌權後，鼓勵漢人移居至此，現在內蒙古的人口已有超過八成是漢人。

中國人占領歷史也一樣有效率。成吉思汗陵裡並沒有這個偉大領袖的遺體，儘管歷史學家相信成吉思汗葬於蒙古境內，但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的埋骨之地是在何處。...

第一部│城牆 Th¬e Wall
　　　　【之一】
　　　　【之二】
第二部│鄉村 Th¬e Village
　　　　【之一】
　　　　【之二】
　　　　【之三】
第三部│工廠 Th¬e Factory
　　　　【之一】
　　　　【之二】
　　　　【之三】
　　　　【之四】
‧謝詞

第一部│城牆 Th¬e Wall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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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鄉村 Th¬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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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工廠 Th¬e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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