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同鴨講」的尷尬與愉悅
聽過不少對法國人的批評,其中之一是他們多不會說英語,即使會說的也只和你說法語云云。我覺得此說有失公允,上別人家做客,只能客隨主便,入鄉隨俗。再說交流的手段不只是語言,其實「雞同鴨講」也有它特別有趣的地方,既尷尬又開心。
1996年第一天去巴黎坐地鐵時,進了地鐵站就糊塗了,不知東南西北。看到一個長得像華人的姑娘,便上前問路。她果然有四分之一的中國血統,會說一兩句英文,一兩句廣東話。可寒暄之後,就無法深入了。她拿著地圖嘰裡呱啦說了半天,我一個字也聽不懂。猜想她是說要轉車,可我用英文問她在什麼地方轉車時,她不知道我說什麼。這時候,車來了,她便把我拉上了車,在車上她又指著車廂裡的線路圖比劃了半天,我仍不得要領。這時,旁邊一位會說英語的女士主動走上前來,我總算得救了。這位婦女告訴我她和我乘坐的方向相同,要我跟著她走。這時,小姑娘才松了一口氣。
後來我才知道巴黎的地鐵有多麼複雜,又有多麼方便。地鐵有市區和郊區兩種。市內共有13條線,分別稱為M1─M13,M是法語Metro(地鐵)的縮寫。這些線路在交通圖上是用不同的顏色標記的。如M1為黃線,M2為藍線。通往郊區的鐵路線有四條,分別稱為A線、B線、C線和D線。
計劃去某地時,首先要弄清楚下面幾個問題:乘坐哪條線;這條線的起點和終點分別叫什麼名字;在哪裡轉車。如果不用轉車,到站以後,順著出口的標記(Sorter)出站;而如果要轉車,下了中轉站以後,得找中轉的標記(Correspondence),然後順著標誌找到中轉站。有時候,下車的地方離中轉站有好幾百米,而且要拐彎或上樓下樓,如果不注意沿途的標記,很有可能從出口出去了。再進來,得重新買票。我那次若沒有那位婦女帶路,真不知該怎麼回家。
和那位法國婦女一塊兒呆了一二十分鐘,因而有機會聊了聊。她告訴我,巴黎市區的房租很貴,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她根本不可能在市區租房子,所以每天坐地鐵。好在巴黎的地鐵很方便,她每天在路上只需40分鐘。這位婦女告訴我,法國人認為中文是世界上最神祕,最難學的語言。我告訴她,我認識的幾位法國學者,中文都棒極了。
在墨爾本住慣了的人,在巴黎很容易迷路。因為墨爾本的街道成規成矩,很容易找;而巴黎呈圓形,它的街道是由一個一個的圓點向四面八方放射而成的。也就是說,到一個交通口,一般不是四條路,而是八條路,十條路。就算拿著地圖,也常常得問路。
問路問多了,就問出經驗來了。2001年再去法國時,我已經會幾句簡單的法語,每次便用法語開頭:bonjour, Ou̍ est(您好,哪裡是……)。法語中問路的表達有好幾種,我選擇了最容易的一種。說完Ou̍ est,便拿出我事先準備好的地址(往往寫得大大的,以免別人看不清楚)。接下來就會有各種情形發生,有的人會邊說邊打手勢,這就好辦,我只用記住一個手勢,到有岔路時再如法炮製;有的人不用手勢,哇啦哇啦地解釋。這個時候,我會待路人說完以後,打著手勢問Gauche ou droite(左還是右)?路人一般就會用改用手勢指點。我還是採用老原則,至少記住路人所指的第一方向。不過,儘管這樣,還是有麻煩有不得要領的時候。2005年我和一個朋友去法國南部玩,就遇到一次。我們詢問香水博物館的地點,一位年長的法國婦女握著我的手,熱情洋溢地給我說了足足五分鐘。手勢可能不在她常用的範圍之內,她完全忽視我的手勢。把站在一旁的朋友樂的夠嗆,說我倆「聊」得真開心。法國女士滿面笑容不停地解釋,我微笑著頻頻點頭,完全不像是兩個語言不通的人。
有一次在巴黎郊區問路,問到兩個西班牙的婦女,年輕的會說一點英語,因無法給我解釋清楚車站的位置,她們便自告奮勇帶我去。年輕女孩告訴我她只有幾歲時就嚮往巴黎,現在終於能生活在這裡,覺得很幸福,尤其能住在森林邊上。她喜歡巴黎的一個原因是因為這裡有許多民族的人。她吃過中國菜,覺得好吃極了,她很希望有機會去中國。每次聽到有人誇中國,我都非常高興。接近車站時,我連連向她們道謝。
在巴黎的半年裡,最長的一次問路化了三個小時。一個週末的晚上,接到我在墨爾本單位祕書的緊急電話,要求我第二天一定把一份材料電郵回去,以申請研究資金。而單位週末沒人值班,我無法進去,得找一個能用英特網的地方。在火車站遇到到兩個香港來的小女孩,便向她們打聽。2001年在巴黎還很難看亞洲人,尤其不在旅遊點的話,見到她們覺得很親切。可她們只知道蓬皮杜中心附近有一個,卻沒有準確的位址。結果我花了三個多鐘頭,問了若干個人,用遍了我所知道的所有的問路方法才找到。是一個叫Easy everything的地方,一個國際性的公司。上網20法郎一個小時,下載要另外加錢。
我在巴黎的同事不懂中文的至少會英語,唯一要單獨打交道的是大樓的門衛。按照規定,最後離開辦公室的人要用鑰匙把門鎖好。我沒有鑰匙,祕書告訴我,可以請樓下的門衛幫忙。有一天,我發現自己是最後離開的,可是不知道鎖門該怎麼講,就把辦公室房間的號碼寫在一張紙上,走到門衛身旁,把紙給他看,做一個鎖門的動作,然後用法語說聲謝謝。他懂了,連連點頭,上樓去鎖門。那以後,我便不擔心晚下班和早上班了(辦公大樓開門時間是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
鎖門或問路都是屬於比較簡單的交流,碰到複雜的事情時就有些麻煩。比如在銀行,我去的那個支行沒有懂英語的。我第一次取錢時,去了三次都不得要領,最後只好請同事陪我去。有次到取款機上取款也遇到了麻煩,以往把卡塞進去,摁了密碼以後,就可以摁錢的數目了。可是那天摁了密碼以後卻出了一系列選擇,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一下就傻了。沒辦法,只好向過路的人請教,算我運氣好,遇上一個會英文的,她告訴我得選擇貨幣,因為歐元已經開始使用了。
我喜歡看演出,剛到巴黎沒兩個星期,就冒冒失失地看了一出法語的話劇。而就是這次的嘗試,體會到「雞同鴨講」的歡愉,以後看什麼演出都不膽怯了。
那是一個星期五,吃了晚飯以後,到街上閒逛。經過一個小小的劇場(後來聽說是巴黎最早的劇場之一,可惜忘了名字)時,有不少人在買票,想一定不錯,再看看演出時間,7點到8點,時間也合適,就決定去看。當時我既不知道演出的類別,也不知道名目,夠可笑的。
劇場相當小,一共只有十排位置,每排只能坐五到七人,前面有一個不大的舞臺。當晚演出的是一個只有六個演員的獨幕喜劇(之所以知道是喜劇,因為觀眾們笑聲連連),我一共只聽懂了三五個單詞,劇情完全沒看懂,但覺得非常有趣,因為我可以不停地根據他們的肢體語言和表情揣度他們的對話。其中有一段特別有意思,在兩三分鐘裡,四個演員坐在那裡,面對觀眾,互相之間不交流,沒有一句臺詞,沒有一個肢體動作,全部靠面部表情來發展劇情。雖說我不知道具體內容是什麼,但可以猜出這四個人各有各的想法和目的,都想和別人交流但都不願意首先發言。四個人的不同性格,通過他們的面部表情在這幾分鐘裡全表現出來了。
在蒙馬特高地附近,有個名叫狡兔的酒館(Au Lapin Agile)。法國著名畫家安德列‧吉爾(Andre Gill)1875年的畫作,一隻手拿酒瓶的兔子敏捷地從湯鍋裡跳出,是這個酒館外牆上的招牌畫。酒館裡面的牆上也有很多畫,其中有一幅是畢卡索的畫像。很多年前,酒館的少東家在一次搶劫案中被殺,這裡曾一度被稱為「暗殺者酒館」。畢卡索以及畫了《舊巴黎蒙馬特區》的風景派油畫家鬱特裡洛(Maurice Utrillo)等人,常在這裡徹夜逗留,畢卡索還畫了一張《在狡兔酒館》的油畫。現在,酒館晚上有演出,我和同事在那裡欣賞過法國民歌。
演出於晚上九點開始,門票130法郎,包括一杯酒水。酒館中間放了兩張方桌,是演唱者的座位,四周坐滿了觀眾,大約有三十來個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本地人。
九點正,七位歌唱家在鋼琴的伴奏下唱了起來。這七個人年齡都在40以上,兩女五男。其中兩個年長的男士,聲音很渾厚,有一個女中音的音色也很特別。他們演出的前半部分大多為合唱,也有領唱和齊唱,後半部分多為獨唱。我最喜歡聽的是合唱,雖說一句歌詞也沒有聽懂,但聽到了法國人的悲傷與歡樂,憂鬱與奮發,還有浪漫和激情。
貴婦街附近有一家電影院,星期五下班時我總要到那裡拐一下,看看有什麼好電影。有一次,看到電影廣告Chaos,似乎很有意思,就去看了。電影情節頗為複雜:女主角目擊一個向她和丈夫求救的女人被打傷,良心受到責備,主動去醫院看護傷者,於是捲入了一場與販毒賣淫集團的鬥爭,其中一場戲就在我們單位附近的十二號地鐵站拍的。幾個主要演員都演得很好,雖然我幾乎沒聽懂兩句話,卻好像全看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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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眠的西雅圖
1998年的秋天,我在西雅圖住了六個星期。那座城市的風景,那座城市的人,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西雅圖座落在美國的西海岸,素有綠寶石之城的盛譽。綠湖,聯邦湖,華盛頓湖象三顆晶瑩的綠寶石鑲嵌在西雅圖的大地上。湖上人家是那兒幸運的居民,不少人家的客廳面湖而立,透過大的落地窗,湖上的美景一覽無餘。客廳外是一條几米長的小橋,橋墩上拴著一條小小的船。天氣好的時候,主人會走出客廳,解開纜繩,蕩舟散心。
我有幸在綠湖的一戶人家裡住了兩個星期,飽覽了湖上的景色。綠湖是個人工湖,圍繞綠湖走一圈,大約要兩三個小時。在環湖的小路上,從清晨到傍晚,都有健身的人群。跑步競走的男女老少的虎虎生氣,常常和湖邊漫步尋食的水鴨水鳥的悠然自得相應成趣。有一次,我看到五個正在垂釣的老翁,個個屏息斂聲,盯著自己的魚杆兒。而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一隻龐大的魚鷹卻若無其事地在小橋上踱著方步,一點兒也不理會橋下游來遊去的小魚兒。
一般的城市都是伴水而立的,但有山又有水的卻不多,西雅圖就在這不多見的城市之中。站在西雅圖,居然能看見一座終年積雪的雪山。不過,要看清楚雪山的真面目還挺不容易。我在的時候,西雅圖天氣欠佳,晴空萬里的日子很少,在大多數的時候,雪山都隱藏在雲霧之中。華盛頓大學的噴水池前是看雪山的好地方。在無雲的大晴天裡,它會赫然矗立在噴水池的前方。不過,不知是因為光線還是雲彩的緣故,它給你帶來的會是夢幻般的神祕。望著它,一種飄然欲仙,入仙化境的感覺會從你的腳下升起,然後慢慢地侵入你的全身。你會突然覺得自己不是處在一個現實的世界裡。不過,這種感覺不會維持很久。一陣微風就能帶來一片雲彩,而雪山也就隨著雲彩消失了。我拍了不少雪山的鏡頭,有照片,有錄像。拍攝之際雪山確實在我的鏡頭裡,可洗出來的照片,放出來的錄像,居然都沒有雪山,只有幾朵厚厚的雲,著實讓我失望。
不過,我有幸看過一次雪山的真面目,而且看得很清楚,雖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間。有一天,我坐在朋友的車裡,當汽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時,突然,大雪山擋在我們的面前。那麼巍峨,那麼真切,我似乎都感到了雪山所散發而出的寒氣。可就是那麼一刹那。待我扭頭尋找它時,它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西雅圖的楓樹十分吸引人,滿城都是。按說我不是沒有看過楓樹,香山的金秋,嶽麓山的紅葉我都欣賞過,可真沒有看過西雅圖那麼漂亮的楓樹。我們常說紅楓,但紅與紅之間其實是很不一樣的。有的紅得火爆,大膽,象壓抑了千年突然噴射的火山;有的紅得羞澀,嫺靜,象初戀姑娘的顏容。
大自然是很懂得色彩的搭配的。有古典式的搭配:紫紅、深紅、桔紅、淺紅,鵝黃、淡黃、金黃、土黃,抑而從深到淺,抑而由淺至深。此色和彼色之間有著的是不露痕跡的過渡;有現代派的組合:在一大片金燦燦的黃葉之中,突然冒出一團火。這團火打破了黃色的和諧,以它那弱小而充滿活力的身軀,向黃色挑戰。
在眾多的楓樹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棵,一棵被我稱為鵝黃楓,一棵被我稱為五彩楓。
第一次看到鵝黃楓時是在一個難得的好天氣裡。那一天,天空藍得象一塊寶石,沒有一絲雲彩。我背著書包穿過華盛頓大學的一片小樹林。突然,眼睛一亮,一棵不尋常的楓樹挺立在我的面前。一般來說,秋天的楓樹的葉子,如果是黃色的,顏色都比較深,比較暗,黃得深沉,黃得蒼涼。而這棵巨型的大楓樹的葉子卻是鵝黃色的,像剛剛孵出來的小鴨的絨毛,黃得嬌嫩,黃得叫人憐愛。這棵楓樹在秋日已不再強烈的陽光下,散發出春天的朝氣。不過,幾天以後,當我拉著大學的一位教授去看那棵鵝黃楓時,它的葉子全變了,變成了金黃,以致我懷疑自己第一次時是不是看錯了。
五彩楓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因為它就在去圖書館的路上。每一次看到它時,我都覺得自己是在閱讀人生。五彩楓的樹頂是紅顏色的,跟下來是土黃、深黃、淺黃、深綠、淡綠、嫩綠,真難想像同一棵樹上的樹葉怎麼能有那麼多不同的色彩。我曾經拿著攝像機拍那棵樹,看著色彩在陽光下變幻,看著時光在陽光下留連,最後定格在樹稍上。原來,生命的盡頭是一簇紅色的火焰。追求生活的多姿多彩,讓生命的最後一刻仍顯現光華,我想,這是我應該追求的人生。
有朋友聽說我要去西雅圖,告訴我那是一個很浪漫的地方,一部有名的電影《不眠的西雅圖》(Sleepless in Seattle)展示了那裡的風情。那會兒我不曾看過那部電影,而且在西雅圖的日子裡,大半時間呆在圖書館裡,所以沒怎麼體會到西雅圖的浪漫。不過我很喜歡那兒咖啡館的氣氛。
西雅圖的咖啡很有名。我在美國買過一件襯衫,上面有三個圖案,第一個圖案就是一杯咖啡,據說美國人一看就知道是西雅圖買的。雖說我愛喝咖啡,但對咖啡沒有研究,不知道西雅圖的咖啡有什麼獨到之處。但那兒的咖啡館確實與澳大利亞不一樣。它無處不有,而且常常會出現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說,書店裡一定會有咖啡角,座位還很講究,有一般的硬座椅,也有舒適的大沙發。顧客們可以買杯咖啡放在茶几上,到書架上找本最新的雜誌翻翻。我去過大學附近的一家大書店,裡面居然有一個能容五六十人的咖啡廳。不少學生買杯咖啡坐在那裡看書,做作業,也有學生在沙發上小憩。書店裡的咖啡館充滿了書卷氣,有一種進去了就不想出來的感覺。
如果說書店裡的咖啡店是文人們聚集的地方,超級市場的咖啡店便是家庭婦女們聊天的好場所。每次去買菜,都能在市場的角落裡看到熱氣騰騰的場面,尤其在天冷的時候。壁爐裡燒著的柴火劈啪著響,熟人朋友各端一杯咖啡,聊得熱火朝天。很多人到那兒並不為買東西,只為會會朋友,或是坐坐,消除一下疲勞。西雅圖的人說他們一天不上咖啡館,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我在西雅圖接觸的人不多,總的印象是那裡的人很熱情很直率。有一天,我正趕路時,一位中年婦女叫住了我:「請問,你的鞋是在哪兒買的?」我一下沒有反應過來。她圍著我轉了兩圈,連連說:「這正是我要找的鞋,這正是我要找的鞋。」原來她看上了我的鞋。「對不起,我是在澳大利亞買的」。「是嗎?」她顯然很失望。「澳─大─利─亞,太遠了。」走了幾步後還回頭望了我(準確地說,是望了我的鞋)一眼。
我在綠湖邊的一戶美國人家裡住了兩個星期,房東及房東太太均已退休多年了。他們的家很大,有三套房間可以出租。因為離大學近,他們接待的通常是大學老師或訪問學者。他們接待過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人,而我是他們接待的第一個華人。
老兩口的精力十分充沛,一天到晚手腳不停,比我還忙。他們的社會活動很多,除了教堂的活動以外,還有兩項大的活動:種菜和跳舞。在他們的居民區裡,有一塊公用的土地。政府把這片土地劃成小塊,免費讓居民們種菜。房東夫婦每隔一兩天就會到菜地幹幾個小時的活兒,然後帶回來一大堆菜和一大堆消息:什麼瓜已開了花,什麼菜再有一個星期就可以吃了,諸如此類。我是自己開夥,但沒少吃地裡的菜。美國的瓜特別多,形狀也很特別。我吃了不少,可惜都沒有記住名字。吃得最開心的是剛剛掰下來的玉米棒,放在鍋裡蒸上三兩分鐘就行了。那股清香,真沒治。
週末的舞會兩口子是從不缺席的。到這一天,房東太太便要刻意打扮一番。換掉長褲,穿上裙子。據他們介紹,舞會是一個國際性的舞蹈團體舉辦的,這個團體定期組織舞會,並教授各國的民間舞蹈,他們已經學過泰國和日本舞了。不管他們去到哪個國家,都可以找到這個組織的分會,都可以去參加舞會。
房東太太退休前是某個大專的地理老師,愛好旅遊,幾乎每年都要和一群搞地理的同行們出國一遊。她去過中國,也到過澳大利亞。她曾給我放過她在澳大利亞拍的幻燈片,絕大多數拍的是岩石。
老太太已經七十五歲了,但對生活充滿著激情。她告訴我幾年前她學會了寫詩,現在還常常練筆。談起學寫詩,她十分感激她的啟蒙老師。「我的老師很年輕,只有二十多歲。她教我們如何欣賞詩歌,並說如果自己會寫詩,就能更好地欣賞。她講了詩的基本規律,然後要我們練習。我交給她第一篇詩歌時,她當著同學們的面一把抱住了我,說,你的詩寫得太好了。那時我才知道,自己居然會寫詩。」
老太太結過三次婚,第一次是在婚後三十一年以後以離婚為結局的。第二次婚姻只有五年,可這五年對她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她遇上了她一生中所認識的男人中最好的一個。第二任丈夫是某地理雜誌的編輯,他倆算是同行。她給我講了他們相識時的一件趣事。一天,她給編輯寄出了第一份情書,自認為的那份情書寫得十分動人,她期待著一封同樣動人的回信。好不容易盼來了回音,打開一看,情書居然被退回來了,上面還用紅筆作了不少修改,包括拼寫錯誤。後來她才知道,她的編輯先生出於職業習慣,拿起情書就改,而且照規矩寄還作者,真叫她哭笑不得。「那五年實在是太幸福了。雖然大多數的時候我們分居兩地,但我們的心每分每秒都在一起。」聽到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如此動情,我真是感動。可惜那位編輯在一次醫療事故中喪生。
「我五年前又結了婚,我覺得每結一次婚都象重新活了一次。」老人講得不錯,老倆口比年輕夫婦還親熱。我在的時候,他們正在裝修房子,正在計劃今後的生活。
兩個星期以後,華盛頓大學的一位教授邀請我住在她家,我便離開了兩位老人。教授的丈夫曾是一位有名的日本漢學家,十來年前因病逝世,留下一個女兒。女兒在哈佛大學畢業後,參加工作離開了家。
教授在學術界很有名氣。在一般人的眼裡,這種事業成功的人多是書呆子,教授卻不是。她是一個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愛好音樂,學過鋼琴,家裡擺了不少畫有五線譜的各種裝飾品。門口擺著畫有五線譜的擦鞋墊,門上掛著五線譜狀的風鈴。餐廳的桌上擺著四個墊碗的銅製品:一架鋼琴,一把小提琴,兩塊五線譜模型,一圓一方。客廳沙發墊上的圖案是五線譜,玻璃杯上的圖案也是五線譜的。總而言之,她的世界充滿了音樂。
教授還愛花草,家裡擺滿了奇花異草。誰都知道蘭花難種,可她就種得好。我去的時候,兩盆蘭花競相盛開,有一枝上居然有十一朵花。住久了,就知道教授的花為什麼種得好了,她是以研究學術的精神來研究花,書買了一大遝兒,並認真地實踐。有一次,我陪她去買花兒,售貨員無法問答她的問題,找來花店的技術人員,仍無法作答,那位技術人員很驚訝教授對花的知識之豐富。每當夜深人靜,教授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後,就會去澆澆水,伺候伺候她的花。
雖說教授到美國已經幾十年了,但基本還是保持著華人的傳統習慣。週末有空時,會邀請學生或朋友去飲茶,順便到唐人街買一些中國食品。做菜也是教授的一大嗜好,她給我看過自己訂制的一本菜譜,只有巴掌大,每一頁都用塑膠紙包好了,以防做菜時翻看弄髒。每每在朋友那兒吃到可口的新款菜,就會記下來,回家實踐。我做的湖南口味的剁辣椒,酸辣包菜得到她的賞識,這兩道菜的做法榮幸地上了她的私家菜譜。
在教授家住了四個星期,向教授學到了不少東西:學問,做人,還有對生活的熱愛。
西雅圖是一座美麗的城市,景美,人亦美。
注:本文寫于1998年,曾在悉尼的《東華日報》上發表,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