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遠方更遠：走入個人與國族，凝視政治下的創傷與差異，一場起於變革年代的人性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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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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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四方的絮語（節錄）


有人大力強調觀光和旅行的差異。觀光客成群結隊移動，不論參觀何處都要拿來與老家比較，再用貶抑外人的結論自我安慰。旅人出發探險是為了親身體驗一個地方，不只是走馬看花。我的朋友費萊明‧尼可萊森（Flemming Nicolaisen）是格陵蘭的因紐特人，他在首次出國時來紐約找我時，似乎對自由女神像、大都會博物館或百老匯表演都不感興趣，反倒喜歡帶著我的狗在全城裡散上老長的步。他說：「從前你來格陵蘭的時候想看戰爭紀念碑嗎？或是努克的博物館？」我不得不承認，我當時最想要的是置身於虹光幻彩的冰天雪地中。費萊明指出，只要一棟世貿雙子星大樓（當時尚未崩塌）就能容納格陵蘭全部人口，他就想感受一下跟這麼多人在一起是什麼滋味。他是旅人，我卻為他安排了觀光客的行程。
原汁原味的體驗是旅人的終極目標，不過這事可遇而不可求。我在二十八歲那年與朋友泰考特‧坎普（Talcott Camp）做了一趟橫越波札那的公路之旅，我們沿著僅有的一條主要幹道行駛，不時得停車讓牛群通過。有一回我們早早就看到前方有牛群，卻不見牧牛人的蹤影，車開近以後才發現那是一群大象。之前我們已經在一望無際的保留區見過象群，也就是大象的「自然棲息地」，可是在國家公園的法定範圍內當個付費觀察野生動物的觀光客，讓這場相遇感覺有點取巧。在官方畫定的疆界外與這些動物不期而遇，那種扣人心弦的經驗是無可比擬的。其中一隻大象擋住了路，我們只好停下，一坐就是將近一小時。落日低垂，在這群厚皮動物身上灑滿粉紅色光線。我在十幾個非洲和亞洲國家看過大象，卻從未有過這種天啟般的感受。
兩年後，我與父親去波羅的海諸國旅行，在立陶宛參觀了一間占地很小的博物館，建館宗旨是紀念在維爾紐斯滅絕的猶太族群。全部四間展覽室除了我們，只有兩個包著頭巾的東歐老婦人半睡半醒地坐在塑膠椅上，我們猜想她們不是守衛就是清潔工。納粹的政治宣傳把蘇聯併吞立陶宛怪在猶太人頭上，九十％的猶太人在本地政府積極配合下遭到屠殺，企圖協助猶太鄰居的立陶宛人也難逃一死。進入勞改營的立陶宛猶太人相形之下很少，不過館內還是有一塊展示板介紹營區的景況，並且提到羸弱的勞改者會唱一首歌為自己打氣。我那熱愛音樂的父親對這首歌評了幾句，我則朗聲說不知那曲調聽來如何。話才說完，一縷細弱的歌聲從角落升起。我們沒想過那位老婦人可能懂英文，更沒想到她可能是猶太人，不過她在現場唱起那首勞改營的歌曲，也讓我們發現她既是展覽室的看守人，也是收藏品。她唱完後，我們想跟她聊聊，不過她退縮回一副只諳母語的模樣，似乎聽不懂我們的問題。她也是沒別的地方可去的人，不過她存活了下來。
簡陋卻不原汁原味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一害怕純樸，就幾乎不可能原汁原味。約翰‧羅斯金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評論大家，曾經抱怨火車旅行的高效率抹煞了旅途的樂趣。他寫道：「我們僅僅是被『送往』某處，跟變成包裹沒太大差別。」我花了一段時間才學會欣賞旅途中的不適。起初，我喜歡擁有冒險經歷勝過冒險的當下，但後來逐漸體會到旅行若不開心順遂，就會有軼事可說，最終我對兩種結果都坦然接受。我在兒時享受過舒適的旅行，隨著年齡漸長，卻學會了降低對旅行的物質期待，也發現所謂享受是個很容易改變的概念。我去瓜地馬拉市撰寫幫派生活報導的時候，有一天進入貧窮的里蒙納達區（La Limonada），一位長者帶著一群山羊向我們走來。帶我參觀的幫派青少年問我：「你口渴嗎？」我說我渴，於是那個牧羊人現場把一頭山羊的奶擠進大紙杯裡遞給我，那是我享用過最美味的飲料。

如果我們不想得知世人為何對美國又愛又恨，最好是待在家裡為妙。我在旅居海外時仍是個愛國的美國人，卻也目睹我的國家表現得有失尊嚴、同理心和智慧。如果沒去過外來移民中心和難民營，你無法完全理解美國如何辱罵外來移民。如果沒有待過以合理槍枝法規限制暴力犯罪的國家（其實大多數國家都是如此），你無法了解美國步槍協會的專橫是多麼不尋常。在見識到邁向經濟正義的社會之前，你看不出美國的社會流動是如何陷入停滯。旅行是一組矯正鏡片，幫助我們看清地球上模糊的現實。有人問E‧M‧佛斯特當初寫《印度之旅》花了多少時間，他的回答是，問題不在時間，而是地點。他解釋道，住在印度的時候寫不出來，「我離開後，就能動筆了。」
有時，這些新觀點令人難以下嚥，但幾乎都對人有助益。英國作家山繆‧詹森曾寫道：「所有旅行都有其好處，如果旅客去了更好的國家，或許會學著改善自己的國家，如果命運安排他去了較差的國家，他或許會學著樂在其中。」起初我旅行是出於好奇，後來則認為旅行有其政治上的重要性，鼓勵國民旅行，或許跟鼓勵就學、環保或全民節約同等重要。我回想起中學那次去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巡迴演唱，當時我所目睹的現實是如此顯而易見，儘管那與大多數的新聞報導相抵觸。沒有與一個地方相會，無法了解那裡有怎樣的差異性。假使我們規定所有年輕人都必須在其他國家待上兩個星期，世上三分之二的外交問題應該都能迎刃而解。去哪個國家、在那段期間做些什麼都無所謂，他們要做的，只是接受其他地方的存在，並且認知到那裡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些現象普世皆然，有些則隨文化而異。
相對寬鬆的移民政策也能達到相同目的。沒有外人的觀察，你無法了解自己的國家，來自他方的人有助你重新想像自己的問題，而這是解決問題的必要條件。我們不只能藉由出外旅行來理解問題，接納旅行到我們國家的人也可以。讓別人自由地從家鄉來到我國，跟我們從家鄉自由地前往海外一樣值得。不論是愛、工作或美好前景，都不是零和遊戲，有福同享會更有福。與他者相遇或身為他者，都能讓我們釐清自己的界限。身分認同既有偶然性，也有相互性。
我的祖先蒙受了反猶主義帶來的苦難，但不同於在納粹大屠殺中喪生的猶太人，他們有別的地方可去，那個地方就是美國。我祖母的父母都生於俄羅斯，在她出生前就來到紐約。我祖父生於羅馬尼亞，一路歷盡艱辛才來到美國。我外祖母來自波蘭，外祖父的父母則分別出身於維也納和烏克蘭。要是沒有如此開放的移民機會，我這個人絕不會存在。反之，他們也協助維持蓬勃的美國文化。我的祖先為追尋自由而橫越大西洋，而自由也是美國補貼最重的出口品。在我走訪過顯然不如母國自由的地方以後，不只更深入認識了美國的自由，也領悟到我的生活並沒有我動輒以為的那麼自由。自由是一種難以掌握的概念，且必然涉及一個選項：選擇遵循嚴苛的意識形態。大體而言，我支持的與其說是自由，不如說是自由主義。專制壓迫的社會擁有我們無從知道的自由，塑造出這類自由的，是缺乏選擇，是在權利被剝奪的情況下仍得為了尊嚴而戰。當中國知識分子告訴我天安門屠殺帶來的好處，巴基斯坦女性訴說穿戴頭巾（hijab）的自豪，古巴人熱烈擁戴他們的獨裁政權，我都不由得重新思索我對自決的反射性熱忱。人在自由的社會裡擁有實現抱負的機會，在不自由的社會無此選擇，而這往往使人轉向更異想天開的抱負。一九八○年代，我在莫斯科與一個自稱「紙上建築師」的團體變得很熟。他們心知即使蘇聯官僚鬆綁，也不會有材料供他們打造符合設計規格的作品，於是運用建築訓練駕馭想像力，設計了諸如巴別塔這樣的建築，或是提出整座城市的規畫，以及海上漂浮劇院的結構。他們的創意能量狂放不羈，但他們終歸是建築師，儘管論述新奇又很概念論，使用的仍是建築的基本文法。受限於物質材料的西方建築師，反倒從未有人如此自由地思考。
自由鮮少與停滯相關，而是在巨變的時代快速迸發。自由的要素之一是樂觀，樂觀必然使人相信未來或許會好過現況。改變往往令人陶醉，改變往往一敗塗地，改變也往往在激起一陣狂瀾後消散無蹤，無法實現。民主化需要全體成員承擔決策的部分責任，對很多人來說，這個想法在想像中很有吸引力，到真正投票時就使人卻步了。我曾在緬甸訪問身兼作家和醫師的社運人士馬蒂妲小姐（Ma Thida），她在十八個月後來訪紐約，並表示緬甸不只政府需要變革（可能很快就會發生），人民被高壓統治制約的心智也需要改變，而後者可能得花上一整個世代的時間，這項領悟令她大受衝擊。我見證了人如何驟然獲得自由，同時也看到這種轉變是多麼美妙而艱難。贏得自由之後，必然得學習如何活得自由，用童妮‧莫里森的話來說，你必須「宣稱擁有解放後的自我」。許多西方人以為民主是所有人的基本偏好，一旦移除障礙，民主自然就會萌芽（在伊拉克，小布希與布萊爾似乎就是基於這個假設行事）。證據並不支持這種投射心理。
自由必須先學習再付諸實踐。二○○二年二月，我在阿富汗，我的朋友瑪拉‧魯茲卡（Marla Ruzicka）安排我與三名受過教育、思想開明的女性訪談。 她們身穿罩袍，在抵達後很快就脫掉了，不過我納悶的是她們一開始又何必這麼穿。當時塔利班政權已經垮台，法律不再約束她們的衣著。第一名女性說：「我從前一直以為，等到改朝換代我就會擺脫這東西，現在卻害怕改變還沒底定。如果我沒穿罩袍出門，結果塔利班重新執政，我可能會被人用石頭砸死。」第二個人說：「我想放棄穿罩袍，可是社會的標準還沒變，如果我不這麼穿，出門後被強暴了，別人會說這要怪我自己。」第三名女性說：「我恨這種衣服，從前也一直以為塔利班一滾蛋我就會立刻丟了。可是你會漸漸習慣當隱形人，這種狀態定義了你，想到會再次被看見也就感到極端緊張。」個人必須先歷經重重改變，社會的改變才會隨之發生。

令人歡欣的轉變一波波湧現，隨後又陷入驚恐，這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一個文化與其歷史的關係往往反映出公民的自主感。歷史對某些文化來說，主要是曾經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對另一些文化而言則是他們自己做過的事。人民如何理解古今的關聯，往往比史事的時序來得重要。革命既可能代表某項悠久傳統的完整實踐，同時也可能代表與傳統的決裂。民主到來時常伴隨著狂歡的氣息，這有部分是因為民主本身，但有部分只是因為民主的到來。阿拉伯之春令政變國家的國內外民眾都欣喜不已，許多見證變革的人誤以為未來無論如何一定都勝於以往。
人人幾乎都會畏懼個人層級的極端轉變，同時卻又在廣大同胞的陪伴下對變革充滿熱烈盼望，兩者毫不衝突。即將發生變革的社會將短暫愛上自己，我很容易為這浪漫的一刻動容。史達林登上大位時，我曾聽某些人訴說他們感受到的強烈希望，後來史達林過世，同一群人也告訴我他們感受到希望。我也聽過另一些人訴說著他們在文革發端感受到的希望，以及在文革結束時所生的希望。堅信改變可能發生，是希望的表現。曾有許多社會為此奮力一搏，有些確實改善了境況，另一些則沒有。俄國平民在二十一世紀的生活要比從前解放農奴時來得更好，但離富足還很遙遠。阿富汗仍是一團混亂。伊拉克和敘利亞從表面解放向下沉淪至險惡動盪的局面。從未到過利比亞的人，無法了解該國過去在格達費的統治下遠比現在更為糟糕，不過要說他們當前的情勢不算悲慘，也是牽強。
然而，強大的暴政有時仍會垮台。南非雖然有過諸般劣跡，種族隔離制的廢除仍使世界對正道重燃信心。鄧小平上台後，中國人民的生活即使仍有許多進步空間，也已有所改善。希望是政治生活裡規律響起的鳴鐘，美國人每隔四年就會沉浸在這樣的鐘聲裡，在此時刻，許多人以為我們在投票站歷時一分鐘的自決行動或能扭轉歷史。英國作家華特‧佩特認為人生的目標在於體驗，而非體驗的成果。據說周恩來曾表示要論斷法國大革命的功過仍為時太早。不過，法國大革命不只是通往新秩序的路徑，本身也是重大事件。即使轉變本身所許下的承諾從未兌現，轉變發生的當下也可以很寶貴。我這輩子都對人類的復原力深感興趣，這份興趣常驅使我前往正經歷轉型陣痛的地方。隨著時移事往，我的懷疑也比過去強烈，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看似更好的改變往往適得其反，重大進步有時與悲劇並行發生。儘管如此，煥然一新與重生的感受是如此重要，即使降臨在長期動盪不明的社會也是一樣。再者，改變往往不是滴水穿石的成果，而是一次次錯誤起步的迅速發展所致，唯有經歷兩次、三次，甚或十次的出師不利，累積成為突破，轉變才會到來。
改變倒是會立即勾起懷舊情緒。更好的現在無法抹滅不完美的過去，然而沒有任何過去缺乏絕美的成分。能夠記住逝去的身分卻又活在當下，是真正的大勇。一九九三年，莫斯科的一個朋友帶我去見她認識的一位老婦人。我們爬了七層狹窄的樓梯才抵達她陰暗而局促的公寓。她向我娓娓道來在聖彼得堡一座宮殿裡成長的經歷。她的舊識幾乎全死於一九一七年革命，後來她的丈夫也在古拉格勞改營裡死於苦役。她設法保留唯一一件貴族出身的紀念品：杯身幾近透明的「皇家瓷器廠」（Imperial Porcelain）茶杯，上面手繪著細膩的田園景致。因為我是貴賓，所以她拿出這只杯子請我喝茶。我身體狀況再好也常常手抖，卻得捧著一個代表消逝人生的脆弱象徵，我這輩子從沒有這麼不想碰一件東西過。我那個早已熟知老婦人故事的朋友說：「誰知道呢？或許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又能過上那種日子了。」老婦人聽了只是哈哈一笑，「再也沒有人會過那種日子了。」她說，並且催我們再多吃點她依照沙皇宮廷食譜烤的蛋糕，食材是她連排了四天隊才買到的。那塊蛋糕和那只茶杯正說明了：她在倖存的人生中展現出怎樣莫大的勇氣，這些與她昔日身分最後的連結，又蘊含了怎樣豐沛的熱情。她對往日並未特別留戀，不過恰如多數老人家對青春會有的感懷。

這本書裡的故事都來自過去，述及的夢想雖然有些實現了，但也有些以幻滅告終。收錄的報導記述了特定時期的特定地域，寫作時並沒有其他意圖在驅動。即使有些篇章寫得特別深入，也不代表我精通當地的一切。我在俄羅斯待過相當時間，也經常在中國旅行，不過我在阿富汗只停留不到兩週，利比亞則是六週。我在行程前後和停留期間都做了大量研究，也與結識到的許多人保持聯繫，不過我的觀察意見是基於較為廣泛的累積而非深度專精的知識。我的程度無法與漢學家、克里姆林宮事務專家，或是非洲文化研究者相提並論。我的藝文報導偏向描寫藝術家勝於作品。能欣然接受複雜的人，最能把複雜的故事說得精彩，而藝術迫使創作者深入了解社會的歧異性和緊張局勢。這些報導在很多方面而言都偏向心理研究，而非政治研究，與其說是政策分析，不如說是為過往的時代精神留下紀錄。我只是雜學者和人生經驗的收藏家，而且有著古怪的收藏眼光。
重讀個人的作品集是令人謙卑的體驗，不時也教人懊惱。這些報導既反映不斷變化發展的世界，也反映我個人的變化與發展，而我也抗拒了內心的衝動，不為了符合我現今的看法與感知而去編修這些作品。它們是我從前寫的東西，現在的我不會那樣下筆了。如果年華老去令人惆悵，曾經青澀同樣教人尷尬。看到自己當初做過什麼如今不會做的事情，總令人驚嚇。最初我傲慢地以為國家或個人問題終能解決，但我後來轉而開始相信，接受問題往往比執意解決更為明智。我曾想找出少數改變的事物有什麼共通模式——新的國界、民權和殘障人權的整體進步，而許多不變的事物又有什麼樣的模式——無法帶來正義的選舉、權力腐化的傾向等等。而今我開始試著別那麼執著於規則，好好發問、慢點回答。我不像從前那樣肯定大破大立的革命，但仍然相信漸進改良的進步。話又說回來，當年促使我探究其他文化的動力，正是如今顯得天真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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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注釋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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