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

南洋知識分子與晚清國家和社會

——再發現辜鴻銘、李登輝和伍連德

一 前言

　　晚清的外來人才，狹義的是指受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聘用為各種專業顧問、軍事教官和學堂教習的歐美和日本人才。但廣義而言，還可包括從中國出洋留學後回國服務的知識分子和最早公費到美國的120位小留學生，以及以後大量到日本公費或自費留學的中國學生。比較少人注意到從南洋回國服務的知識分子。因為大部分從南洋回國貢獻的是響應「實業救國」的富商，還有一些是響應孫中山號召的革命志士。

　　本文是以晚清時期從南洋回國服務的三位知識分子為案例，討論這些在南洋成長，在西方受教育和專業訓練的知識分子，為何最後選擇將其所學貢獻給中國社會？他們對晚清中國的外交政治、文化教育、醫療科學等領域有何衝擊和影響？從這三位知識分子回國的機緣，還可進而探討晚清招攬外來人才政策的一些偏差現象，以及南洋知識分子回國的幾種模式。

二 南洋知識分子與晚清國家和社會

辜鴻銘（1857—1928）是最早從南洋回國服務的知識分子之一。他出生在英屬海峽殖民地的檳榔嶼（今之馬來西亞檳城）。父親是土生華人辜紫雲，母親是葡萄牙女子。辜鴻銘從小在檳榔嶼受英文教育，11歲時被蘇格蘭籍的義父布朗帶到愛丁堡接受正規的西方學校教育，前後共14年。其間他先後修過拉丁文、希臘文、數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修辭學等科目，獲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後再去德國和法國進修。他不只瞭解西方文化和歷史，也精通歐洲多種語言。1880年，24歲的辜鴻銘學成回到檳榔嶼，不久後在新加坡擔任英國殖民地政府的公職。同年，受李鴻章保薦到法國留學的馬建忠學成回國，途經新加坡。辜鴻銘和馬建忠見面長談，馬建忠成了辜鴻銘的中國文化啟蒙老師，開啟辜鴻銘對中國文化的尊崇和嚮往。不久後辜鴻銘離開南洋北上故國，先在香港停留三、四年，鑽研中國古書和文化。1885年，29歲的辜鴻銘受楊汝樹和趙鳳昌等人推薦，進入張之洞幕府，最初擔任翻譯委員，後來成為張之洞外交上的得力助手。

　　辜鴻銘在輔佐張之洞的廿餘年間，常為後人提及的事包括以下幾件：說服訓練張之洞廣勝軍的德國教官穿華服，接受官品頂戴，行拜跪半跪諸禮等；1891年俄國皇儲尼古拉來華訪問期間，張之洞在武昌盛宴款待，席中辜鴻銘的語言天賦大受賓客讚賞，從此聲名傳遍中國各地歐美僑界；1898年出版《論語》英譯本，將儒學思想介紹給西方世界；同年，日本政要伊藤博文遊訪武昌，辜鴻銘與他辯論孔子之教的優點；1900年義和團運動發生後，發表〈尊王篇〉系列政論為義和團和慈禧辯護，被認為是思想保守和頑固的知識分子；1909年張之洞病逝，辜鴻銘悲傷之餘，出版《張文襄幕府紀聞》及英文著作《中國的牛津運動》，以為懷念。

　　民國成立後辜鴻銘仍然成為政界和文化界的焦點，政治上他先後反對辛亥革命，支持張勳復辟；文化上他反對五四運動，宣揚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優越論；日常服飾和言行舉止也反時代潮流，被人嘲笑為「狂儒」、「怪人」等。辜鴻銘在民國時，曾在北大任教，勤於著述，也東遊日本，四處演講，宣揚中華文明。但由於不在本文的討論時間範圍，不予贅言。單就晚清這段時期，尤其是1900年發表袒護義和團和慈禧太后的言論後，已顯露其保守和偏執的政治思想，但他在張之洞幕府服務期間，由於精通多種外國語言，又對西方文化有深刻的瞭解，因此對中國的外交和國際關係做出不小的貢獻。辜鴻銘勤於著述，將《論語》、《大學》等儒家經典和思想翻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世界。使中國和世界的交流，不再是單向的吸收和引進，而有輸出和交流，對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對話，扮演重要的角色。

　　比辜鴻銘小十幾歲的李登輝誕生於荷屬東印度（今之印度尼西亞）的巴達維亞（Batavia， 今之雅加達）。李登輝（1872—1947），祖籍福建同安。父親李開元已是第六代僑生，在當地經商致富。16歲時被送到新加坡接受英文教育，並開始接觸基督教。19歲時赴美國深造，先在俄亥俄州一所大學的預科進修，後轉入耶魯（Yale）大學就讀。28歲（1899年）時以優異成績獲得文學士學位。除了修讀文學、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數學等科目，也專研各國語言文字，其中包括馬來文、荷文、英文、法文、德文等。1899年9月李登輝返抵南洋的檳榔嶼，在當地的英華學校教授英文。同年年底，李登輝在檳城創辦一個關心中國事務的檳城好學會（Penang Philomathean Society）。1901年初，李登輝回到巴達維亞創辦第一間英文學校——耶魯學院，教授包含儒家思想的課程。但在巴城的辦學並不順利，1903年5月李登輝離開耶魯學院。在1904年5月前往檳城短暫居留後，他決定出發前去中國。

1904年10月，李登輝抵達上海。他主要的活動包括加入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結交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並組織寰球中國學生會。1905年7月1日學生會正式在上海成立，主席為李登輝。學生會成立的宗旨有三：一是協助推動清朝帝國的進步；二是促進在世界各國留學的中國學生之間的聯繫和團結；三是提供會員一些有關就業、醫藥及法律諮詢的服務。學生會實際進行的活動包括出版月刊、創設學校、邀請名人演講、舉辦辯論會、音樂會和遊樂會、代辦出國留學和介紹職業等，但創辦初期最為人矚目的活動是響應當時如火如荼進行的抵制美貨運動。

　　1906年李登輝經顏惠慶和于右任等人的介紹，受聘為復旦公學英文部主任，後為教務長。「凡延聘教師、規劃課程、均由先生一人主持。」初期，他還教授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哲學和政治學等課程。1911年春到1912年冬，李登輝離開復旦約兩年，其間先後擔任《共和西報》主筆、中國公學教師兼中華書局英文部主任，並與唐紹儀和伍廷芳等人組織「上海宏濟會」。1913年1月，李登輝重回復旦，並被委任為校長。李登輝從此與復旦結下不解之緣，並將復旦從重組時期的艱難時刻，帶到成為中國最優秀的大學之一，為中國的教育事業鞠躬盡瘁。李登輝晚年常在一些場合講過同樣的話：「我歸國後，一生只在復旦，一生只當復旦的教授，一生只作復旦的校長。」這也是他對中國高等教育最大的貢獻。

　　雖然李登輝成就最大的時期是在民國時代掌校期間，但他是晚清時候回到中國，並開始發揮他在社會上和教育上的影響力的。李登輝是南洋土生華人，以血統而言只算是半個華人。在西方接受完整教育後，他最後選擇回到中國貢獻所長。儘管他回國的機緣和過程與辜鴻銘不一樣（下文再作比較和論述），但無疑也同樣是晚清時期從南洋北歸並發揮影響力的知識分子。

　　本文所討論的第三位從南洋回國的知識分子是伍連德。他比李登輝小七歲，也遲四年（即1908年）前往中國。但在兩三年後，也就是在大清帝國即將壽終正寢的時候，伍連德拯救無數中國老百姓的生命，也讓世界各國對中國的醫學成就刮目相看。

　　伍連德（1879—1960），祖籍廣東新寧（今之臺山），生於英屬馬來亞的檳城。父親伍祺學16歲時南來謀生，白手起家。母親林彩繁為當地土生第二代僑生。伍連德從小接受英文教育。18歲（1896年）時考獲英屬海峽殖民地最引人矚目的英女皇獎學金，到英國劍橋大學學醫。後再獲多項研究獎學金，繼續到德國和法國作細菌學等專科研究。1903年8月完成劍橋大學醫學博士論文答辯。伍連德學成回到南洋，先到吉隆坡的醫學研究院擔任研究員一年。1904年底，伍連德回到檳城開設自己的診所。

　　1907年伍連德意外的收到一封從中國寄來的邀請函，原來是滿清政府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要禮聘他出任天津陸軍醫學堂副監督（副校長）。伍連德經過一段時間的慎重考慮，決定到中國展開他的新事業（其中考慮因素和決定關鍵，下文再論）。

　　1908年5月伍連德一家人乘船抵達上海。其間曾在李登輝住所暫居一個星期。伍連德將妻小安頓在親戚家後，便隻身由海路北上天津履職。從擔任天津陸軍醫學堂副監督一職開始，他奉獻30年的精華歲月予中國社會和國家。

　　伍連德在中國的第一個事業高峰是1910年底奉命前往東北抗疫。1910年9月，東北地區開始發生瘟疫，病情迅速擴大，死亡人數激增。12月，伍連德獲外務部的施肇基推薦，奉朝廷之命前往哈爾濱調查和抗疫，開始展現他在醫學上的專業知識和才幹。除了果斷地採取各項有效的隔離和檢疫措施外，伍連德於1911年1月31日首開先例，以集體火化的方法處理因瘟疫致死的屍首，有效控制疫情的蔓延。至3月初，疫情完全受到控制。這場歷時約七個月的東北瘟疫，總共奪走六萬多條人命。根據事後的報告和評估，如果不是伍連德的領導和控制措施得當，瘟疫流行的地區和時間肯定會擴大和延長，生命的損失也將會更慘重。為了表彰伍連德的抗疫功績，清廷攝政王載灃親自召見他，授予他陸軍藍翎（少校）軍銜和醫科進士。

　　如果受攝政王賜封是伍連德在國內受到的最高榮譽，那麼，1911年4月在奉天（今瀋陽）舉行的國際防疫會議（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則是伍連德受到國際醫學界肯定的場合。當年年僅32歲的伍連德擔任這個國際大會的主席，引人矚目。參加會議的12國代表包括了美國、俄國、德國和日本等國際知名的資深醫學專家，其中日本的首席代表北星教授（Kitasato）更是醫學權威。這個國際防疫會議為期將近一個月，其中一個決議是籌組一個「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正式譯名應該是「北滿防疫事務總處」），其職權包括指揮負責管制所有傳染病的「全國檢疫處」，統籌和推行中國醫療現代化和改革醫科教育等。

　　進入民國時代後，伍連德繼續貢獻他的專長。從1912年至1935年間，伍連德在中國創設的20所醫院和醫療機構，其中包括哈爾濱醫院（1912）、北京中央醫院（1918）、東北陸軍醫院（1922）、上海第一吳淞醫院（1934）等。伍連德在中國的其他重要事蹟和履歷還包括：創設中華醫學會（1915），擔任北洋政府黎元洪總統的侍醫（1916），受委為京漢、京張、京奉、津浦四條鐵路的總醫官，以及擔任「全國檢疫事務處」（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of China）監督（1930）等。由於民國時期的事蹟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不便多談。但無可否認的是，伍連德是晚清權臣袁世凱引進中國的南洋知識分子和科技人才，伍連德在滿清末年已經做出極大的貢獻，清朝結束後他繼續留在中國並對近代中國的醫學和公共衛生做出重大建設。

南洋知識分子與晚清國家和社會

——再發現辜鴻銘、李登輝和伍連德

一 前言

　　晚清的外來人才，狹義的是指受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聘用為各種專業顧問、軍事教官和學堂教習的歐美和日本人才。但廣義而言，還可包括從中國出洋留學後回國服務的知識分子和最早公費到美國的120位小留學生，以及以後大量到日本公費或自費留學的中國學生。比較少人注意到從南洋回國服務的知識分子。因為大部分從南洋回國貢獻的是響應「實業救國」的富商，還有一些是響應孫中山號召的革命志士。

　　本文是以晚清時期從南洋回國服務的三位知識分子為案例，討...

20世紀90年代初我到美國進修博士學位，專業領域是中國近代史。1995年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有關於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與中國城市的群眾抗爭。我的論文強調，雖然學界普遍認為近代中國的群眾運動始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但具有「近代」意義的群眾運動在20世紀初年已經發生，而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就是其雛形。取得博士學位後不久，我受聘到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之所以被聘用，除了我在中國近代史專業領域的研究能力受到肯定外，也可能由於我的博士論文中有一章專門討論海外華人在抵制美貨運動中的角色。因為當時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更名副其實的系名為漢學系或中華文史學系）正積極發展有關海外華人研究的領域，而我的加入正可以加強這個領域的師資陣容。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教學的最初幾年，我繼續從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因為那畢竟是我「寒窗苦讀」多年的專業領域。事實上，我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同時，即已開始關注海外華人的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我愈發瞭解到這兩個研究領域之間的相互影響。自從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以西方為中心的「挑戰—回應」史觀在20世紀80年代受到柯文（Paul A. Cohen）等學者的質疑後，西方學者開始努力以「中國中心史觀」來研究中國史。中國的史學工作者更發揮一貫的專長，即從中國的檔案和資料以及從中國人的史觀來論證史實，即使是涉及海外華人的有關課題也不例外。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不只是本區域的漢學研究重鎮，更是海外華人和東南亞華人的研究基地和中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東南亞華人或南洋華人課題的條件可說是得天獨厚。不僅大學圖書館藏有珍貴的文獻和檔案，以及早期的海外華文報章，大學當局更是鼓勵和大力資助發展東南亞研究，使之成為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最大特色和焦點。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從事研究工作，如果不旁及東南亞研究或南洋研究，實在是暴殄天物，或置身於寶山卻空手而歸。因此，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開始教學和研究生涯後不久，除了繼續研究中國近代史外，也進入另外一個研究領域，即海外華人史，尤其是南洋華人社會的研究。所謂「海外」，指的是中國以外的所有地區；「南洋」則是有特殊歷史含義的地理名詞。如果以地理疆域而言，約等於今天的東南亞（Southeast Asia）。由於「東南亞」這個地理名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盟軍劃分戰區之便，才正式被啟用，所以，當我們談到戰前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時，更符合當時的稱法應該是南洋華人。時下雖然流行所謂的「跨國主義」，但濫用跨國主義理論來研究南洋華人，或東南亞各國獨立前的華人社會，是不恰當的。

　　在英屬南洋中，最早被開發的是檳榔嶼（現稱檳城，為馬來西亞的一州）和新加坡兩地。英國人先後在1786年和1819年控制和開墾檳城和新加坡。兩地的華人人口日益增多，華人社群組織隨之形成。在英國殖民地政府的授意下，華人社會自成一套以華人領袖和社團領導為首的管理系統，在殖民地政府的監督下自行運作。在整個19世紀大部分時期，檳城和新加坡分別是馬來半島北方和南方的華人政治、文化、商業和社會活動中心。到了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上半葉，新加坡才躍居為整個南洋地區的總樞紐。因為新加坡地處南洋中心，交通方便，是中國南來移民的登陸地和轉運站，因此新加坡華人的人數眾多且集中，商業發達，使之成為南洋華人的商貿、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

　　有關檳城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研究，甚至是整體的新馬（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已有不少專著和專題研究。但是，令人驚訝的是，至今尚無有關新馬華人歷史分期的討論。如果與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曾在過去一段時期的熱烈討論相比較，真是天壤之別。近代新馬華人史始於檳城的開埠。1786年英國取得檳城的經營和管理權後，開始引進大量移民協助開發經濟資源，其中主要包括中國東南沿海閩、粵兩省的華民。所以，檳城華人社會長期以來，便以閩南人（當地人泛稱為福建人）和廣東人（廣義地包括廣府人、潮州人、客家人等）組成。華人社會的領導權一向由福幫和廣幫所把持。最明顯的指標是當地兩個華人最重要的組織，即1800年成立的廣福宮和1880年成立的平章會館，一向以來都是由福幫和廣幫均分領導權。一個社會當然不是由上層領導人所單獨構成，我們要對一個社會有更全面的瞭解，也要探索下層和中層社會的情況。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的跨域活動，把中國政局和南洋華人社會牽連起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從中國流亡到海外的人物如康有為和孫中山等人，都不約而同地將海外華人社會當作他們的「三個基地」，即流亡避難基地、籌措財資和人員基地，以及策劃變革大計基地。近代中國大時代變革的鬥爭場域，由境內延伸到海外。不只滿清駐外官員、康有為和孫中山等人在進行著三角交叉的鬥智鬥法，英國殖民地政府和日本友人也被牽涉在中國的政治漩渦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外在大環境的影響，新加坡的社會和政治面貌有了嶄新的發展。在世界各地的反西方殖民統治浪潮衝擊下，再加上戰後共產主義和左派勢力高漲，新加坡的社會也受到影響。由於馬來亞於1957年獨立（1963年擴大為馬來西亞），新加坡也於1965年獨立，當地華人的身分認同有了明顯轉變，分別成為馬來亞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和新加坡華人。「南洋」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地理概念名稱也在這個時期逐漸不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東南亞」。它是東南亞地區各個享有獨立政治主權的新興民族國家或多元民族國家的總稱。

　　如果說上編的三篇文章是我原來的學術專業領域的研究成果，下編的九篇文章就是我跨越學術領域後的研究論集。前者屬於中國近代史範疇，後者是南洋華僑華人史或新馬華人史範圍。這樣的研究歷程也帶給我不少困擾，因為儘管南洋華人的史事研究與中國近代史有密切的關係，但南洋華人研究的主體畢竟還是地方本位的研究，研究當地的社會和政治文化等，所要參考的檔案和史料，以及所要注意的學術論著和文獻，都和中國近代史領域的要求不同。橫跨這兩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就如同時開闢兩個戰場一樣，倍感吃力。讓我感觸特別深刻的是，參加歷次國際學術討論會的時候，發現出席中國近代史學術討論會的往往是一批熟悉的學界朋友，而參加華僑華人學術研討會的往往又是另一群學界朋友，這兩批學者甚少有機會在同一個學術討論會的平臺上交集，因為這兩批學界朋友的研究議題和關心的領域有明顯的不同。

　　上述的困惑促使我思考一個問題，有沒有任何學術課題可以讓我同時結合我所關心和感興趣的兩個領域，同時又能充分利用我在這個兩領域的知識和研究資源。幾年前終於發現了伍連德：一位在中國醫學界被尊稱為「近代中國醫學先驅」的人物。同樣一個人物，在新馬地區卻是以「海峽華人三傑」之一（三位最傑出的當地土生土長的華人之一）聞名。儘管如此，直到兩年前我在蘇州大學一場晚清國家與社會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有關伍連德的論文前，中國近代史學界除了從事醫學史的工作者外，沒有多少人知道伍連德。而在新馬地區，他的名氣和事蹟也不如另外兩傑（曾擔任過廈門大學校長的林文慶和撰寫《新加坡華人百年史》的宋旺相）為人所熟悉。事實上，這位生長在檳城，獲得英國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曾在南洋和中國做過一番大事業的世界級「鼠疫鬥士」，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應該要比現在所知的來得更重要。掌握了這個發現，我終於找到一位足以讓我進行跨域研究的人物：他是一個在南洋和西方奠定學術和事業基礎，卻成就更大的事業於中國的知識分子。

　　經由對伍連德的研究，我也對有類似身分背景，且在不同領域對近代中國做出不同方面貢獻的南洋人物開始注意和研究。比伍連德年長廿二歲的同鄉辜鴻銘和比伍年長七歲的印尼（當時稱為荷屬東印度）華僑李登輝也受到我的關注。辜鴻銘在檳城接受英語教育，在歐洲完成文學和哲學專業訓練，來到中國後，不只因為長期在張之洞幕府服務受人矚目，更因為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固執和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留名。李登輝在新加坡接受英文教育，留學美國耶魯大學，回到中國後，為復旦大學的創辦和經營，立下汗馬功勞。伍連德、辜鴻銘和李登輝等南洋華人知識分子，當年為何來到對他們來說不只是環境陌生，而且也語言不甚通的國度。答案絕對不是老生常談中所謂的「愛國華僑回國貢獻和建設祖國」論述這麼簡單。

　　總的來說，這本書從研究對象的活動空間而言，無疑是跨地域或跨疆域的，它涉及中國、南洋和歐美等地。從研究方法的範疇而言，是跨學術領域的，除了傳統史學研究方法貫穿各章外，有些文章也輔以歷史人類學的田野考察和查訪、社會學的統計和調查、政治學的勞資理論學說、口述歷史記錄、生活史、地方史和性別史等研究方法。既然本書是跨地域和跨領域的史學研究成果，乃定書名曰：跨域史學。而副題則強調此研究是以新的視野來探討近代中國和南洋華人社會的互動關係。

20世紀90年代初我到美國進修博士學位，專業領域是中國近代史。1995年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有關於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與中國城市的群眾抗爭。我的論文強調，雖然學界普遍認為近代中國的群眾運動始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但具有「近代」意義的群眾運動在20世紀初年已經發生，而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就是其雛形。取得博士學位後不久，我受聘到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之所以被聘用，除了我在中國近代史專業領域的研究能力受到肯定外，也可能由於我的博士論文中有一章專門討論海外華人在抵制美貨運動中的角色。因為當時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前言

‧上編‧跨域抗爭運動——中國近代史的新視野和新史觀
第一章 動物化文圖與近代中國的反教排外運動
一 前言
二 19世紀後期的動物化文圖
三 20世紀初期的動物化文圖
四 結論
第二章 1905年的廣州社會文化——從抵制美貨運動的幾個側面觀察
一 前言
二 廣州的排外傳統和反美情緒
三 艾麗絲訪問廣州事件
四 《拒約報》與廣州的抗爭文宣
五 結論
第三章 近代中國與海外華人——1905年抗美運動研究的新視角
一 前言
二 美國華人與近代中國：抵制美貨運動的形成
三 英屬新馬華人與近代中國：從抵制美貨運動到革命運動
四 澳洲華人與近代中國：保皇會與抗美運動的關係
五 抵制運動：海外華人與中國近代史
六 代結論：三個問題的反思

‧下編‧跨域華人社會與政治—— 從中國到南洋
第四章 新馬華人近代史分期芻議
一 前言
二 華人近代史分期的依據標準
三 新馬華人近代史前段各期的特點
四 新馬華人近代史後段各期的特點
第五章 近三十年來新加坡的華人研究
一 緒言
二 新加坡的華人研究基地
三 學報的出版
四 叢書和紀念特刊
五 回顧與展望
第六章 檳城華人社會領導階層的第三股勢力
一 前言
二 19世紀檳城華人社會的領導階層
三 檳城的客籍副領事
四 檳城華人社會第三股勢力集團的形成
五 結論
第七章 檳城的娼妓與華人社會
一 前言
二 移民社會的歷史背景和婦女南來的原因
三 檳城的紅燈區
四 娼妓問題與社會輿論
五 妓女與鴇母及嫖客的關係
六 妓女與私會黨及警察的關係
七 娼妓參與的慈善事業
八 結論
第八章 檳城婦女問題與女子教育——以《 檳城新報》之論述為中心
一 前言
二 議論文章的性質和數量的分析
三 女子教育問題
四 結論
第九章 康有為與孫中山在新加坡——論日本刺客事件
一 前言
二 日本「刺客」南來的情報來源及海峽殖民地政府的認知
三 海峽殖民地政府為何很快地「抓放」日本刺客？
四 英國政府對革命派和改革派的看法
第十章 孫中山在檳城的革命團體及其互動模式
一 檳城三大革命團體的成立
二 檳城三大革命團體的關係
三 辛亥革命史中的檳城革命團體
第十一章 同德書報社與孫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傳承
一 前言
二 孫中山與同德書報社
三 同德書報社的領導層
四 同德書報社與紀念孫中山的活動
五 結論：孫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傳承
第十二章 戰後新加坡社會變遷中的勞工運動
一 前言：勞資關係之基本理論
二 戰後工運發展的三個階段
三 勞工運動的後現代論述：浪漫劇的角色解讀
四 結論

‧續編‧跨域知識分子——再發現南洋與中國
第十三章 南洋知識分子與晚清國家和社會——再發現辜鴻銘、李登輝和伍連德
一 前言
二 南洋知識分子與晚清國家和社會
三 晚清招攬人才政策和南洋知識分子回國的機緣
四 餘論

參考書目

後記

前言

‧上編‧跨域抗爭運動——中國近代史的新視野和新史觀
第一章 動物化文圖與近代中國的反教排外運動
一 前言
二 19世紀後期的動物化文圖
三 20世紀初期的動物化文圖
四 結論
第二章 1905年的廣州社會文化——從抵制美貨運動的幾個側面觀察
一 前言
二 廣州的排外傳統和反美情緒
三 艾麗絲訪問廣州事件
四 《拒約報》與廣州的抗爭文宣
五 結論
第三章 近代中國與海外華人——1905年抗美運動研究的新視角
一 前言
二 美國華人與近代中國：抵制美貨運動的形成
三 英屬新馬華人與近代中國：從抵制美貨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