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遷：生醫實驗室的知識拼圖

一、一張照片的謎語

湯瑪斯‧孔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在1962年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以下簡稱《結構》），在哲學、科技史、科學的社會研究等學界掀起一番新思潮。孔恩認為書寫科學史應該了解科學的知識內容，也自認是內行人寫學科內史，《結構》所記錄的是科學發展的實際過程1。《結構》的中文台譯本在1985年出版，在科學史學／哲學學術領域的書籍中，它算得上是生命期很長的暢銷書。台灣的讀者群中不僅有科學新文青，也有熱心社會運動的人士將《結構》當成是挑戰科學霸權的入門書。2012年是《結構》出版屆滿五十周年，台灣學界也舉辦了回顧性的工作坊。工作坊會場在陽明大學舉辦，它是台灣生醫科學的重鎮之一，實作的生醫研究人員眾多。然而，讓我驚訝的是與會者大多是史學、哲學、STS的學者，極少是生醫「硬」科學家（hard-core scientist）。

2001年，《孔恩：評論集》在台灣出版，書中集結了11篇當時台灣學者對於孔恩的研究，其中只有一篇是物理學家高涌泉比較孔恩與費曼的異同，其餘文章的內容是科學哲學、STS、社會學所關心的議題。除此之外，傅大為統計台灣學者的相關論文，大多是文哲相關領域，而且當時的台灣孔恩讀者的反應是：

無論是專研孔恩思想本身、或是以孔恩的一個概念而大家發揮者，在我們簡單地搜尋後，發現論文數目不但很多，而且是驚人的多⋯⋯主要的討論題材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以孔恩「典範轉移」等相關觀點，作為一方法論的架構來描述討論作者自己領域中進來的變遷或革命。另一種，則是以孔恩重要的概念如「不可共量性」、「異例」、「危機」等，來討論自己學科中的相關問題。

傅大為所說的兩種讀者，基本上都只是直接使用而已，並沒有反省《結構》的對錯，也看不清楚當時台灣科學界對於科學變遷的意見。13年之後，2014年4月在《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8期《結構》五十年紀念專輯中，依舊是以科學哲學與STS的議題為主，只有一篇文章以經濟學的例子「探討《結構》以降科學哲學、科學史與科技研究所共同關注的科學實作，在方法論轉向下， 科學哲學為科學史與科學研究提供局部性的方法論規範」。對照《結構》台譯本的翻譯者中，程樹德的本職在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研究生物演化。程樹德的專業出身及職業至少說明《結構》書中的觀念也能讓專業的生醫學者欣賞。雖然如此，《結構》出版五十年之後，依然看不見它對台灣的實作生物科學社群的影響。至少，他們對於《結構》出版屆滿五十周年的工作坊並不在意。在台灣讀過《結構》的生物科學社群為什麼沒有相稱的回應呢？

二、孔恩與生物學

就我所知，《結構》的論述如何影響一般科學實作，目前並沒有進行系統性的分析。如果分析當代一般生物學的文章對於「典範」這個詞的使用方式，大約可以分成三類：（1）最常見的是用在一般通俗的科學報導文章上，強調一套特定的科學成就（科普、科技溝通）；（2）其次，在教學上用來描述某一種思維方式或立場（通識史學）；（3）偶爾出現在專業文章中，用來強調新發現的突破性趣味（評論／回顧）。「典範」的意思在這些文章中，大多是當作一種現成、時髦的用語，談不上深刻。這種膚淺性反應出《結構》的通識性格。實質上，當初孔恩寫這本書本來就是為了教學，給非專業的人讀的。

孔恩是理論物理學家，但在《結構》書中，除了引用少數認知科學知識之外，只有《結構》第13章〈通過革命的進步〉一文以演化論來類比科學革命的過程。但是演化概念也只是作為類比而已，並不深究所涉及的生物現象。孔恩所注重的觀點相當的特別：「拋棄那種目的論式的演化觀是達爾文的主意中最有意義也讓人最吃不消的部分⋯⋯缺乏一個特定的目的，『演化』、『發展』及『進步』這些詞能夠有什麼意義呢？」看來孔恩所要解決的是古老的目的論問題（teleological problem）。他問：「若曾經視為『真』的典範內容一次又一次的被科學革命推翻，科學只剩下那套適應力極驚人的工具，而不朝向固定的目標（永恆確定的科學真理），那科學的目標是什麼？科學的意義是什麼？」在《結構》第13章中，孔恩自己的回答是：「它仍然沒有解答。」雖然，孔恩晚期企圖發展科學的達爾文演化生命樹、概念的演化分類樹模型，希望可以建立不可共量性的語言哲學，終究沒有完成。

對生物學家而言，《結構》第13章，由演化論連接典範，是個生物本行知識延伸的議題。生物學家的參與或許可以補充孔恩論述的不足。問題在於，孔恩的「目的論」命題一向不是生物學家所關心的主題，也不是實作生物學的方法學所能處理的範籌。此外，演化論是一則生物學「理論（theory）」，屬於高層次的思維，本身就具有指導常態生物學實作的典範性格。達爾文「演

化論典範」，如何與孔恩的「典範」對話？如何用「典範」來自我印證「典範的存在」、「典範為何存在」或是「典範如何生成」？為什麼牛頓「典範」的起落，不足以印證孔恩的「典範」？達爾文的演化論中，「天擇」本身就是個難纏而不確定的概念，它如何協助孔恩的困窘？如果生物學家想要接手完成孔恩所構思的知識演化生命樹，他們的提問方式應該不會是「目的論」的命題。

三、雙重寂寥的孔恩

孔恩的論述對於歐美社會科學的影響，並不侷限在《結構》書中的內容。其中令人關注的問題包括：《結構》的知識生產脈絡與通識課程的關係、它的書寫方式歸屬於內在史還是外在史、孔恩對SSK/STS的保留與質疑、精神分析之下看見孔恩的「逆伊底帕斯情結」、為什麼孔恩不批判冷戰下軍火大科學的現實、為什麼孔恩在《結構》之後的書完全沒有《結構》的影子、誰是STS的國父、誰算孔恩人（Kuhnians）等等。這些議題雖然豐富而有趣，然而它們並不是實作的生物學家能夠參與的話題。

《結構》出版五十年之後，陳瑞麟指出目前台灣的STS發展，大量使用概念拼裝的策略，使得其特色其實遠離達爾文主義。同樣的，傅大為所描述的台灣孔恩讀者也有類似的傾向，直接把孔恩的概念嫁接到在地的問題上。拼裝／嫁接策略具有實用、拿來主義的性格，對於尚在發展中的社群自有它階段性的價值。至於它是否只是知識殖民的一種變形，還是要看最終的內容是否有獨特性，是否能產生新觀點來跟既有的理論競爭。

對於《結構》的後續發展，如果台灣生物科學社群也談談自身的生物學實作經驗，增添新風味，或許應該能增加一些達爾文主義中「自然選擇」的內涵吧。否則，談論誰是STS的國父、逆伊底帕斯情結、SSK/STS的改變之餘，台灣的生物學家只是保持沉默、只是跟著讚嘆，孔恩如果活在台灣，會不會覺得太寂寥了？

一、一張照片的謎語

湯瑪斯‧孔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在1962年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以下簡稱《結構》），在哲學、科技史、科學的社會研究等學界掀起一番新思潮。孔恩認為書寫科學史應該了解科學的知識內容，也自認是內行人寫學科內史，《結構》所記錄的是科學發展的實際過程1。《結構》的中文台譯本在1985年出版，在科學史學／哲學學術領域的書籍中，它算得上是生命期很長的暢銷書。台灣的讀者群中不僅有科學新文青，也有熱心社會運動的人士將《結構》當成是挑戰科學霸權的入門書。2012年是《結構》出版屆滿五十周年，台灣學...

前言　對話，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

西式的現代科學屬於「訴說型的知識」，「說明」是知識得以成立的要件，也是大學裡重要的教學目標。在大學碩、博士研究所的課程中，多半會安排專題報告、書報討論來演練科學說明與溝通。只是，台灣的一般教學方式以大講堂授課為主，讓學生口頭表達的機會不多。每次輪到上台報告，學生總是緊張的不得了。此外，因應英文為科學通用語言的現況，學生也必須學會使用英文來報告研究成果。對於新手學生來說，要用英文來介紹複雜的生物實驗，常常陷入缺乏科學知識與外語能力的雙重負擔。

後來，有些學生想出一種取巧的辦法：設計投影片時，在呈現實驗結果與圖表之外，直接在畫面上寫好完整的英文結論句。簡報當下，先忠實地按照投影片上的英文句子念一遍，然後指著投影圖表直接說：“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一開始，覺得他們說的「英文」還算順當，後來發現這種“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來拼湊「數據」的手法就跟元代詩人馬致遠寫「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的手法一樣，讓讀者在腦袋裡自己組裝風景印象、自己建構意義。對沒有親身體驗的人而言，看不到畫面，就學不到新東西。而且，這種表達手法缺乏推論的過程，只是一堆零碎結果的疲勞轟炸，讓人跟不上演講者所要表達的意思。“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跟以「專業行話（technical jargon）」為基礎的演講形式一樣。專家之間的討論，透過行話，三言兩語簡潔又明確；對初入門的新手，或異領域的聽眾來說，過多的行話只是一種用來讓人墜入迷霧的伎倆。以訓練學生溝通的目的而言，這種演講方式並不理想。

對於學生使用這種“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的表達方式，我深感同情。這幾年來談論科學時，我也常常陷在找不到自己的語言，或是必須夾雜行話來述說科學的尷尬與懊惱。這種尷尬與懊惱就跟畫家對著空白的畫布，或是小說家看著稿紙上的空格的情況一樣。以教書為職業而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來說明自己的「科學」，又如何能稱職呢？

在大學講課時，最常讓我陷入詞窮窘境的課是：「科學的邏輯─以生物學為例」與「近代生物科學思維的變遷─史學與哲學考察」。這是兩門通識課，學生來自文、理、工、醫等不同學院；課程的內容是利用生物科學的研究素材，來闡述科學發現的歷程，帶一些科學史、科學哲學的趣味，期望可以深化學生的觀察與分析能力。原先以為科學家講述自己的經驗應該不難，沒料到解說的過程非常吃力。面對來自不同領域的台灣大學生不只需要跨越轉譯的語言障礙，還必須面對文化的差異。課堂上，有位學生的提問縈繞在我的腦海裡多年。他說：

嚴格說來我們僅有的只是在西方科學應用的知識，但由於沒有像他們一樣的歷史背景，當我們在學習他們的系統時，還是純粹的使用原來中國的習慣來學習這套西方的科學。我認為台灣的社會並不具有西方科學的知識，充其量我們有的只有西方科技及其科技所帶來的便利。

這位學生所指出的缺乏，是科學發現的歷程中科學邏輯與方法論、知識論、倫理學等等求真、求善的精神。科學精神不存在，照本宣科就只是勉強學個樣。它不只是教育的議題，不只是科技的知識經驗，還有重建在地科學文化的想像。困難在於，所謂的「中國的習慣」、「西方的科學」到底是什麼，如何呈現呢？對於不參與科學實作的人而言，「科學家」日常到底在做什麼？科學精神展現在那些事情上？台灣的大學生怎麼會有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印象呢？會不會是他個人的要求太高了？這些問題都不是憑著常識就可以輕易回答的。

2005至2012年間，我針對上課時學生的提問議題，出版了《看不見的工具》和《科學之美》兩本書。這兩本書的內容略過了傳統科學哲學家所關注的問題與爭論，也不談論英美科學哲學界的主流思想的得失，純粹以實作科學的經驗來說明我對於現代生物學的見解。對於這種在地提問、自我凝視的書寫方式，哲學家陳瑞麟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挑戰：

楊有很多科學研究成果和一組哲學（方法論）論點。可是，不像波以爾的科學哲學（實驗哲學）和他的科學研究內容（空氣泵浦實驗）緊密結合，楊的科學哲學和他自己的微生物和免疫學研究似乎沒有什麼關係？這是我對這兩本著作提出的第一個評論，也是對楊的一個挑戰：是否能以自己最新的實驗室研究成果為案例，從其中萃取出實驗方法與生物學推理的元素或竅門？

實驗室是實作科學家的日常工作場域。科學家自己對於研究的雜事多半也是日用而不知。常常要等到做錯了、被考倒了、被提醒了、撞到了牆，科學家才會反省檢討。生物學家習慣的說理手法與專業哲學家不相同；對我而言，要「將科學哲學（實驗哲學）和科學研究內容緊密結合，並且合理說明」的難度，並不亞於新手學生用英文來介紹複雜的生物實驗時所面臨的負擔。面對台灣多數理工科的學生，如果只是拼湊一堆名詞，「邏輯實證社會建構論；否證常民行動者網絡」、「波普孔恩維根斯坦；拉圖傅科費耶阿本」，後果應該會跟“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的剪貼手法一樣，肯定會搞得許多都人頭痛，達不到解說、溝通交流的效果。

此外，找尋共同的認知基礎是另一個必須克服的困難。一般人對於生醫實驗室的刻版印象，在親自到實驗室觀察後，可能會被實際的工廠氛圍所顛覆而感到驚訝：

原本想像實驗室是一個封閉的空間，人員進入前都必須做好萬全的防護措施，就像進入手術室那樣，而做實驗是一個令人緊張的過程；但實際上，實驗過程動作不斷重複，節奏相當穩定、單一，加上有音響播放音樂，研究者穿著也算輕便，反而有點像工廠。不過透過這些不斷重複的動作，以及大量的樣本，才讓我能夠理解實驗的「精確性」與「必要性」指涉的事。

近年來，人類文化學者以實驗室為田野，將科學家當作部落來觀察。有系統地以文化誌的角度探索生醫實驗室，最著名的研究是Bruno Latour和Steve Woolgar的《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1979）。書中透過甲狀腺激素釋放荷爾蒙（thyrotropin-releasing factor）的發現案例，記錄生物學家日常討論的內容、時間、手勢、語氣，作為分析事實建構的基礎。他們在現場勘查也包含實驗室的空間配置，用來呈現文獻與儀器之間的關聯性。並提出「後見之明（Hindsight）」這種幽微的解說方式來描述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面相。對我來說Latour及Woolgar在《實驗室生活》所描述的科學場景，跟我自己的認知也有相當大的距離。因為認知經驗不相同，缺了共同的對話基礎，只是抱怨他們的「理解有差異」，連爭論、吵架都有困難，根本於事無補。

討論科學知識發展時，找尋合適的在地語言與共同的對話基礎，是我所關注的課題。總結近幾年與來自文、理、工、醫等不同學院的學生討論生物學的經驗，我的體認是：有效的溝通，大多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以自然現象為討論起點，不要因為麻煩瑣碎而只想說結論。這個方法學包含三項原則：一、問題宜具體，不要太大。討論超出自己能力可以掌握的大問題常常徒勞無功，反而阻礙溝通；二、不用假設性的虛構事件當作推論基礎；三、以科學實作的歷程作為對話的起點。不只是通識層級的討論課，這些原則對於碩、博士班介紹科學新知的專題討論也同樣適用。生物學的研究雖然繁雜，事實上每一項實驗都相當具體，理解的門檻並不高，大部分的新手學生也都可以理解。在跨領域的科學溝通過程，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來建立共同的對

話基礎，雖然了解實驗過程需要花時間，至少容易聚焦，降低發生雞同鴨講的機會。

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來討論知識論、科學哲學會不會比較好？能達到「以自己最新的實驗室研究成果為案例，從其中萃取出實驗方法與生物學推理的元素或竅門」的理想嗎？不試試看，我也不知道。

《變遷：生醫實驗室的知識拼圖》這本書就是個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的實驗。

前言　對話，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

西式的現代科學屬於「訴說型的知識」，「說明」是知識得以成立的要件，也是大學裡重要的教學目標。在大學碩、博士研究所的課程中，多半會安排專題報告、書報討論來演練科學說明與溝通。只是，台灣的一般教學方式以大講堂授課為主，讓學生口頭表達的機會不多。每次輪到上台報告，學生總是緊張的不得了。此外，因應英文為科學通用語言的現況，學生也必須學會使用英文來報告研究成果。對於新手學生來說，要用英文來介紹複雜的生物實驗，常常陷入缺乏科學知識與外語能力的雙重負擔。

後來，有些學生想出...

推薦序／賴明德
推薦序／陳瑞麟
前 言 對話，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
上篇│生物學家與孔恩抬槓
第一章 閱讀孔恩《結構》之台灣帖
第二章 常態研究與新理論
第三章 看見孔恩的異例
第四章 孔恩，或者不孔恩的生物科學史
中篇│生物學競技場：視野與實作
第五章 演化之下，人類為什麼會保留錯誤的認知模式？／副篇：答客問
第六章 知識辯證的微觀動態：實作科學家之間的辯論／副篇：答客問
第七章 證據與想像交纏的生物醫學：以「Fas 反擊」理論的起落為例
下篇│變遷中的生物學思維方式：一瞥
第八章 觀看的年代
第九章 分離提純的年代
第十章 變化路徑的年代
第十一章 結構的年代
第十二章 預測與工程的年代
第十三章 由科學革命的結構到生物醫學的未來
後 記 另類的「惡補齋」
附 錄 當生物學遇到 STS

推薦序／賴明德
推薦序／陳瑞麟
前 言 對話，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
上篇│生物學家與孔恩抬槓
第一章 閱讀孔恩《結構》之台灣帖
第二章 常態研究與新理論
第三章 看見孔恩的異例
第四章 孔恩，或者不孔恩的生物科學史
中篇│生物學競技場：視野與實作
第五章 演化之下，人類為什麼會保留錯誤的認知模式？／副篇：答客問
第六章 知識辯證的微觀動態：實作科學家之間的辯論／副篇：答客問
第七章 證據與想像交纏的生物醫學：以「Fas 反擊」理論的起落為例
下篇│變遷中的生物學思維方式：一瞥
第八章 觀看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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