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遷：生醫實驗室的知識拼圖

推薦序／賴明德 
推薦序／陳瑞麟 
前　言 對話，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 

上篇│生物學家與孔恩抬槓 
第一章 閱讀孔恩《結構》之台灣帖 
第二章 常態研究與新理論 
第三章 看見孔恩的異例 
第四章 孔恩，或者不孔恩的生物科學史 

中篇│生物學競技場：視野與實作 
第五章 演化之下，人類為什麼會保留錯誤的認知模式？／副篇：答客問 
第六章 知識辯證的微觀動態：實作科學家之間的辯論／副篇：答客問
第七章 證據與想像交纏的生物醫學：以「Fas 反擊」理論的起落為例

下篇│變遷中的生物學思維方式：一瞥
第八章 觀看的年代 
第九章 分離提純的年代 
第十章 變化路徑的年代 
第十一章 結構的年代 
第十二章 預測與工程的年代
第十三章 由科學革命的結構到生物醫學的未來

後　記 另類的「惡補齋」
附　錄 當生物學遇到 STS

前言

對話，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

　　西式的現代科學屬於「訴說型的知識」，「說明」是知識得以成立的要件，也是大學裡重要的教學目標。在大學碩、博士研究所的課程中，多半會安排專題報告、書報討論來演練科學說明與溝通。只是，台灣的一般教學方式以大講堂授課為主，讓學生口頭表達的機會不多。每次輪到上台報告，學生總是緊張的不得了。此外，因應英文為科學通用語言的現況，學生也必須學會使用英文來報告研究成果。對於新手學生來說，要用英文來介紹複雜的生物實驗，常常陷入缺乏科學知識與外語能力的雙重負擔。

　　後來，有些學生想出一種取巧的辦法：設計投影片時，在呈現實驗結果與圖表之外，直接在畫面上寫好完整的英文結論句。簡報當下，先忠實地按照投影片上的英文句子念一遍，然後指著投影圖表直接說：“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一開始，覺得他們說的「英文」還算順當，後來發現這種“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來拼湊「數據」的手法就跟元代詩人馬致遠寫「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的手法一樣，讓讀者在腦袋裡自己組裝風景印象、自己建構意義。對沒有親身體驗的人而言，看不到畫面，就學不到新東西。而且，這種表達手法缺乏推論的過程，只是一堆零碎結果的疲勞轟炸，讓人跟不上演講者所要表達的意思。“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跟以「專業行話（technical jargon）」為基礎的演講形式一樣。專家之間的討論，透過行話，三言兩語簡潔又明確；對初入門的新手，或異領域的聽眾來說，過多的行話只是一種用來讓人墜入迷霧的伎倆。以訓練學生溝通的目的而言，這種演講方式並不理想。

　　對於學生使用這種“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的表達方式，我深感同情。這幾年來談論科學時，我也常常陷在找不到自己的語言，或是必須夾雜行話來述說科學的尷尬與懊惱。這種尷尬與懊惱就跟畫家對著空白的畫布，或是小說家看著稿紙上的空格的情況一樣。以教書為職業而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來說明自己的「科學」，又如何能稱職呢？

　　在大學講課時，最常讓我陷入詞窮窘境的課是：「科學的邏輯─以生物學為例」與「近代生物科學思維的變遷─史學與哲學考察」。這是兩門通識課，學生來自文、理、工、醫等不同學院；課程的內容是利用生物科學的研究素材，來闡述科學發現的歷程，帶一些科學史、科學哲學的趣味，期望可以深化學生的觀察與分析能力。原先以為科學家講述自己的經驗應該不難，沒料到解說的過程非常吃力。面對來自不同領域的台灣大學生不只需要跨越轉譯的語言障礙，還必須面對文化的差異。課堂上，有位學生的提問縈繞在我的腦海裡多年。他說：

　　嚴格說來我們僅有的只是在西方科學應用的知識，但由於沒有像他們一樣的歷史背景，當我們在學習他們的系統時，還是純粹的使用原來中國的習慣來學習這套西方的科學。我認為台灣的社會並不具有西方科學的知識，充其量我們有的只有西方科技及其科技所帶來的便利。

　　這位學生所指出的缺乏，是科學發現的歷程中科學邏輯與方法論、知識論、倫理學等等求真、求善的精神。科學精神不存在，照本宣科就只是勉強學個樣。它不只是教育的議題，不只是科技的知識經驗，還有重建在地科學文化的想像。困難在於，所謂的「中國的習慣」、「西方的科學」到底是什麼，如何呈現呢？對於不參與科學實作的人而言，「科學家」日常到底在做什麼？科學精神展現在那些事情上？台灣的大學生怎麼會有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印象呢？會不會是他個人的要求太高了？這些問題都不是憑著常識就可以輕易回答的。

　　2005至2012年間，我針對上課時學生的提問議題，出版了《看不見的工具》和《科學之美》兩本書。這兩本書的內容略過了傳統科學哲學家所關注的問題與爭論，也不談論英美科學哲學界的主流思想的得失，純粹以實作科學的經驗來說明我對於現代生物學的見解。對於這種在地提問、自我凝視的書寫方式，哲學家陳瑞麟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挑戰：

　　楊有很多科學研究成果和一組哲學（方法論）論點。可是，不像波以爾的科學哲學（實驗哲學）和他的科學研究內容（空氣泵浦實驗）緊密結合，楊的科學哲學和他自己的微生物和免疫學研究似乎沒有什麼關係？這是我對這兩本著作提出的第一個評論，也是對楊的一個挑戰：是否能以自己最新的實驗室研究成果為案例，從其中萃取出實驗方法與生物學推理的元素或竅門？

　　實驗室是實作科學家的日常工作場域。科學家自己對於研究的雜事多半也是日用而不知。常常要等到做錯了、被考倒了、被提醒了、撞到了牆，科學家才會反省檢討。生物學家習慣的說理手法與專業哲學家不相同；對我而言，要「將科學哲學（實驗哲學）和科學研究內容緊密結合，並且合理說明」的難度，並不亞於新手學生用英文來介紹複雜的生物實驗時所面臨的負擔。面對台灣多數理工科的學生，如果只是拼湊一堆名詞，「邏輯實證社會建構論；否證常民行動者網絡」、「波普孔恩維根斯坦；拉圖傅科費耶阿本」，後果應該會跟“As you can see the result shown here”的剪貼手法一樣，肯定會搞得許多都人頭痛，達不到解說、溝通交流的效果。

　　此外，找尋共同的認知基礎是另一個必須克服的困難。一般人對於生醫實驗室的刻版印象，在親自到實驗室觀察後，可能會被實際的工廠氛圍所顛覆而感到驚訝：

　　原本想像實驗室是一個封閉的空間，人員進入前都必須做好萬全的防護措施，就像進入手術室那樣，而做實驗是一個令人緊張的過程；但實際上，實驗過程動作不斷重複，節奏相當穩定、單一，加上有音響播放音樂，研究者穿著也算輕便，反而有點像工廠。不過透過這些不斷重複的動作，以及大量的樣本，才讓我能夠理解實驗的「精確性」與「必要性」指涉的事。

　　近年來，人類文化學者以實驗室為田野，將科學家當作部落來觀察。有系統地以文化誌的角度探索生醫實驗室，最著名的研究是Bruno Latour和Steve Woolgar的《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1979）。書中透過甲狀腺激素釋放荷爾蒙（thyrotropin-releasing factor）的發現案例，記錄生物學家日常討論的內容、時間、手勢、語氣，作為分析事實建構的基礎。他們在現場勘查也包含實驗室的空間配置，用來呈現文獻與儀器之間的關聯性。並提出「後見之明（Hindsight）」這種幽微的解說方式來描述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面相。對我來說Latour及Woolgar在《實驗室生活》所描述的科學場景，跟我自己的認知也有相當大的距離。因為認知經驗不相同，缺了共同的對話基礎，只是抱怨他們的「理解有差異」，連爭論、吵架都有困難，根本於事無補。

　　討論科學知識發展時，找尋合適的在地語言與共同的對話基礎，是我所關注的課題。總結近幾年與來自文、理、工、醫等不同學院的學生討論生物學的經驗，我的體認是：有效的溝通，大多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以自然現象為討論起點，不要因為麻煩瑣碎而只想說結論。這個方法學包含三項原則：一、問題宜具體，不要太大。討論超出自己能力可以掌握的大問題常常徒勞無功，反而阻礙溝通；二、不用假設性的虛構事件當作推論基礎；三、以科學實作的歷程作為對話的起點。不只是通識層級的討論課，這些原則對於碩、博士班介紹科學新知的專題討論也同樣適用。生物學的研究雖然繁雜，事實上每一項實驗都相當具體，理解的門檻並不高，大部分的新手學生也都可以理解。在跨領域的科學溝通過程，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來建立共同的對話基礎，雖然了解實驗過程需要花時間，至少容易聚焦，降低發生雞同鴨講的機會。

　　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來討論知識論、科學哲學會不會比較好？能達到「以自己最新的實驗室研究成果為案例，從其中萃取出實驗方法與生物學推理的元素或竅門」的理想嗎？不試試看，我也不知道。

　　《變遷：生醫實驗室的知識拼圖》這本書就是個以「實作程序」作為方法的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