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位置‧跨界‧看見
2008年甫拿到博士學位，滿懷熱情，筆者試圖將論文改寫，投稿國際知名期刊，希冀西方世界對東亞區塊或儒家影響下的性別發展，透過文章有更深入的瞭解。從一次又一次的投稿經驗，我發覺投稿英文期刊最大的障礙來自於以英語為主的西方世界對東亞世界性別關係與政治社會脈絡缺乏理解，又在6000-8000字的限制下，使得以西方為主的審稿者產生閱讀上的困難。這問題其實是所有書寫臺灣的學術工作者共同遭遇的問題，也是在西方英語學術霸權之下，臺灣學術成就能否被「看見」的障礙。
具體從個人的投稿經驗來談，2009年同時間我投稿兩篇文章到國際期刊，審稿結果卻在我的「意料之外」。一篇我認為屬於「描述性分析」的文章“Negotiating for Change: Women’s Movements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Taiwan”，受到重要國際性別教育期刊Gender and Education 的青睞，已於2011年刊登。另一篇我認為更重要的學術研究，投稿於課程社會學很重要的國際期刊Curriculum Inquiry，題為“Navigating ‘Gender’: Discursive Struggles in Gender Education in a Confucian Society”，儘管該期刊對文章意旨感到興趣，並覺得相當有潛力，由於討論的部分涉及到臺灣複雜的政經社會脈絡，因此產生評審意見「太多太重」（too much）、「歷史脈絡無法交代清楚」、「闡述與說明不夠」等問題，因此建議作者以專書的形式呈現。
過去幾年來，我改寫、撰稿、交稿，從評審意見中，也慢慢了解非英語國家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學者，在投稿國際期刊可能遭遇的問題──不被理解的社會文化脈絡，造成審稿人理解上的諸多障礙。於是我們要花更多的心力與篇幅來解釋一些在特定脈絡下的辭彙與現象，在字數限制下，很難有足夠的空間說明文章最重要的論點；我們也不可能在每篇文章都「從頭說起」，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因不瞭解而退稿。臺灣必須先被瞭解，相關的討論方能被「看見」，尤其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當然，這又涉及英美學術霸權的問題。常常，西方發展出來的理論似乎可以直接概化、適用、解釋全世界，我們的研究永遠只是地區性的研究，例如西方學者在研究論文題目不常呈現地區或國家名，例如‘……in the UK’，但許多東方的學生會把地區或國家名加上，例如‘……in Taiwan’。一次在英國系上研討會，我故意不把‘in Taiwan’加上去，我指導教授後來就「習慣性」的「幫」我加上去了。這讓我聯想到以前寫論文前言時，我寫到「這研究將助於性別理論的發展」，結果她把我加上East Asia，最後變成‘contribute to gender theory in East Asia’，而非一般的性別理論。
在2009年12月，我向國科會提出專書寫作計劃，希望能夠出版英文學術專書，當時評審意見則希望我能以中文書寫，對臺灣與華人世界可以作出更大的貢獻。再次思索後，我接受了這個建議，嘗試將部分博士論文《權力與抗拒：臺灣性別教育政策研究》（2008）改寫，並補上2009年國科會計劃《論述‧權力‧抗拒：性別平等教育法文本形構與詮釋》。然而在2011年8月專書寫作計劃結案後，因為換到新學校新單位，一連串的適應與撞牆過程，加上越南新田野研究的開展，只能將出版書籍計畫擱置一邊，直到2013年底完成兩年期研究《位置性與多元文化—從性別／族群／階級的交織性再探性別平等內涵》結案報告，來自心裏的聲音告訴我「時候到了！」因此我再度把之前的粗稿找出來重新整理，再加上最新研究成果，以及這兩年來臺灣社會性別教育的最新發展與反挫，讓專書更完整呈現。
這本書不只是性別研究、也不僅是教育；不純粹是社會學取徑、也不是主流的政策研究。這樣的跨領域研究跟自己的工作經歷與學習有關，下面我簡單說明自己如何走到社會學、政策、性別與教育的交叉路口。該書所見的風景，正是立足在這交叉路口看出去的視野。
跨界：學習歷程與觀看位置的形成
2010年七月國際社會學大會（ISA）結束後，我參加國際有機農場組織（WWOOF），並在挪威、芬蘭共三個農場工作，貼近土地與人民生活，試圖好好瞭解這個區域的社會脈絡如何蘊釀出社會平等與福利制度的共識與作法。儘管北歐由許多國家組成，但在深度旅行之前（包括一個月的農場工作），它對我而言，只是個同質的區域，我不知芬蘭、挪威跟瑞典有什麼差異，只能籠統的說北歐就是如何如何，也只知道芬蘭教育在臺灣很被津津樂道。儘管之前曾到北歐短暫旅行兩週，北歐對我而言，面貌仍是模糊的。這一次，當我在裏面切實活著，北歐慢慢呈現它的清晰度，在不同的國家與社會，感受不同的文化與民情，我知道其實他們是不一樣的。社會文化的差異，在經驗（experience）中很容易被感受、被看見。
到挪威有機農場工作兩週，第一天早上的工作是採豌豆。由於豌豆是綠色的，其莖葉也都是綠色，當我們「自以為」採完了第一個溫室，不經意蹲下身子，發覺有更多的豌豆是我們沒看到、沒採到的。再次採完其他的，光線更加明亮，整個溫室顯得更加白旘透明，我突然又看見更多沒採到的豌豆。以為應該整個都採完了，從後頭拿著採好的一籃豆子走到前頭，集中到一個更大的籃子裏，走著走著，我又看到了「漏網之魚」。第二天，我又有新發現──只要用手順著生長方向把藤拉上來一點，就可看到下面一整串肥美的豆子。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光線下觀照，我們總能看到許多不同的東西，慢慢的，揀起所有的「漏網之魚」，這圖像就更加清楚了。
這樣的深刻體驗，包括讓自己置身於異文化之中、從泥土與自然中學習的經驗，不經意讓我與研究、研究方法與跨界教育的內涵進行對話。常常，我們相信我們所「以為」的──「以為」自己已經採完了溫室中的豌豆；「以為」自己已經找到了「問題」所在；以為自己看到的是「真正的」圖像；以為……。太多的「以為」把我們困在自己所設的框架中，動彈不得；而這些框架是由社會與自我共同揉合而成。那麼，該如何跳脫出這些框架呢？「跨界」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思考起點。
我是通識系畢業，通識系帶給我絕佳的環視視野。我的學術跨界就從1992年進入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就讀開始。新聞、社工、圖書館三組，系內老師鼓勵我們到外系修課，沒有疆界的結果，我果然如脫韁野馬，盡情馳騁，享受我的大學生活。當時在臺灣師大社教系任教的羊憶容老師開啟我對社會學的興趣，在大一青春歲月充滿叛逆、瘋社團、享受新鮮人生活，以致「無所不翹」的我，社會學是我堅持絕不翹課的科目。
大二分組時，由於對社會充滿興趣，我選擇了新聞組，也修習了社工組社會學相關課程，結業後在勞委會勞工行政雜誌擔任採訪編輯，期間對勞動政策有更深入的瞭解。1997年正式畢業後進入自由時報，擔任財經記者工作，負責農業政策、環保、飯店與百貨業經營管理等。又是一個跨界！
當記者期間的不斷衝撞與思考讓我更深層了解這個社會，尤其採訪政策新聞時，心中經常出現許多問號。然而新聞的生命只有一天，高度時間壓力常常讓我無法思考許多問題。於是這些問號帶我走進台大。
1998年，我考進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社會政策組，期間對於國家與社會、階層化、社會政策、婦女政策、社會學理論等有更深入的涉獵與思考，尤其在社會所修習與旁聽的課程與在台大婦女與性別研究室修習的「婦女與性別學程」，讓我開始思考將社會政策與社會學連結起來的可能性。
2000年從台大畢業後，因緣際會進入聯合勸募協會擔任研發專員，負責國際事務與非營利組織研究。在聯勸的工作經驗，讓我更加了解臺灣非營利組織情況、接觸更多社會底層的人，期間也在台大推廣教育中心完成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課程。在接觸更多弱勢族群的同時，我慢慢思考「教育」在社會中的角色，因此，半年後我開始我的教學生涯，在臺北市立松山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夜間部擔任社會科老師。
夜間部的學生絕大部分來自勞動階層，作為實用技能班的導師，我在協助學生的過程中，慢慢發現校方與教育體制本身卻是最大的阻力，但又莫可奈何，我於是轉而觀察教育生態、權力關係與潛在問題；閱讀一些教育文獻，參加教育相關演講，也曾到師大教育所旁聽一些課程，此一歷程釐清我心中的一些疑惑，但又產生了一些不同的思考與問題，這些問題再度帶領我回到學術研究。
任教的第二年，我考取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最初的用意只是想一邊藉著念書思考一些問題，尤其是性別教育政策，於是我修習政治所的課，希冀找出一個研究取徑。偶然間，我在圖書館不經意念到Professor Madeleine Arnot的書，突然間心中有一種聲音喃喃地呼喊著：「出國吧！」心中的聲音又帶領我到英國劍橋。
八百年前牛津與劍橋大學學院制度（college）讓不同學術背景的學生有機會接觸其他學門，得到創新發展的養分。就在這樣的氛圍下，慢慢的，我聽到系上教育社會學的教授（包括我的指導教授）自我介紹時說‘I am a sociologist’時，不會感到突兀；在劍橋大學社會政治科學系（SPS）的seminar，發現某教授是經濟學博士時，也不會太驚訝。
跨界的本身也是一種冒險。南美厄瓜多的首都基多（Quito）北方25公里處的「世界中心」（La Mitad del Mundo）赤道紀念碑為0度0分0秒的南北半球交界。南北半球因為不同方向科氏力的影響，人走在這條界線上會產生昏眩感，導致不容易直線行走，有時在南半球，有時在北半球；偶而踩在交界處，既在南半球，也在北半球，既不在南半球， 也不在北半球。這是個很特別的經驗，也是跨領域研究常遭批評之處-兩邊不到位，學術界應給予更多的時間與空間，包容行走兩邊可能的昏眩與顛跛，整體而言才有創生與發展的可能。
跨界：觀看位置與視野
在劍橋大學，我接觸一門源起於英國教育研究的「政策社會學」，心中不禁歡呼「那正是我要的！」政策社會學，顧名思義，從社會學層面來思考政策，嘗試把政策放在社會文化脈絡之中，以社會科學為基礎，並在批判理論的架構中逐漸發展。政策社會學的貢獻在於它挑戰與質疑一直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之主流實證主義政策觀點，認為不能只看產出，因為政策形成過程及政策本身與傳遞之間許多預設、概念或國家（state）本質等，都需要逐一檢視。
然而，政策社會學與主流實證主義政策觀點共同的缺失在於缺乏性別觀點的分析，沒能檢視鑲嵌於政策之中各種性別化的假設，在政策形成過程及政策本身與傳遞之間許多性別化（gendered）的預設、概念、論點、理論、研究法使用、法律及機構文化等，就連國家的本質，都需要用性別觀點重新解構，方能產生新的看見。
由於目前相關的理論主要是由英國、美國、澳洲社經脈絡發展出來的，在英文文獻中很少出現亞洲國家所作的相關研究，因此該書除了整理並評析西方國家相關文獻，也同時思考臺灣社會文化脈絡的特殊性。本土經驗出發的性別教育政策理論，將是未來學術界必須致力發展的研究方向。
不同於一般性別教育的書籍，本書以論述（discourse）與文化作為全書討論的主軸。「論述」在該書中不僅是大家熟知的名詞概念，更是以現在進行式呈現，因為論述作為一種文化競逐，本身是具有動能的、也是動態的，隨著脈絡的發展，產生不同的消長，某程度也決定政策的走向。
本書以臺灣性別教育政策的發展為主軸，從政策社會學的觀點，兼顧臺灣性別教育政策脈絡之特殊性，同時從微觀及鉅觀層面，考量國家及社會因素，透過論述分析，重新拼湊臺灣性別教育政策形成的過程、政策傳遞、詮釋與社會文化的關係，嘗試理解並理論化臺灣社會政策與實踐之間性別教育面向的神秘缺口。前半部將聚焦於性別教育政策的形成過程與社會變遷、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可能的關係；後半部將把重點放在學校與教師的政策回應，這些回應方式的社會文化意涵。最後一部分為筆者從2011到2013在越南進行田野研究的文化觀察，試圖從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重新思考性別平等的內涵，最後嘗試發展臺灣地區的性別識讀能力（gender literacy）指標，作為未來政策發展的參考。不論在學術價值或歷史書寫上，希望讓讀者能夠藉由本書對於性別議題產生不同的看見。
這本書能夠出版問世，要感謝國科會提供的經費（NSC 99-2410-H-343-014）讓我無後顧之憂的在研究路上行走不致中斷，開始構思本書的粗稿。歷經在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兩年半的整理與政大教育系三年來的累積，本書整理我近年來所有的研究，包括已發表在期刊論文或書籍章節以及在政大期間開始進行的越南研究尚未正式發表的研究札記或研討會論文等。為了書籍之易讀性與可讀性，我打散原有論文文章結構，以散文式書寫個人位置與經驗的反思，致力於打掉「學術」的高牆，並擺脫「學術書」的厚重艱澀與無趣的印象，讓一般學生能夠較無障礙地進入學術思維之中。
此書涵括的論文如下：
〈「性」與「性別」教育的分合與競逐：臺灣與英國相關概念發展之比較〉，《臺東大學教育學報》，24（2）：67-103。（2013）
〈性別教育的論述角力：教師的詮釋與想像〉，《教育與社會研究》22期，頁39-92。（2011）
〈「開啟」教育變革的起點：後結構女性主義理論對教育政策研究的挑戰〉，《國家與社會學報》第9期：111-150。（2010）
〈有沒有「關係」有關係？學校田野工作的特殊性及其倫理問題〉收錄於周平、林昱瑄編《質性／別研究》。臺北：巨流，頁249-278。（2010）
〈校園霸凌、性霸凌與性騷擾之概念釐清與討論〉，《社區發展季刊》130期，頁120-129。（2010）
〈族群想像下的性／別意象：再思臺灣多元文化教育〉，《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6期，頁179-216。（2009）
〈性別教育政策的形成：從行政院教改會到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研究臺灣》第4期，頁119-148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與臺灣發展研究中心出版）。（2008，與謝小芩合著）
〈性別化學校的形塑過程：一個案例研究〉，《教育與社會研究》13期，頁121-152。（2007）
〈籬／離／釐：觀看越南的性別風景〉刊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65 期，頁13-22。（2013）
〈用「尊重」矇混過關？性別識讀能力的質性指標初探〉刊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8 期，頁62-68。（2012）
〈你／妳以為我什麼都不懂？談性／別化的小學生次文化〉刊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6 期，頁24-29。（2011）
〈其實妳不懂我：性別研究不得不走的苦路—交織性〉刊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5 期〈國際瞭望〉專欄，頁96-99。（2011）
〈達爾文再起？揭開金星、火星的迷思〉刊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42期「性別與腦袋」專題，頁87-89。（2008）
〈我是誰？誰是我？性別在族群中的掙扎〉刊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40期，頁137-139。（2007）
〈黑白分明的國度：一個臺灣女生的伊斯蘭經驗〉刊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37期，頁130-135。（2006）
該書的完成要感謝許多人的協助，包括劍橋大學指導教授Prof. Madeleine Arnot、清華大學謝小芩老師、高雄師範大學游美惠老師、實踐大學蘇芊玲老師、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臺灣大學王麗容老師、臺灣大學黃長玲老師、林維紅老師、世新大學羅燦瑛老師等前輩的指導，以及所有參與研究的老師們與性別、多元文化教育界先進，更感謝台大婦女與性別學程開啟我性別的天眼，讓我看到不同的生命風景與跨界的可能。還有一位我的社會學啟蒙老師師大社教系羊憶容教授，雖然沒有與性別研究直接相關，卻在我初進大學之際教我如何批判思考，如何不將所有「事實」視為理所當然。也感謝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讓我回國八個月遍尋不著教職之時，給了我一個學術生涯的起始點，也感謝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的各種支持，讓我有機會在教育界著力，更有許多直接間接成就這本書的兩位專書審稿人、期刊審稿人、國科會計畫審查者的指教以及學生的回饋等。最後以這本書獻給華文世界致力於改變性別秩序與風景的行路人。
民國103年夏秋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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